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所謂“三代學人”，第一代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創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李何林、唐弢、王瑤、賈植芳、田仲濟、錢谷融、陳瘦竹、吳宏聰等。第二代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樊駿、樂黛云、嚴家炎、王信、支克堅、楊占升、朱金順、王得后、黃修己、袁良駿、吳小美、朱德發、范伯群、陸耀東等。第三代都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研究生，王富仁、吳福輝、趙園、溫儒敏、我、陳平原、楊義、劉納，以及陳思和、王曉明、許子東等都屬于這一代。

談到現代文學研究的“學人”，就不能不提到“學人研究”這個領域的開創者樊駿。他對第一代學者有兩個重要概括。一是他們大都是具有左翼傾向的革命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有著一種血緣關系。因此把自己在文化和學術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他們有著“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自覺性，往往兼學者和戰士的雙重身份”，“為科學和真理獻身就是他們必然具有的學術思想和精神品格”。于是就有了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不同的學術特點和治學方法，樊駿將其概括為“現實感”和“當代性”。樊駿還強調，他們自有兩個精神譜系：西方傳統中的“普羅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馬克思”，還有中國、東方傳統中的“屈原——魯迅”。（以上討論見錢理群《樊駿參與構建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傳統》，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

第一代學人中開創“為學術而學術”傳統的，是錢谷融先生。他宣稱，“我素不諱言，我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派”“40年代我服膺唯美主義”“我學生時代受的是自由主義的教育”。他強調，自己除深受魯迅、周作人影響之外，“朱光潛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他看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具有一種“內在自足性”，本身就足以產生生命的愉悅與意義，無須在外在方面（政治作用、社會效應、商業效益）去尋找價值和滿足。他也將自己的生命投擲其中，藝術與學術就是目的，只能為藝術、學術而寫作，他也把學術研究當作藝術創作，對學術語言、表達有很高的要求。由此而形成了“無論在什么樣的境地里，都能保存從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所好之中”的生命狀態。這也正是錢谷融先生所開創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最迷人之處。（參看《讀錢谷融先生》，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

第二代學人處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間，就自覺承擔了“歷史中間物”的責任與使命。他們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是在“文革”結束后，使學術研究正常化，即所謂“撥亂反正”。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術研究隊伍建設、學術格局重構中扮演的關鍵性的“學術啟蒙者”的角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的新人”，“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起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們是我們這一代真誠的“理解”者、“指導”者、“解放”者，真正不遺余力，又從不張揚，不求回報。這就有了這一代“一切為了學術”的“純粹”精神：他們自覺創造、維護一種純粹的學術場，絕不講人情，沒有半點講究人事關系的世俗氣，不存在任何私心，沒有任何個人學術地位、利益的考慮，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與創新，真正做到了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我們的文章寫得不夠格，照樣“槍斃”；我們也不敢把稍微差一點的文章給他們，由此造成的是一種相當純粹的學術境界。他們也是“律己極嚴”。我們私下議論，已經到了苛刻的地步，我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不能不令人暗暗佩服：世界上哪有如此純粹的人！這樣的毫無私心的學術“公心”與“正氣”構成的心靈的凈土，學術的凈土，真正可遇不可求。而他們自己卻從不期待做我們的榜樣，更多談到自己的不足。這里需要特別提到楊占升先生，他對王富仁的保護、扶植，是明知王富仁在學術上的成就會超過自己，而主動地犧牲自己。這樣的無私境界，實在令人感佩。我在回顧這一代人，不能不發出無限感慨：這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參看《王信走了，那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

這就說到我們第三代。我們的青少年時代盡管也充滿了曲折，但我們一旦進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就成為歷史的幸運者。一是直接受教于第一代。就像陳平原所說，王瑤那一代盡管開創了這門學科，隨后就一直處于被批判的地位，到“文革”后獲得解放，已經老了，就只得把全身心投擲于我們這些第一代研究生身上。我們也有了可能在他們的直接教誨下，繼承他們開創的傳統。我們的萬幸，還在同時獲得了第二代學人無私的保護與扶植。我多次談到，樂黛云老師、嚴家炎老師對我的成長起到的關鍵性作用，這里就不多說了。

