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燈，女，學者、作家，湖南汨羅人。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現任教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著有《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等。

2020年，因為疫情，出門變成了一件不確定的事，我不得不暫停延續了幾年的家訪行程。

2021年1月，林曉靜考研結束后，我獲邀來到了她廣東饒平的家。2022年1月，何境軍結束考研“二戰”，我去了他廣東廉江的家。

在我的學生中，曉靜和境軍遭遇了大學生活的疫情挑戰，遭遇了史上最難就業季，歷經了考研的壓力和挫折。在此以前，面對二本學生越來越難以立足社會的現實，我一直憂心忡忡倍覺壓抑，疫情過后，我深刻領悟到，相比教育對年輕人生存的左右，時代的大勢才是決定他們命運的關鍵。顯然，比之曉靜的波瀾不驚，媽媽的人生軌跡，更能凸顯時代大勢對個體命運的影響和滲透。

時代就在身邊，很多時候，我們對此會毫無感知，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境軍的成長，則讓我認識到教育過程中外界力量適度介入的意義。相比同齡人，境軍來到廣東F學院，除了個體足夠的覺醒和努力，同樣離不開背后家庭的奮力支撐。

記下曉靜和境軍，是希望文字的黏性能夠給疫情防控期間的年輕人，留下些微生命的剪影。讓我欣慰的是，盡管兩位歷經了疫情的折騰以及“二戰”的失敗，但并未被沮喪的情緒主宰，他們坦然進入一些小公司，在廣州那些并不起眼的角落，悄悄安放需要休憩的心靈。他們的淡定讓我安心，他們勇敢走向社會的勇氣，也讓我感知到一場更為重要的成長已經開始。

2022年1月，我還去了溫鈺珍廣州蘿崗和韶關新豐的家。鈺珍是我入職廣東F學院教過的第一批學生，她內心的篤定和日子的寧靜，讓我看到一代年輕人安身立命的可能。除了時代和家庭負載的幸運，鈺珍順利立足社會，是否還有其他要素？對她的尋訪，為我透視其他學生的命運變遷提供了參照。

我知道，正是本書中更多學生的出場，豐富了此前我敘述的二本學生群體，他們展示的駁雜和豐富，讓我意識到，任何整體性的表述都面臨天然局限。

一 媽媽的夢，曉靜的夢

路途中

D7513到達饒平站時，天色尚早。

在熙熙攘攘的下車人流中，一股熟悉的潮汕氣息撲面而來。火車上臨時認識的小女孩，此刻正被爺爺奶奶牽著，急匆匆地匯入歸家的人群，年輕的母親，懷抱稚嫩的孩童，手推行李，小心尋找擁擠人群中的縫隙。和我熟悉的故鄉車站比起來，潮汕地區的火車站，最大的特點是人多、孩子多、人氣旺、熱鬧非凡。

臨近春節，和所有卷入春運大軍的人流一樣，這些在饒平站下車的旅客，正急切踏入歸家的旅程，盼望和家人早日團聚。

廣州距離饒平有四百五十七公里。在學校的時候，我從來不覺得曉靜來自如此遙遠的地方，廣東F學院的生源，大都來自省內，我作為外省人，對時空、距離的丈量尺度，總是不自覺地以“省”為單位，但眼前的不同景象和陌生方言，讓我對于省內距離有了真實感知。說起來，我沒有給曉靜上過專業課，只在大二那年，應全校思政課的統一安排，給他們班講過幾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她比別的孩子主動、熱情，總愛坐在第一排，眼睛里始終閃著光。我曾經給她牽線介紹過一次兼職機會，工作內容和她熱愛的民俗調查有關，她因此對我更為親近。

對曉靜而言，通過上大學，從故鄉饒平來到廣州，是一種深刻的變遷。

走出站臺和過道，我遠遠就看到了車站出口的熟悉身影，曉靜身后，跟著媽媽和弟弟。媽媽留著短頭發，穿著牛仔褲和針織衫，滿臉燦爛的笑容，弟弟清秀的臉龐，略顯靦腆。

從饒平車站通往曉靜家鄉的路，正處于大修大建階段，一半的路面，處于開膛剖肚狀態。媽媽熱情地告知，路面正在鋪設水管，因饒平靠海，每到漲潮季節，海水容易倒灌。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饒平隸屬汕頭，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才劃歸潮州范圍，縣城距離海邊很近，公交車也就三四十分鐘車程。媽媽將饒平發展緩慢的原因，歸結到它劃歸潮州后一直被忽視的地位，多年來，這個緊靠潮州市區的縣域，仿佛被遺忘了般地處于燈下黑的境況，以致短短二十公里的直線距離，狹窄的山路成為最快的捷徑。但眼下，這種境況正被切實地改變，到處開挖的路貫通后，將很快將饒平和潮州連通一起。伴隨道路的擴建和升級，路邊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顯然，“要想富，先修路”的發展路徑，此刻正在饒平變為現實。

