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安，風雨五十年
有這么一位文藝評論家，差不多和新時期文學大潮同步。
有這么一位文化守夜人，差不多見證了五十年來所有的文化拐點。
五十年了，他在上海，一直身處上海文化評論的前沿。
我們通常用“繞不過去”來形容一個人的重要，那么，他就是毛時安了。
今年是他的文藝評論生涯五十年。
1
始終在場
1973年5月，上海一位名叫毛時安的25歲青工為當時的《美術資料》雜志的創刊號寫了一篇美術評論《眾志成城 戰無不勝》，轟動了他周圍的世界。
他沒意識到，這是他五十年紅紅火火藝評生涯的開筆之作。
他后來回憶說：“在那個文化高度匱乏、發表文章難如登天的年代，這簡直就是一個天方夜譚。”
這樣的說法之“夸張”，現在人會覺得荒誕到離譜，但事實上，當時要說“見報”，其稀罕程度一如AI當下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機器人保姆為你包攬了所有家務。
須知彼時上海只有兩張報紙：《解放日報》與《文匯報》。《新民晚報》離1982年復刊之日尚遠，而《勞動報》也要遲至1979年復刊，當時還是內刊。
基層掙扎的工人寫手，能寫出印成鉛字的東西即被“封神”。
筆者與那時代勉強沾點邊，知道當時上海的工人寫作精英不是集中在“滬東工人文化宮”就是“滬西工人文化宮”，亦即“東宮”和“西宮”。毛時安那時在“東宮”任“講革命故事組”組長，借此一戰出名而從此躋身文藝評論行列，五十年來見證了上海文化一路走來的艱辛和努力，看著它結出“滿樹繁花，累累碩果”。也看著藝術家把時代和人們的喜怒哀樂寫入作品，對這座偉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生氣灌注”。
他始終在場。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是當年蜚聲全國的“上海青年評論家群體”的標志性成員，與許子東、吳亮、程德培、蔡翔等同為《上海文學》的骨干作者。從1989年開始，他又擔任《上海文論》副主編和上海市作協副秘書長的職務。
他始終在場。
供職《上海文論》時，他邀請學者陳思和、王曉明主持《重寫文學史》欄目。業界評論他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對文學史已有定評的名著提出新的解讀，推動了當時文學史、現代史、哲學史、音樂史、美術史、乃至黨史的深入思考和書寫。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波動到海外的學界”。
在上海市作協的工作中，他參與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柯靈、胡風、夏衍、陳伯吹、王辛笛等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為中青年作家組織研討會，組織編輯“大上海小說”叢書。
他始終在場。
上世紀90年代初，《文學報》組織過一系列熱點話題討論。回憶往事，毛時安歷歷在目：“那時，文學開始向文化轉向，但尚不明朗，我在時任《文學報》總編輯酈國義的支持下，大膽主持熱門話題的討論，廣涉影視、建筑、藝術等等，各種熱點的大文化話題，整整持續了兩年左右。其時，全國各地有七十多位專家、學者參與了熱烈討論，包括錢谷融先生、賈植芳先生都參與其中，可謂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他始終在場。
1997年，毛時安進入上海市文化局從事創作和管理工作，參與了上海許多重要劇目的創作。他海量觀看了兩千多場演出，常常一天內，早、中、晚連軸地看，為后來的戲劇評論夯實了基礎。他還主持推進了“海上風藝術文叢”，給那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群體肖像。
超豐富的人脈與經歷，使他熟悉文藝界的各行各業，精準到個人個案。
宏觀的文化管理視野和專業的眼光，也讓他的評論時常獨具風格和深度。直到現在，年過七旬的他還一直奔波忙碌，密切關注著各地重大文藝項目的創作、研討和評論現狀。
五十年的藝評風云。回眸間，他無限感慨：“可以這么說，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場。在文學活動風云翻卷的時候，在戲劇大浪淘沙的歷史轉折節點上，我都站在潮頭，某種意義上，我參與了一座城市和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盡了個人所能及的推進的力量。我是問心無愧的。”
2
思想至上
他為人謙和隨意。大家叫他“大毛”。朋友們說他最大的優點是“不裝”。
他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但他并不“裝”，待人接物反倒帶著一份和這些頭銜不太相應的熱情和率真，常自謙“沒有文化”，但他那60歲時出版的《毛時安四卷文集》中，卻時時溢漫著他的學識和思想。
