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部小說史料專書，魯迅校錄《小說舊聞鈔》與《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同為學界推重，每與《中國小說史略》相并置，被視為后者的學術準備和副產品。[①]與《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主要收錄小說文本不同，《小說舊聞鈔》則專收小說史料。該書1926年8月由北新書局初版，時值《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新書局1925年9月）問世后不久。可見《小說舊聞鈔》的印行，正當其時，與《中國小說史略》及1927年12月和1928年2月分上、下冊出版的《唐宋傳奇集》一并構成“史料——史論——文本”相結合的完整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小說舊聞鈔》自刊行以來，一直廣受好評。[②]但備受關注的主要是其作為史料專書的文獻價值和作為《中國小說史略》問世前的學術積累的基礎性意義。事實上《小說舊聞鈔》的學術特色和價值，不限于此。在該書的校錄和出版過程中，魯迅有意借助史料承載并呈現自家的小說史觀，這使《小說舊聞鈔》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史料讀本，成為小說史的另一種書寫方式。該書不僅是《中國小說史略》的史料準備，還成為后者學術思路的延展。魯迅的小說史研究，力圖在諸多本文、史料和現象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關聯，從而展現出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的線索。[③]以小說史觀為引領，史料得以超越其自身，成為一種方法，使原本各司其職的史料、史論和文本，突破其單一屬性與職能，在小說史研究中既彼此獨立，又相互支撐，以互文性和共生性的姿態發揮作用。通過建構史料和文本、史料和史論，以及史料和史料之間的小說史關聯，小說文本得以凸顯，小說史論得以呈現，史料亦因此成就其自身，由處于分散狀態的原始材料轉化為小說史料。由此可見，在小說史料與史論之間，并非單一向度的先后或因果關聯。《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中體現為一種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

一

《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共收錄38種小說的相關史料，自宋代《大宋宣和遺事》起，至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訖；另有《源流》《評刻》《禁黜》《雜說》4篇，涉及宋元以降關于小說的若干史料和評論。目錄頁前有魯迅自撰《序言》，書末附《引用書目》，其中包括目錄、方志、筆記、詩話、日記等各類書籍71種。1935年7月，《小說舊聞鈔》由上海聯華書局再版。再版本新增魯迅自撰《再版序言》，置于初版本《序言》之前；新增有關《繡榻野史》《閑情別傳》《花月痕》三部小說的史料，使《小說舊聞鈔》涉及的小說增至41部；有關《水滸傳》的史料則借助“案語”略作增補；引用書籍增至75種，補充了王驥德《曲律》、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課余續錄》、陳康祺《郎潛紀聞》《郎潛紀聞三筆》等5種，刪除王侃《江州筆談》。聯華書局1937年2月重印《小說舊聞鈔》再版本時[④]，在《引用書目》中恢復《江州筆談》，使引用書籍增至76種。需要說明的是，《小說舊聞鈔》1935年再版本雖然在《引用書目》中刪除《江州筆談》，但在收錄的有關《三國志演義》的史料中，仍包含采自該書的一段文字，與1926年初版本和1937年重印再版本一致。可見，《江州筆談》不見于1935年再版本之《引用書目》，很可能是排版時的遺漏，并非魯迅主動刪除，也不存在復雜的原因。[⑤]魯迅校錄、增訂《小說舊聞鈔》的版本情況，大體如是。1937年重印再版本雖然刊行于魯迅去世之后，但恢復《江州筆談》，實際上是糾正上一版的錯誤，恢復《小說舊聞鈔》再版本的原貌，因此重印再版本可以納入魯迅自訂《小說舊聞鈔》的版本序例之中。

魯迅在《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序言》中交代了校錄該書的緣起：

昔嘗治理小說，于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證》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并收傳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于是凡值涉獵故記，偶得舊聞，足為參證者，輒復別行迻寫。歷時既久，所積漸多；而二年已前又復廢置，紙札叢雜，委之蟫塵。其所以不即焚棄者，蓋緣事雖猥瑣，究嘗用心，取舍兩窮，有如雞肋焉爾。今年之春，有所棖觸，更發舊稿，雜陳案頭。一二小友以為此雖不足以餉名家，或尚非無稗于初學，助之編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為此本。[⑥]