濃霜中沿路看去，到處是果樹的身影：密集的龍眼林，顏色鮮艷的柿子樹，正在開放的梅花園。媽媽興致很高，“你要是早點來就好了，梅花一片一片盛開，特別漂亮，我們這兒果樹好多，橘子、楊桃、梅子、柿子、荔枝、龍眼，好多好多。”一路上，媽媽反復強調，饒平在潮汕一帶被嚴重忽視，在一波一波的規劃浪潮中，沒有趕上任何機遇。縣里最大的工業園，她能想到的企業，除了一家洗發水公司，還有一家以鹽焗為主叫無窮雞翅的工廠，此外，海邊的捕撈業，算是饒平經濟的重要補充。當然，隨著漫山遍野的茶園越來越多地撲入眼簾，任何一個初到饒平的外地人，都能看出饒平經濟與茶葉之間的牢固關系，而不時出現的密集村莊，則昭示了這片土地人多地少的天然矛盾。

饒平的地勢，一邊是平原，一邊是山地，北邊的山地，與福建相鄰，“前面那些山，看著很近，走過去要一天”。車子沿著正在修筑的馬路行駛二十分鐘后，拐入了一條通往山區的縣道。事實上，我們剛剛駛離高鐵站，曉靜便告知，她高中就讀的華僑中學就在路邊，遠遠看去，校舍古色古香，頗具學府規模，弟弟念的饒平二中，則在她學校的對面，兩個孩子，就讀于縣城最好的中學，在長達六年的時間里，媽媽騎著摩托車，以最快的速度，往返八十公里，每周接送曉靜和弟弟。媽媽對腳下的這條馬路爛熟于心，每一個細節的變化，都逃不過她的眼睛，但她不知道，雨天接送曉靜，只要聽到女兒說大雨打在臉上很疼，作為母親本能的一句話，“你將頭藏在我的衣服里”，女兒瞬間就會淚流滿面，這是屬于曉靜的秘密，是一個母親無法觸及的女兒情感流淌的盲區。

有意思的是，正是沿著腳下這條被官方編碼為084的縣道，曉靜連接了她的小學、初中和高中，一直接到四百公里外的廣東F學院。

車子開到一處山腳下，媽媽建議我們停下來，去游覽旁邊一座山頂隱藏的水庫。登上山頂，在層巒疊嶂的山峰中，到處可見郁郁蔥蔥、規規整整的茶園，剛剛經過的縣城，看起來近在眼前。嶺頭水庫藏在一處大壩后面，外人根本發現不了這一出美景。對于山腳下的村民而言，水庫的存在，保障了幾千人的飲水安全。在我朦朧的印象中，水庫的修建，和七十年代尚未瓦解的集體經濟有關，在陌生的地方，這是最容易勾起鄉愁的載體。曉靜媽媽和我同齡，她對水庫的印象，和我一樣都來自那個時代的共同記憶。在忙碌的日常中，她經常抽空跑到山上，看看風景，伸伸懶腰，悄悄放松一下勞累的精神。

媽媽的家，在江西贛州的一個客家村莊，和源盛、早亮、魏華一樣，曉靜的媽媽同樣來自外省。贛州娘家和饒平婆家比起來，地勢要平坦很多，也要開闊很多，但村莊的人口卻日漸稀少。隨著人口的外流，她娘家的親人，早已遷居到了附近的小鎮。

媽媽有六姊妹，上面一個哥哥，下面四個弟弟，她位居老二，從小在男孩堆中長大，性格因此多了一份陽剛和果敢。事實上，因為家庭負擔重，她從小就沒享受過獨生女兒的寵愛，更因哥哥生病，她實際上承擔了長子的重擔。小學畢業，媽媽因一分之差沒有考上初中，原本在小學任教的叔叔，可以幫忙說點好話，但叔叔骨子里認為女孩沒有讀書的必要，壓根就沒為她爭取唾手可得的機會，“一輩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沒爭取念上初中”。