當然，我們這一代也自有特點。我以為，主要有二。

第一個是自覺的“開創”精神。我曾經說過，我們這一代與上兩代學者的關系，實際上是有三個階段、層次的。一是自覺、全面地“繼承”，把老師輩的全部經驗、長處學到手，開始階段還要模仿，“描紅”。二是“反叛”。這一點我們也是高度自覺的。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亦步亦趨跟著老師走，是沒有任何出息的。老師越強大，要突破就必須反叛：從重新審視甚至批判老師的局限開始，才能找到“自己的路”。我們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突破王瑤先生《新文學史稿》未能突破的理論框架。在我們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獲得現代文學學科獨立性。這樣的“獨立”要求：學科的獨立，我們自己的研究的獨立，在當時是相當大膽的。在此之后，上海方面的學者陳思和、王曉明、許子東他們提出“重寫文學史”，就把這樣的反叛、獨立推向更自覺的階段。而這樣的“重寫”，也并不是對老師開創的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更高層面的繼承與發展。于是，就有了我們第三代學人與第一、二代的更高層面的“相知相遇”。以后我主導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與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相互補充、支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這一代學人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相互合作，抱成“一團”，有很強的“群體意識”。這也是高度自覺的。在講到我們這一代學人成長歷史時，不能不談到1988年在鏡泊湖召開的“中國文學史討論會”。這次會議不僅有現代文學學科北京、上海等地的學者，也包括古代、當代學者，這是第三代文學研究各學科學人大聚會，表現了極大的群體意識和開辟新一代學術的自覺性與主動性。以后，我們又主動聚集在現代文學研究會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充分發揮學會和學術期刊的組織作用。

比我們更年輕的學者，可能沒有我們這樣的群體的組織意識，學科的發展也沒有這樣的需要：21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也越來越強調個人的獨立創造。因此，更新的一代，就表現出更多的研究者個人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今天到會的劉勇、李今、吳曉東就是這樣的代表。他們的學術研究有了更為鮮明的學術個性，獨立創造性，在自己選擇的獨特領域內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且他們已經接班，成為現代文學學術領域的學術帶頭人。我就不多說了，多聽聽他們的發言吧。

3月28日整理，4月8日定稿

（本文是在“活字文化”2023年4月6日主辦的“有承擔的學術，有承擔的學人——錢理群《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新書分享會”上的講話）

附：錢理群在《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新書分享會上的答問

一、答王志彬（北京四中語文教師）問

自2017年“新課標”以來，“整本書閱讀”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高頻詞。您在文章者也表達過中學生應進行《論語》《紅樓夢》等整書閱讀，當然魯迅作品也在其中。對于《朝花夕拾》《吶喊》《彷徨》，我們都倡導以“整本書”閱讀的方式，進入魯迅的文學世界與精神世界。但在中學階段，魯迅的散文、雜文、小說，散落在各個不同學段。您認為，中學語文教師，應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盡可能地把魯迅的豐富性、完整性和廣闊性傳遞給學生？

錢理群：你實際提出了一個中學階段“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教學”問題。我有三點看法和建議。

(1）我曾經倡導在高中階段開設六門中國文學經典選讀課。即《論語》《莊子》——這是中國傳統儒家、道家的開山之作；唐詩、宋詞選讀——中國傳統文學的頂峰之作；《紅樓夢》——中國傳統文學、文化的“百科全書式”總結之作；魯迅作品選讀——中國傳統文學進入“現代文學”時代的創新之作。經歷了從起點——高峰——總結——新創造的歷史全過程閱讀，就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六大經典，有的要“整本書閱讀”，如你提到的《論語》《紅樓夢》，以及魯迅的《吶喊》《彷徨》《朝花夕拾》。但有的就只能“選讀”。就魯迅作品閱讀而言，除了這三大經典之外，恐怕還要選讀《野草》《故事新編》，特別是魯迅雜文的一些經典篇目。

(2）對經典的閱讀，如你所說，在用主要精力在課堂上進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恐怕還要有一些綜合性的討論。我在B站上“講魯迅”就有兩部分：細讀《孔乙己》《鑄劍》《推》《雪》之外，還專門討論了魯迅如何“看”，怎樣“想”，如何“讀”，怎樣“說”和“做”。這樣的討論題目可以應時代需要、應學生要求，根據教師自己的閱讀、研究心得而定，有較大的發揮余地，不求全面，更重創造性與啟發性。