魯迅的這段表述，態度謙遜，用語謹慎，卻對積累的眾多史料是否均編入《小說舊聞鈔》未予說明。事實上《中國小說史略》中引述的各類書籍，遠不止《小說舊聞鈔》所及之70余種。前者涉及宋以后小說（包括小說集）140余部，與之相較，《小說舊聞鈔》所收小說尚不及三分之一。諸多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予以專門論述的小說，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老殘游記》《孽海花》的相關史料，均未被《小說舊聞鈔》收錄；且該書1935年再版本新增《繡榻野史》《閑情別傳》二種，不見于《中國小說史略》。即使是在兩書中均有涉及的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中引述的個別史料亦不見于《小說舊聞鈔》，如論述《西游記》作者時提到的清人阮葵生《茶亭客話》。[⑦]可見在該書的校錄過程中，魯迅對掌握的史料有所取舍。《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印行一年后，北新書局刊出的一則廣告可以證實以上判斷：

魯迅先生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時，凡遇珍奇材料，均隨手擇要摘錄，書成，積稿至十余巨冊。今將明清兩代關于小說之舊聞遺事，選取精要者纂集成冊。取材審慎，考據精密，凡讀過先生所著小說史略者，不可不讀此書。[⑧]

由此可知，魯迅在校錄《小說舊聞鈔》時對多年累積的史料并非全部收錄，而是有所選擇，即只采摭明清兩代的小說史料，并“選取精要”。但這則廣告對魯迅如何取舍史料，即史料入集的標準語焉不詳。從收錄史料所屬的年代看，《小說舊聞鈔》上承《古小說鉤沈》和《唐宋傳奇集》。由于該書主要收錄長篇章回小說、話本小說集和筆記小說集，卷帙浩繁，其文本不便于匯集，且所及明清兩代小說，大多存世，也無須專門匯集，故轉而校錄史料，匯為一書，意在通過史料的編排和案語的論述，呈現宋元以降的中國小說史面貌。《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雖然對文本和史料各有側重，但彼此間具有明顯的序列性，既可以和《中國小說史略》相參照，構成一個文本、史料和史論相結合的完整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亦可分別成書，呈現獨立的學術品格。其中《小說舊聞鈔》作為魯迅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說史料專書，其學術價值和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中的地位，自不待言。