曉靜知道，這是媽媽內心深深的隱痛，也是左右媽媽諸多人生去向的隱秘誘因。

念小學的時候，媽媽根本沒有時間學習。外婆家屬于典型的農村大家庭，趕上了七十年代的那波嬰兒潮，多子女、貧窮是其基本底色。從記事開始，每天早上五點多，天還麻麻亮，媽媽就會被外婆催促早起，趕在上學前去挑水、洗衣服、割草、干各類應季的農活，“從來就沒睡好過，一上課就打瞌睡”。放學回到家，媽媽必須立即投入勞動狀態，放牛、拔豬草、砍柴，一大堆忙不完的家務活等著她來干。媽媽對大集體的生活，有著深刻印象，父親一年到頭在外修路、修水庫，輪到她和哥哥拿著籮筐去大隊領取稻谷時，總是被隊長告知家里超支。哥哥沉默不語，她會質問隊長，為什么爸爸在外面干活，明明工分高，家里反而會超支？

到十五六歲，媽媽完全被家人當作了一個成年的男勞力，她學會了極為復雜的犁田、耙田、打農藥，懂得下種的時節和技巧。為了增加收入，她甚至開始在各類工地當小工，不是挑砂漿、挑磚，就是在高高的腳手架，來回運送建筑材料，甚至參與危險性極高的拋磚工作。分田到戶后，碰上去糧站送公糧，她總要挑著重重的擔子，走上倉庫臨時搭建的高高懸梯，將谷子倒進深深的庫房。在媽媽的少女時代，作為家庭的主要勞力，她和外公外婆一起支撐這個家，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風潮從沿海傳往內地，她終于決定跟隨外出打工的表姐，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從此，將每個月的生活費留下來，剩下的工資全部寄回去，成為媽媽外出深圳打工后，和家里最為直接的關聯。從江西嫁到廣東后，除了初期短暫地回過娘家尋找退路，媽媽很快意識到，故鄉早已不能給自己提供任何依仗，所有的一切，只能自己扛。

曉靜眼中的外婆家，更多時候，只是一個掛在嘴邊的地名，從小到大，她去外婆家的次數寥寥無幾，以致每一次跟隨媽媽過去的場景，都異常清晰。她記得媽媽第一次帶她和弟弟回江西，兩個孩子，只買了一個座位，擁擠中，疲憊的媽媽輪流抱著他們度過了漫長的旅程，她還記得弟弟在冬天的雪地里，第一次看到滿地的潔白，滿臉錯愕地問媽媽：怎么到處都是鹽？

小家庭負擔重，婆家和娘家天遙地遠，作為獨生女，自從嫁人后，媽媽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去顧及江西父母的生活，她因此心生愧疚，卻毫無辦法，事實上，多年來，關于娘家親人的困境，她并未逃避，一直在分擔。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弟弟在二胎雙胞胎女兒出生后，從滿月起，一家人一直躲在曉靜家，其中一個孩子，在饒平獨自養育到三歲才送回江西。年邁的母親知道女兒的心思，總是寬慰，“那么多年，你打工的錢都給了家里，已經幫了很大的忙”。

曉靜媽媽歷經的“外出打工，嫁往外地”的人生軌跡，和我諸多同齡姐妹如出一轍。我童年記憶中的遠房表姐、堂姐、表妹，還有村莊一起長大的小伙伴，在隨后轟轟烈烈的時代大潮中，大都歷經了外出打工、回饋家庭，然后在婚姻的慣性中，開啟按部就班、生兒育女的人生路徑，并在各自越來越快的日常忙碌中，逐漸模糊了曾經清晰、童稚的面容。多年來，我常常想起這些年幼時代朝夕相處的姐妹，在時間的起起落落中，她們恰似大海中不起眼的浪花，仿佛突然之間，隨著長大成人變為事實，便在我的視域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從來沒有想到，我以教師的身份，在家訪提供的便捷中見到曉靜媽媽后，得知她的人生軌跡，會突然在瞬間的回望中，穿越時空隧道，看到那個曾經熟悉群體的隱匿命運。

