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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文藝》2024年第1期|劉大先:2008:記憶與轉折(節選)
      來源:《長江文藝》2024年第1期 | 劉大先  2024年01月18日08:00

      過去有三代人,由三代的神管著。

      第一代神所管的人有現代人的九倍高,牙齒有九個手指寬,腳有九拃長。

      那代地殼是木頭做的。

      地火上去,地殼燒毀,天翻地覆,那一代人都死光了。

      第二代神所管的人有現代人的三倍高,牙齒有三指寬,腳有三拃長。

      那代地殼是鐵做的。

      鐵生銹,地殼穩不住,天翻地覆,那一代人也都死了。

      第三代,神是東巴協日,他所管的人就如現代人那樣高,牙齒是一指寬,腳如現代人的一拃長。

      這時地殼是石頭做的。

      這樣地殼穩住,人類也就生存下來了。

      ——羌族古歌《尼薩》

      人類學家王明珂在《尋羌》一書的開頭提到在松潘大爾邊溝聽老人唱羌族古歌《尼薩》的情形,那時候是2008年12月,波及四邊的汶川大地震剛過去半年,與災區重建并行的是對羌族文化的搶救工作。《尼薩》講的是開天辟地的過程,前兩代人都在地殼的翻覆中毀滅,到了第三代才穩定下來。口頭文學中還提到地殼穩定之后,地下有一頭牛,只要它動一動,還是會發生地震。天神東巴協日用繩子將牛綁起來,但是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動的時候,還是會發生地震。這大約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歷代的血淚教訓中所積累的經驗,面對無常的大地,他們也無可奈何,所以留下了一個不確定的尾聲。經驗與預言凝聚在一起,成為古老智慧的總結。

      無論如何,生活總會繼續,人們不可能因為一個不可測的未來而躊躇不前。作為命運的組成部分,無常遭際被當作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它構成了四川西北部從阿壩到綿陽、廣元,從汶川到北川、青川這一帶的堅韌的情感結構。

      十幾年了,幾乎有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對于受創慘重的北川而言,如今的時代主題不再是搶救與自救,而是如何在重新建起的新家園上繁衍繁盛、壯大生息。

      2022年孟夏的平常一天。上午我在北川縣政府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審閱本縣參加“中華頌”全國小戲小品曲藝大賽的參賽作品,是一個用四川清音的形式講述鄉村振興和生態搬遷的故事,涉及災后重建與移民,以及在新時代以來的脫貧攻堅。漫長的細節討論會頗令人疲倦,午飯后,我回到宿舍準備休息一會兒。剛躺下就感覺沙發在晃,我知道是地震。

      到北川掛職,我經歷了好幾次類似的搖晃后,對此種司空見慣的情形,早已失去了一開始的緊張感,就繼續躺著假寐。但是,這一次明顯比較嚴重,接著又是幾次明顯的晃動,門邊的飲水機和立式空調機平移著滑行了一下,發出咯吱的聲音。我忍不住爬起來從窗戶朝外面望,正午陽光里,樓下沒有人,只有知了凄厲的叫聲,仿佛送別最后的夏日光陰。我返回沙發躺倒,幾分鐘后又來了一次余震,我再也懶得動了。我的房間在6樓,如果是大地震,跑下去無疑是來不及的,這棟樓是2008年地震后建的,可以抗8級地震。

      本地人對小型地震習以為常,大多數時候漫不經心,渾若未聞。早在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就有人開玩笑地對我說:“不用擔心,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屢見不鮮后,那就該喝茶喝茶,該上班上班。這是在長久的連番折磨后形成的心理保護機制,說是麻木也可以,說是豁達也講得通。

      很快網上傳來信息,9月5日12點52分,甘孜州瀘定縣發生6.8級地震。

      瀘定與阿壩州汶川、綿陽市北川、雅安市蘆山、都江堰市等地,幾乎處于一條從東北向西南的直線上,這條直線的附近有三條斷裂帶,龍門山斷裂帶、鮮水河斷裂帶和安寧河斷裂帶,地震是尋常現象。

      到北川之后,我增加了一個新鮮經驗:時不時手機會收到世界各地的地震消息,國內的自不必說,遠至拉丁美洲甚至大洋洲有地震,都會發來消息。這是北川應急管理局的日常操作,其他地方我不確知有無類似的舉措,在本地是常態化的。

