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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正在國家典籍博物館第二展廳展出的“珠還合浦 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1月22日剛剛進行了展品更換。1月18日，為帶領觀眾走近《永樂大典》的前世今生，聚焦于被撤換的9冊嘉靖副本《永樂大典》，國家典籍博物館還在嗶哩嗶哩平臺啟動“與《永樂大典》面對面”直播活動。 

作為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國家圖書館的四大專藏之一，圍繞著《永樂大典》這部“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的曠世宏編總有說不盡的故事。尤其是一冊用來夾鞋樣、“去頭去尾”的《永樂大典》被發現和入藏保護的故事，更為人津津樂道。40年前，這冊民間藏、用來夾鞋樣的《永樂大典》是如何被發現的？又是如何入藏國家圖書館？圍繞著這冊《永樂大典》有哪些新的故事？曾兩次參與策劃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展覽的趙銀芳，在采訪了多位當事人，查閱了相關檔案，同時參考了部分報刊、論文資料后，為我們完整呈現了那段傳奇歷史。

1982年12月30日，一個看起來平淡無奇的日子。這一天，早早就趕去上班的國家圖書館（時為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善本組的工作人員正忙于整理物品，做著元旦節前放假的準備，不承想收到了一封來自山東掖縣（今萊州）的信件。

信是由該縣圖書館一名叫孫洪基的同行執筆所寫，具體內容如下：

“負責同志，我縣收到一本《永樂大典》，是卷之三千五百十八（正文缺三頁）和卷之三千五百十九（存十四頁）。兩卷的內容都是講門……因書的前后都殘缺，序、跋、目次全不見，請早日回復，以辨真偽。”

國家圖書館是當之無愧的藏書圣地，典藏之宏富自不必多說，而且從建館之初，就致力于《永樂大典》的收藏，當時已有221冊的藏量。善本組就具體負責這些書的存藏和研究揭示工作，職業的敏感性和愛護珍籍的責任感促使工作人員一直以來都在敏銳地捕捉著最新信息，竭盡全力在海內外搜求。收到來信后，善本組馬上將這一情況向善本特藏部及國家圖書館做了匯報。館里緊急決定，事不宜遲，立即派人奔赴山東。

從北京到掖縣 信件寫收方成功“接頭”

那么，派誰去呢？這項重任最終落在了善本組王玉良和姚永炬的身上。王玉良40歲出頭，正是中堅力量，熟悉《永樂大典》。他沉穩、踏實，且寫得一手好字，組里平時有手寫古書上版、卡片謄抄的活兒，一般都得他出手。姚永炬不到30歲，身體強健，辦事利落，剛好可以跟著他做個幫手。

來回磋商的功夫，轉眼就到了1983年。1月5日傍晚，王玉良和姚永炬帶著干糧出發了?？紤]到北京沒有直達掖縣的火車，他們按照館里安排，先坐火車抵達濟南，去了山東省圖書館，向兄弟館說明情況，同時也請求帶路。山東省圖書館派了一名同人陪他們一起先坐火車到了濰坊，然后從濰坊車站坐汽車，才輾轉抵達渤海之濱的千年古縣——掖縣。

到掖縣時已經是下午了，他們隨便找了間簡陋的招待所，放下行李就直奔圖書館，找到了寫信人孫洪基。聽說北京來人了，同為愛書人的孫洪基異常興奮，熱情接待了他們，并馬上匯報給了知曉此事的掖縣縣委宣傳部。大冬天的，又剛下過雪，天冷路滑，孫洪基深知北京同行這趟差出得不容易，也為了方便聯絡，托朋友將三人的住處換到了當時縣里最好的招待所——縣委招待所。雖然無法與北京相比，也沒有暖氣，但遠來之人已倍感溫暖，看著房間里的電話和用當地特色璞玉般的石頭做成美麗墻壁與花崗巖地面，對接下來與書的晤面充滿了期待。

從掖縣到高郭莊 基層文化工作者的文物敏感

這書既不是孫洪基的，也不是掖縣圖書館的藏品，他的主人叫孫洪林，是一名鄉村教師。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孫洪林”“孫洪基”僅一字之差，起碼算是本家，但如果不是《永樂大典》的事情，他們彼此并不知曉對方。

那天是1982年11月1日，49歲的孫洪基正在縣里參加文化系統學習班，課間休息的時候，他無意間瞥見了墻壁上月份牌表面《永樂大典》的簡介。這是國寶級的古書，有古籍收集經驗的他聽說過。于是，他就此打開了話匣子，與同在培訓班的同人聊起了這部傳奇的皇家藏書。講到動情之處，孫洪基不無惋惜提到了它的流失情況。

正講到興頭上，一位在掖縣文化館文物收購處工作的朋友突然插話說：“我那兒有一本《永樂大典》！”這令孫洪基大吃一驚，雖然覺得此事可能性太小，但在好奇心驅使下，他后來還是跟著這位朋友去看了，可惜當時沒找到。誰知，一周過去了，就在孫洪基漸漸相信了這只是個誤會的時候，這位朋友卻拿著他說的那本書出現在了他的辦公室。

乍一看這書，灰撲撲的，被揉搓得不像樣子，很像廢品。孫洪基試著走近它，滿腹懷疑地一葉葉輕翻：紙張挺括而柔軟，小楷書體，字字工整，每一頁的格式規矩絲毫不差，無處不閃爍著皇家書品特有的豪華、莊嚴。他在仔細研讀完那本書后，回到家里，又搬出了《中國書史簡編》進行查看對照，發現它的格式和字體完全和上面所說的一模一樣。他這才相信這本書有可能就是《永樂大典》。