——臨近傍晚，我們結束了半天的游玩，從縣道拐過一條機耕路，進入到一個群山環繞的村莊，來到了曉靜的家。

在密密麻麻的房屋中，曉靜家新建的樓房，高高聳立，極為亮眼，恰如進門處，媽媽在墻角收拾的小花園，只要讓人見過一眼，就再也難以忘懷。

拜老爺與深圳夢

第二天一早，曉靜媽媽開始打掃庭院，收拾小花園。隨后便挎著大紅色的供品籃，去馬路邊的小賣部購買供品：香蕉、砂糖橘、薩其馬、香燭。根據風俗，當天是村莊拜老爺的日子，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拜老爺的慣例，堅如磐石地根植于村民的內心。

拜老爺的場所，在后山一片茂密的樹林中，樹林離村莊不到三十米，遠遠望去，龐大的樹冠相接一體，恰如豎在村莊背后的天然屏風。穿過一片古舊房屋中間的石頭小徑，赫然可見一條石板臺階通往林中，拾級而上，很快便到了最茂密的樹冠下面，向左拐個彎，再爬幾十級臺階，我們便到了老爺宮。老爺宮規模不大，修建得極為精致、華美，宮門口掛了兩個大大的燈籠，上面寫著“闔鄉平安”的祝語。老爺宮前面的香燭臺煙霧繚繞，桌子前面擺滿了琳瑯滿目的供品，其中粿條與寫有“全家平安”的元寶，極富潮汕特色。我悄悄留意曉靜媽媽的祭拜程序，學著先擺供品再點香，拜完天地，再拜老爺，一種莊重儀式滋生的敬畏感油然產生。有意思的是，祭祀的過程雖然嚴肅，整體的氛圍卻家常而放松。婦女們嘰嘰喳喳，有說有笑地排隊等待敬拜，顯然，老爺宮不僅承擔了村人的信仰、寄托，更是村莊女性日常的公共空間。

拜老爺結束，我們從另一個方向下山，很快便進入通往其他村莊的水泥路。媽媽興奮地帶領我們登上屋后的一塊高地，村莊的面貌一覽無余，瞬間完整地呈現在眼前。昨天傍晚，曉靜帶我從村莊的前面進門，穿過的房屋大都為紅磚水泥所建，站上高處后，我才發現密集的磚瓦民居背后，隱藏了村莊真正的秘密，顯然，這是一個古老的村莊，從東往西看，傳統的民居，圍合成一艘船的形象。灰色磚瓦形成的屋脊，白色的墻壁，狹小的窗戶，彰顯出一種莊重的美感，和浩天村莊雕梁畫棟的絢爛比較起來，曉靜村莊顯示出一種質樸的厚重。

也許，靠海的距離，左右了建筑風格的選擇。

我們從山坡緩緩而下，不知不覺從另一個方向進入村莊。待到靠近，我才發現，那些古老的建筑，從裸露部分的墻壁看，大都用石頭砌成。墻壁上模糊的標語，隱隱約約敘述著村莊在革命年代和紅軍的關聯。我后來才知道，饒平和我的故鄉一樣，因地處偏僻，是最早的革命老區，我腳下古老的石頭路，曾經有紅軍的隊伍走過，一種真切的歷史感撲面而來，這種感覺，和昨天晚上村莊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

老房子里，每走幾步，就有一間“搖茶房”，村莊久遠的“制茶”歷史由此可見。媽媽提到，多年前，村莊的道路沒有修通時，經常有海陸豐的人跑過來，躲在隱蔽的深山中制作毒品或者假煙，他們雇用不會說當地話的越南人，和外界始終隔絕，唯有呼嘯而過的警笛突然響起，旁人才會猛然意識到深山中的秘密。道路修通后，這些暗處的污垢，一夜之間神奇消失，茶業的品牌瞬間擦亮，坪溪單叢，成為當地的耀眼名片。

