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徙歸小鎮坐落在額爾古納河畔，對岸是一座小小的俄羅斯農莊和遼闊的西伯利亞曠野。小鎮上有兩千多人口，絕大多數都像我和徐愛民一樣，黃頭發，藍眼睛，帶著俄羅斯人的特征。在戶口本上，民族那一欄，我們都是俄羅斯族，而外地人，甚至很多當地人，習慣性地稱我們是華俄后裔。華俄后裔，這個詞真是太貼切了。往上追溯三四代，“華”字在前，說明我們的父輩是中國人，“俄”字在后，說明我們的母輩是俄羅斯人。在我們太爺爺那一輩，基本上都是山東河北闖關東來的中國男人，娶了因各種原因來到這里的俄羅斯女人。上百年過去，留下我們這些金發碧眼的后裔們。

我和發小徐愛民差不多都是從小鎮的路燈桿上知道這些的。那時，徐愛民他爸剛當上徙歸鎮的鎮長。聽說邊境線上很多地方都在與俄羅斯做生意，徐鎮長急得不行，舉著小喇叭跑到額爾古納河邊，沖著河那邊的俄羅斯農莊用俄語喊：“我們要和你們做生意，我們要和你們做生意！”對面的小農莊炊煙裊裊，雞犬之聲相聞，沒有人搭理他。沒一會兒，幾名荷槍實彈的邊防戰士跑過來，攆徐愛民他爸，說他的行為是在破壞邊境管理，滋生事端。徐愛民他爸一梗脖子，說，我是鎮長。邊防戰士們異口同聲地說，鎮長也不行。

徐鎮長來了犟勁，一趟趟跑上級單位，找有關部門，要求開口岸，與對方開展貿易。那時路不好走，從徙歸鎮外出只有一條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徐鎮長遭遇了車禍，肋骨折了好幾根。他捂著肋巴扇，一直跑到了北京，還真跑成了。轉過年五一勞動節，徙歸口岸正式開放，成為國家一類口岸。當年冬天，從冰上過貨，當地一家貿易公司用一車土豆和圓蔥，從對岸換回來一車洋釘子，把徐鎮長高興得手舞足蹈。

那個叫作“改革開放”的詞，先前還停留在廣播里、報紙上和老師的嘴里，轉眼之間像一股春風一般，吹遍了界河兩岸。徙歸小鎮一下子熱鬧了起來。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邊境貿易紅紅火火地搞了起來。一到夏天，涌來一群群外地游客。徐愛民他媽開起了俄羅斯特色家庭旅館，一棟俄式木殼棱房子，寬敞干凈的小院子里，一座繩子上綁滿塑料花的俄式大秋千，蘇伯湯、炭烤腸、土豆泥，特色俄式大餐，滿滿的俄羅斯風情，一到夏天人滿為患，排隊都吃不上。

徙歸小鎮變化很大，界河不再是戰備前沿了，人們可以自由地去河邊玩耍，只要不過界河中心線就行。小鎮硬化了街道，臨近界河邊還修建了一座小廣場，擺上高大的秋千架和俄式四輪馬車。徐鎮長突發奇想，挨家挨戶收集能反映華俄后裔生活的老照片，洗印放大，配上簡短的文字說明，做成燈箱，掛在路燈桿上。我就是在路燈桿的燈箱上看到我太爺和太奶照片的，一位木訥的中國男人和一位漂亮的俄羅斯姑娘，他們的故事甚至被印到了徐愛民他爸組織編寫的徙歸旅游宣傳手冊上，說我太爺是個從山東黃縣來淘金的小伙子，與當地的一位漂亮的俄羅斯姑娘相識。姑娘看他勤勞肯干，淳樸善良，相中了他，一對年輕人燃起了愛情之火。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俄羅斯姑娘勇敢地來到山東小伙子住處。后面就是省略號了。每次看到這個省略號時，我都會很感慨，覺得那幾個小黑點兒與自己有關。

徐愛民總是賣我人情，說是他爸把我家的照片掛在十字路口，那可是個重要位置。我說，你爸咋不把你家的照片掛那兒呢？徐愛民痛心疾首地說，我家沒有老照片啊。徐愛民跟我講過，他爺爺生在那邊，剛出生幾天，來了一輛黑色的車，把他爸抓走了，那時候每天夜里都有人被穿黑大衣的人帶走，再沒有回來。他爺爺的母親用裙子兜著剛出生的孩子，冒著生命危險，從剛剛結冰的額爾古納河冰面上跑了過來，為了生活，嫁給了一個趕大車的徐姓中國人。

就是這樣，徙歸小鎮上的華俄后裔們都有這樣的故事可講。在這樣的故事里，額爾古納河對岸被稱為“那邊”“他們”，徙歸小鎮被稱為“這邊”“咱們”。

徐愛民家保留了完整的俄羅斯生活傳統，全家人說著一口流利的俄語。他媽胖胖的，長著一雙黃色的眼睛，總是一臉慈祥和善的笑容，頭上總是扎一條花頭巾，水桶腰上圍一塊小小的碎花布圍裙，會做一手好吃的俄餐。

小時候我去徐愛民家玩，他媽總是捧著散發著麥香的大列巴，熱情地對我說，“故事”“故事”。我以為他媽要給我講故事，后來才知道那是俄語“吃”的意思。徐愛民家收拾得一塵不染，木殼棱房子里飄散著好聞的松木味道，客房整潔明亮，院子里還有一個大烤爐，烤俄羅斯大肉串用的。