對中國小說史研究而言，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者而言，史料更是史論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初，中國小說史學尚處于草創階段，史料的發現在學術發動的過程中更是起到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作用。而且小說史研究的進程往往是史料在先，史論在后，史料與史論由此被賦予先后、甚至因果的關聯。這在《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過程中確實有所體現。前文已述，1925年9月《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出版，次年8月《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印行，兩書的出版幾乎同步。1935年7月《小說舊聞鈔》再版，新增小說《花月痕》及相關史料二則。彼時魯迅已遠離學界，成為自由撰稿人，并無出版學術著作的現實需求，增補《小說舊聞鈔》的目的，除“學子得此，或足省其復重尋檢之勞焉而已”[⑨]，還與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略》的再次修訂有關。1935年6月，《小說舊聞鈔》再版前夕，北新書局也再版《中國小說史略》，是為魯迅生前最后一次修訂的版本，即“北新書局第十版”再次修訂本。[⑩]《小說舊聞鈔》再版本從清人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課余續錄》兩書中采摭有關《花月痕》作者魏秀仁的史料，對其生平及創作的基本情況有詳細的記錄。[11]《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對《花月痕》作者姓名和生平的論述亦有明顯的調整。合訂本目錄中“魏子安《花月痕》”[12]，再次修訂本中改為“魏秀仁《花月痕》”[13]（魏氏名秀仁，字子安，再次修訂本不再以字行）。合訂本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正文介紹魏子安時，引用民國佚名作者之《小奢摩館脞錄》（該書未列入《小說舊聞鈔》之《引用書目》，亦不見于魯迅《采錄小說史材料書目》手稿），曰“子安名未詳”，對其生平的描述較為簡略。[14]再次修訂本則引用前述謝章鋌的兩部著作，指出“子安名秀仁”，對其生平的介紹文字也近乎合訂本的一倍，相較而言更為準確詳盡。[15]這恰與《小說舊聞鈔》再版本中的史料增補相對應。由此可見，《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的修訂過程仍體現出明顯的同步性。然而，兩書之地位及關聯不限于此。一方面，正是由于對新史料的發現，促成魯迅對小說史論著的修改；另一方面，雖然不再有出版學術著作的現實需求，但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持續關注，體現出一種念茲在茲的執著，而提升《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的期待，又使他不斷搜集、努力發掘有關小說的新史料，進而促成《小說舊聞鈔》的再版。這樣看來，在作為史料的《小說舊聞鈔》與作為史論的《中國小說史略》之間，并非單一向度的先后或因果關聯，而是呈現出一種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如果將兩書之關聯單純地歸納為由史料到史論，也許在表面上強化了前者的學術地位，甚至可能由此得出無史料則無史論、無《小說舊聞鈔》則無《中國小說史略》的結論，卻可能掩蓋該書更為豐富的價值內涵。《小說舊聞鈔》的價值，不限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史料積累和學術準備，視其為后者的副產品或衍生物，無異于將史料置于史論的從屬地位。同時，作為公開出版物，《小說舊聞鈔》與《中國小說史略》的幾次印行都近乎同步，兩書連同《唐宋傳奇集》（1927年12月、1928年2月北新書局初版上、下冊本，1934年5月上海聯華書局合訂本），彰顯出一種有意識的出版行為，即在同一時段中出版彼此相關的一系列小說史著作，從而建立起具有整體性與共生性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在這一研究體系中，史料和史論各有其獨立價值，彼此間呈現共生、而非從屬或依存關系。

《小說舊聞鈔》以作品為主線，搜集相關史料，置于每一部小說名下，與蔣瑞藻《小說考證》等史料專書體例相近。不過，該書仍有其獨異之處，體現在前述《源流》《評刻》《禁黜》《雜說》四篇中。這四篇以中國小說史上的若干具體現象與話題為中心，在作品之外另辟蹊徑，從而打破了一般史料專書的并列式結構，向小說史研究的縱深處推進。尤其是《禁黜》篇，較早收集中國古代小說禁毀的史料，雖然數量不多，但以小說史上的重要話題為線索，爬梳史料，其視角和眼光均屬不凡。同時，《小說舊聞鈔》收錄史料，不避重復，而以呈現小說史現象與話題為旨歸。史料重復，本為史料專書之大忌，在《小說舊聞鈔》中卻屢有出現。魯迅在《序言》中自述其因由：“凡所錄載，本擬力汰復重，以便觀覽，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滸傳》，《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下有復重者，著俗所流傳之跡也；在《西游記》下有復重者，揭此書不著錄于地志之漸也；在《源流篇》中有復重者，明札記肊說稗販之多也。”[16]可見，《小說舊聞鈔》以小說史觀為引領，對史料進行取舍和編排，不僅不以重復為忌，反而借助重復彰顯出更為突出的小說史特質。該書還在史料之外，并加案語，對史料予以辨正和闡釋，進一步植入魯迅的小說史觀。