      兩天后,北川縣干部和群眾聚在縣委門口為瀘定、石棉災區捐款。完全是干部帶頭,民眾自發的舉動。雖然北川的人均收入談不上寬裕,但捐款顯得理所當然。這是北川人心照不宣的感恩心理——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本地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愛心援助,從不曾忘懷。他們感受過關愛,掌心的溫暖還在,有能力的情況下,會第一時間想著去反饋他人。

      這是愛的傳遞。

      關于北川,人們知道多少呢?它是地處川西偏僻山區的一個平常地方,類似的縣級行政區劃(包括旗、區)在全國目前至少有兩千八百多個。如果不去專門查詢,多數人也許只是影影綽綽地聽過它的名字,并不了解其內在的肌理。在更廣泛的大眾層面,它唯一可以標示的特征是在2003年被劃定為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2008年地震的時候老縣城曾經遭受滅頂之災。

      從地圖上看,北川位于四川省綿陽市的西北部,北部連著平武縣,西南部、西北部接著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和松潘縣。地質學上將其歸為揚子準地臺與松潘—甘孜地槽褶皺的結合部,換個更易理解的說法,就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常有地層褶皺與斷裂活動。

      在沒有永安、安昌等幾塊從安州區(原先的安縣)劃過來的平地之前,老北川全境大部分都是峰巒起伏、溝壑縱橫的山脈,大致以白什鄉為界,西邊屬岷山山脈,東邊屬龍門山脈。

      有山就有水,兩條大的河流——青片河與白草河,平行地自西北往東南而下,被從岷山下來、自西向東流淌的湔江(又稱石泉河和北川水)截住,構成了北川縣域的主體水脈。除了湔江,四畔山間密布的溪流還各自匯集于蘇保河、平通河與安昌河,形成了網狀與點狀的水文。所以,北川水系有“一江(湔江)五河(白草河、青片河、都壩河、蘇寶河、平通河)四大溝(小寨子溝、太白溝、后園溝、白坭溝)”之說。其中安昌河穿過新縣城,蜿蜒西北而去,在開闊河面上架起的禹王橋每到晚間就點亮燈光,霓虹彩燈照耀著兩岸高大的蘆葦,叢生的細柳,煥發出奇異的光彩,顯示出這座西北山區邊緣小城不甘的時尚之心。

      山水縱橫,風土奇崛,漢羌藏回多民族聚居,北川稱得上極富特色。水道豐富,且依山勢而走,形成許多激流險灘,也使得境內依循地利建造了許多小水電站。這一點在云貴川的山區是普遍現象,其中四川的水電居于全國之首。我是有一次去成都參加水電站安全生產專題培訓才了解這一點,可見平常觀光式的旅游,無法真的進入到一個地方的內部。北川像任何一個小地方一樣,有著其復雜而豐富的內在,外來者走馬觀花,并不了然。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才把這些地理情況弄清楚。

      一般人們對于北川的印象可能更多來自于汶川大地震,在那之后,它的曝光度才明顯增加。因為經常出現在中央媒體的新聞中,對于很多普通人而言,北川的知名度甚至堪比它的上級行政單位綿陽市。

      2008年5月12日震驚中外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樁分水嶺式的事件。它在老北川與新北川之間清晰地畫上了一條斷裂式的界線,成為創傷性的集體記憶,鐫刻在人們的心中。對于當地人而言,更是滲入在后來的日常生活之中,某種程度上甚至改變了北川人行為處事的態度和情感方式。即便過去很多年,人們在交談的時候仍然會不經意間談及到親歷或耳聞的人與事的細節。我想,哪怕再過許多年,當那些親歷者老去、故去,“5.12”大地震還是會被人們記起,它已經成為地方乃至中國歷史與記憶的組成部分,就像1933年8月25日發生在隔壁茂縣的疊溪地震,在后來衍生出形色各異關于“疊溪海子”的故事與傳說。

      歷史變成故事,故事又轉變成傳說和神話,這是真實事件在時間長河中流轉所發生的常態。但是,十幾年的風霜雨雪還不足以湮沒事實的痕跡。我踏上新北川的土地,聽到最多的就是關于地震中的種種悲愴而動人的故事。災難帶來巨大的損失和傷痛,北川卻也一次一次地在廢墟中崛起,不屈不撓地如同鳳凰涅槃一樣獲得新生。