我和徐愛民一直是同學。他比我大一歲，和我姐同歲。在小鎮讀完小學、初中，又去旗所在地讀高中。那時每年高考考不上一兩個，我和徐愛民高中畢業后毫無懸念地回到徙歸小鎮，在林業局掛個名，每天也沒啥事干。徐愛民一頭亞麻色的頭發，自來卷，因為不經常洗，氈片一樣，深陷的眼眶里一雙藍色的眼睛，高聳的鼻梁，下面兩只碩大的鼻孔。他的胳膊上胸脯上長滿了褐色的汗毛，又濃又密像個毛猴子。讓我羨慕的是，徐愛民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而我家一代代一心想成為地道的中國人，俄語基本上不怎么說了。很多做邊貿的人找徐愛民做俄語翻譯，讓他掙了大把的錢。我也趕緊自學俄語，不會的問我爺爺。我發現爺爺雖然不說，可是都會，只是他對說俄語的興趣，和對我一樣，遠沒有對手風琴強烈。

夏天的傍晚，夕陽西下，界河兩岸鍍上一層夢幻般的金色。我和徐愛民在額爾古納河邊散步，徐愛民壓低了聲音對我說，中俄兩國正在協商，要在這界河上修一座橋。我說你消息好靈通啊。他說，聽我爸說的。忽然，徐愛民不說話了，伸著脖子往界河對岸看。從對面農莊里走來一個俄羅斯姑娘，金色的頭發挽在腦后，扎了一條歪歪的辮子，一雙眼睛藍寶石一般閃亮，高挑的個頭，手里拎著一只畏德羅（小鐵桶），穿一件布拉吉（連衣裙），在燦爛的夕陽下，真是無與倫比的美。我一下子看呆了，被打了一棒子一般愣怔在那里。徐愛民把手指塞進嘴里，吹了一聲尖利的口哨，把我嚇了一激靈，我們管這叫流氓哨，是那些滿街亂晃的二流子們沖女孩子吹的。我的臉一下子紅了，心中甚至涌起羞愧萬分的感覺。

對面的俄羅斯女孩卻毫不在乎，她大大方方走到河邊，沖我們笑了一下。隔著寬闊的河面，我能隱約看到她雪白的牙齒，她蹲下身時，還不忘挽住裙子的下擺，用小鐵桶舀了一桶河水。徐愛民把手攏在嘴邊，用俄語喊：“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俄羅斯姑娘清脆的俄語聲傳過來：“我叫沃麗嘎。”

天啊，沃麗嘎，多么好聽的名字啊。我在心里默念著：沃——麗——嘎——我感覺那幾個俄文字母在我的唇齒之間甜滋滋地涌動著，我也想跟對岸的姑娘說點什么，可是有什么東西把我那不夠熟練的俄語徹底摧毀了。我站在那里張口結舌，忽然，我把手攏在嘴邊，用俄語喊出了一句：“明天晚上我來給你唱歌。”徐愛民瞅瞅我，哈哈大笑，說，沒看出來啊。對岸俄羅斯姑娘笑了起來，大大方方地舉起手來，給了我一個飛吻，拎著小桶走了。

太陽落山了，我們往鎮里走。那一記飛吻，像一只長了翅膀的大鳥，從界河那邊撲棱棱飛過來，一下子啄在我的臉上，火辣辣地疼。我一路魂不守舍，感覺自己的魂兒被那只大鳥叼走了。在這到處是華俄后裔的邊境小鎮，隨處可見中俄混血美女，比如我姐苗桂榮，是小鎮上公認的美女，可是我還從沒見過像沃麗嘎這么美的姑娘，太陽一般晃得我睜不開眼睛。我對徐愛民說，明天晚上咱們一起來唱歌。徐愛民說，你還當真了，我可不會唱歌，明晚我的喀秋莎家庭旅館還要接待客人呢，要來你自己來吧。

小鎮上興起俄羅斯家庭游時，有一天徐鎮長來找我爺爺，說上級旅游局來了一個調研組，住在他家的喀秋莎家庭旅館里，想讓我爺爺去演奏幾首手風琴曲子。我爺爺本來不好熱鬧，那天卻爽快地答應了，大約是因為我姐在那里打工的緣故吧。爺爺還讓我幫忙，把他最鐘愛的那臺手風琴背去了。

我們去的時候，客人們酒過三巡，我和爺爺一起進了單間，那些人都驚呆了，以為來了兩個俄羅斯人。聽了徐鎮長的介紹，大家呱唧呱唧地鼓掌。爺爺激動得臉色有些發紅，他坐在一把小圓凳上，用手風琴演奏了一曲俄羅斯歌曲《三套車》，伴著熟悉優美的曲調，我禁不住跟著打起拍子，嘴里小聲哼唱。一位喝得紅頭漲臉的客人沖我喊，小伙子，唱一首。我就伴著琴聲唱了起來：“冰雪覆蓋的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大家都跟著打拍子，氣氛很熱烈。爺爺又演奏《喀秋莎》，客人們對我喊，小伙子，用俄語唱。