村莊的女人不少，一路走來，不時有人和曉靜媽媽打招呼。更有一些熱心的老人，將我們拉過去喝茶閑坐。曉靜作為村莊少有的大學生，盡管也會被人善意地開玩笑，“讀了大學，只怕還沒初中畢業的茶老板賺得多”，還是會被一些家里有孩子念高中的母親，細細打量悄悄詢問。也有一些看起來淡漠的臉孔，從虛掩的門后一閃而過，曉靜媽媽告知，這些都是外來媳婦。外來媳婦多，早已成為村莊的特色和秘密，她們大多來自河南、廣西、云南、江西、貴州、福建，也有幾個越南姑娘，其中福建女子最多，因饒平毗鄰福建，村莊采茶高峰一到，必然會從福建請人過來幫忙，一些女子就此留下，至于越南女性，大多偷渡過來，我估計，和正敏、沐光村莊的情況差不多。

無論來自哪里，生活幾年后，外地女子都會說當地方言，并在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沿著古老的石板路，滿心虔誠地去拜老爺。

在村莊諸多的外來媳婦中，曉靜媽媽也是其中的一位。

作為外來媳婦，在嫁入村莊以前，媽媽有過幾年的深圳打工經歷。1990年，在家里負擔極重，看不到其他出路的情況下，媽媽央求表姐帶她南下，從廣西到深圳的車費是四十元，家里連這筆費用都無法支出，她踩了三十里單車，想找剛剛賣出豬崽的姑姑借五十元，卻沒有借到一分，回家的山路上，她一路流淚一路自責，最后是哥哥的未婚妻拿出了這筆錢，二十歲的姑娘，才得以來到表姐口中改革開放的熱土深圳。

初到深圳，沒有技術，找工作并不順利。表姐可以將她帶來，卻不能保證幫她進廠。和任何一個茫然失措的打工女孩一樣，她和另外一個外省姑娘，結伴一起走遍橫崗，一天僅吃一頓，最后進入一家制衣廠負責釘珠。此時的珠三角，正處于“三來一補”的高峰期，確實吸納了大量勞動力，但殘酷的用工制度，也讓很多人難以堅持。媽媽所在的制衣廠，一天的日程如下：早上七點上班，中午十二點下班，吃過午飯一點三十上班，晚上六點下班；吃過晚飯，從七點三十開始，加班到十二點。等到忙完，宿舍早已沒有洗澡水，就算如此，每個月的工資僅僅五十元。還完債務，給家里寄了三十元后，媽媽和外省女孩決定離職，這樣，第一份工作僅僅維持了三個月。

離職那天，為了不引起廠方注意，她們白天視察情況，晚上十二點以后，利用門衛睡著的機會翻出圍墻，連押上的身份證都沒有要回。兩人的目標很簡單，一定要去龍崗區，“整整走了一個晚上，別人說那里有鬼什么的，我說我們連命都不要了”。輾轉找到一個老鄉，在她宿舍藏匿了三個晚上，被老板察覺趕了出來，“沒地方睡，我們跑去睡墳墓，深圳那時的墳墓，像個小房子，睡了三個晚上，全身上下都是蚊子咬過的包，臉上和手上，像被針扎過”。沒有辦法，只得先找個廠待下來，這樣就去了一家玩具廠。

對曉靜媽媽而言，轉機出現在第三份工作，此時距離她來深圳已超過一年。在玩具廠安頓好后，媽媽始終留意新的機會。她打聽到協調電子廠一直缺人，到處招工，但要通過考試，“很幸運，英語字母的大小寫、數學混合運算，我都拿不準，但憑記憶做出來了”，這是媽媽第一次感受到知識的威力。同行的女孩沒有通過考試，輾轉到了別的工廠，最初幾個月，兩人還會在休息日互相走動，不知不覺就失去了聯系，“不知她嫁到了哪里，也不曉得她過得怎樣”。兩個異地的姑娘，曾一起翻圍墻、一起住墳墓，彼此壯膽，用心找工，在艱難的青春年代互相陪伴，終究在隨后更為洶涌的時代大潮中，四處沖散，再難獲得對方的一絲消息。