他開始追根溯源，朋友告訴他這書是從程郭公社高郭莊大隊一個名叫孫洪林的朋友那兒取來的。與孫洪林建立聯系后，他了解了該書的來歷。原來，這書原為孫家所有，由孫洪林的姑奶奶出嫁時帶到邱家，一直做夾剪紙花樣和鞋樣子用。70年后，孫洪林到邱家偶然聽到表叔講述書中故事，才知有這樣一本書。因書“用處不大”，表叔看他感興趣，就將書“完璧歸孫”了。后來，掖縣文化館文物收購處工作的那位朋友對此書很好奇，就拿走了。這么一來，書就被孫洪基看到了。

掖縣圖書館趕緊就此事向縣委宣傳部進行了匯報，并告知他們，鑒定《永樂大典》最權威的地方是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h委宣傳部指示孫洪基，向國家圖書館去信，邀請專家先來幫助鑒定一下。

從掖縣回京 確認“真身”的嘉靖副本

經過協調，掖縣方面派其圖書館一名叫張國銓的副館長將書取過來，讓北京來的專家鑒定。王玉良看到這書時，發現他原來挺括的書皮已經不見了，只剩下內頁。而且，奇怪的是，內頁也比他平時見到的《永樂大典》短了很多。仔細一看，原來是天頭地腳，也就是這部書的上下書邊空白處都被剪掉了。他頓時明白了孫洪基所說的夾鞋樣和花樣的意思，這豈止是夾呀，缺失的書邊大概還被剪成了鞋樣和花樣了。

作者與該冊《大典》入藏國圖的親歷者李致忠先生合影

王玉良仔細審查了此書，知識儲備和經驗告訴他，這確實是《永樂大典》真本無疑，是“真”字韻“門”字冊，共兩卷，為卷3518和卷3519。接著，他對全書進行了清點，統計出前后及書中殘缺達16頁多，共存39頁零一小片。

鑒定的事情結束后，王玉良等馬上聯系了國家圖書館，告知此事經過。王玉良等懇切地表述了此書世間殘存極少，初步鑒定是嘉靖副本原件無疑，但需要拿回館里，做二次鑒定，同時向孫洪林一家表達了想收藏此書的誠意。隨后，經過掖縣文化館、圖書館，請示了掖縣當時分管文教工作的萬景貴副縣長，征得了他們的同意。

1月13日，掖縣收到了國家圖書館再次表達收藏誠意的正式公函，函稱要向文化部匯報，對孫洪林進行物質和精神獎勵，以鼓勵更多有識之士發現文物、捐獻國家。1月16日，王玉良、姚永炬帶著《永樂大典》及掖縣圖書館贈送的8種解放區出版物回到了國家圖書館。

故事花絮 “門”字冊中喜事多

《永樂大典》在國圖被安置妥當，掖縣那邊卻又起波瀾。原來，孫洪林表叔家得知《永樂大典》的事情后，懊悔不已。兩家因此起了糾紛，僵持不下，事情也鬧到了國家圖書館。館里又緊急派姚永炬陪著善本組組長李致忠一起，再去一趟掖縣，幫著處理糾紛。

李致忠先生等抵達后，第一時間去了孫洪林的農家院落，后在有關部門的幫助下，糾紛交給地方政府，得以妥善解決。文化部向孫洪林頒發了獎狀，獎金2000元，另獎勵掖縣圖書館300元的工具書，均從國家圖書館購書經費中支出。國家圖書館精心采購了這批工具書，發往山東。關于這冊《永樂大典》的來源，有說孫家祖上曾經在明代時做過貢生，到過北京。也有說是義和團運動時，翰林院失火，《永樂大典》散入京城街市，興許有人撿到一冊，帶到了山東。

山東的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率先報道了這一消息，1983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第4版進行轉發，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有關領導的重視下，王玉良、李致忠執筆各起草了一份出差報告，講述兩次出差詳情，姚永炬鄭重簽上了名字，存入國家圖書館檔案。

做完這些事情，李致忠親手將書送到了館里的修復室，讓師傅按善本特藏部要求進行了修復，依照其他大典分冊，給它重新制作了書衣，并補上了天頭地腳。1983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前身）對此書進行了高清仿真影印出版，這冊書的影印出版是國家圖書館影印出版《永樂大典》的開端。

時間到了2012年，國家圖書館開始籌備建立國家典籍博物館。在對典籍博物館大門進行改造設計時，特意邀請了國內銅門設計大師、非遺傳承人朱炳仁先生領銜。要給國圖設計一個什么樣的大門呢？起初，朱先生苦惱于沒有設計靈感。于是國家圖書館基建等部門協調召開了一個專家討論會，邀請了一些熟悉館藏文獻的本單位古籍專家參加。有專家提出，可以借鑒下《永樂大典》“門”字冊中的各種大門圖樣。這個建議一下子點燃了朱先生，他從該書“凌花雙龜背”等頁的紋樣中找到了靈感，提取了一些要素，將之應用到了大門的設計圖紙中，這就是今天的國家典籍博物館那扇銅門。國家圖書館南區進行裝修改造時，許多房間的門窗紋樣都運用了這一紋樣。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通俗讀物《尋蹤〈永樂大典〉》項目成果 項目號：23VTS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