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開欄語

推進創作繁榮、多出精品力作是做好文學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基礎。致力于在國家級文學獎項取得突破，始終是省作協十多年來念茲在茲目標之一。我們讓壓力轉化為工作動力，推動文學創作在量的持續積累中獲得質的整體提升，推動精品創作由小的進步轉化為大的突破。過去五年，青海作家從零星漸成團隊，向全國重要文學獎項發起集體沖鋒，獲取多項有權威性和影響力的文學獎項，一批老中青作家孜孜耕耘，向青海新時代文學奉獻出最新精品力作。

我們開啟了青海作家集體突圍新階段。

青海省作家協會特邀我省作家、評論家，盤點省作協第八次代表大會以來五年間各文學門類創作情況，梳理動態性、現象性、規律性的發展軌跡，求索青海文學創作突破與提升的著力點與增長點，從而提升認知、鼓舞士氣、增強自信、凝聚力量。

從本期起，依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文學評論、少數民族文學、兒童文學、網絡文學次序，刊發關于各文體創作綜述。受信息源和撰寫者思考角度限制，綜述涉及作家作品難免有疏漏與謬誤，歡迎批評指正，以便及時更正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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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奮力書寫文化、歷史與時代畫卷

劉曉林

2019-2023年間，青海長篇小說創作波瀾不驚，總體延續了以往平穩發展的態勢。據不完全統計，期間青海作家創作出版長篇小說近30部，數量與前一個5年大體持平。題材方面，在青海作家長袖善舞的表現民族文化、挖掘地域歷史等領域繼續拓進之外，關注現實，尤其是涉及扶貧攻堅和新農村建設內容的創作成為一時熱點。藝術表現方面，在充分尊重、汲取文學史經驗的前提下，也試圖突破成規，將寫實與想象、嚴肅與通俗、再現與重構等多種元素融匯在小說敘事之中，多維度多層次展開了積極的藝術實踐。下面將依據書寫內容，對近5年青海長篇小說創作進行簡要梳理、評述。

一、觸摸民族精神之魂，追尋民族文化之根

青海這片高天厚土，歷史進程曲折復雜，民族文化瑰麗豐富，為文學寫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書寫資源和創作靈感，以“尋根”的姿態追溯祖先的足跡，深情解讀本民族的精神密碼，向來是青海作家寫作的重要選擇，是青海文學積淀深厚的創作領域。五年來，表現民族歷史文化的創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新進展。

梅卓于2019年11月推出的長篇小說《神授·魔嶺記》，是近期出現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風格獨具、意涵豐沛的作品。小說表層結構呈現了“成長”的主題，講述藏族少年阿旺羅羅領受使命，經過大德高僧的引導、點化，自我的磨礪與修煉，成為一代神授藝人故事。與阿旺羅羅成長并行的是“格薩爾史詩”中格245薩爾王征戰北方魔王路贊和路贊在“末法時代”復活終被擊潰兩個神話故事，構成小說的輔線，在現實、歷史、神話傳說的相互交織中，多方面呈現了表現藏民族勇敢、忠義、傾向美善的精神氣質和質地飽滿的文化習俗，凸現了小說更為重要的題旨。小說結構縝密，想象郁勃，語言細膩詩性，特別是阿旺羅羅和他的保護神精靈般的扎拉相攜而行的敘事線索，給作品營造了一種輕盈靈動的格調。《神授·魔嶺記》 于出版次年獲得了第 12 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長篇小說獎”，頒獎詞稱“《神授·魔嶺記》向偉大的《格薩爾》致敬，游弋于現實、歷史與傳說之間，穿行于實相與虛相之間，展現著藏族文化的神奇博大。”這是梅卓繼長篇小說《太陽部落》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之后，第二次獲得該獎項的長篇小說獎，顯示了文學界對這位實力派藏族女作家的高度認可。