如此“史料+案語”的著述體例，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并非個例，與之相近者還有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在中國學者撰寫的文學史中，魯迅對劉著頗為贊賞，不僅向友人大力推薦[17]，而且在自家關于魏晉文學的演講中，參考其思路，借鑒其觀點。[18]魯迅推崇《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出于對其史識的欽佩和文學史寫作思路的認同。劉著之體例，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以史論為中心的文學史，而采用摘引史料，附以案語的形式。《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表面上以史料為主，闡釋為輔，近乎史料匯編。然而在不同話題下選擇哪些史料，怎樣對史料進行編排，都以作者的文學史觀為依托。劉師培將自家對中古文學的理解與闡釋蘊含在史料的取舍和編排之中，完成了一部別開生面的文學史。魯迅《小說舊聞鈔》采用同樣的著述體例，并非偶然。該書雖以史料專書為歸屬，但與劉著相近，以史料為方法，史料與史論互現而共生。

二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小說史略》一直得到同時代人的高度評價。魯迅去世后，蔡元培在所撰挽聯中著力突出其學術貢獻：“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19]。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對《中國小說史略》有如下贊譽：“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20]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則評價該書：“實際上不止于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確的‘考證’書，于‘史’的敘述之外，隨時加以考釋，正訛辨偽，正本清源。”[21]以上判斷，均著眼于《中國小說史略》在史料層面的成就，對《小說舊聞鈔》而言，也頗為適用。這不僅體現出中國小說史學草創階段研究者對史料工作的重視，還與其對小說史學的定位密切相關。在研究者看來，小說史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注重史料自是題中應有之義。[22]在眾多研究者中，關注魯迅在史料以外的貢獻的是鄭振鐸。《魯迅先生的治學精神》一文指出：“他（引者按：指魯迅，下同）是最精密的考據家校訂家。他的校訂的工夫是不下于顧千里、黃蕘圃他們的；而較他們更進步的是，他不是考據，校訂為止境。”“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礎，搜齊了材料，然后經過了尖銳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態度下判斷。”[23]《魯迅的輯佚工作——為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而作》則進一步強調：“他生平最看重‘學問’，惟不大看得起‘校勘家’、‘目錄家’，象傅增湘等諸人，因為他們所致力的不是‘學問’的某一部門而是為‘書’所奴役，無目的的工作著。”“魯迅所做的校輯工作都是有目的、有意義的工作。”[24]將魯迅對小說史料的搜集整理，視為小說史研究的起點而非終點。鄭氏對魯迅的小說史研究的理解和評判，較之蔡元培、胡適、阿英等人更為深入。不過，鄭振鐸仍將《小說舊聞鈔》視為“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的副產品”[25]，對該書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和價值缺乏更為有效的闡釋。

對小說史研究而言，史料的缺乏可能影響史論的提出，甚至造成誤斷，但這并不意味著擁有史料就一定能產生有價值的論斷。史論的提出，固然有賴于史料的發現，但史料的發現同樣有賴于研究者的學術眼光。各類史料數量眾多，散落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之中，處于一種汗漫無序的自然狀態，只有借助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視角和觀念，才能被發掘出來，從而以“小說史料”的身份進入一種歷史結構之中。小說史料不僅需要搜集整理，還需要通過研究者的闡釋，成為小說史研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獲得學術生命力。正是由于小說史學的研究視角和觀念的存在，使若干史料被重新發現與激活。在魯迅看來，史料是小說史研究的底線，甚至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這從他著史“先從作長編入手”[26]的治學理念中可見一斑。但小說史研究的上限則取決于研究者的史識。在致臺靜農信中，魯迅批評“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的做法，稱這類文學史著作為“資料長編”[27]。也就是說，“資料長編”固然必不可少，但倘若缺乏史識，則可能流于一般意義上的史料匯編，作為讀本尚可，卻無法起到史論的作用。在同一封書信中，魯迅談及《中國小說史略》的修改：

雖曰改定，而所改實不多，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于中國，但尚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28]

這與魯迅在《〈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中的觀點相近：

此十年中，研究小說者日多，新知灼見，洞燭幽隱，如《三言》之統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例來凝滯，一旦豁然；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錄。所以然者，乃緣或本為專著，載在期刊，或未見原書，憚于轉寫，其詳，則自有馬廉鄭振鐸二君之作在也。[29]

