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千萬里追隨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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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安南行30里，長安縣城東側的少陵塬下，駐扎著總參某通信團的團部和團直屬隊。這是一個有著光榮歷史、肩負著重任、曾被現任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譽為“養兵千日千日用”的團隊，一個將她的兵士們像星星般撒遍了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和秦巴山地的險峰峻嶺的團隊。我慕名前來采訪。一進營院，便看到了矗立在五顏六色的月季叢中的高大的標語牌：“用延安精神育人”。這讓我想到了遠在北方800里的那座名城里的輝煌的故事。當天下午，在團史館里，我了解了這個團的過去和現在，同時做出了上陜北采訪的決定。傍晚時，站在少陵塬上，該團剛剛升任他職尚未離任的政治委員楊克彤，指點著被包圍在營區內的長安八大名寺之首的牛頭寺，盛唐詩人杜甫居住了13年半，并在此寫下了“三吏”、“三別”等著名詩篇的故居，埋葬著楊虎城將軍忠骨的陵園，對我講述著他們如何利用陜西豐富的文化古跡對團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故事。
2
北京吉普載著我們一行4人，在八百里秦川的平坦大道上疾馳。上午10時許，吉普車拖著一路煙塵，馳進一個寧靜的小村，村里駐扎著該團一個連部。我從很遠的地方就嗅到了兵營的味道，那味道在黃土的陡壁上，在小村的菜市上，在鄉民們的臉上。
小小的軍營里垂柳成行，果樹成片，營前營后開出了一片片平展的菜地，核桃樹拖著絲線般的花穗，青青的菜苗在黃色的泥土中頑強地生長。該連的連長和指導員向我們介紹著80年代初遲浩田同志巡視他們連隊的情景。他當時針對連隊和哨所的艱苦情況，提出了發揚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營院和哨所建成果園、菜園和花園的口號，號召官兵們在保證完成任務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手，改變自己的居住條件，美化環境，提高生活質量。許多年來，這成為官兵們扎根山溝艱苦創業的無形力量。
飯罷，繼續北上。車子穿過蒲城，進入白水縣境，車窗外古老蒼涼的風景撲面而來，那同樣古老的黃土的獨特氣味震撼著我的靈魂。為了給前邊的白水雷牙哨所的戰士買點禮物，我們乘坐的吉普車停在白水縣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我趁機與路邊一位老人閑聊，問起雷牙哨所，老人說：知道，那兩個娃，有名得很，連我們縣委書記都去給他們送金匾哩！
白水雷牙哨所距縣城據說有40公里，路況很差，折騰兩個小時才趕到。隱藏在黃土溝壑中的哨所，只是兩間孤零零的小屋，一圈黃土的院墻。兩個衣帽整齊的戰士肅立在黃土墻前迎候我們。小院中有一株粗大的核桃樹，戰士說是第一任哨長栽的，院內有兩小塊菜地，菜苗都枯萎著。那株核桃樹的樹干上，用毛筆寫著3個大字：“中華哨”。院墻的邊上，似乎還有幾株杏樹。
我們向兩個戰士贈了書，贈了禮物，然后坐在小板凳上閑說話兒。兩個戰士有點拘謹，鼻子上滲出了汗水。那個年齡大一點的是哨長張雙喜，河北豐南縣人，1991年底入伍，1992年便來到雷牙哨所。張雙喜紅臉膛，濃眉大眼，牙齒雪白，今年22歲。另一個兵叫宋杰，山東萊陽人，剛入伍的新兵，今年20歲，高鼻梁，大眼睛。我看了他的相冊。他有一個哥哥，正在海南島服役。