我也是人來瘋，起勁了。本來我不會用俄語唱歌，學著當地不會俄語的人唱法，伴著喀秋莎曲調唱：“買四個蘿卜切吧切吧剁了，加四塊豆腐你就咕嚕咕嚕吧。”徐鎮長知道怎么回事，強忍著笑，臉憋得通紅，客人們不明白，還以為真是俄語，拍著巴掌連聲叫好。那天完事后，徐鎮長給我爺爺兩百塊錢，又對我說，真有你的。

爺爺一下子火了起來，爺爺從性格古怪的手風琴老頭，一下子成了小鎮上各大家庭旅館爭搶的香餑餑。我也成了經紀人兼歌手。小鎮上那些開家庭游的人紛紛給我打電話預約，讓我們去他們店里拉手風琴唱歌，去一次給二百塊錢，客人給的小費都歸我們。我和爺爺忙得像趕場子，我們雷打不動，先去徐愛民家的“喀秋莎”，然后再去瑪莎家、冬妮婭家……轉一圈下來，已經是深更半夜了。那時候我說得最流利的一句俄語，就是那句“明天晚上我來給你唱歌”。

第二天我整天都魂不守舍的。爺爺在修理一架破舊的手風琴，那是他用手風琴演奏掙來的錢，從一個上了歲數的華俄后裔手里買來的。他戴著老花鏡，一本正經地坐在方桌前，用一把螺絲刀左擰右擰，一臉的愁苦，桌子上擺滿了手風琴配件，看起來修好這件古董不是那么容易。我說，爺爺，你就別費這勁了，這琴，扔大街上都沒人撿。爺爺瞪了我一眼，說，你懂個屁，總得有一些東西要留下來。

我百無聊賴地看了一會兒，出門去小鎮上走一走。旅游旺季快開始了，街上已經有了零散的游客，旅館飯店門前停了很多外地牌照的車，游人們悠閑地散步，在賣俄羅斯套娃、軍用望遠鏡和巧克力的商店里徘徊。我也像游客一般，一家家店進去逛一逛，問問店主的生意，不咸不淡地嘮上幾句。北方的夏天晝長夜短，還真是難熬啊。終于磨蹭到太陽下山，我若無其事地往界河邊走去。

額爾古納河在靜靜地流淌，映襯著淡藍色的天空，顯得靜謐安詳。河對岸，那座俄羅斯農莊一如既往地寧靜。我在河邊坐下，身后的小鎮也漸漸從白日的喧囂中安靜下來。我自小在這里長大，可是似乎還從沒這樣安安靜靜地在界河邊坐過。微風拂面，伴隨著清涼的晚風，河面上吹來涼爽的水汽。我看見那個叫沃麗嘎的姑娘往界河邊走來了，我以為出現了幻覺，使勁眨了眨眼睛，是真的，還是那件漂亮的連衣裙，金色的發辮歪在腦后。她沖我揮手打招呼，我激動地站起身來，笨拙地揮手回應她。我說，你好。她坐在對岸綠油油的草坡上，說，你好，你可以唱歌了。我清了清嗓子，這回我可不敢唱“買四個蘿卜切吧切吧”了，我用漢語唱了起來：“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河上漂著柔曼的輕紗，喀秋莎坐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我唱得激情澎湃，字正腔圓，還特意把“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改成了“喀秋莎坐在峻峭的岸上”。

我唱完之后，沃麗嘎用俄語唱了一遍。她唱歌的時候站了起來，唱得滿含深情。我又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用漢語唱，沃麗嘎在對岸用俄語唱，我們就這樣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一直唱到夜色降臨，才戀戀不舍地隔著界河互相說再見。

天一亮，我跑去找徐愛民，將唱歌的事對他說了，徐愛民驚訝地瞪圓了眼睛，以為我在騙他，說，你是不是做了個夢？我說，比夢還美呢！徐愛民激動地說，今晚咱們一起去。當天晚上，我和徐愛民、我姐，還有在他家住宿的一對小夫妻，一起去界河邊。我發現徐愛民和我姐手拉著手，我姐看見我，臉紅了，把手抽了出來。我假裝沒看見。

我一路上擔心沃麗嘎會不會來，沒想到河對岸來了三個俄羅斯姑娘。我們一起隔著界河唱歌，這邊唱完那邊鼓掌，那邊唱完這邊歡呼，一直唱到月亮升起來，灑下一河清輝，我們手都拍疼了，嗓子也唱啞了，才慢慢散去。河對面的俄羅斯農莊，只有隱約的幾點燈光，淹沒在靜謐無邊的夜色里。此時的徙歸小鎮，人聲喧嘩，萬家燈火，小飯店和燒烤店正生意紅火。我們意猶未盡，有說有笑往回走，準備找家燒烤喝點啤酒。黑暗中我看見我姐和徐愛民的手拉得更緊了。

那個夏天，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界河邊，我、我姐、徐愛民，還有小鎮上的四五個華俄后裔年輕人。界河那邊來唱歌的人也慢慢多了起來，最多時有七八個俄羅斯姑娘。額爾古納河邊的夏天很短暫，也就兩個月的時間，兩岸的年輕人都抓緊時間，享受這美好而短暫的季節。傍晚霞光滿天，界河涼風習習，人影晃動，歌聲和歡笑聲此起彼伏。不同國籍的青年男女分隔在界河兩岸，一首接一首唱俄羅斯歌曲，也唱中國民歌，一會兒用俄語，一會兒用漢語，唱得好的引來一陣叫好和掌聲，唱得一般的大家也鼓掌鼓勵。我和沃麗嘎慢慢成了兩岸年輕人里公認的歌星，像是隔河相望的公主和王子，引來一陣陣喝彩。