      剛到北川不久的一個冬日的凄風冷雨中,我經過屬于曲山鎮的北川老縣城遺址,它完全成了一片廢墟。房屋東倒西歪,道路破碎扭曲,可想而知發生地震時候的慘烈情形。四野無人,車子在巍峨的山間沿著湔江行駛,路依山而建,盤旋起伏,斗折蛇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比汽車還大的碎石落在路邊,都是山上在雨中滑落的,為了防止它們繼續滾動,石頭上勒上了巨大的鐵索網,鉚定在地面上。

      在那個時刻,我忽然理解了為什么“危”有“高”的含義,危冠、危檣、危樓……“危”的古字形象就是人在山崖上。老縣城兩岸夾峙的高山,就是“危”山,它們過于巨大而臨近,發生地震的話,山間的人、車、橋梁與樹木、道路與建筑,都無處可躲。汶川大地震十幾年后,這里又經過數次余震、洪水和泥石流,雖然總體的形勢還在,地表已有了很大變化。即便今日,驅車行使在修繕一新的道路上,仍然可以感覺到兩側聳立的山巖所帶來的壓迫感。

      廢墟上空空蕩蕩,只留下傾圮毀壞的建筑,矗立在顯得荒涼的碎石灘上,房屋斷折的茬口如同空洞的深淵,那是無聲的訴說,顯示出天地的不仁。當時的慘痛難以盡述,北川中學則最令人記憶深刻,學校就在山腳下,在山體推移中遭到了摧毀性的打擊,許多遺體實際上無法挖掘出來。后來的余震、暴雨和泥石流,使得老縣城一樓以下全部被掩蓋了,受難者同山阿融為了一體,它們短暫的生命重新成為大地的組成部分。

      穿過老縣城的路原是通往平武和九寨溝的必經之道,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冬季,又在疫情期間,很少遇到車輛。清早的霧氣籠罩,枯水期的江對岸山上草木泛出枯黃,山嵐蒸騰,遠望已經看不出災難的跡象,只余一片莽莽蒼蒼。大自然以其無與倫比的偉力將一切慢慢遮蓋,人們卻頑強地要記住這一切,將這一片廢墟改造為一個祭奠、緬懷與警示的處所。這里面有一種直面痛苦的坦蕩,一種時刻警醒的提示,一種渺小中的倔強。

      在掛職北川之前,因不同的機緣,我陸續到過周邊的巴中、阿壩、南充,也去過地震受災嚴重的汶川縣映秀鎮和水磨鎮、廣元的青川縣,唯獨沒有來過這里。到了之后才知道,北川雖然不是震中,卻是當時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四川位于巴顏喀拉板塊和華南板塊的交界處,地質結構決定了它一直是地震頻繁的省份。在東經104度以西,共有鮮水河、安寧河—則木河、金沙江、松潘—較場、龍門山、理塘、木里—鹽源、名山—馬邊—昭通等多個地震帶。如果從地理形貌來看,它們都集中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以及一部分云貴高原過渡的臺地山區。在北川老縣城遺址不遠處修建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中,有一幅地圖很直觀地顯示了當時受災的概貌,從東北到西南展開的廣元市的青川、綿陽市的北川以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三地呈一條東北—西南方向展布的斜線。“三川”都坐落在斷裂帶和褶皺帶上,而北川正是這條線的中心——桂溪鎮—曲山鎮—蘇保河一線就是北川大斷裂帶通過地段。

      地震之時,北川全縣20個鄉鎮(如今重新規劃為19個)、278個行政村、16.1萬人口全部受災,農村房屋倒塌40124戶、621.922萬平方米,城鎮居民房屋倒塌或損毀122.72萬平方米、嚴重破壞25.68萬平方米,14.2萬人無家可歸。縣內道路交通和水、電、氣供給以及通訊癱瘓,行政、衛生、教育等基礎設施全部被毀,360余家中小企業遭受嚴重損失,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85.7億元,相當于2007年全縣GDP總和的44倍。地震中遇難15645人,失蹤4311人,26916人不同程度受傷。全縣范圍內山體大面積滑坡,新增581個大的地質災害點,112個村的山體出現大裂縫,近30個村整村被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所掩埋;形成大小堰塞湖16處,對流域下游部分地區造成重大安全隱患,生態遭受嚴重破壞。余震頻發,多達1萬余次,其中6級以上5次。