楊克彤對這個哨所很熟悉，趁他向戰士詢問線路的情況和有關技術問題時，我與楊永革干事參觀了哨所的一切，從床鋪到書桌，從廚房到蓄水池，一切都井井有條，宛若一個小家庭。這是一種特殊的兵的生活，一種表面上看來像小孩子“過家家”游戲，但實際上卻嚴肅而又嚴酷的生活。我無法想象，這兩個戰士怎樣在這荒涼的溝壑里度過他們的閑暇，怎樣度過他們的生日，怎樣度過他們的節日。
戰士們告訴我，他們倆負責著30.86公里的線路，每星期兩次巡線，兩天一個來回。也就是說他們每周里要有4天徒步跋涉在黃土的溝壑里。除了特殊情況外，他們一般是一個去巡線，一個在家看家。我的眼前浮現著這樣的情景：一個兵，張雙喜或者宋杰，背著器械，背著水壺和干糧，或是冒著烈日，或是迎著風沙，或是踩著積雪，翻過一道道溝，爬過一條條梁。無邊的寂靜里，突然響起了蒼涼的歌唱，那是老羊倌站在梁峁的頂巔，放開了他的喉嚨：提起那個家來家不遠，家住在綏德三十里鋪村，二哥哥愛上了個三妹子，你是我的心上人……歌聲如突然開始那樣又突然停止，羊倌繼續牧羊，士兵繼續巡線，但那歌聲卻在溝溝壑壑里回響著，久久不消散，久久地感動著你的心，喚起你心底里深埋著的感情，喚起你歌唱的愿望，于是，仿佛為了回答梁峁上的老羊倌，也是為了你自己，你也亮開了歌喉……
“你們能唱支歌給我們聽嗎？”楊干事對兩個戰士說。
于是，歌聲便在這里響起來：“為什么我們大路不走走小路，為什么我們不戀鬧市鉆山溝，為什么我們守著清貧談富有，為什么我們遠離歡樂不言愁，為什么我們拋灑青春不吝嗇，豪飲孤獨當美酒。哦為什么，哦為什么，不要問為什么，你不說出來，我也不開口，太陽疼愛我月亮撫摸我，還有一支鋼槍沉默在肩頭……”
白水雷牙哨所是該團十連的一個哨所，兩個戰士是白水縣的“全體駐軍同志們”，每年春節、元旦、八一，白水縣的縣委書記都帶著一個龐大的慰問團前來擁軍。
3
為了在天黑前趕到十一連，我們依依不舍地與白水雷牙哨所的兩個戰士告了別。兩個筆直地挺立在黃土墻邊的戰士連同他們守護著的哨所轉眼便隱沒在厚重的黃土里。從一本詳盡的地圖冊上知道，這方圓數百平方公里的黃龍縣，總人口只有4萬9千。街上，有幾個患“柳拐腿”病的老人在艱難地行走著。十幾年前，駐扎在黃龍山的部隊里流傳著這樣的話：“進入黃龍山，喝了黃龍水，不患大骨節，便得柳拐腿。”遲浩田同志前來視察時，在十一連連部里揮毫題詩：“黃龍山不黃，綠水清流長。大骨節何懼，柳拐腿可防。”改革開放以來，黃龍山人民發揚延安精神，艱苦奮斗，已大大改變了這里的面貌，老百姓的生活和醫療條件有了很大提高，街上那幾位步履艱難的老人，當是過去生活的見證吧？
綿亙在洛河與黃河之間的黃龍山林區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奇跡，這一片被重重疊疊的黃土的巨浪包圍著的綠色顯得格外的珍貴。
我們在隸屬于十一連的崾山僉哨所小憩后，繼續北上。路邊的清清溪流汩汩流淌著，無名的巨大灌木披頭散發地蹲在溪水旁，柔軟的枝條上，綴滿了被夕陽染紅了的潔白花朵。初夏的黃龍山無疑是美麗的，但讓我在這交通閉塞、水質惡劣、人煙稀少的黃龍山待一年呢？待5年待10年呢？
有一個名叫張風璽的膠東籍戰士，在這黃龍山上待了16年，人送外號“老黃龍”。張風璽上了黃龍山，先當炊事員、給養員，后當司務長。他當給養員時，連隊沒有生活車，全連吃的用的，都靠他趕著一輛毛驢車到黃龍縣城去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披星出戴月歸。為了多拉一點，他不在驢車上坐；為了快回連隊，他與毛驢一起拉車。1986年春節前，大雪封了山，連隊面臨著斷炊的危險，“老黃龍”趕著驢車出了山。在一個險要的路口，一頭野豬向他撲來，他一閃身，野豬滑下山崖摔死了。這一年的春節，他和戰友們吃上了野豬肉。