徐愛民從他家店里搬來海拉爾罐啤和哈爾濱香腸，我們像扔手榴彈一般將罐啤扔到四五十米寬的河對岸，還要掌握好力度，扔在河邊的淺水里，不能落到岸上摔壞了。俄羅斯姑娘們歡笑著，從河水里撈出啤酒，從岸上撿起香腸。我們邊喝邊唱，《三套車》《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高興了還要在河邊跳上一曲。一直到夜風習習，繁星滿天，界河兩岸的年輕人才戀戀不舍地散去。我姐挎著徐愛民的胳膊，一路依偎在他的身旁；其他幾對年輕人也是來去成雙；我一個人往小鎮里走，滿腦子都是沃麗嘎動聽的歌聲和俊俏的臉龐。

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來，傍晚悄悄地跟著我們去界河邊，躲在遠處聽我們唱歌。一直到國慶節之后，第一場雪降下來，漫長的冬天來臨，一個歌唱季節才宣告結束。

轉過年，我們都熱切地盼望著夏天的到來。突然有一天，徐鎮長叫我們這些年輕人到他家的喀秋莎飯店吃飯。酒過三巡，徐鎮長激動得兩眼放光，對我們說，他要在界河邊上搭建演出的舞臺，有麥克風和燈光，讓兩岸的年輕人盡情歌唱。我們都瞪圓了眼睛，面面相覷。徐鎮長說，鎮政府已經推動成立了文化公司，這是促進邊境地區經濟發展，增進兩岸人民友誼的大好事。上級旅游部門和邊防部門也都支持。我們還是不說話。徐鎮長說，愛民懂俄語，會經營，有組織能力，文化公司就讓他負責。你們一起把界河大舞臺這個文化品牌打出去。徐愛民激動得兩眼放光，極力掩飾著，嘴都要咧到耳朵上去了。我們都驚愕地望著他，包括我姐。

徐愛民倒了滿滿的一杯啤酒，沖我們舉杯，興奮地說，來，我敬大家一杯。我們猶猶豫豫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徐愛民說，我算過了，一夏天掙個五萬十萬不成問題，掙了錢大家分紅。大約是最后一句話起了作用，飯桌上的氣氛熱烈了起來，人們紛紛舉杯，我也舉杯，喝了一杯啤酒，感覺那啤酒溫吞吞的，一點也不爽口，似乎還有股怪怪的味道。

吃完飯我和我姐一起回家。已經是深夜了，天已經黑透了，小鎮的路燈已熄了，大約是陰天，看不到星光，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沉默地走著，彼此能聽見呼吸聲。后來我說，沒想到徐愛民抖起來了哈，真讓人羨慕啊。我姐幽幽地說，他就是愛瞎折騰，前些天還跟滿洲里來的一個老板商量合伙搞邊貿呢。我說，今非昔比啊。我姐說，那老板不像是好人，我上菜時直勾勾往我身上瞅，嚇得徐愛民趕緊介紹說我是他女朋友。我說，姐你可得長個心眼，別讓人賣了，還幫人家咔咔點錢呢。我姐說，去你的吧。我笑了起來，說，姐你跟他正式確定關系了嗎？我姐說，我也不知道。正說著，我姐一腳踩在一坨牛糞上，差點滑倒。她沮喪地在路邊草地上蹭了蹭，嘟囔說，真是倒霉，回去還得刷鞋。

旅游旺季來臨之前，施工隊來到了額爾古納河邊，先是從鎮上接來電，然后開始施工，他們只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就在我們唱歌的河灘上，搭起了一座高大的木質舞臺。露天舞臺上鋪了紅色的地毯，后面豎起的背景墻上，印著不知哪個記者偷拍的我們隔河唱歌的大照片，大約是像素不夠，放得太大有點虛。白練一般的額爾古納河將背景墻分成兩部分，上面是那邊，能看出沃麗嘎她們在河對岸快樂地歌唱，下面是這邊，能看出我、我姐和徐愛民的背影，歡快地打著節拍。背景墻的頂端，是用中文和俄文雕刻的亞克力大字：界河大舞臺。

這天傍晚，作為徙歸鎮俄羅斯風情文化節的重頭戲，界河大舞臺正式開演了。燈光亮起來，音樂響起來，整個徙歸小鎮的人差不多都來到界河邊，還有無數外地游客蜂擁而來。我們這些年輕人都穿上了俄羅斯民族服裝，還化了妝。我姐給我涂口紅，我很不習慣，直躲。徐愛民說，不行，都得化妝，不然一會兒上了舞臺，燈光一照就沒法看了。

化好了妝，我們你看我，我看你，感覺像一群紙做的假人。界河對岸的俄羅斯農莊似乎也被這熱鬧驚醒了，三五成群慢慢向界河邊聚攏過來，走得小心翼翼。很多游客激動得喊了起來：“出來了，出來了。”紛紛舉起望遠鏡和照相機。那些在小鎮旅游紀念品店里買的俄羅斯軍用望遠鏡，很多都是南方的鄉鎮企業做的，游客們舉著，看得興致勃勃，像是圍在動物園外的游客，終于等到了獅子、老虎從窩里鉆了出來。