在《中國小說史略》和《小說舊聞鈔》出版后，小說史研究日漸繁榮，新的史料和史論不斷出現，但在魯迅看來，卻未必有增補、修改兩書的必要。表面上看是由于這些成果或已公開發表，便于搜尋，或未及寓目，須避免誤用，實質上卻體現出魯迅對自家研究的高度自信，即新出現的史料和史論，不足以撼動魯迅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之框架和根基。對《小說舊聞鈔》而言，新史料的增補可以促進量的積累，卻未必能夠實現質的提升。魯迅對自家小說史研究的學術期待，是從零到一，填補空白，而非從一到十，錦上添花。將該書與前后問世的小說史料專書相比，更能看出魯迅對《小說舊聞鈔》的學術定位。

前引《〈小說舊聞鈔〉序言》中對《小說考證》之得失評價曰：“昔嘗治理小說，于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證》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并收傳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30]該書問世較早，且取材廣泛，卷帙浩繁，但將古代小說與戲曲、彈詞及晚清翻譯小說史料并收于一書，且較多轉引，不辨出處，文字亦有誤植。《小說考證》為后世研究者詬病，蓋源于此。不過，《小說舊聞鈔》較之《小說考證》的學術優勢不僅在于采摭史料的豐富[31]，或專收小說史料，概念的界定更為準確[32]，或對史料“皆摭自本書，未嘗轉販”[33]，引錄的文本更為可靠，還在于魯迅對史料專書的學術定位。在魯迅看來，《小說舊聞鈔》之前的史料專書，如《小說考證》，每以廣收博采為旨歸，難免貪多務得，作為史料讀本尚可提供查閱之便利，但貫穿其中的小說史觀卻含混不清。《小說舊聞鈔》出版后，小說史料專書漸多。時間相距較近者，是孔另境輯錄《中國小說史料》（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該書延續《小說舊聞鈔》收錄史料的標準，專務小說，篇幅則大為擴展，全書近15萬字，引用各類書籍、報刊等140余種。鄭振鐸為之作序，予以表彰：“蔣瑞藻氏的《小說考證》用力殊劬，而內容蕪雜。魯迅先生的《小說舊聞鈔》取材最為可靠，但所收的‘小說’不多。現在孔另境先生的這部《中國小說史料》，是就魯迅先生的《舊聞鈔》而加以擴充的。費了好幾年的功夫，所得已在不少。可以省掉我們許許多多的翻書的時間。這是我們所不得不感謝他的。”[34]史料搜集在規模上超越前人，后來居上，并非難事。孔氏該書，雖步武《小說舊聞鈔》，甚至全部收錄后者采摭之史料，但與新史料一起重新編排，并刪除魯迅案語，不易于彰顯史料之間的小說史關聯。因此在鄭振鐸看來，其價值主要是為研究者提供更為豐富的史料，減少翻檢書籍之辛勞。可見《中國小說史料》面臨的問題，不是史料缺乏，而是史料過多，難以被一種小說史觀所引領與整合，在學理層面未能超越《小說舊聞鈔》。而在校錄《小說舊聞鈔》的過程中，魯迅植入了自家的小說史觀，體現在對史料的取舍和編排之中，使該書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史料讀本，成為小說史的另一種書寫方式。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力圖“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35]，這一觀念也融入《小說舊聞鈔》的校錄中，成為對史料進行取舍和編排的標準。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過程中，積累了眾多史料。前引北新書局廣告中所謂“十余巨冊”，并非虛言。這些史料在編入《小說舊聞鈔》之前，仍處于分散的狀態。該書不足8萬字，可見魯迅對史料進行了大幅度的刪減，從而將雜亂紛繁的史料整合為一部系統的史料專書。由史料到史料專書，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史料在進入史料專書之前還不能被稱為史料，只能被稱為原始材料。在小說史觀的整合下，由原來各自所處的自然結構進入《小說舊聞鈔》建立的整體性的歷史結構之中，才得以擺脫原始材料的身份，獲得史料的屬性，參與小說史的構成。在這一過程中，對史料的剪裁取舍極為關鍵。《小說舊聞鈔》之優長不在于多，而在于精，體現在從小說史觀出發對史料的精心選擇之中。以有關《水滸傳》的史料為例。《小說舊聞鈔》初版本采摭《水滸傳》史料20則，另有案語四則，涉及作者生平、情節來源和人物原型等話題。其中據《茶香室叢鈔》轉引宋人周密《癸辛雜識》載“龔圣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36]事，再版本則新增案語直接引用《癸辛雜識續集》原文[37]，以保證史料的可靠性，是為取。舍則見于雜文《馬上支日記》中從宋人洪邁《夷堅甲志》、宋人莊季裕《雞肋編》、元人陳泰《所安遺集》引錄的三則史料，仍涉及《水滸傳》的情節來源。[38]《馬上支日記》作于1926年6月末至7月初，恰好是魯迅校錄《小說舊聞鈔》的關鍵時期。三則史料的抄稿是“已經團入字紙簍里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39]，故而移錄于雜文。魯迅對舍棄史料的原因未予說明，大約是《小說舊聞鈔》中收錄的同類型史料較多，這三則不甚關鍵，而且對《水滸傳》情節來源的追溯，較為隱曲，因此舍棄。可見，魯迅對史料的取舍，以是否能夠有效地揭出小說史話題為標準，承載并呈現其小說史觀。