張風璽的父親得了癌癥，到了晚期，生命垂危，老人彌留之際，想見兒子一面。家里一連拍了7封電報催他回去，可部隊正在執行衛星發射的通訊保障任務，實在離不開。他含著眼淚拍回了“任務緊急，實在難回”的電報。在垂危中的父親收到這封電報，說：“那，就不等了。”等張風璽完成任務趕回家時，父親已去世35天了。
張風璽在黃龍山呆得太久了。領導幾次要把他調出去，他都謝絕了。他對黃龍的眷戀，他對國防通信事業的熱忱甚至感動了連隊那條大黑狗。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連隊吃開了鹽水煮大米，這時，那條幾天不見的黑狗把一只黃羊趕進了營院。黃羊口吐白沫倒地而死，黑狗也口吐白沫倒地而死。張風璽和他的戰友們吃了黃羊，埋了黑狗，埋在一棵青木岡樹下。這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通信團廣為流傳。
在夜幕初降時，我們抵達了十一連連部。半個月亮正從林梢上爬出來，四周靜悄悄，營房前的小河流水閃爍著細碎的銀光。夜色美好。
4
翌日清晨，我隨楊克彤政委去看了連隊幾年前才舍棄了的窯洞，又去看了軍校畢業自愿來黃龍工作的中尉張天經和他小巧的妻子，聽說了她從縣城來到連隊時的窘迫和失望。還聽說了幾年前前任連長的妻子從膠東帶著孩子來探親過年，因大雪封山困在黃龍縣城半個月最后哭著回膠東的故事，他妻子當時發誓說再也不來了，但第二年又來了。
太陽升起，我們與十一連告別。連長和指導員拉住我和楊干事，悄悄地說：“能給遲浩田將軍帶個信嗎？我們遵照著他的指示，已經改變了黃龍山營區的模樣，請遲將軍再來黃龍山視察。”車拐到瓦子街，高聳的紀念碑彪炳著為國捐軀的烈士，記錄著那次著名的戰役，鼓舞激勵著紅軍的傳人。
正午時分，我們到了距南泥灣還有20公里的付家灣。云巖河在這里甩了一下尾巴，造出一大片肥沃的灘地。灘地上，付家灣油礦的數百架抽油機正在虔誠地向大地磕頭，索取著石油。在一口油井旁，有一個被幾棵高大的白楊樹籠罩著的小院，這小院是該團八連的一個哨所。哨所里有3個戰士。哨長嚴西軍，湖南衡陽人，21歲。趙金廣，河北易縣人，20歲。吳玉祥，四川江津人，19歲。我們進了哨所，忙忙碌碌一起做飯，除了問問他們的姓名、年齡、籍貫外，我沒有多問他們別的。看著他們帶著稚氣的淳樸的臉，聽著他們濃重的鄉音，我油然想起了幾十年前那個在安塞縣的山林里為中共中央燒木炭的人，因為他的死，毛澤東做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與這篇演講稿所產生的持久深遠的影響相比。在炮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張思德卻在山里燒木炭并為此而死，沒有大馬金刀，沒有壯懷激烈，但毛澤東卻說他的死“比泰山還重”，因為他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和平的年代里，并不是人人都能去攔驚馬，斗歹徒，成英雄，做報告，更多的人要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工作，如站崗，如巡線，如喂豬，如做飯，如這付家灣哨所的3個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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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嶺梁上，車停下。這里是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分水嶺。落在這兒的水，一半流進渭河匯入黃河，一半匯進漢水注入長江。我們一腳踩著北方一腳踩著南方，這里是一個讓人張開喉嚨“啊———”的地方。我們“啊”了。群山響應，我心中情緒澎湃。因為地勢，小人物也能產生大感情。