徐愛民脖子上掛著望遠鏡，手里還拿著對講機，像一只大馬猴一般跳來蹦去。我從他脖子上搶下望遠鏡，向對岸望，倍數太高，看得我有些頭暈，不過我很快適應了，我看見了沃麗嘎，一個冬天沒見，她長得更好看了。她一臉燦爛的笑容，和幾個俄羅斯姑娘一起，正歡快地向河邊走來。界河這邊搭起的舞臺，顯然讓她們又好奇又激動，似乎還有一些疑惑。伴隨著歡快的音樂聲，界河大舞臺的演出正式開始了，先是領導輪流上臺講話，用中文講，再用俄語翻譯，最后，蒙在背景墻上的紅幕布緩緩拉開，演出正式開始了。我們這些年輕的歌手輪流上臺，又蹦又跳又唱的，市文工團的演員們也來助陣，一時間鑼鼓喧天，歌聲響徹界河兩岸。對面俄羅斯人被歡樂的氣氛感染，高興得載歌載舞，唯一遺憾的是沃麗嘎她們沒有音響，沒有麥克風，她們的歌聲被這邊的音響淹沒了。不過，這沒什么，演出大獲成功。據說從地方到省里，各路媒體紛紛報道，徙歸小鎮打造的界河大舞臺，一夜之間家喻戶曉了。

界河大舞臺接連演出了一周，吸引來的游客越來越多，小鎮上的家庭旅館都爆滿，徐鎮長高興得合不攏嘴，徐愛民西裝革履，更有經理派頭了，還不停地接受記者采訪。記者還要采訪我姐，把我姐嚇跑了。采訪我，我吭哧癟肚的，說不出來。

過了一段時間，問題來了，對面沒人了，兩三天熱鬧，人家當演出看，你天天演出，還是同樣的曲目，再好聽的歌人家也膩煩了。徐鎮長著急了，讓我爺爺出面救場。我爺爺勉強答應，每天到界河大舞臺演奏三支手風琴曲子。我姐把他打扮得很精神，暗紅格子的襯衫，藏藍的牛仔褲，雪白的大胡子，老式手風琴，簡直是帥呆了，吸引了對岸一群俄羅斯老太太，聽了演奏激動得直抹眼淚。

這一季界河大舞臺總算是熱熱鬧鬧地閉幕了。徐愛民在酒桌上得意地跟我們說，當年就收回投資了，明年就見回頭錢了。大家都挺激動，吵吵著要喝酒。徐愛民說，我看市文工團那幾個小姑娘不錯，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帶勁，明年再把她們請過來。我說，她們又不是俄羅斯族，演出誰愛看啊？徐愛民湊近我，笑嘻嘻地說，咱讓那幾個小姑娘把頭發焗黃，戴上美瞳眼鏡，誰還細看啊。我姐說，你這不是……造假嗎？徐愛民說，這叫啥造假啊，一個演出，大家都是演員，誰還當真啊。我說，我怎么覺得還是原來那種好呢，大家無拘無束，隨便唱，那么快樂。徐愛民撇了撇嘴，說，好有啥用，掙不來錢，你看這多好，大家錢包都鼓起來了吧。

誰能跟錢有仇啊，我們就都不說話了。

到第二年夏天，徐愛民真的請來了市文工團的三個姑娘，頭發焗得很黃。其中一個叫麗莉的，據說是市文工團的主力演員，魔鬼身材，前凸后翹。徐愛民親切地稱她為莎莉。我本來是主力歌手，如今成配角了，我姐還能上臺唱一首，其余的人就沒啥事了，成了跑龍套的。

爺爺去演奏手風琴，沒幾天出了意外。演出散場回來，黑燈瞎火的，腳下一滑，摔了一跤，股骨頭骨折。做了髓內針手術，我和姐姐輪流護理了半個月才出院。我們都以為爺爺從此就站不起來了，可這個倔強的老頭兒根本躺不住，他說天天在床上躺著還不如死了。他慢慢下床，扶著椅子靠背練習走路，像一個剛開始學走路的嬰兒。我給他做了一根柳木拐杖，他高興得咧著嘴笑，像一個孩子看見喜歡的玩具。

到這一季界河大舞臺結束的時候，爺爺已經能拄著拐在街上慢慢地走路了，這真是一個奇跡，只是，他的記憶力潮水一般退去，見到好多熟人都不認識了，除了那些久遠的記憶和他的手風琴，一切似乎都從他的生活中飛速退場。他在街道上看到燈箱上的老照片，絮絮叨叨地給人家講那些久遠的故事，可是記不起剛剛吃過午飯的事。

徐愛民來我家看我爺爺。他憂心忡忡地說，這一季界河大舞臺沒有往年紅火，那邊似乎徹底厭倦了，接連幾天沒有人來唱歌。有一天，沃麗嘎來了，徐愛民趕緊隔河喊話，拜托她召集姑娘們來界河邊唱歌，還答應來一次每人給二十元人民幣。