      這些后來整理出來的統計數據,在外人看來是一個個理性而無情的數字,對于當事人而言卻是實實在在落在頭上的痛徹心扉。這種以萬物為芻狗的自然災難,是一種普遍性的無妄和共通性的痛感,指向于我們所有人的命運感,沒有人是局外人,誰也無法袖手旁觀。

      在那樣的時候,古老的神靈也無法給予護佑。地震中的釋比,跌跌撞撞從屋里跑出來,大聲地呼喚著自己的狗,希望狗能夠制止住大地的顫動,因為在羌人的神話與釋比的經典中,狗是大地的母舅。釋比是古羌人遺留的一種獨特的原始宗教化現象,是羌族中權威的文化人和知識集成者。他們是原來羌族社會的神職人員,如同漢族所謂的“端公”,有點類似于彝族的畢摩巫師,在不同的羌族居住地方的稱呼略有差異,有“許”、“比”、“釋古”、“釋比”等。

      神話里天神木巴創造天地時,天總是立起來就垮掉,后來聽從西王母的建議,用大鱉魚作支撐,四只鱉足立在四方,成為撐天的柱子。鱉魚變成大地后,有時會動彈,有時會眨眼睛,那么大地就會抖動,地上的萬物就會跟著遭殃。當鱉魚動彈的時候,它的母舅狗去咬它的耳朵,它就不敢再動,大地也就安寧了。因此,羌人在遭逢地震之時,總是“咂咂咂”地喚狗,希望它出來制服鱉魚,平息震顫。但是,5月12日的下午,王治升釋比喚起狗來,并沒有平息狂怒的大地。他躲在墻角的樓梯下,無助地看著整個村子突然陷入死亡。祖上的經驗失效了,既往的神靈似乎隱退了。

      真正前來營救和提供幫助的是人,是四面八方趕過來的軍隊、醫生、志愿者……北京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5月14日上午,中央領導就趕到了北川羌族自治縣現場,指揮搶險救災工作。

      溫家寶同志與北川之間有著親密的感情,羌族自治縣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的。他到了北川之后,先查看了北川中學的災害救援現場。他說:“我們北川地區是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黨和政府關心你們,你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我告訴大家,我們已經派出解放軍、武警官兵、公安民警,總計10 萬余人,他們將會到每個受災的縣、鄉、村實施救援工作,黨和政府會盡最大的努力,把被困的群眾救出來。”隨后他爬上高坡,向全體參加救援的人員說,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任務,就是搶救被困人員,搶救人的生命是我們這次救災工作的重中之重。現在要抓緊時間,對于被困人員,只要有一線生還的希望,我們就要百倍地努力,把他們搶救出來。”

      北京到北川三千五百里,但天涯咫尺,距離并沒有阻隔兩地的緊密互動。

      2008年5月16日下午,胡錦濤同志到北川看望受災群眾。在擂鼓鎮勝利村,他踩著瓦礫,來到倒塌損毀的房屋前仔細察看,向當地干部詢問群眾傷亡和安置情況。他走進帳篷,坐在臨時搭起的床鋪上,拉著受災群眾的手,同他們親切交談,關切地詢問他們家里受災的情況、生活上還有什么困難。此后,李克強、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賀國強等同志,也都陸續到綿陽和北川看望幸存的師生,慰問群眾。

      地震帶來毀滅性的苦難與難以忘卻的傷慟,同時也包孕著重生的契機。這些來自北京的關切,以及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傾情投入,后來成為北川重建和發展最為倚重的政治資源。北川的百姓和歷任官員說起這些都充滿感激之情,那種發自內心對于政府的信任,體現在日常的點滴之中。

      春節前某一日,我帶著聯絡員去馬槽鄉慰問幾戶人家。到一戶人家的烤火房,火塘邊坐著一位老太太,鄉長介紹說,領導來看你了。她準備起身,但腿上可能沒有力氣,掙扎了幾下。我趕緊過去試圖攙扶住,她倒是一下抓住我的手,緊緊握住,把我拉到她身邊的小凳上坐下。這時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已經溢出了淚水。她急切地跟我訴說她被兒媳婦欺負,現在這是她女兒女婿家。來之前我已經了解過情況,她兒子和女兒家的經濟狀況都挺不錯,但兒媳有點偏執,所以女兒把她接到自己家養老。這種家長里短事一般別說鄉干部,就是村干部也沒法插手。