(3）我還想強調，中學讀經典，也包括魯迅作品，主要是“認識門牌號碼”，知道這些經典的基本內容、特點與價值，就行了。經典，是要“讀一輩子”的；而且經典的深處，缺少人生閱歷的中學生是進不去的。魯迅就明言，他的一些思想與文字，中學生就讀不懂。年輕時讀經典，只能似懂非懂；長大了，遇到問題，就會想起中學時認識的經典作家（如魯迅）的作品，再去讀，就逐漸懂了，而且有自己的理解與發揮了。

每年歲末，我的學生有一個年度總結的傳統作業。在2022年，較之以往，學生記錄下來了更多個體的迷茫、苦悶與不確定性帶來的惶惑。您的《有承擔的學術》中記錄了您自己與前輩以及同代學人在面對時代的不確定之中，如何堅守自我、保持思考去尋找“確定性”的歷程。剛好今春，作為對學生的一種回應，我的開學第一課，題目也是“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想請教錢老師，我們當前的學生，這些年輕人，應該如何面對時代環境帶來的困惑與彷徨？作為教師，該如何引導他們去尋找我們自我生命的“確定性”？

錢理群：你問到了當下中國與世界的一個關鍵性問題：經歷了2022年，不僅是你談到的中學生，事實上是所有的青年人、中年人，也包括我們這樣的老年人，都因為面對“時代不確定性”，而陷入了極度的迷茫、苦悶和惶惑之中。這當然不是巧合：2022年末，我所在的養老院的沙龍，也開了一次討論會，題目和你的講課一樣，就是“如何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發言。不妨在這里簡單說一說。

我首先講道，“世界的本質是不確定的。人類、社會、歷史，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都處于永恒的發展、不確定的變動之中。但動中也有靜，不確定中也有確定因素。在歷史進程中，也就有了動蕩和相對穩定的時代。人類社會是在‘不確定——相對確定——不確定’這樣來回反復中一路走來的”。

我接著又說，“我一生就經歷過好幾次關鍵性的選擇”。我清楚地記得，1960年，21歲的我，大學畢業，因為家庭出身和自己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中右分子”的身份。我這個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大學生，從北京被分配到貴州安順山城的衛生學校教語文。一下子就處于自我命運與未來極端不確定的幾乎絕境之中?！蚁驅W校領導提出，要去報考研究生；黨支部書記白了白眼睛，說：你這樣的出身、身份的人，就老老實實待著吧。我要求當班主任，也不夠“資格”：這樣，我的現實處境與未來前途的“不確定性”就到了極端，真正“無路可走”了。我急中生智，突然想到“狡兔三窟”這句話：可不可以給自己的人生作兩個安排?首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落腳點。我分析，自己畢竟還沒有被開除，還有一個“教師”的位置，擁有一個多少有些發揮余地的“課堂”；那么，我就把當一名“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實目標，從而獲得生存空間與價值，在不確定的時代獲得生存前提與必備條件。同時，我還給自己定了一個暫時不具備條件，需要長期等待的目標，為自己的后續發展做準備：我決定，要繼續閱讀與研究魯迅，以便在未來歷史發生變動之機，獲得新的更大發展空間。我當時心中就有一個“回到北大課堂講魯迅”的夢想，真的是“白日做夢”！而且我當機立斷，搬到學生宿舍，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讀書，辦報，踢足球，在學生的理解、支持與愛戴中獲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在學生熟睡以后，我又回到辦公室，閱讀、研究魯迅作品，即使在“文革”的動蕩中也在堅持，寫了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我就這樣堅持與等待了整整18年。到了“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已經39歲的我，才等到了實現我當年“報考研究生”理想的最后一個機會，而且給我做考試準備的時間只有一個月。但我已經準備了18年，就在北大現代文學專業800名考生中考了一個第一名，結束了1960—1978年動蕩年代的“不確定”人生。盡管以后還是遇到新的不確定性；但有了這18年的經驗，就能夠從容應對，始終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一路走到今天。