我笑了起來，問他，沃麗嘎她們來了嗎？

徐愛民說，一開始還行，每天晚上來七八個人，也不正經唱歌了，就等著收錢。我給她們記考勤，每周結一次賬，自制了一副弓箭，把錢裝在小袋子里射過去。

我哈哈大笑，說，真有你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啊。

他說，本來還行的，后來對岸一個多事的俄羅斯老太太，沖這邊喊話，說他們需要安靜的夜晚，姑娘們就都不來了。

這時候，爺爺睡醒了，迷迷糊糊坐起身。徐愛民湊上去說，手風琴爺爺你好啊。我爺爺問，你誰啊？我趴在他耳邊大聲喊，爺爺，是徐愛民。爺爺說，啊對，我說看著眼熟呢。徐愛民說，爺爺你還能演奏手風琴不？爺爺說，能，能，我現在就演。我不讓他演奏，他不答應，我只好把一副手風琴給他背上。一背上琴，爺爺立馬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身子坐得挺直，兩眼炯炯有神，演奏了一首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徐愛民說，真不錯，恢復得這么好，明年能接著上界河大舞臺了。我說，估計不行了，歲數太大了，有點不認人了，總犯糊涂，聽力也不行了。沒想到爺爺聽見了，生氣地對我說，誰說我不行，等夏天來了我就去演，不要錢。我連忙說，好，好，等夏天來了，咱們一起上界河大舞臺。爺爺高興得白胡子一翹一翹的，用絨布擦他收藏的那些手風琴。徐愛民看得目不轉睛，嘴里念叨，真是好東西啊。

平時爺爺也很忙的，時常有不知哪里來的記者，找到我們家采訪，讓他講我太爺和太奶的故事。一開始他還挺愿意接受采訪，還要收拾屋子，換上干凈整潔的衣服，對著攝像機露出嬰兒一般的笑容。后來他似乎也厭倦了，不愿意跟人講了，很少讓人采訪了。

爺爺沒能再上界河大舞臺演出。春節后的一天，他情緒似乎很好，喝了兩罐俄羅斯啤酒，大晚上不睡覺，把他那幾臺手風琴擦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般都是在上午做這件事，我和姐姐也沒在意，只是勸他早點休息。

那天夜里，他在睡夢中平靜地去世了。

我們把爺爺安葬在一處山坡上，那里是早期俄羅斯移民的墓地，能望見額爾古納河，每年夏天山坡上開滿雪白的野芍藥花。我姐眼睛都哭腫了，我沒有哭，就是這樣的，一代一代人，都將歸為泥土。我知道爺爺一直想讓我娶個漢族姑娘，讓我們家族功虧一簣的遺傳改造計劃重新開始。可是，自從我在界河邊望見沃麗嘎那天起，就沒有別的姑娘能打動我了，她那動人心魄的美，像是凌空高照的月亮，暗淡了滿天的星光。我經常在不經意的時候想起她，無論當時心情多么好，一想起她我就會馬上傷感起來。

沃麗嘎，多么美妙動人的名字啊。她不止一次出現在我的夢境里。我熱切地盼望著夏天到來，希望在界河邊看見沃麗嘎。徐愛民已經早早開始籌備了，組織莎莉她們在林場小禮堂里排練新的節目。姑娘們都喜氣洋洋，有說有笑，只有我姐悶悶不樂，一副憔悴的樣子。我想，她還在為爺爺離開而傷心。

那天我發現我姐沒去排練，一個人在家里喝啤酒。我心疼地說，姐你不能這樣下去了。我姐眼淚汪汪地說，是啊，我也這么覺得，可是我做不到。我說，沒有什么能永遠陪伴在我們身邊的。我姐的眼淚流了下來，她說，你早知道了是吧？也不告訴我。

我有點發蒙，說，姐你啥意思啊，我咋沒聽懂呢。

我姐說，我想好了，過兩天我就離開徙歸了，哈爾濱有家西餐廳招人，我一同學介紹我去試試。

我驚得瞪大了眼睛，問，姐，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你把我說糊涂了。

她遲疑了一下，說，徐愛民，在跟那個莎莉鬼混，全鎮的人都知道了。

我愣了半晌，站起身來，說，我去找他。

我姐一把拉住我，說，別去，隨他去吧。也好，我們本來也沒互相承諾過什么，人各有志，好聚好散。

我姐就這樣離開了徙歸小鎮。

那天我送她到長途客運站，這是除了口岸以外，小鎮唯一與外界聯系的通道。我姐要先坐長途汽車到海拉爾，那里有去哈爾濱的火車。巴斯克節過了，五一節也過了，天還是那么冷，我總覺得我姐在打哆嗦。我說，姐你穿少了吧？她說，不冷。車上人不多，我姐上了車，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我站在下面望著她，她擺手示意我回去，我不走。后來車開了，我看見她的眼淚流了下來。

界河大舞臺開演前一個月，徐愛民來我家找我，我懶得搭理他。當時我正想出門，去鎮上走走，在院門口遇見他，我冷著臉問他有什么事。他訕訕地笑了笑，說，沒事，來看看你。我說，有啥好看的，我臉上又沒長花，沒事就回吧。他說，我還真有事哈，能進屋說不？我想了想，畢竟這么多年的交情，大面上還是要過得去，就讓他進了屋。