土族女作家李卓瑪繼續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勢頭，而為本民族“正名”依然是她寫作的原動力，五年間，她出版了兩部有關民族歷史的長篇小說。《雪玉馬鞍·吐谷渾王國》的前兩部曾于2015年以《吐谷渾王國》的為題出版，此后，作者重新編制了回目，進行修訂，又完成第三部，2019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再度以上中下三部整體推出。這是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作者細心爬梳史料，結合符合歷史發展邏輯和情勢的大膽想象，重構了吐谷渾王國從遼東到西陲，從興國到衰亡350余年的滄桑歷史，期間的英雄偉業、王權更替、宮闈秘聞，與北朝、南朝，與隋唐，與吐蕃不同時期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的角逐博弈，一一納入筆端，書寫戰爭，金戈鐵馬，筆力雄健，而寫到兒女情感，則又千回百轉，婉轉細膩，充分顯示了作者駕馭時空浩瀚、人事繁雜的歷史長篇小說的才華和功力。如果說《雪玉馬鞍·吐谷渾王國》 是一座宏偉的建筑，而作者的另一部小說 《虹的印記》 則如一個精巧的閣樓，這是一部心裁別出的作品，同樣是在追溯土族發展的歷史，卻用一串佛珠尋找缺失的七顆佛珠的經歷作為線索，而每一顆散落佛珠的回歸，則演繹了民族歷史的一個特定瞬間，串聯起土族這個興于馬背而衍變為精于農耕的民族的前生今世。七個彼此獨立又渾然一體的故事，從女性的情感經歷透視這個民族勇敢、智慧、堅韌的精神氣質。這七個故事都曾在作者的其他小說作品中出現，《虹的印記》則將其幻化為七顆佛珠，暗喻七彩土鄉，使之成為一個有機體并生成了新的意義，與原來所屬的小說之間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不失為一種饒有趣味的文本試驗。

撒拉族作家韓慶功的《黃河從這里拐彎》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作者計劃以四部的規模，勾描一幅自世紀30年代至新世紀70、80年間撒拉族社會生活的風俗長卷，已經完成出版的第一、二部已有百萬字的篇幅，如果假以時日，作品終成完璧，將會是一部兩百萬字的鴻篇巨制，將成為青海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河小說”。小說以參加了中原抗戰的撒拉族青年奧斯曼卸甲歸田，挈婦將雛，返回黃河岸邊的家園蘇吉里村起筆，此后三代人在數十年間的風雨人生構成了小說的線索。小說以蘇吉里村和奧斯曼一家人的生活作為圓心向更廣袤的空間延伸，舉凡時代風云、鄉土變遷、民族心理、生活習俗，無一不納入筆端，既凸現了個人命運、族群的生存與時代、國家之間的共振關系，又用豐富的細節和繁富的場景勾描了一幅民族生活的風俗長卷，對自800年前從中亞定居黃河岸邊的撒拉民族的社會生活肌理進行了深入描繪，力圖凸顯這個在“黃河浪尖上”搏擊的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小說筆墨酣暢，浩浩湯湯，雖時有枝蔓，卻自有一種渾然飽滿的氣勢。

二、深入挖掘本土歷史，傾情講述青海故事

依戀本土家園是人類共有的情感，作為寫作者，立足腳下土地，書寫原鄉故事近乎是一種本能的選擇。而“吾鄉吾土”古往今來的或雄渾悲壯或繾倦纏綿的滄桑往事對于本土寫作者具有永久的牽引力，故此，講述本土故事依然是近5年青海長篇小說寫作的重要題材領域。

上世紀50年代起，響應國家召喚，大批開發建設者進入青海高地，將富強夢想與在艱苦環境中舍“小我”顧“大家”的勞動者的無私奉獻精神緊密連接的“拓荒文學”由此而生，并成為青海文學的一個重要標識，不同代際的青海作家都曾對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進行過描述與詮釋，近5年的青海長篇小說依然延續了這一傳統。

海桀的《藍色方程》是以221核工業基地的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以往涉及221基地的創作，多為忠實史實，追尋歷史事件進程的非虛構創作，而關注在宏大的“共名化”的歷史敘事中被化約的個體生命的體驗和日常生活故事，從而呈現文學人性關懷的溫度與力量的為題旨的寫作尚不多見，海桀的創作彌補了221題材寫作中虛構文學缺席的遺憾。小說通過男女主人公依放和艾丁曲折感傷的情感故事，書寫了特殊環境中的知識分子為國家的國防事業殫精竭慮的奉獻精神，以及“他陪我一程，我念他一生”的忠貞不渝的美好情操。小說將第三人稱敘述，與女主人公艾丁的回憶，男主人公依放的日記以及兩人的通信糅合一起，使得小說敘事張弛有度，搖曳生姿，同時這些文體元素之間構成了多重對話關系，展開對于事業、愛情、生命本質的意義追索，情感熾烈真摯，有一種直抵人心的感人力量。