秦嶺南麓，較之北麓要平緩一些，但山路還是很險要。車盤旋而下，潮濕的空氣里充滿樹的味道。山上的植被有了明顯變化，油松和紫紅皮膚的樺樹和綠得特別的杉樹擁擁擠擠地混生著，裸露的巖石上長滿青苔，泉水在林壑間叮叮咚咚地響著。突然一簾雪瀑懸掛在路邊的斷崖上。突然千簇萬簇血紅的杜鵑花爛漫了整整一面山坡。我恍然覺得吉普車像一只鬼鬼祟祟的野獸，憑著靈敏的嗅覺，在山林中尋尋覓覓。幾輛滿載著粗大圓木的大卡車把我從幻覺中驚醒。車幾乎是跳躍著越過一段布滿橫七豎八腐爛樹干的路。把一面被人們殺伐得觸目驚心的荒涼山坡扔在后邊，車輪輾壓著被山泉浸濕的綠色的“路”，我們到達了二連的九號哨所。
哨長胡繼敏，他的妻子劉洋，他們的女兒和跑了110公里山路前來迎候我們的二連李連長和一營陳教導員把我們迎進了哨所的小院。今日是這個周圍40公里沒有人煙、離連部110公里的深山哨所的盛大節日，那個4歲的女孩興奮得滿院子跑，一邊跑一邊吃著我們塞給她的魚腸、雞腿。曾經當過連隊炊事班長的胡繼敏為我們蒸了一鍋白饅頭，他的妻子劉洋在灶旁為我們燒水。
這是一個“夫妻哨”，是通信部隊創造的一種特殊服役形式。該團夫妻哨多半是條件艱苦的哨所，組成形式與九號哨所一樣：一個志愿兵丈夫，帶著妻子和一個孩子。妻子協助丈夫完成維護線路的各項任務，每月可得部隊發給的數十元津貼。我想，在這些夫妻哨所里擔任哨長的志愿兵們，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更不容易的是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九號哨所這個光榮的小女孩子，出生幾個月后便隨著母親來到了這深山老林。這個“小老兵”的童年是共和國的孩子里邊最奇特的童年。這里沒有電，自然沒有電視機；這里山高，收音機收不到任何臺。這里是黑熊深夜進門來的地方，所以哨所修成了一座炮樓形狀。這“小老兵”感受到的是春夏秋冬四時變幻的山林，神秘的音響，豐富的味道，無窮的色彩，鳥、獸、蟲們在四季里的嚎叫和鳴唱。那成群的蝴蝶翩飛于溪流上的情景，那雷電在林表上劃破天幕的情景，那驚雷和洪水在山谷奔涌翻滾的聲音，那雪漫群山時沒有生火的“炮樓”上的奇寒，那四季的潮濕，那些肥碩的蚊蠅叮人時的怪痛，那斷炊后鹽水煮面條的苦澀，那爸爸冒雨翻越“狗爬梁”去維修線路的深夜里，媽媽獨坐在昏黃的燈光里凄美的臉……哦，這個被我忘記了名字的4歲女孩！你從山東來，從河南來，從溫暖和繁華里來，你將來會到哪里去？無論你到了哪里，這一段童年的經歷里，都能剖出珍珠，都能淘出黃金，當然，還有對大自然的，對人類感情的獨特理解。
“盛宴”在“炮樓”下的小院里擺開，大家圍著一張矮腳圓桌而坐，碰響了手中的瓶、碗。那個小女孩用油手拍著小肚子，用道地的河南話說她吃飽了。陽光強烈，蟬聲和山溪中的蛙鳴加重了山林的寂寞。哨所養的兩箱蜜蜂，嗡嗡嚶嚶，有的爬進蜂箱，有的爬出蜂箱。
在吃飯時，我問了這個哨所的前任哨長付德茂烈士的一些情況。
付德茂，河北大城人，1978年3月入伍。入伍9年，一直在哨所工作。因為成績突出，他立過一次三等功，受過多次嘉獎。1987年夏，山洪沖斷了電纜，雷電擊壞了機盤。他帶著一個新戰士，冒著雷雨和冰雹，爬上人跡罕至的“狗爬梁”去搶修線路，排除故障。兩個人整整忙了一天，滴水沒進，粒米沒吃。線路修通，已是傍晚，他們回撤，因山洪暴發，道路斷絕，只能攀繩過河。付德茂攀繩探路，游至離岸僅有兩米時，竟松了手，被洪水沖走，犧牲了。那個新兵哭著對人說：“我們哨長其實是累死的，他連抓住繩子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天，恰是付德茂27歲的生日。這天，也是付德茂的女兒滿7個月。付德茂是遺腹子，7歲時母親去世，他的姐姐將他撫養長大，付犧牲后，被追記二等功，副總參謀長徐惠茲同志稱贊他是“通信部隊無私奉獻的光輝典范”。