徐愛民說，這次界河大舞臺開幕式，上級旅游部門要開現場會，周邊旗市的領導要來觀摩，這一陣子可把我忙活壞了，嘴上都起大泡了。我說，能者多勞，你是干大事的，有啥上火的。徐愛民露出一臉苦相，說，沒人啊，咱這邊演員也不夠，我準備去滿洲里和黑河那邊，臨時招募幾個真正的俄羅斯姑娘。可是對面咋辦啊，沒人可就砸了牌子了，成了咱自娛自樂了。

我說，那就自娛自樂唄。徐愛民苦笑了一下，說，那還叫啥界河大舞臺啊，不如去林業局小俱樂部里演出了。我說，說吧，你又起啥幺蛾子？徐愛民說，我來找你，是想讓你幫個忙。我說，我又不是普京，能幫什么忙？徐愛民說，你要是愿意，我給你辦旅游護照，還有鎮上幾個年輕人，你們去那邊。我愣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苦笑著說，你是說，讓我去那邊扮演俄羅斯人？徐愛民齜牙笑，說，還扮演啥啊，你最像俄羅斯人了，你一定要幫我，到了那邊，你們只管每天晚上到河邊唱歌，其余的我安排。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沃麗嘎漂亮的面容。我說，好吧。徐愛民沒想到我會這么爽快答應下來，微微愣了一下，隨即開心地笑了。他激動地跟我握手，說，到底是兄弟，我就喜歡你這爽快勁，不像其他人磨磨嘰嘰的。我說，別扯沒用的。不知怎的，我也一下子開心了起來，氣氛似乎像從前那樣融洽起來。

徐愛民說，還有件事，我一塊說了吧。我說，什么事，你說吧，趁我今天高興。他說，手風琴爺爺不在了，那幾架手風琴你有什么打算？我說，你啥意思，明說吧。他說，滿洲里我一朋友喜歡收俄羅斯舊物，這陣子正四處搜羅扣子琴呢，價錢好商量。我警惕起來，想了想，說，爺爺不在了，我想留著做個念想。他說，等你出國回來，我那朋友想來看看琴。我說，到時候再說吧。

我和小鎮上的幾個華俄后裔提前一星期去俄羅斯，徙歸口岸界河上的橋還沒修好，中方這一側早就竣工了，那邊還沒開始施工。為了去河對岸，我們只能多走冤枉路，從距離徙歸鎮上百公里的黑山頭口岸出境，一路顛簸，總算到了對面的俄羅斯農莊。徐愛民已經通過關系提前租下了一處俄羅斯民宅，房東是一位上了歲數的俄羅斯老太太，胖胖的身材，長得像徐愛民他媽，她熱情地給我們做了一頓酸唧唧的蘇伯湯。

吃過飯，我把小農莊轉了個遍，期待能與沃麗嘎相遇。這里也就三五十戶人家，沒幾分鐘轉完了，就再轉一遍。后來，我來到界河邊，一個人坐在沃麗嘎曾經坐過的河岸上。從我記事起，二十多年的光陰過去，我曾經無數次向這邊張望，如今忽然站到了對岸，隔河望著自己出生長大的小鎮，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既熟悉又陌生。最近這幾年，徙歸小鎮變化太大了，一座座兩三層的木殼棱旅游賓館拔地而起，原來那種跟這邊一樣的田園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在暮色中走回駐地，滿天的星光晃得人睜不開眼睛，我忽然想起好久沒看到這么多星星了，徙歸小鎮那些越來越亮的霓虹燈把星光淹沒了。

第二天閑聊時，我用蹩腳的俄語問房東老太太，村子里的年輕人呢？老人說，前些年還有，如今都走了。我問，去哪兒了？房東說，去大地方了，你們那邊熱熱鬧鬧的，把年輕人的心都激活了。我真不明白，你們怎么那么高興，每天唱啊跳啊，你說說，你們每天怎么那么高興？我想了想，無言以對，這些年我感覺煩惱越來越多了，可是我們真的似乎每天都興高采烈。

老太太用俄語嘮叨起來沒完。我聽不全懂。后來我問他，有個叫沃麗嘎的姑娘在哪里？她指了指河對面，說，聽說去了中國。我暗吃一驚，急切地問，去了中國哪里？老太太說，我怎么知道，中國那么大。

傍晚，界河大舞臺演出開始了，這是最盛大的一次，作為小鎮界河旅游文化節的開幕式。舞臺燈照得雪亮，演員們輪流登臺，演唱著一首又一首的俄羅斯民歌。我們在河邊賣力地又唱又跳。徐愛民真能整，還弄來了兩只追光燈，隔著界河照過來，我們在光暈里又唱又跳，像是一群演技拙劣的小丑。還好，伴隨著我們的舞步和歌聲，界河兩岸的情緒達到了高潮。

我在追光里賣力地跳一支俄羅斯民間舞蹈。在木頭舞臺上跳習慣了，在松軟的河岸上跳還真挺不適應，幾乎崴了腳脖子，疼得我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罵了句臟話，趕緊捂了嘴，同伴們哄笑起來。好在對岸鑼鼓喧天，沒有人聽見。

