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必須強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連續使用了三個“新高度”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意義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還進一步強調， “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尤其是關于“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論述視野開闊、科學嚴謹、系統完備，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全局，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了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原創性貢獻，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扎實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 領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理論內涵 ]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是基于“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重大時代命題而提出的文化命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闡明了“兩個結合”的內涵和意義：“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兩個結合”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新時代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創新發展的新的理論飛躍。在“第一個結合”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個結合”是“兩個結合”這一重大理論的原創性意義所在。“第二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地統一為一個整體，實現了從“第一個結合”躍升到“第二個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和飛躍。

要理解和領會“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理論創新意義，關鍵在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時代命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這一理解將“現代”與“傳統”貫通為一個有機整體，在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之間建構起相互“賦予”、相互“融通”的契合關系。顯然，這種關系直接關系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即只有在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相互賦予、相互融通、相互結合中，才能實現“創造性轉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具有宏闊歷史視野、偉大歷史意義和重大理論價值的時代命題，這要求我們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高度，以宏闊的歷史視野與敏銳的時代意識，領會這一命題的思想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從“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視域看，之所以要提出“第二個結合”，其實質是為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與發展，如此看來，“創造性轉化”從實質上也可以理解為“現代性轉化”問題。

[ 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歷史邏輯 ]

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文學藝術創新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時特別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中國文化歷來推崇‘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陳陳相因談不上傳承，割斷血脈、憑空虛造不能算創新。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至今依然是構筑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文化砥柱。文化傳統的生命力來自于通變。從古今通變的意義上說，傳統并不意味著亙古不變的過去，真正的傳統應該鮮活地存活于當下，同時孕育著未來。唯其如此，傳統才能充滿生機活力；而正因充滿生機活力，傳統才堪稱偉大。中國近現代歷史表明，要使傳統在現代性條件下存活并葆有生機活力，就必須解決好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既要強調兩者的沖突，又要強調兩者的融合，由此擺脫“傳統與現代”“保守與維新”“繼承與發展”“轉化與發展”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顯然，只有把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體性意義，只有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的歷史辯證關系，才能夠真正認識和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述的歷史邏輯和理論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時強調：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習近平總書記相關論述闡明，要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和解決好“本國傳統文化”面臨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辯證的眼光來把握“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的歷史連續性。

歷史和現實表明，一旦隔斷“古代”“現代”和“未來”的時間連續性，就會將“傳統”僅僅等同于 “過去”，這勢必會造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阻斷，難以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看待“傳統”、關注“現在”、展望“未來”。與以往對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等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不同，在新時代，我們必須從“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時代語境出發，重新思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時代命題已經內在地規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問題的歷史視域、時代訴求與方法路徑。因此，“現代性視域”與“創造性轉化”便構成了我們理解、把握和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維度和方法路徑。

[ 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當代價值 ]

“現代性視域”與“創造性轉化”是我們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重要維度和方法路徑。一方面，我們要認識何為現代性，辨識現代性的優長與隱憂；另一方面，我們要認識何為傳統，辨識傳統的欠缺與優長。簡要地說，現代性的優長是理性化，這不僅確立了人的理性主體地位，同時極大地發揮出人類運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整個世界的能力，西方現代文明的不斷進步正是工具理性支配世界的結果。然而，優長之處同時也是其欠缺之處。我們看到，極端理性化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人類陷入“理性的牢籠”之中。這種狀況引起了中西方思想家的密切關注，成為20世紀以來人類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正是西方現代性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欠缺與隱憂，使人們開始反思現代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而成為十分重要的思想資源，展示出有別于西方現代性的人類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儒道思想歷經幾千年的文脈演進，在歷史挑戰中不斷變通，綿延至今，顯示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在新時代，我們要善于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維度重新闡釋儒道思想的精神實質和價值意蘊，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深厚的傳統文化資源。

眾所周知，儒家和道家思想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主流思潮，由此建構起“儒道互補”的文化心理結構，積淀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儒家學說特別關注社會人倫道德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它以“仁愛之心”協調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冀望以“禮樂教化”陶冶塑造“仁義禮智信”的理想人格，進而建構倫常有序的“仁愛”社會。作為影響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幾千年的思想傳統，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文化傳承的生命力，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如果說，儒家的美學思想注重從人與社會的關系出發，以積極有為的入世精神，探尋人倫道德和諧有序的理想社會；那么，道家的美學思想則注重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以無為的出世精神，追求順應自然天性的人生境界。道家文化主張“道法自然”，強調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相生，追求“法天貴真”的素樸之美，為當代生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再次向我們提出了新時代的新要求：“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我們自信并堅信，站在“兩個結合”的理論創新高度上，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一定會創造出屬于這個時代，屬于我們自己，同時也屬于整個世界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