您在疫情期間也筆耕不輟，寫下許多思考，關于自我與學術，關于知識分子、天地與眾生，關于疫情和疫情后時代的全球議題，等等。我覺得，除了您講授魯迅等現代文學大家背后的文學史、思想史之外，您本身不停保持閱讀、思考、寫作，把學術研究與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純粹。這種行動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們，想請教您，我們如何才能保持精神的生長性？如何在安頓我們世俗生活的同時，保持心靈的余裕？

錢理群：這涉及人的人生觀。魯迅說，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就決定了人生必須有兩大追求和安排。你所說的“安頓世俗生活”，就是追求“生存”與“溫飽”；但還要追求“發展”，關注自己精神成長，也就是你所說的“保持精神的生長性”，二者缺一不可。你說到我的“把學術研究與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純粹”，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一種缺憾：我的人生有些過分的“精神化”，人們（包括年輕人）與我交往是從不涉及世俗生活的。這次疫情對我的最大沖擊，就是使我重新認識“日常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我學會了“享受人生”，追求“吃文化”“玩文化”之美與樂趣。同時，我也更加自覺地追求在動蕩年代精神的永恒與安寧，并且努力把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兩者有機統一、結合起來。我依然“想大問題”，憂國憂民，關心中國與世界、現實與未來的大事，有一個大關懷、大視野；又從日常生活里的一件件“小事情做起”。每天不但認真讀書，思考，寫作，也很注意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排，調整，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閱讀您這本新著《有承擔的學術》，讓人看到一代代學者之間的學術傳承，以及背后的精神傳承。凡此種種，這些稀缺的精神質地在當下尤為讓人感懷。書中，您談到對民族、人類、時代、人民的承擔，也是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文學藝術、學術的承擔。這種“三位一體”的承擔，是知識分子的至高境界，您能否就此展開來談一談，給予當下的年輕人以生命的啟迪。謝謝您。

錢理群：我剛才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其背后有一個信仰支撐著，就是你所注意的“三位一體的承擔”：“想大問題”，就是對人類、民族、時代、人民的承擔；“做小事情”，就是對自己的工作及對象——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教學的承擔，以及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二、答@我是黃鴨兄（B站up主）問

錢老師您的人生經歷有很多曲折甚至傳奇的地方。您21歲從北大畢業（按，應是“人大”：我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1958年并入人大新聞系，1960年畢業——錢注）被分配到了貴州安順中專教語文。一教就是18年，等到您回校園讀研究生的時候，已經39歲。對于現在這些期待人生按部就班的年輕人而言，您的人生軌跡可能是很難想象的?？梢院湍贻p朋友們分享一下21歲到39歲之間這18年的體驗嗎？

錢理群：剛才講的“狡兔兩窟”，就是我第一個貴州經驗——在貴州第一階段（1960—1971）十一年的經驗。

1971年的一些事件粉碎了我們原先的理想、信念，開始了后七年的思考與追尋。那時候，我的周圍已經團結了一批學生、青年，大都是中學生，中專生，知青，打工者，我是唯一的大學生。我們意識到中國和世界都將發生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將面臨“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的問題。于是，就成立了一個以我為中心的“民間思想村落”。我們這批邊遠地區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小青年，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大的歷史任務：要為即將到來的歷史大變動做好思想、理論的準備。用你的話來說，這確實有些“傳奇”色彩。我們非常認真地一起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著，讀西方啟蒙主義著作，寫了大量的讀書筆記，理論文章，并且認真探討如何把這些理論思考化為社會實踐，做了種種設計和準備。正因為有了充分的思想與理論準備，“文革”結束后，我們這批安順地區的“小人物”，大山里的小溪，立刻匯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我自己則投身于教育、學術、文化界的思想啟蒙運動。在21世紀，我們又重新集結，用《史記》的體例，編寫《安順城記》，推動地方文化研究，最后回歸“腳下的土地”。這樣，我們就做到了“自我生命與時代大變革的結合”，“高度的理論自覺與實踐自覺的結合”，一輩子堅守“仰望星空，腳踏大地”的基本立場：這大概就是我們“安順人”的歷史經驗吧。

最近互聯網有一個詞很火，叫“孔乙己文學”。意思是說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因為就業問題很迷茫，感覺自己受到的教育讓自己無法安于一份體力勞動的工作，好像變成了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作為研究魯迅的專家，您怎么看待年輕人這樣的迷茫感受？