我又唱又跳，滿身大汗，扯開嗓門開唱自己的俄語歌：“買四個蘿卜切吧切吧放進鍋里燉了吧。”忽然，我不唱了，如遭了電擊一般停了下來，我看見沃麗嘎了！她穿著一身綠色的布拉吉，走上了河對面的舞臺。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千真萬確，一定是沃麗嘎！我忍不住大聲喊了起來，沃麗嘎，沃麗嘎！——對面傳來《喀秋莎》激昂的樂曲，幾個小伙子在舞臺上抽筋一般起勁地跳舞，一邊跳還一邊唱，準確地說，他們是在說，就是rap，歌詞的快速念白火箭炮一般把我的呼喊打得七零八落。眼看著沃麗嘎唱完歌，走下舞臺去了，那幾個伴舞的小伙子也擺出一個貌似完美的造型，戛然而止。

不等演出結束，我收拾了東西。我在農莊外的路口守到半夜，露水打濕了我的衣服，終于搭上了一輛去往粗魯海圖的農用車，那對面就是通往中國的黑山頭口岸。開車的是一個上了年歲的俄羅斯老頭，他驚訝地問我是誰。我說我是對岸來的中國人。他笑了起來，說，我說看著這么陌生呢，我經常在這附近來回跑車，年輕人我都認識。我問，你認識沃麗嘎嗎？老頭兒說，認識啊，她是坐我的車離開家鄉的，說要去中國，哦，那天，她就坐在你現在坐的位置上。

經過一整天的奔波，我在界河大舞臺再次開演的時候，回到了徙歸鎮。我上氣不接下氣地來到界河大舞臺，演出正在進行，我沖到背景墻后面的臨時板房里找沃麗嘎，正遇見徐愛民。他看見我吃了一驚，隨后拉下臉來，不高興地說，你發什么神經，怎么跑回來了？我問，沃麗嘎在哪兒？他說，哪個沃麗嘎？我說，就是前些年和咱們對歌的俄羅斯姑娘啊，你忘了？徐愛民說，噢，還真有點像哈，不過，她說自己叫娜佳，這幾個俄羅斯姑娘是我從滿洲里請來的，在臺上唱歌呢。

我撒腿往界河大舞臺方向跑，正看見沃麗嘎和另外兩個俄羅斯姑娘從舞臺上走下來，我沖她喊，沃麗嘎，是你嗎？沃麗嘎驚訝地望著我，問，我認識你嗎？我說，在界河邊，我們一起唱過歌的，你還記得嗎？我是徐廣榮，也叫安德烈。她有些迷茫地望著我，我有些不知所措，心想莫非是我認錯人了？可是沒錯的，她就是化成灰我都能認出來，與從前相比，她只是化了濃妝而已，為了演出的需要，這沒什么。她笑了，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對我說，我知道你是誰了，有什么可以幫你嗎？

我說，我想邀請你，去河邊唱歌。我拉起她的手，一起往河邊跑，跑得好快啊，耳畔傳來了呼呼的風聲。我們累得氣喘吁吁，終于坐在了界河邊，遠離了大舞臺的鼓樂喧囂，這里才是多年以前界河邊那幽靜的夜晚。我們坐了一會兒，她把頭依偎在我的肩上，輕輕地喘息著。我激動得渾身顫抖，身上涌起一波波熱流，我說，我們一起唱一支歌吧，唱我們一起唱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等她說什么，我用漢語輕聲唱了起來：“深夜花園里四處靜悄悄，樹葉也不再沙沙響。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但愿從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沃麗嘎用俄語唱，我用漢語唱，在距離莫斯科郊外十萬八千里的遠方，在靜謐的界河邊，我們的歌聲如額爾古納河水那樣緩緩流淌。我簡直不敢相信，多年來的夢想，這么輕易就實現了。

我想，我應該向沃麗嘎表白，讓她留下來，我們一起生活在徙歸小鎮。我的父輩們就是這么生活的，或者我們一起去哈爾濱，我姐給我來電話，說哈爾濱很美，我們去了應該很容易找到工作，那樣我們就可以坐在松花江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

一曲終了，我的眼睛濕潤了，情不自禁地把沃麗嘎抱在懷里，我聲音顫抖地說，我們永遠在一起吧。她在夜色中微笑著，伸出手臂摟住我，用有些跑調的漢語說，好啊，可是你要幫我個忙。我說，什么意思？她說，聽說你手里有很多手風琴，你把它們出手吧。我愣住了，感覺渾身僵硬起來。還沒等我想明白怎么回事，她的手像一只冰涼的蛇，輕車熟路地鉆進我的衣服里，我的腦袋里“轟”的一聲，一片空白。就在這時，“嘭”的一聲巨響，一枚禮花幾乎是在我們的頭頂炸開，緊接著五彩斑斕的焰火接二連三地在界河上空綻放。

我們嚇了一激靈，她本能地把手縮了回去。我們慌亂地站起身。我說，對不起，我、我認錯人了，你不是沃麗嘎，你是娜佳。她俊俏的臉上涌起失望的表情，惱火地說了一句俄語，轉身就走。我沒聽懂她說了什么，確切地說，我沒聽清，那句話淹沒在禮花爆炸聲里去了。

遠處隱約傳來手風琴悠揚的樂曲，我的眼淚奔涌而出。那一刻，我決定了，還是把那些手風琴送到市民族博物館去吧。爺爺說得對，總得有一些東西要留下來。無數禮花彈呼嘯著升起來，在頭頂夜空中綻開五彩繽紛的焰火。這是慶祝界河大舞臺圓滿落幕的焰火，把滿天的星光打得七零八落，隨后陷入無邊的寂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