非我 （曹建川） 的《父親的高原》是一部向終身奮戰在柴達木石油戰線上的石油人致敬的作品，小說題名即蘊含著對老一輩開發建設者的崇高敬意。一直工作在石油行業的曹建川，對青海石油的發展歷程了如指掌，加之豐富的生活積累，使之能夠全景呈現青海石油的建設歷史，塑造出一批生動鮮活的石油人形象。小說通過何滿江、陳啟仁、葛先華三位主人公的生命歷程，串連起青海油田從勘探到鉆井，數十年轉戰老茫崖、冷湖、花土溝、澀北的全部過程，他們個人的歷史構成了青海油田的歷史。小說不僅表現在人跡罕至的荒原戈壁石油人期餐露宿，經歷的生死考驗、還寫到了特殊年代的命運曲折和兒女情長，對青海油田幾次轉型時的艱難抉擇以及由此產生的矛盾著墨甚多，顯示了直面生活真實的現實主義態度。《父親的高原》是從電視劇文學腳本轉換而生成的長篇小說，行文中存留了些許影視表達的印記。

同樣來自石油行業的吳德令創作的《南八仙》，則給自上世紀50年代流傳至今的一個浪漫憂傷的傳說賦予了血肉。一次偶然，多年前罹難被淹沒在荒野黃沙中的女地質隊員的日記被發現，里面記錄了來自內地的八名女地質隊員因探礦迷失荒原，如何求生、掙扎，至死堅守保護勘探資料信念的悲壯經歷。小說規避了同類題材中單純贊美謳歌的同質化傾向，寫到了危難時刻地質隊內部發生的裂變，將人性的幽暗和理想的光芒并置，使人物形象真實而飽滿。小說結構方式獨特，主體部分是八位女地質隊員之一的張春桃的日記，“續篇”則是另一位女地質隊員齊桂香的兒子的日記，講述第二代石油人在前人的感召下繼續前行的故事，這是一種有效的鏈接，內在精神的一脈貫通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梅爾 （蔣應梅） 的《西進！西進！》是以青藏鐵路為背景，表現行走穿梭在世界屋脊之上的普通鐵路人生活的長篇小說。青藏鐵路特別是格爾木至拉薩段的修建，無疑是人類筑路史需要濃墨描述的事件，是在環境極為惡劣、地質條件異常復雜，科技攻關最為艱難的背景下修筑而成，與這樁堪稱奇跡的大事件發生關聯，任何一個人都會感到驕傲與榮光。小說中李進斗一家三代人的命運的轉機和生活的變遷與

青藏鐵路的建設密切相關，生命的價值因此彰顯，平凡生活因此閃爍出耀眼的光澤。梅爾采取了借助日常生活透視歷史大事件的敘事策略，以普通人生活的變化把握社會的進程和大時代的脈搏，見微知著，從而在平凡與偉大之間建立了聯系。曾為鐵路人的梅爾諳熟鐵路工人的生活狀態，信手拈來的細節，直抵青藏鐵路人生活的原生狀態，形成了一種靠近生活本來面目的，富有實感的本色敘述。

地理概念的“河湟”是指黃河及其支流湟水流經的地域，主要位于青海的東部農業區。仰賴奔騰不息河流的滋養，史前時期原始先民即在河湟谷地繁衍生息，存留的豐富的史前人類活動的遺跡，證實了文明的火光在久遠的過去就曾照亮這片土地。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這里交匯，是古代絲綢之路南線和唐蕃古道的必經之地，溝通東、西交流，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重要作用。這里是青海境內人口、村鎮最為稠密，民族共居最為集中的地方，在漫長的時間推移中積累了太多波譎云詭的記憶，這一切自然增加了河湟歷史的厚度與密度。河湟社會生活是青海文學能夠持續采掘的富礦區，植根河湟谷地的深厚土壤，再現、重構河湟歷史記憶，為河湟人物塑形，依然是近5年青海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