錢理群：你的提問，讓我想起了前幾年網上也盛傳一個關于“趙家人”的討論?，F在，又有了“孔乙己文學”。這都說明，魯迅始終存在于“當代中國”：這本身就耐人尋味。這也證明了我們前面討論的，小時候課堂上讀魯迅，長大了，就會經常想到、討論魯迅。

我在B站講魯迅時，就對《孔乙己》作了文本細讀。著重分析了：孔乙己怎么看自己，周圍的人又怎么看他，這之間有著巨大的反差。孔乙己十分看重他的長衫，這代表著他知識分子的身份；而周圍的“看客”都把他當作談笑的對象，可有可無，根本不承認他的獨立價值與意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自我評價、期待與實際地位的巨大反差，引起了我的反思。今天的年輕人或許也是從孔乙己的尷尬地位中看到了自己。

我經常會聽到現在的年輕一代覺得生活在一個充滿矛盾和變化的時代。一方面是世界整體的局勢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另一方面新興的科技好像大有把我們取代之勢，好像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快速消失。錢老您也經常在作品中談到自己的內心矛盾、掙扎。想請問，當這些矛盾進入我們的內心的時候，它怎么會塑造或改變一個人呢？

錢理群：你談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變化和矛盾的時代，“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在快速消失”：這是一個深刻的觀察?，F在的中國與世界最讓人困惑之處，就是“一切既定的答案”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原先相信的，現在不相信了；原先寄以希望的，不寄希望了。我又想起了北島的詩句：“我—不—相—信！”這樣，我們就面臨著一個“價值重建，理想重建”和“生活重建”的根本性問題。這個問題，在年輕一代或許更加尖銳和迫切。

我又想起了魯迅當年對年輕人說的話：現在要“重新尋路”。問題是：怎么尋路?他有三點建議。一是不妨聽聽年長者的意見，從他們的經驗教訓中受到啟發。二也是更重要的，要自己去尋找“似乎可走的路”走。一時找不到，就歇一歇，休息好了再繼續找。三是要“聯合起來”，共同走出屬于這一代的新路。

我對年輕人也有兩個建議。一是要推動“靜悄悄的存在變革”。堅持三條：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從“自己的周圍”做起；以改變“現在”為中心，不徒寄希望于過去和未來。就是要在現行體制內創造“第二課堂”“第二人生”。

二是“沉潛十年”。我經常對周圍的年輕人說，要做長期準備，要有“韌性”。就是既要“慢”，又要“慢而不息”。魯迅說，人有三種活法：一是“只玩不打”，有追求的年輕人可能不取；二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很難長期堅持；魯迅倡導的是“邊打邊玩”，打“壕塹戰”：照樣唱歌，跳舞，談戀愛，時不時冒頭開它一槍，開完了再繼續玩。這樣寄奮斗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堅持幾年，十幾年，幾十年。

近10年、20年，我一直在青年志愿者運動和中小學教育改革運動中，創導我的“沉潛十年”，依靠“韌性與智慧”，進行“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的理念。我選擇這兩個領域做實驗，是因為認定，不僅志愿者運動，教育本身就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我要倡導的正是絕望年代里堅守理想主義。這里順便向諸位報告一個好消息：最近有兩個當年志愿者和中小學教育改革群體的朋友分別來看望我，他們已經“沉潛”了十數年，還在繼續堅守，而且很有成效，影響也越來越大。我今天在這里重提“沉潛十年”“靜悄悄的存在革命”，其實就是想在當代年輕人中，倡導“新一代人”的具有新的時代特點的“新理想主義”。

在100多年前，羅素在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曾經被提到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100年后的人可以看到這一段視頻，您想給他們留下什么樣的建議？現在，我想問您同樣的問題：你有想要留給100年后的人的建議嗎？

錢理群：我現在就是在為自己寫作，為未來寫作。因為我相信，就像今天我們對100年前的民國發生的事兒特別有興趣一樣，50年、100年后也會有人關心今天（21世紀20年代）中國人在想什么、說什么、做什么。我把我的所思所做寫下來，倒不是想對100年后人提什么建議，只是想讓他們知道，在21世紀前二三十年的中國人群中，還有這樣的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種“活法”的人。至于如何評價，是他們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了了。

（答問由錢理群整理、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