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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教篇》全文不到七千字，卻提綱挈領地論述了希臘羅馬以至十八世紀后期的歐洲科學發展史，旁征博引，提及六十余人，關涉宗教、哲學、邏輯、文藝、倫理等多個領域，各類知識信手拈來，文中所述科學觀與歷史觀遠超時人。然而當時僅為仙臺醫專中等成績肄業生的魯迅何以寫下如此雄文？

《科學史教篇》初發表于一九○八年六月《河南》月刊第五號，署名令飛。

實際上，魯迅清末時期的作品多有所本，《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人生象斅》等無不如此[]。《科學史教篇》藍本的考訂便是打開這部佳構迷宮最為基礎也頗為重要的工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它的闡釋興趣逐漸由魯迅與自然科學的解釋域轉向魯迅的“立人”思想與“現代”意識，但因《科學史教篇》學科跨度大且行文汪洋恣肆、用字古奧艱深，導致研究者們各言其理，爭議難平。此皆有待新材料的發掘，以深化相關討論。

一

關于《科學史教篇》的材料來源，伊東昭雄與蔣暉各有考述，但所論均只就文中征引的文獻入手，故結論不過是魯迅參照了赫胥黎、華惠爾、丁達爾諸人的撰著而已。[2]但魯迅《科學史教篇》實有固定藍本依照，而非多方材源的拼合。

《科學史教篇》事實上出自魯迅對日本明治時期知名物理學者木村駿吉1890年所出版講義《科學之原理》緒言“科學歷史之大觀”[3] 的編譯。《科學史教篇》內的九段文字[4]與此29頁緒言的對應關系大致如下：

第一段為對第1至2頁內容的簡譯與增補。起首的“觀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即脫胎于日文“方今宇內の狀況を觀、吾人の最も驚嘆して已ざる”。而后從“交通貿遷”至“改革遂及于社會”，則主要取自“病疫飢饉も其害を逞する能はず高山大河も吾人の交通を遮斷する能はず寒村僻陬にも教育普く”及“僅々百年前の形況に比すれば此社會の中に一大革命わりしかと疑はしむるなり然り實に一大革命わりしなり此革命に先ち此革命に伴ひ此革命の一大源因となれるもの一目判然たらざれ共則ち科學の進步に外ならざるなり科學ハ其方法を以て自然の現象を究極し從て生ずる所の決果に依て此革命に一大源因となれり”。“知科學盛大”到“流益曼衍”數句本自“然れ共科學の此勢に達する決して一朝一夕のとに非ず遠く其源を希臘に發し中途一千年止て陂溜となり今より前殆んど二百五十年決して大河となり其流益濶く其勢益急なり”。全段約三分之二為譯述。

第二段是對第2至4頁的拆譯與發揮。“希臘羅馬科學之盛”至“無不然矣”的前半段，譯的成分占五分之四以上，不過稍微復雜的是，魯迅對原段落進行了拆分重組。日文內華惠爾的論述頗長，魯迅將“直解宇宙之元質”的部分提前，然后在引述華惠爾時以“（中略）”標出。后半段則皆魯迅據前文有感而自作，計三百余字，是《科學史教篇》中魯迅獨出己見最長的言辭。設若希求魯迅是時之思想，則當多在此處用力。

第三段基本上是對第4至6頁相關內容的逐句意譯，只有段末“此其言表，與震旦謀新之士，大號興學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論科學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應用科學而又其方術者，所可取以自涂澤其說者也”一句是魯迅的闡發。

第四、五兩段的取譯頗為纏繞，大體源自第6至12頁，但魯迅將原作文脈破開，從而生成了新的論述結構。藍本講述景教諸國“科學之光，遂以黯淡”之后，所接本是《科學史教篇》的第五段開頭“求明星于爾時”的部分，但魯迅編譯時突出的是討論黯淡的原因。另，藍本中有關華惠爾“熱中之性”的介紹與丁達爾對此的辨析間隔5頁，而魯迅將相關的兩點接在一起。第四、五兩段段尾“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與“故科學者”各至段末的數句均為魯迅的論斷。

第六至八的三段除一二過渡性語句外，大體譯自第12至20頁。其中，第八段偏后的部分“而社會之耳目”到段尾的譯出，魯迅做了較多刪減，其余幾乎為逐句意譯而成，少有自家的申說。若干學人據此三段，或縱論魯迅的邏輯思想，或放談魯迅的哲學觀念，難免失之于臆斷。