互助籍王月邦是一位飽含鄉土情懷和英雄主義情結的寫作者，執著于表現家鄉的歷史風云和那些胸懷大義的父老鄉親。《鐵馬冰河——達坂山剿匪記》是繼《曾國佐將軍》之后，王月邦依據史實，創作的又一部英雄傳奇。新中國建立之初，國民黨殘兵不甘失敗，糾集當地土匪，發動暴亂，荼毒百姓，為新政權的穩固和家園的安寧，當地群眾配合解放軍，義無反顧投身剿匪戰斗，經過近3年的浴血奮斗，最終肅清了盤踞達坂山河谷密林中的匪徒。小說以俠肝義膽的青年農民徐青嶺一家的命運為主線，完整再現了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小說虛實相間，既有堅實史料的支撐，又有符合歷史邏輯的虛構，運用對比、反襯及人物語言和外在動作凸顯人物性格，并且充分汲取了中國傳統小說線索明晰、情節連貫、故事完整的優長，故事沖突緊張激烈，敘事節奏明快。小說極具可讀性，是紅色記憶、英雄傳奇和民間傳說充分融合之后所產生的效果。

海桀的《云來水往》講述了民國時期高原商鎮丹巴爾發生的愛與恨，忠義與邪惡，血仇與悲憫相互交織的故事，幼年遭遇滅門之災被家中師爺搭救撿了一條性命的雪義塵，亡命天涯多年之后返回丹巴爾城，隱瞞身份，以行商藏客的身份周旋于丹巴爾的各種勢力之間，確定仇家最終實現了為家族復仇的夙愿，又在共同的民族大義面前，化解仇恨。小說將丹巴爾古城幾個家族幾代人的恩怨情仇、商海沉浮、權謀角逐融入時代風云之中，使得作品質地堅實，意蘊豐厚。主人公雪義塵在仇恨中成長，卻沒有丟失善良和正直的根性，在復仇過程中，時時處在情感與理智的掙扎中，最后在護送中央政務團進藏的途中，救下仇家的后人趙亮并結為生死兄弟，完成了精神的升華，呈現了人性的美善與悲憫的情懷。小說中的丹巴爾城顯然指的就是青海湟源的丹噶爾古城，所謂藏客是指溝通漢地與藏區貿易的行商，作者海桀曾為創作名為《藏客》的電影，對丹噶爾古城的歷史和藏客的商業模式、生活方式進行過深入的探究，加之對作為“海藏咽喉”的地域風情的稔熟，使得 《云來水往》 的地域文化特征極為濃郁。小說吸納了大眾文學的某些元素，長于懸念的設置，情節曲折，環環相扣，讀來引人入勝，這無疑是海桀融合文學的嚴肅性、精英性和通俗性的一次嘗試。

為河湟母親立傳是李明華創作《馬蘭花》的初衷，力圖寫出一個與河湟的山川村落融為一體的充盈著母性氣息的形象，代表了千千萬萬河湟流域土地上的母親的精神與氣質。小說中的母親馬蘭花，為生存苦斗，勤勞能干，又有幾分鬼怪精靈，恰如常見于田間地頭，生命力頑強的叢生植物馬蘭花，是河湟文學中一個頗具新意的女性形象。

王連學的《風雪一枝梅》以民國時期互助威遠鎮為背景，以天佑德酒坊大工劉保中的一雙兒女劉梅、劉松姐弟的成長經歷為線索，展示特定時代那方水土的錯綜的社會關系和地域風情。小說中劉梅的形象頗為出彩，堅強聰穎，又深明大義，她機智救助了負傷的西路軍紅軍戰士許云若，在為他療傷的過程中，劉梅被這個漢子的堅毅性格和執著于理想的精神所打動，心生情愫，決意追隨歸隊的許大哥而去。由此，小說將一個地域性故事和平常人家的生活，與一個注定要影響時代進程的事業聯系在了一起。

近5年的青海長篇小說創作對本土更為久遠的歷史也給予了關注。圈廷是個陌生的作者，而他的50余萬字篇幅的《紅珊瑚》卻出手不凡，小說以清代康雍年間，湟水谷地拉脊山腳下一個小村莊的騷亂與動蕩，牽連出羅卜藏丹津挑戰清廷，及七世達喇拉嘛入藏等史實，內容豐富，故事曲折，富有傳奇色彩。

三、立足現實大地，書寫時代畫卷

密切關注現實，對現實生活的變化作出迅捷的反應，原本是文學寫作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學寫作者責任擔當意識的體現，而在以往的青海文學的小說寫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對時代的因應總顯得有些遲滯，這一缺憾在近5年的長篇創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