《小說舊聞鈔》還對史料進行了精心的編排。表面上看，該書“不但按小說名稱排列次序，而且對摘錄的各條材料，也按時代先后大體作了編排。即使同一個人的各種著作，也盡可能按各書的刊印先后分序。”[40]實質上，魯迅對史料的編排主要依照小說史時序，而非史料出現的自然時序，從而在不同史料之間建立起一種結構性的關聯。以有關《西游記》的史料為例。《西游記》的作者曾被誤認為丘處機，經過胡適、魯迅等人的考證，著作權始歸屬于吳承恩。[41]《小說舊聞鈔》借助多則史料和案語加以論證：先采摭《天啟淮安府志》對吳承恩生平及著作的記載（其中有《西游記》）；次引錄《同治山陽縣志》中的相關史料（其中無《西游記》），并加案語：“《西游記》不著于錄自此始，《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卷三十八《藝文志》所載，并與此同。”[42]之后從《晚學集》《石亭記事續編》《冷廬雜識》《山陽志遺》諸書中采錄史料，辨正該書非丘處機著，并通過案語分析前人誤斷的起因及以訛傳訛的過程。將上述史料和案語一并觀之，不啻為一篇論點明確、論據充分、論證精準的論文，使小說史料專書同樣能夠起到小說史的學術職能。

綜上可知，經過魯迅的取舍和編排，史料經歷了一個陌生化的過程，超越了被引用書籍的原初語境，被納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體系之中。作為小說史料專書的《小說舊聞鈔》由此獲得了獨立的學術價值與生命力。

本文通過對《小說舊聞鈔》的闡釋，試圖呈現史料的另一種可能性。作為一部深深地浸潤著魯迅的小說史觀的史料專書，《小說舊聞鈔》的學術價值與生命力不僅在于細致嚴謹的治學態度，更在于將史料塑造為一種方法。原始材料可能存在諸多缺陷與矛盾，然而在小說史觀的引領下，通過取舍和編排可以達到一種相對的和諧與平衡，史料由此誕生，并成為方法。作為方法的史料，呈現乃至創立了中國小說史的悠久傳統，讓原本零散的現象與話題有了意義。相對于作為目的與結果的史論而言，史料可能只是過程，但對中國小說史研究而言，過程有時候比目的與結果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