第九段主要取材于第21至27頁，藍本概說19世紀后半期的第28、29兩頁則全為魯迅所刪落。頗有意味的是，魯迅對藍本的改造所折射的近代東亞經驗的相似性與時間差。原文講的是日本明治維新二十年間的“新舊交代”，特別是“工業を皷舞”與“武事を獎勵”；魯迅移用反思洋務運動以降“興業振兵之說，日騰于口者”的中國近代化歷程，亦頗恰切。今人多將《科學史教篇》中對文明進步的“本根”與“枝葉”關系之論視為魯迅思想深刻、成熟并超越于時代的重要例證，但殊不知其淵源有自，此亦日文藍本反復強調之要義。即便文末對人文與科學并舉的強調以及“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所謂“立人”訴求，亦全出于藍本，魯迅所舉奈端至嘉來勒諸例亦在其中。由此可見，1890年日本學者對明治前期發展的省察同樣適用于清末的中國。這也正是魯迅為何要將日人近乎二十年前之舊著翻新的原因之一。

至此，兩個文本的對應關系一目了然，但考述藍本并非要解構魯迅，而是剝落既有研究對《科學史教篇》所作的過度夸飾，從而更加逼近其本源性的存在。

二

魯迅早期文言論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均作于1907年、刊于《河南》且都收在《墳》中，因此常被作為整體來論述。魯迅自稱這些“寄給《河南》的稿子”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5]，確實于文體方面有著某種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細致考察，皆是據藍本所編譯的《人之歷史》與《科學史教篇》在篇章架構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較為嚴格地紹介學術，少有發揮；后者則旁逸斜出，夾敘夾議。這主要是藍本之間的差異造成的。《人之歷史》參考的《宇宙之謎》《進化論講話》等更偏于客觀的說明，而《科學史教篇》所本之“緒言”便常宕開一筆，融入己見。

盡管《科學史教篇》五分之四以上是據藍本譯出，但魯迅改譯為作的努力十分顯豁。首先是將日本明治經驗直接替換為中國本土意識，這從魯迅所增論的“震旦死抱國粹之士”“震旦謀新之士”等話語標記可以明顯地體察到。其次調整文章脈絡結構，在原文“科學歷史之大觀”的基礎上格外凸出“教訓”的意涵，以符“教篇”之名。再者以歸化譯法將源語的日式表達改作古奧的遣詞造句，與他民初所譯《藝術玩賞之教育》《兒童之好奇心》諸文多沿用原作的語氣與日語漢字詞的方法截然不同。

即便如此，《科學史教篇》的布局謀篇卻由日文藍本而來。《科學之原理》“緒言”的頁眉上列有閱讀提示，依次為“科學は社會革命の源因なり”“希臘羅馬の科學”“偶感”“亞剌比亞の科學”“基教國の科學”“中世科學衰微の源因”“偶感”“十七世紀の科學”“フランシス、ベーコル[ン]郷”“ルネー、デーカルト”“真正科學の方法は漸次自ら實益を生す”“科學は實益を目的としたるにわらず實業は科學より自ら生ぜざるのみ”“實業家と科學者”“偶感”……除去“偶感”的部分，前八項正是《科學史教篇》前八段的分段依據；后三項內容相近，皆在論科學與實業之關系，故而魯迅將三段并做一段。這便能理解《科學史教篇》看似相當隨意的行文結構及其九段話何以長則約1500字、短則為300余字。

《科學之原理》是木村駿吉任教于日本第一高等中學校（簡稱一高）時的講義，其著述體例為正文頂格敘說，同時夾雜諸多作為延伸參考的注文，整段低一格標示，并在末尾注明所引出處，《科學史教篇》中旁征博引的名人名言即大多出自這個部分。作為講義，因有格式的區分，故不成問題；但魯迅將其轉寫為論說文章時卻要設法彌合正文與注文之間的裂隙，使兩者渾然一體。另為棘手的是，原作內屢屢出現的“偶感”少則占兩頁，多則占四頁，時而脫離主線過遠，也需要魯迅加以截斷處理。不過，《科學史教篇》第二段長達三百字的“據此立言”的自撰部分或許是受了“偶感”的啟發，才橫生枝節般議論開來。但總的來看，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是以文章之法對講義體例做了新的統合。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科學之原理》本就是連綴了Whewell、Painter、Huxley、Tyndall、Ueberweg諸人的多部著作，大多直接標明了出處，但也有改譯為作不出注的時候，譬如開篇的一段實際是化自赫胥黎的《十九世紀后葉科學進步志》[6]。魯迅雖不以注釋的方式卻也在《科學史教篇》中大體說清了材料的來源，不能粗暴地以抄襲論之。更值得關注的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觀念與思想如何經由日本生成了中國自身的現代性問題。這也與章太炎對斯賓塞爾的接受相映成趣，恰如彭春凌所言：“近代中日間的思想文化關系可以具體化地、真正在全球知識流動、連鎖、生產的版圖中得以還原和呈現。”[7]