表現扶貧攻堅工程和新農村建設成為了近年來青海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熱點。蔣應梅和趙有年都曾作為駐村干部參與了扶貧工作，對生活的鮮活認知與體驗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的作品都是以“外來的年輕人”的視角進行敘述的，駐村干部的到來，帶來了扶貧富民的政策，依靠當地群眾，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實施扶貧項目，終于改變了鄉村面貌成為了基本的情節框架，這當然是與扶貧工作的基本流程相一致的。略顯同質化的敘述中，他們的作品也都顯示各自獨有的特色。

蔣應梅的 《烏圖美仁，那長長的河》 是一部紀實性成分很大的作品，以“我”為貫穿線索，串聯起扶貧工作中那些瑣細繁雜的大事小情，片段的連綴編織出一匹完整的錦緞。作品風格剛健明朗，情感真摯，具有一種天然去雕飾的樸素之美。

趙有年的 《石頭村里杏花開》。這部小說最主要的價值是寫出了精準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塑造了克服內心矛盾，撫平創傷而恪守職責的有性情有良知的駐村干部丹巴的形象。小說將故事發生的村莊命名為“石頭村”是別有深意的。多少年來，被沉積的習俗、觀念束縛的貧窮山莊恰如一塊石頭一樣堅硬而沉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確定與實施，讓長期處于閉塞狀態中的人們有了改變自身的愿望，有了對更廣闊世界的憧憬，可以說，夢想的花朵在石頭上綻放了。這當為小說最主要的題旨。

慣常網絡寫作的懿小茹推出了 《我的草原星光璀璨》，同樣采用“外來的年輕人”的敘述模式，寫青年女干部藍堇時返歸自己的雙親獻出了生命的巴顏喀拉山下的藏族村落江源村，帶領與自己血肉相連的鄉親們走向富裕文明之路的故事。小說中塑造的那個癡癡等待已經出車禍身亡兒子回家，要把草場留給兒子的牧人老龍的形象，生動真切。作品用詩化的筆墨書寫草原風情，凸現了敬畏自然的草原人樸素而健康的生態觀念。

雪歸的《風雨磐石》是扶貧攻堅題材小說中值得關注的一部作品。小說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扶貧工作的過程和給鄉村帶來的物質進步，而是將目光聚焦在鄉村振興的歷史性變革中人的精神覺醒與成長。小說雙線并進，一條是以志向遠大卻時運不濟的黃志遠在家鄉瑪吉村,備受挫折、屈辱，在扶貧工程實施后走出陰霾的經歷，一條是以黃志遠的女兒黃梓琳 （草芽） 65封信，道盡了在都市打拼的鄉村青年理想被打擊得支離破碎的辛酸苦辣，但即便低到塵埃的也要堅韌生存并努力維護人的尊嚴。兩條線索分別體現了作者用心選擇的兩個意象“磐石”和“草芽”的寓意，前者堅毅頑強，后者則代表著韌性的生長。黃家父女在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功臣的實施中確立了生存的意義，讓人相信，這一次的鄉村變革，不僅僅是擺脫物質貧困，更本質的目的則是讓這些依附土地的草根人物精神的涅槃重生。雪歸對這一題旨的挖掘，使得小說顯得厚重而深刻。

書寫年輕人不懈奮斗、追逐理想，充滿勵志精神的現實題材長篇小說創作同樣令人矚目。因為疾患，只能臥床的都海成，憑借著異乎尋常的毅力和對文學的摯愛，用鉛筆戳擊電腦鍵盤，創作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醒》和《紙飛機》。前者講述三個農村青年的命運，其中魏小軍有作者自己的身影，身殘志堅，堅守“人一旦有了追求，世界也會讓路”的信念，終于成就一番事業，在這個人物身上，投射了作者都海成自己的青春激情和夢想；后者寫上海大學生來青海農村支教并獲得自身精神成長的故事。都海成的作品格調明快俊朗，情感飽滿，字里行間洋溢著積極、樂觀、進取前行的情緒。

撒拉女作家陳華的《煙火里的塵埃》寫撒拉族青年阿里，為改變命運，出外打工，他勤學苦練，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拉面手藝，夢想即將實現，正當他即將走進婚姻的殿堂時，一次意外卻讓他中煤煙致死。這是一個悲劇，以現實生活的真實事件為原型，但從創作角度而言，這一意外反轉情節的設計與整部作品的命意缺乏有機聯系，同時也缺少典型性。當然，這一瑕疵并不能遮掩年輕的女作家突出的創作才華。