      其實老太太在女兒家生活得更愜意,不缺吃,也不缺穿,就是平日一個人在家孤寂,山里鄉親離得遠,腿腳不方便出門,看見干部來了,就想多說說話、談談天。至于縣里的干部能否治好她的兒媳,倒在其次。這讓我又羞愧又感動。那一刻,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她對“政府”的依賴,就像那種留守兒童或者空巢老人見到歸來的家人時候的感情。只有長期自上而下傳遞出去的關心,才能形成難得的信任。這個場景讓我久久難以忘懷,后來多次跟朋友描述過。

      我沒有太多基層工作經驗,間接的經驗多來自于傳媒與文藝作品,那里面的干群關系似乎并不太友好。到了第一線才感受到基層干部的艱辛與付出,這其中無論干部作為常人本身的素質與內在的欲望有多少參差不齊,他們實實在在的工作中,確實是從民眾的角度行事。北川能夠從挫折中重獲新生,民眾的自救之外,正是來自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所組織的馳援與幫扶,和這些本地工作人員的落實。

      當年的北川老縣城位于擂鼓鎮,震后一片瘡痍,已經被確認不再適合居住,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再造一個新北川”,在三十公里外原屬安縣黃土鎮和安昌鎮的一部分的土地上,異地整體重建了新縣城。

      當年5月23日,中共北川羌族自治縣委、北川羌族自治縣人民政府進駐安昌,建立了臨時辦事處。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項目組在院長李曉江的帶領下,經過多方考察論證,國家抗震救災規劃專家組把北川縣城的重建地點初步選定在安縣(如今的綿陽市安州區)的板凳橋。新縣城的選址工作由成都軍區某測繪外業大隊承擔。從7月4日開始,51 名官兵分成8 個小組,夜以繼日地在新縣城板凳橋12 平方公里的選址范圍內連續奮戰一個月,8月5日完成測繪工作。11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審查通過北川新縣城選址,12月,胡錦濤同志在慰問災區群眾時,親自將新縣城命名為永昌鎮,在永安與安昌兩個鎮名中各取一字,同時寄寓著永遠繁榮昌盛的意思。

      如今來新北川的人,一般都會到老縣城遺址去看一下,十幾年的風吹日曬雨淋,中間又經歷了余震、泥石流、滑坡、洪水的數次侵襲、沖刷、蝕刻、掩埋,當年被震垮的樓宇底層幾乎已經全部被泥沙埋藏了。2020年8月15日的洪水更是淹到了地表一樓以上,潮水退后,露在外面的斷壁殘垣依然讓人觸目驚心。我數次到這里,盡管已經很熟悉,但每一次內心都會受到很大震撼,不由自主地生出感動,為生命力的頑強,為人性在危急關頭所迸發出來的光芒。那是對心靈的凈化,對情感的陶冶,也是對人類精神的感喟。后來,只要有朋友來北川,我總是會帶他們到這片遺址走一走,體會這塊土地的苦難、堅忍和生生不息的頑強。

      同一種創傷,傷害的地方與程度是不一樣的。日子向前,生活還要繼續,遺忘是自我防御機制的一種,很多北川人現在已經不怎么愿意去追憶當年的細節,而將那些痛苦隱藏在內心深處。從碎片中創造出新的完整的自我,雖然是一個艱難的歷程,卻也是必然的選擇。

      也有那種難以走出心理困境的人,在老北川中學遺址上立了一塊牌子,上面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親寫的信。那個悲傷的母親每年都會寫一封,逢到清明和5月12日那天都會來看望。她不是祭拜,而是尋找,她的手機號一直沒有換過,因為當初她孩子的遺體沒有找到,她心中堅信他可能還在。這個執念支撐了她十幾年。隨著時日的流逝,也許重回舊地尋找的結果已經不再重要,她的行為已經成為一種儀式,一種另類的憑吊。有時候,可能人們都需要靠這樣的精神寄托來挺過人生中的黑暗時刻。

      就像那桿至今屹立在遺址上的紅旗。它原先立于老北川中學操場中間,山體滑坡下來,整個學校被山石泥土往前推了十幾米,教學樓和一應建筑悉數掩蓋,那桿紅旗卻奇跡般地依然樹立在那里,成為一種關于信念和勇氣的象征。

      ……

      (全文請閱《長江文藝》2024年第1期)

      注:本專欄系列作品入選“北京市文聯文藝創作扶持項目”。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著有《貞下起元》《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等。曾獲魯迅文學獎、丁玲文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