還很年輕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的藝評定位為“為生民立命”。步入文藝評論界后，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文化立場幾乎“四十年始終不變”，那就是警惕文化評論的過度現代化和過度市場化。故而，在中國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遠看來，毛時安的文藝評論除了鮮明的辨識度和個人風格，還極具平民意識，更令人敬服的是，其所有評論的素材和思考都來自文學和文藝的現場，是“幾十年跑出來的”，而迥非書齋踱步，面壁勾勒的結果。
因此，他“總有思想”。擔任“文化官員”的五年中，他時常深入創作第一線，和編劇、導演、主創一起討論劇目，浸潤其中，采風其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后的著述，既有細膩的微觀剖析，又有鏗鏘的宏觀穿透。比如2005年榮登“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一等獎”榜首的那篇《我們的戲劇缺失了什么》，對文藝創作“缺血缺鈣缺想象”弊端的犀利批評，甫一見報就在全國文藝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同時發表。文創“缺血缺鈣缺想象”的“三缺”一時成為一個現象級話題。時任文化部長的孫家正看到后，評價他“對戲劇現狀的評論，甚為中肯”。據了解，毛時安發表的許多評論，文化部和中國文聯的領導都相當關注。
他在《文匯報》上提出的“文化包工頭”現象同樣引起中宣部領導的高度重視。
所謂“文化包工頭”現象，指的是國內文藝界普遍存在的一種病態現象，蓋因人才的匱乏和盲目沖獎等原因造成，它存在已久，人們視而不見，是毛時安獨具慧眼的揭橥，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和整治。
此后，他又發表了《關于文化發展和文藝創作的四個問題及其思考》，其中提出的文藝“四浮”，對文藝與金錢、政府文藝管理的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再次引起文藝界的關注。
他“總有思想”的評論又總是來自現場，非常接地氣。他深知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來之多么不易，故而不遺余力，為優秀的舞臺作品撰寫大塊文章，給予熱情的肯定。作為評論家，他不是一般的冷眼旁觀的在場，他有自己堅定不移的文化立場。
推而論之，我們的文化藝術缺少什么？缺時代性，缺少百姓的呼吁與吶喊，缺少“為生民立命”！缺血缺鈣缺想象。
毛時安，一個工人的兒子，年近八旬，總還在想著，想著……
3
性情中人
本質上他常常更像個孩子，頑童的那一種，說起舊時游戲，他會眉飛色舞，恨不得再次下場。說起早年的苦難，他會喉中作梗，眼眶濕潤。
工人家庭出身。從小三兄弟打地鋪過夜，薄被之外，北風呼嘯；經濟拮據，每個學期開始，父母總為學費的支付而齟齬不休；至暗時刻，曾兩次高考，兩次攜高分被拒，歷盡坎坷才跌跌沖沖地進入華師大中文系。
大概是“苦孩子”出身的原因，生活中的毛時安特別“多情”。
某次筆者偶然跟他說起他在上海楊浦高級中學的演講，他居然分貝陡漲地發問：“你，也曾是‘楊高’畢業的？于漪也是我的恩師啊！‘楊高’對我的哺育之恩太大了！”他激動地嘟噥著：“沒有它的優質教學，我不可能兩次高考都輕松地以高分入圍。”
說起大學歲月，他總是“恩師”徐中玉不離口。“畢業三十多年，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年年上門拜年，再大的風雨也沒拉下一次！”他說：“每每老師病危，我就破防”，說著出示一段日記——“今去探望105歲高齡的導師徐中玉教授。先生這幾天有兩分低熱。此時正在輸營養液。我在先生耳邊報了名字后說，先生，幾天沒來看你了，醫生說你挺好的，你安心休息哦。先生睜眼看看我，微微動了動嘴唇……”
2019年6月25日凌晨，徐中玉先生離世。毛時安從千里之外趕回送老師最后一程。
摯友趙長天去世，他幾乎崩潰。在《好人的心跳》一文寫道：“長天已經去世很長一段日子了，我一直精神恍惚迷離。每天晚上坐在餐桌邊上望著天花板上明晃晃的電燈發呆。要做的事情很多。書在手里卻一個字都讀不進去，白紙攤在手邊也是一個字寫不下去……太太看見我每天一副頹唐的樣子，說，趙長天的死，對你打擊真的老大。老實說，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也沒有這樣恍惚過……”
還有一次趕著去“龍華”參加沈善增大殮，他一路難受，想現場說幾句而打著腹稿，一不留神居然南轅北轍地乘到“西寶興路”去了，再趕回，“市面”都散了，他竟然傷感地大掉眼淚，說是天意。
有這么一位文藝評論家，差不多和新時期文學大潮同步。
有這么一位文化守夜人，差不多見證了所有的文化拐點。
五十年了，他說：“年輕時，心很大，總想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但是后來才知道，心其實不比拳頭大多少！一生做過不少工作，研討也罷，參議也罷，惟寫作才真正伴我一生，為文化守夜，是我的宿命”！
風雨兼程毛時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