現實題材創作中，海桀的《地氣》（刊發于《鐘山》長篇小說專號2018年B卷）是一部應當予以特別重視的作品，因為青海文學勇敢觸及生活矛盾，直面現實的創作較為稀缺，這部作品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慣常從歷史、自然、風俗中汲取靈感的青海作家也不缺乏揭示生活真相的膽識。小說寫駐村干部聶嘉，發現流經村莊的小河受到污染，追根溯源得知是因為村后的花石山曾經被黑心老板瘋狂采挖、提煉金子導致水源重金屬超標，為揪出幕后黑手，聶嘉與官商勾結的黑惡勢力殊死較量，為之付出了慘重代價，但最終正義戰勝了邪惡，讓犯罪分子落入了法網。這是一部直指社會陰暗面和矛盾的作品，在正邪善惡的搏斗中呈現了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海桀近年來曾進行過偵探小說的寫作嘗試，這當然并非只是為了給自己的寫作增添一種類型，而是顯示了通過法治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良苦用心，《地氣》無疑也是履踐著寫作目的。這部小說在敘事上，依然汲取了偵探小說的某些元素，精心設置懸念，然后抽繭剝絲般解密懸疑，情節絲絲入扣，有一種欲罷不能的閱讀牽引力。

四、虛實相間，創造寓言世界

近5年的青海長篇小說創作，還有一類打破現實與虛幻界限，穿行于歷史、神話、魔幻之間，在虛擬的想象的時間與空間中寄寓作家對生命的意義、精神的價值的獨特思索。

非我 （曹建川） 是一位胸懷遠大抱負的寫作者，從不愿意用某種標簽束縛自己。多年來，因那些出彩的關于石油人生存狀態和情感生活的寫作，他被視作是一個“石油作家”，故此，他更迫切地挑戰自我，突破成規，將自己的寫作目標向更廣闊的領域延伸。從這個意義上講，《最后的城邦》無疑是一部超越自我的突圍之作。小說中那個河西走廊漫漫黃沙道中的“天荒鎮”既是虛擬的，又是現實的，而作為現實中的天荒鎮，那些飲食男女狗茍蠅營、生老病死，又不過是淹沒在歷史煙云中那些無數城邦生活的一個循環。小說設計了A、B兩條線索，A線索講述天荒鎮的日常生活，雞零狗碎，各種欲望的交織，而王老五的那個來路不明的妻子李清兆，以及她的追隨者卓文珺，她們的一襲旗袍和流淌在她們指尖的古琴聲，將天荒鎮的人心攪亂了，繼而顛覆了天荒鎮固有的秩序；B線索寫趕夜路返回天荒鎮的王老五和馬老二，將貨車開到了突然斷裂的天荒橋的茬口上，進退失據，在無奈的等待中，天荒鎮的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死去的人的靈魂出現了，人鬼之間展開了對話，鬼魂訴說著生前的種種冤屈和遭遇，天荒鎮的一些秘密被揭開了。小說設置了諸多謎面，諸多密碼，可以從多種維度解讀，寓意豐贍，歸結點似乎是在強調過去與現在，亡者與生者、幻像與真相的同構性，天荒地老，夢幻泡影，時光和生命不是線性存在，而是流轉與輪回，一切都在重復，“現在”既折射了歷史，又預示了未來。小說文本實驗的意圖十分明顯，追求虛實的融通，小說的開頭部分和結尾部分都為“○章”，圓圈意味著一種閉環結構，首尾相應，其中出現的李可尋找天荒鎮和打撈魂靈，串連起了歷史與現實，馬道長則溝通陰陽人鬼世界，行走在荒原中的李清兆和卓文珺則意味著超越世俗物欲的精神的無所歸依，象征、隱喻、玄思密布于精細的寫實、空靈的感覺和貫通了陰陽兩界的敘事之中，形成了詭譎、幽深的文本氛圍。《最后的城邦》是近年來青海長篇小說創作中出現的一部藝術品質純粹、具有探索意義的作品。