協調電子廠是一家合資企業，有兩千多名職工，管理比以前的工廠規范了很多。“第一個月試用期，工資是三百八十港幣，當時一港幣折合人民幣六角八分”。度過試用期，媽媽的工作進入正軌，因性格開朗、溝通能力強，加上靠譜、能吃苦，很快就當上了組長，每個月的工資，達到兩千多，此時，她已成為家里的頂梁柱，每個月除了留下生活費，剩余部分都寄回了贛州的家。電子廠伙食好，“吃的早餐，從來不重樣”。唯一讓她不滿的，是員工多，干任何事都要排長隊。部門經理目睹她組長崗位的出色表現，對她極為器重，明確表示會重點培養，并不時將她抽調到辦公室整理文件。面對領導的器重，媽媽唯恐辜負這份期待，誠惶誠恐，并不斷強調，“我書讀得太少，頭腦簡單，只怕難以勝任”，她的態度逐漸消極，直至最后逃避了這一人生的重要機遇。多年后，還原這次經歷，媽媽承認，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誤，“不是不想學，而是基礎太差，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我已經二十四五歲了，總認為年齡大了，不可能一輩子在外打工，到手的機會沒有珍惜，也就沒有在深圳留下來”。

堂嫂的經歷，讓媽媽在此后的人生中經常感慨，兩人外出打工的時間不相上下，兩人都做到了組長崗位，不同的是，念了初中的堂嫂堅持了下來，現在已是一家公司的高管，而念了小學的媽媽選擇了逃避，沒有在電子廠繼續往上走，后來的境遇，兩人天差地別。這是媽媽內心不甘的隱痛，也是她在無意識的個體命運對比中，對時代機遇的事后感知。

她未竟的深圳夢，就此在內心更為牢固地扎根。

當組長期間，媽媽作為基層管理者，被公司安排住在別的地方，相比人員密集的普工宿舍，管理層的住宿條件要好一些。在這里，宿舍守門的普寧阿伯，給媽媽介紹了一個男孩，也即曉靜的爸爸，他在另一家工廠打工。在多年輾轉漂泊的生活中，有一個男孩為了等她，可以從上午九點一直堅持到她下班，這讓她感動，也讓她內心不安。她盡管隱匿了一份對失去滿意薪資工作的不甘，害怕如期而至的婚姻生活吞噬人生的希望，就如面對部門經理的器重，缺乏接受的勇氣一樣，面對男孩的追求，她仿佛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吵了很多次，不知道為什么，還是會跟著他跑”。兩人最后商議，女方從電子廠辭職，男方也離開工廠，一人籌一半錢，接手雙方看中的一個門面，“離職的時候，我的工資漲到了兩千七百元”。兩人看中的門面，需要三萬元本金，女方積攢了九個月的工資，早已為未來的小家庭做好打算，但男方回到村莊的老家，籌借另一半本錢時卻無功而返。

電子廠的工作已經辭掉，沒有退路可走，男方拿不出本錢，盤下門面做生意的計劃就此擱淺。門面很快被熟人拿走，并獲得了可觀收益，這是媽媽心中另一重更深的遺憾，此后的人生經歷讓她看清，相比電子廠提拔的機遇，盤下門面做生意更能看到確定性，“光是店里的存貨，就不止三萬元，里面還有一部長途電話，當時BP機流行，每個月光電話費，都能賺到不少錢”。沒有任何糾結，爸爸提出結婚后，媽媽毫不猶豫將準備盤下門面的本金交給了父母，以此作為對家庭的最后一次回饋，然后和他回到了陌生的村莊。

在我走訪的學生家長中，曉靜媽媽對自己的打工經歷最樂意談起，描述也最為清晰。對比早亮和魏華媽媽提起南方打工經歷的粗疏，曉靜媽媽的講述，讓我深刻感知到“深圳經驗”在她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堂姐和自己境遇的差距，讓她愈發堅信不同教育程度導致的不同命運。在和我聊天的過程中，媽媽不止一次地流露遺憾，后悔輕易離開電子廠，后悔沒有領受領導的器重，后悔缺乏挑戰的勇氣，更后悔和丈夫認識后，意氣用事，沒有克服困難將看中的門面盤下來。

時代的巨輪就此滾過，任何一個細小和不起眼的機遇，或因為堅持或因為逃避，不經意中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對媽媽而言，深圳在隨后炫目的發展中，更加強化了她和這座城市的關聯。很多打工妹或許從未意識到這種擦身而過的在場機遇，曉靜媽媽在離開深圳后，在隨后的時空中，清晰感知到了命運曾經暗中向她顯露的另外可能。