注釋：

[①] 其中《古小說鉤沈》的輯錄時間較早（據林辰考證，約在1909年6月至1911年末或1912年初期間完成，參見林辰：《關于〈古小說鉤沈〉的輯錄年代》，《人民文學》1950年第3卷第2期），正式刊行則遲至1938年（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20卷本《魯迅全集》第8卷），并非魯迅為撰寫《中國小說史略》而專門輯錄的史料。《小說舊聞鈔》和《唐宋傳奇集》則校錄于魯迅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期間，與《中國小說史略》的撰寫同步，出版時間略遲，是與小說史共生的史料專書。

[②] 相關文獻有趙景深：《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大晚報》1936年10月22日；張若英（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期；鄭振鐸：《魯迅的輯佚工作——為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而作》，《文藝陣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2期；孔嘉（臺靜農）：《魯迅先生整理中國古文學之成績》，《理論與現實》（季刊）1939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關于《小說舊聞鈔》的專論，則有陳登原：《讀了魯迅〈小說舊聞鈔〉后關于〈三國演義〉的補充》，《文史哲》1952年第2期；趙淑英：《〈小說舊聞鈔〉版本瑣談》，見唐弢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86—93頁；王永昌：《銳意窮搜 精心編纂——略談〈小說舊聞鈔〉的編輯特色》（上、下），《出版工作》1987年第8、9期；顧農：《從〈小說考證〉到〈小說舊聞鈔〉》，《中華讀書報》2014年12月14日第014版。此外，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8頁）、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頁）、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2005版，第272—273頁）等專著均對《小說舊聞鈔》做出較高評價。

[③] 魯迅所處的時代，主導性的文學史觀（小說史觀）以實證主義和進化論為基礎。魯迅身處其間，不能完全避免這類思維模式，但他的小說史觀很難以進化、退化或循環等任何一種文學史觀念模式加以概括。參見鮑國華：《進化與反復——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進化史觀》，《東方論壇》2009年第2期。

[④] 民國時期的書籍，每重印一次即稱為一版。因此聯華書局1937年重印《小說舊聞鈔》再版本，版權頁注明“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版”，名曰“二版”，實為“第二次印刷”，而該版封面仍署“1935”。《小說舊聞鈔》，上海：聯華書局1937年版，版權頁、封面。因此稱該版為“重印再版本”似乎更為準確。

[⑤] 趙淑英《〈小說舊聞鈔〉版本瑣談》在介紹《江州筆談》失收于1935年再版本《引用書目》時，指出：“但初版《小說舊聞鈔》中錄有王侃的《江州筆談》二卷，再版時不知何故被刪去了。”“收入1938年《全集》的《小說舊聞鈔》，內容與1935年版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后者目錄中的《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收入《全集》時將‘五種’二字去掉，改為《閱微草堂筆記》；引用書目中的‘王侃《江州筆談》二卷’，在1935年版中已被魯迅先生去掉，收入《全集》時又被補上。這顯然是后人編輯時所作的改動。”見唐弢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頁。其中“已被魯迅先生去掉”“后人編輯時所作的改動”等結論并不準確。這些結論的得出恐怕是未參校《小說舊聞鈔》1937年重印再版本之故。此外，現存魯迅手稿中有《采錄小說史材料書目》6頁，收錄書籍58種，其中《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強汝詢《求益齋文集》八卷二種不見于《小說舊聞鈔》之《引用書目》，與《小說舊聞鈔》1937年重印再版本相比，缺少20種。見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合編：《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這部手稿可能是魯迅為校錄《小說舊聞鈔》所做的準備。《小說舊聞鈔》在考證《水滸后傳》作者陳忱生平時，對《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史料和觀點予以辨析（《小說舊聞鈔》（重印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7年版，第80頁）；《禁黜》篇則采用《求益齋文集》中的史料一則，記錄清代小說之禁毀情況（上書，第139—140頁）。書后《引用書目》中未列入這兩部著作，恐怕是魯迅本人的遺漏。

[⑥]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言》，《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序言》第1頁。

[⑦]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頁。《小說舊聞鈔》在有關《西游記》的史料中引錄清人丁晏《石亭記事續編·〈淮陰脞錄〉自序》，其中提及阮葵生《淮故》一書，而未及《茶亭客話》。《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第41頁。