在理解篇章之外，藍本的發現還可以糾正對《科學史教篇》“怪句”與“古字”的諸多誤解。目前可作釋讀《科學史教篇》之參照的主要是王士菁的注譯[8]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9]，它們盡管已精益求精，但還有不少錯誤。

例一：“必賴夫玄念”的“玄念”，王注為“想象”，全集注為“概念”，均不夠準確；日文源語為“抽象的概念”，故當解作抽象概念。

例二：“眩其新異”的“其”字，王譯為“他們（基督教和猶太人）教義”，日文源語指的是希臘羅馬之學術。

例三：“以治文理數理愛智質學”的“文理”，王注與全集皆釋為“修辭學”，而日文源語為“文典”，以藍本為線索可知語出Painter的History of Education的第114頁，即“grammar”，語法學之意，或亦含古典語文的含義。

例四：“雖奉為靈糧之圣文，亦以供科學之判決”，王譯為“雖然被奉為精神食糧的圣經，也應放在科學面前，加以判決”，但據藍本當為以圣經判決科學之意，意思完全相反。

例五：“不假之性”，王譯為“不能根據事實作出假設”，全集注為“神秘主義”，但日文源語為“假さヾるの性（Intolerant Dispositon）”，Intolerant意為心胸狹窄的、不容異議的，而“假”在古漢語中恰有“寬容、寬饒”之意。

例六：“發見本于圣覺”的“圣覺”，王注與全集均解作“靈感”，但藍本為“神聖なる覺悟”，是一個詞組，字面上即神圣的覺悟，魯迅是否能將之理解為“靈感”，頗可懷疑。

例七：“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的“整理者”，王譯為“產生出治理國家的人如卡諾”。日文源語亦寫作“整理者”。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中沿用日語漢字詞的情況本就不多，這里竟不惜破壞文字色澤而借用了三音節的外來詞。不妨推測，魯迅或許是對其含義難以拿捏，故徑直移來。查藍本的英文出處可知“整理者”本為“organizers”，譯為組織者更為妥帖。

以上數例，可見一斑，倘能將《科學史教篇》與日文藍本及藍本所據英文材源一一對照譯出，則關于《科學史教篇》的釋讀無疑會更上層樓。

三

在完成了文本層面的考述之后，需要解答的是魯迅為何會注意到這部1890年出版的舊著？這首先需要推定魯迅與之相遇的時間。《科學史教篇》完成于1907年，《科學之原理》又是位于東京的日本一高的講義。很容易推斷是魯迅1906年離開仙臺、重返東京時偶然在舊書店見到了這部教材而后編譯發表，但筆者認為魯迅是在仙臺時接觸的此書。

木村駿吉1888年畢業于東京大學理學部物理學科后到一高任教，兩年內編寫出版了《科學之原理》，不久受同事內村鑒三“不敬事件”的牽連，被迫離職。1893年到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后轉入耶魯大學，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業績，1896年博士畢業回國時仍受限于內村事件，不得不屈就于在仙臺的第二高等學校（簡稱二高）。留美博士木村深受二高學生的歡迎，他的電氣學研究在整個日本都算是最前沿的，更不用說在地處偏遠的仙臺了；據稱，二高畢業生在大學里也都未聽過如木村那樣精彩的講授。年紀輕輕的木村受聘為二高的物理/力學教授，并憑借其出類拔萃的業績擔任了理學科的主任。[10]盡管1900年，木村離開了仙臺，但可以想見，他在明治中后期仙臺的物理教育界有著獨一無二的影響力。

1901年，二高醫學部由二高獨立出來，也就是三年后魯迅求學于此的仙臺醫專。盡管實現了分離，但二高與仙臺醫專的關系仍相當密切。魯迅入學時的那屆入試委員即是由這兩所學校各出五名教員共同組成。其中就有仙臺醫專當時唯一的一位物理教員六波羅杢太郎。[11]六波羅早在1893年便就職于二高，明治末年又重回二高任教，不過一直是助教授的身份，曾在木村領導下從事物理教學。[12]故可推斷魯迅應是從六波羅那里接受了木村著述的影響。且巧合的是，木村1899至1900年翻譯了倫敦大學《醫學生用物理學教科書》的上、中編，或因調離，下編未完；他自言之所以將其譯出，是因此類面向醫學生的物理學教材十分稀見。[13]木村這部譯書顯然會用作二高醫學部的教本，故而可說也當是魯迅在仙臺醫專所用之教科書。