媽媽始終記得離開深圳后，1995年深秋第一次跟隨爸爸來到村莊的情景。汽車到達饒平車站時，已是深夜兩點，天氣寒冷，衣服沒帶夠，兩人坐在外面瑟瑟發抖，車站保安一片好心，備了開水將他們叫進值班室，就這樣熬到了天亮。待街邊簡陋的早餐店開張，各喝了一碗粥，吃了點榨菜，兩人準備坐唯一的班車回去。沒想到當天從饒平開往村莊的中巴，臨時出事無法成行，折騰到上午十一點，直到碰上村里熟人的拖拉機，才搭上順風車回家，“一路都是土，我攥著拖拉機，一路哭過來，進入村莊下山的坡，茂盛的大樹將兩邊圍住，中間看起來像一個山洞，樹的縫隙只能透出一點點光，到現在，想起那條陰森的老路都害怕”。

在村莊定居不久，媽媽便強烈感受到了一種莫名的排外，她穿深圳買的連衣裙，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古老的巷道，從來沒有過如此時髦的身影；她穿以前買的高跟鞋，有人在丈夫耳旁嚼舌頭，說她從事不正當的職業；更有年長一點的本村男人，說外地人嫁過來，只能靠婆家養活，她回應的方式非常直接，“我這個外地人，不會要你們本地人養”。爸爸回到村莊，很快習慣了祖輩沿襲下來的生活軌道，對來自外省的媽媽而言，融入村莊卻要經受艱難的煎熬，“最讓人難受的，是村里沒有人說普通話，找不到人交流”。為排遣寂寞，她會翻看打工期間留下的雜志，也會玩一玩俄羅斯方塊消磨時間。爸爸每晚吃完飯就外出打牌，從沒意識到妻子需要陪伴，媽媽忍無可忍，懷著曉靜時，曾在輾轉反側的一天深夜，跑到村口河邊茂密的竹林中，伴著流水聲，在石頭上枯坐了幾個小時，直到打牌歸家的丈夫，發動全家人到處尋找，才在密林中發現妻子的身影，“那種孤獨，我怎么都忘不了”。

除了孤獨，還有貧窮。

在大家庭共同的開銷中，媽媽將私存的兩千元花光后，隨著曉靜的降臨，生活顯露出嚴酷的一面。大嫂決定帶她去茶場，通過挑選茶葉中的老骨頭補貼家用，“一天十個小時，十塊錢。”這僅有的掙錢機會，因為無法兼顧曉靜的喂奶時間，很快也只能放棄。媽媽和婆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依據村莊的慣例只能分家，在叔叔、叔公的主持下，他們的小家庭很快獨立出來。

在曉靜記憶中，老房子的家，從來沒有什么家具，但她記得分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媽媽帶自己回了一趟娘家。找大娘借了五百元，轉車揭陽，途經梅州，媽媽第一次踏上了歸家的路。唯一的女兒遠嫁外地，父母原本就竭力反對，但女兒帶著外孫女回來，他們也不忍責備。媽媽一閃而過的念頭中，包含了回到贛州就不再返回饒平的打算，目睹年邁父母的苦苦支撐，她立即意識到潛藏內心的沖動想法，和當初不聽勸阻堅持遠嫁并無差異。在娘家住了十幾天后，她平靜地回到饒平的村莊，回到丈夫身邊，并在第三年，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曉靜的弟弟。

在曉靜看來，媽媽真正的成熟，從分家后第一次回娘家開始。意識到千瘡百孔的故土并不能給自己提供任何依仗，媽媽很快學會了村莊的方言，很快融入了拜老爺的隊伍，很快投入祖祖輩輩養家糊口、生兒育女的日常生活，并從內心接受自己就是村莊外來媳婦中的一員。她收起炫目的裙子，舍不得扔就用來遮蓋茶園防止蟲害，她擱起高跟鞋，任它變碎變爛不再沾邊。有意思的是，無論媽媽怎樣融入村莊，從很小開始，曉靜就清晰感知到了媽媽和別人的不同：她是村莊第一個穿裙子、穿高跟鞋的女人，是村莊第一個騎摩托車的女人，是村莊第一個擁有駕照并喜歡飆車的女人，也是村莊第一個擁有QQ空間、玩抖音，并常用淘寶購物的女人。

流盡委屈和不甘的眼淚，兩個孩子出生后，媽媽身上的活力，再一次被神奇地喚醒。

她與村莊的關系，彼此滲透而又互相塑造，恰如開放深圳和古老潮州的一次交匯。

……

（未完，全文見《十月》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