[⑧] 《二版〈小說舊聞鈔〉》（書刊介紹），原載《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日第49、50期合刊，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1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2頁。

[⑨] 魯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小說舊聞鈔》（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再版序言》第Ⅰ頁。

[⑩]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流變，參見鮑國華：《論〈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改的學術史意義》，《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1] 《小說舊聞鈔》（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第117—123頁。

[1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版，《目錄》第Ⅹ頁。

[1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版，《目錄》第14頁。

[1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版，第302頁。

[1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版，第328頁。

[16]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言》，《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序言》第1—2頁。

[17] 魯迅在《書信 280224 致臺靜農》中說：“中國文學史略，大概未必編的了，也說不出大綱來。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頁。

[18]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526頁。

[19] 蔡元培：《挽聯》，原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31頁。

[20] 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頁。

[21] 張若英（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號。

[2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在第四章《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研究》中設專節討論小說史研究。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18—121頁。

[23] 鄭振鐸：《魯迅先生的治學精神》，《申報》1937年10月19日第2張。

[24] 鄭振鐸：《魯迅的輯佚工作——為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而作》，原載《文藝陣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1期，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63頁。

[25] 同上，第963頁。

[26] 魯迅：《書信 330618② 致曹聚仁》，《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頁。

[27] 魯迅：《書信 320815① 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頁。

[28] 同上，第322頁。

[29] 魯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小說舊聞鈔》（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再版序言》第Ⅱ頁。

[30]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言》，《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序言》第1頁。

[31] 蔣瑞藻《小說考證》全書近40萬字，但有關小說（不包括晚清翻譯小說）的史料不足五分之一，僅6萬余字。《小說舊聞鈔》凡8萬字，采摭史料之條目及字數均多于前者，引用書籍的種類尤多，在史料的豐富性上勝于《小說考證》。

[32] 在“小說”概念下涵蓋戲曲、彈詞，是晚清士人之“通識”。嚴復、夏曾佑《本館復印說部緣起》和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名作，在“說部”“小說”名目下均兼及小說和戲曲。稍早于蔣瑞藻《小說考證》出版的錢靜方《小說考證》亦如是。直到民國建立后的1927年，范煙橋著《中國小說史》出版，仍并論小說、戲曲及彈詞。范氏在《引》中自陳：“金鶴望師即《孽海花》之造意者嘗詔余，小說實包括戲曲彈詞也，蓋戲曲與彈詞，同肇于宋元之際，而所導源，俱在小說，觀其結構即可知，有韻無韻不過形色上之分別，猶之文言與白話，其精神則一也。竊承其指，乃納戲曲彈詞于其間，故較以前一切中國小說史書為廣漠。”范煙橋：《中國小說史》，蘇州：秋葉社1927年版。該書正文前之《序》《引》及《目錄》均無頁碼，《引》中標點偶有缺失，引錄時略作補充。小說與戲曲分途，實以西來之文學四分法為理據。以“小說”之名目下轄戲曲，本可別謂一說，而遭詬病，是“新文學”觀念深入人心的結果。對小說和戲曲概念的界定，在今天已成為常識，較少爭議，但晚清至民國時期小說與戲曲的分合，在文學史以外，還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意義。這并非本文討論的中心問題，暫不贅言。

[33]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言》，《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序言》第1頁。

[34] 鄭振鐸：《鄭序》，孔另境輯錄：《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鄭序》第2頁。

[35]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頁。

[36] 《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第13頁。

[37] 《小說舊聞鈔》（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第6頁。

[38] 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2頁。

[39] 同上，第340頁。

[40] 王永昌：《銳意窮搜 精心編纂——略談〈小說舊聞鈔〉的編輯特色》（下），《出版工作》1987年第9期。

[41] 《西游記》的作者，迄今仍有爭議。參見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317—319頁。

[42] 《小說舊聞鈔》（初版本），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版，第40頁。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