肖子樹的《西海魔咒》是一部融匯了昆侖神話、青海湖以及河源的民間傳說故事創作的一部具有神幻性質的長篇小說。情節曲折復雜，主線是王母送自己的第九個兒子到人間，在由西海遷居昆侖山下，以狩獵為生的阿旺老人的養育下逐漸成長，并領受神的旨意，解救了被困在昆侖玉上下的西海龍王的第九個兒子，應驗了“大海會在一夜之間解凍，河流會在一夜之間倒流”的古老寓言。顯然這是古老神話傳說中歷經千難萬苦，完成使命的英雄故事原型的再現，小說中凸現了敬畏自然，萬物和諧的樸素生態觀念，同時對諸如勇敢、忠義、善良、責任等美好品質的進行了又一次確認。可以說，這是一部通過神話的再構傳遞了人類普遍認同的文化觀念的作品。

青年作家索里么的 《西北望》 則以南涼歷史為背景，寫末代太子虎臺兵敗國滅，其三個兒子逃避追殺，謀求復國的經歷，作者發揮了自己作為詩人的充沛想象力，將江湖武俠、地理風物和神話傳說等元素融合淬煉，演繹一段跌宕起伏，亦真亦幻的歷史傳奇。

近5年，青海文學還出現了其他類別的長篇小說創作。兒童文學創作中，索南才讓的《哈桑的島嶼》獲得了第四屆青銅葵花兒童文學獎“金葵花獎”，創造力旺盛的唐明創作了《河源清澈》等數部長篇小說。2021年4月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龍仁青主編的“藏族當代長篇小說譯叢”，收錄了5部藏譯漢的長篇小說，其中有3部青海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分別是卡毛加的《曲拉》（才郎東主譯），德本加的《悲鳴的神山》（趙有年譯） 和次仁頓珠著譯的《我的兩個父親》。上述作品，同樣豐富了青海長篇小說的創作園地，因在其他類別的創作綜述中進行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通過以上的評述，可以簡單概括一下近5年青海長篇小說創作的特點。第一，一支規模不大，但頗具創造力的作家隊伍業已形成。此間，實力派作家新作頻出，梅卓沉潛多年，推出了力作《神授·魔嶺記》，海桀創作出版了三部長篇，且題材領域涉及廣闊。中青年作家也顯現出后生可畏的狀態，李卓瑪執著于長篇小說的寫作，對這一文體的駕馭日趨嫻熟，而懿小茹、索里么等更年輕的寫作者也顯示了一定的創作潛力，這支隊伍的形成是青海長篇小說創作未來可期的保證。第二，文化意識更趨于自覺。立足本土，向歷史文化深層掘進成為青海長篇小說寫作者的共同追求，梅卓、韓慶功、李卓瑪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追尋，海桀、李明華對河湟文化沉浸式的體認，以及肖子樹、索里么從昆侖神話和南涼歷史中汲取靈感與資源，莫不是讓創作從深厚的民族、地域文化土壤生長出來的具體表現。韓慶功、李卓瑪不去迎合當下快捷式閱讀風尚，堅持大篇幅、多卷本的“大河小說”寫作，除了向扎實綿密，試圖全景整體再現社會生活的小說傳統致敬的意圖之外，用繁富的細節呈現民族文化的細密肌理或許也是一個隱含的原因。第三，藝術上突破成規，探索創新的創作增多。梅卓將史詩傳說貫穿于神授藝人成長經歷之中的敘事策略，海桀力圖消弭精英文學與通俗小說邊界的努力，曹建川貫通虛實，融現實、幻像、象征為一體，創造寓言世界的嘗試，都顯示了曾經偏重傳統的青海文學寫作者，也不乏更新創作思維，進行文本試驗的勇氣。

曹建川在小說集 《最后的城邦》 對收入書中作品的“后記”進行了補充解釋，其中談到了自己對于小說的認識，“是所有文體中最復雜的所在，集大成者”，這一觀點當然可以辯論，但卻道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要成就一部格局氣象卓然的小說，一定是寫作者的閱歷經驗，知識積累，精神修為，藝術錘煉，以及執著、耐力等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講，青海長篇小說小說的寫作者還需在認知、修養、技巧等諸多方面進行研磨，從而向更高的境界邁進。

作者：劉曉林，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青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和青海地域文學研究，出版專著《青海新文學史論》《尋找意義》《高地星空與文學書寫》等，參與主編教材《國文經典讀本》。曾出任中國作協第八、九、十屆“茅盾文學獎”，第十、十一屆“駿馬獎”評委。曾獲得青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項，青海文藝評論獎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