綜上，魯迅對木村駿吉是有一定了解的。何況1905年5月27日的日俄海戰，得益于供職海軍的木村領銜的對無線電信機的開發利用，日本艦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勝利。[14]三日后，仙臺醫專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海戰祝捷會”，列隊游行，最后三呼萬歲始散。據載，此次活動為全員參加，魯迅或許也在人群之中。[15]高遠東曾論魯迅“仙臺經驗”的完整表述除了負面的“找茬事件”和“幻燈事件”，還應包括“‘隨喜’日本之心”。[16]祝捷會是在屈辱經驗之前，魯迅游行中“隨喜”式的“拍手和喝采”也是難免之事。木村是由仙臺加入海軍的立了首功的科學專家，這自然會是當時仙臺師生間的一段佳話。有趣的是，木村編《科學之原理》緒論時，濃墨重彩地敘述法國之解困，借丁達爾之口表達了“科學與愛國”的話題，并說到“空氣中之電報，亦均改良擴張，用之爭戰”；十多年后，木村自己竟然憑借對“空氣中之電報”的研發在爭戰中親身書寫了“科學與愛國”的故事。

魯迅會將《科學之原理》挑出來編譯，還有一層倒錯的機緣。木村入職一高后要為文科生新開一門課，即物理學。他在《科學之原理》自序中說：“要跟學生們講講物理學將來會給學文學的人們帶來何種好處。”[17]因此我們看到木村在緒言里講授科學史的過程中喜談人文的話題，也常有“偶感”抒發。然而，魯迅與木村的授課對象正相反，他“向學科學”[18]，1907年的他正轉向人文領域。二者看似背反，實則統一，即“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人文與科學皆不可或缺。倘若認可魯迅早在仙臺時便已讀到《科學之原理》，那么是否可以說向文科生講科學意義的這部書也是刺激學科學的魯迅走向人文的一環呢？這是在魯迅“仙臺敘述”里隱去的一段經驗。

魯迅編譯《科學史教篇》的用意或許并不是要放棄科學，而是試圖探求由科學到文學的內在關聯。伊藤虎丸提出過非常有見地的說法“作為精神和倫理問題的科學”，在這個視野下，他認為《摩羅詩力說》等文中介紹的“詩人”和“精神界戰士”的形象就是《科學史教篇》里“科學者”形象的延伸。[19]這是“從科學者魯迅到文學者魯迅”的演變中不可忽視的心靈紐帶。

注釋：

[1] 參見中島長文：《藍本<人間の歴史>》，《滋賀大國文》第16、17卷，1978、1979年；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説」材源考》，汲古書院2015年版；丸尾勝：《<人生象斅>について》《<人生象斅>について》（補遺），《中國言語文化研究》第13、16卷，2013、2016年；宋聲泉：《魯迅<人生象斅>材源考》，《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人生象斅>補證》，《紹興魯迅研究》2016年。

[2] 伊東昭雄訳注：《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1，學習研究社1984年版；蔣暉：《維多利亞時代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誕生:重考魯迅<科學史教篇>的資料來源、結構和歷史哲學的命題》，《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第1期。

[3] 木村駿吉：《科學の原理》，金港堂1890年版，第1-29頁。

[4] 本文所引《科學史教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一卷。與《河南》原刊相比，只有字句的差別，分段相同。

[5] 《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6] 伊東昭雄訳注：《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1，第63頁。

[7] 彭春凌：《關于“變化”的觀念碰撞和知識生產——全球史視域下的漢譯<斯賓塞爾文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8期。

[8] 王士菁：《魯迅早期五篇論文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95頁。

[9] 《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5-44頁。

[10] 關于木村駿吉的生平，主要可參考東京工業大學益田すみ子2012年的修士論文《明治期の科學者?技術者の歴史研究――異端の物理學者?技術者：木村駿吉の生涯と業績》及2012年岡本拓司在《數理科學》第50卷第8、9、11、12期上連載的文章《木村駿吉の経験》。

[11] 《仙臺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平凡社1978年版，第59-60頁、第65-66頁。

[12] 《第二高等學校史》，第二高等學校尚志同窓會1979年版，第260頁、第467頁。

[13] 木村駿吉：《譯者の序》，アルフレッド?ダニエル著、木村駿吉訳：《醫學生用物理學教科書》上編，南江堂1899年，第1頁。

[14] 佐藤源貞：《日本海海戦“敵戦艦見ユ”の元第二高等學校：～木村駿吉教授とその教室》，《通信ソサイエティマガジン》第6卷第2號，2012年。

[15] 《仙臺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136頁。

[16] 高遠東：《“仙臺經驗”與“棄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一點分析》，《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

[17] 木村駿吉：《科學の原理》，自序第1頁。

[18] 《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99頁。

[19]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