與九號哨所告別時，那個4歲的“小老兵”在她媽媽的懷抱里，對著我們高高地舉起了她臟臟的小手，高喊著，用道地的河南腔調：“伯伯，再見……”我的心像被小貓的爪子撓了一下，鼻子一陣發酸。我想到了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著名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的結尾：
“上了年紀的男人，不僅僅在夢中流淚；他們在清醒的時候也會流淚。這時重要的是能及時轉過臉去。這時最重要的是不要傷害孩子的心，不要讓她看到，在你的臉頰上怎樣滾動著吝嗇而傷心的男人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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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夜里，在湯坪的二連招待所里，我久久難以入睡。一輪巨大的銀色圓月，從陡峭的山峰后爬上來，清冷的光輝灑遍營區。從營區內穿過的子午河水，發出響亮的喧嘩，河中的涼氣彌漫上來，形成一道乳白霧幔。河邊的機房里，信號燈閃爍著，窗上映出值班員的身影。在這靜謐的月夜，在這萬家安睡的時刻，被喻為“國防神經”的千萬里通信線路上，有我們多少戰友在辛勤勞動著。我寄情于明月，向你們傳達我的雖然微不足道、但卻是真誠的敬意。
回到團部，再次參觀團史館，我才惶恐地知道，一個星期的奔波，行程千里，我僅僅看了這個團的6個哨所和4個連部，還有50多個哨所，有的條件比我看過的還要艱苦。它們在大巴山的高峰上，在商洛山的峽谷里，在神農架的密林中，在漢江的支汊上，在黃河的拐彎處，在毛烏素沙漠的邊緣上……有的哨所，要攀爬40公里山路才能到達，有的哨所，要劃著小船才能進去，有的哨所，似乎伸手便可觸摸天上的星辰……正是這些生活、戰斗甚至犧牲在寂寞與艱苦環境中的戰友，用他們的腳、手、智慧，保障著線路的暢通。
在即將返京的前一天，我與這個團的王團長、趙政委、李副團長、姜副政委、政治處李主任分別進行了交談，這些從哨所“熬”上來的團首長都有點執拗地向我強調：他們這個團之所以能在如此艱苦的條件、如此分散的駐防情況下，幾十年如一日，保持了團隊的戰斗力，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就在于他們時刻沒忘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他們在努力培育著全團指戰員對延安的親近感情，延安的過去的故事和現在的成績，從他們嘴里說出來，都帶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色彩。
在即將離開前幾個小時，我在團政治處李主任陪同下看了這個團的文藝工作隊巡回到陜南鎮巴地區為連隊、哨所和當地老百姓演出的錄相帶。那里是川陜老區，軍民關系親密如魚水，所有的演出都變成了軍民同臺演出。有一位80多歲的姓陳的老紅軍，穿著紅軍時代的軍裝，戴著八角紅星帽，在臺上高唱一曲《延水謠》，一群年輕的戰士簇擁著他，為他伴唱。
（此文刊于1994年7月7日《解放軍報》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