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傷痕文學歷來被賦予起源性的意義。它不但標志著新時期文學的興起，也指涉著改革政治的生成。已有眾多研究從傷痕文學與改革政治的關系著手，本文也想沿此出發，嘗試基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機制來理解傷痕文學的發生。在文學與政治高度統合的歷史條件下，使得改革政治生成的政治機制，的確同時也是使得傷痕文學發生的政治機制。

眾多研究已經指出，從延安時期直到改革初期，文學與政治的統合關系，是與大眾動員、群眾參與的政黨政治密切相關的，其關鍵特征之一是政黨與人民群眾的循環往復的互動，這種黨群互動關系的理想形式體現在“群眾路線”這一經典表述之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在文學領域，黨群互動主要體現為個體性、群眾性的文學實踐與黨的文學部門始終處于循環往復的互動過程之中，在其中黨的文學部門基于特定政治目標或政治價值，不斷地發動、組織、領導作家群體和讀者群眾的文學參與，又使這種文學參與始終保持在黨及其意識形態部門所設置的政治議程之內。文學領域的黨群互動的典型表現形式是各種類型的文學運動，例如新民歌運動，改革初期的新時期文學或許亦可理解為一場新型的文學運動。[2]

然而，這種循環往復的黨群互動在文學實踐中需要什么樣的具體條件，呈現出什么樣的具體運作過程，這一過程又如何具體地反作用于政治領域，這些問題依然值得繼續追索。事實上，傷痕文學的發生是文學領域的黨群互動的一個微觀案例，經由對此案例的細察，我們可以深入探究文學領域中的黨群互動的具體運作條件、具體運作過程及其對政治領域的反作用。由此出發，這種探究有助于我們繼續理解新時期文學的興起機制及其運作過程，也能為我們反過來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理解改革政治的興起及其復雜性，提供具體的立足點。為了更加聚焦，我們以標志著傷痕文學發生的《班主任》和《傷痕》作為考察對象。

一、“文學習性”與自覺的創作

在把握《班主任》和《傷痕》出世的歷史細節時，一個值得凸顯的方面，是劉心武和盧新華本人的創作心態以及由此展現出的主體性狀態。或許應當說，正是劉心武和盧新華得以創作出既是傷痕文學也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之作的那個主體性條件，才構成我們要追索的關鍵。

“文革”前，劉心武是北京中學語文老師，已發表作品約70篇。經由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教育和文學教育，劉心武早已經深諳文學與政治的辯證法，也洞察文學與政治的血肉聯系所帶來的機遇和危險。例如，“文革”前期，劉心武受到沖擊，于是他明智地蟄伏起來，1972年以后，正常的文學生產逐漸恢復，劉心武也因時而動，開始“重新搞文學”，并且“從原來見過報的‘熟人’來找線索”，而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劉心武也“一度按照當時的‘第五種文學’的標準來考慮作品，比如說‘三突出’的原則，我要發表，所以也是努力去學習的”。[3]果然，1974年，他成功被借調，離職寫作。為了真正調離中學，劉心武“為當時恢復出版業務的機構提供合乎當時要求的文稿，發表過若干短篇小說，一部兒童文學中篇作品，一部電影文學作品”[4]。作為對他緊跟政治要求寫作的獎勵，1976年劉心武如愿正式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后復名為“北京出版社”），成為專業文藝編輯。

在毛澤東時代，劉心武這樣的文學實踐者是非常典型的。這種文學主體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文藝服從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5]，或“文藝是時代的風雨表。每當階級斗爭形勢發生急劇的變化，就可以在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6]。總之，毛澤東時代典型的文學主體自然而然地將文學實踐理解為政治實踐，文學實踐總是緊密地因應著政治形勢的變動。這一點即使在“文革”結束后的1970年代末也并沒有顯著改變，正如《班主任》的責任編輯崔道怡所回憶的：“文學與政治密不可分，在人們的意識中，文學幾乎等同于政治，人們要從文學作品思想的傾向感悟政治的風向。”[7]正因為如此，即使“文革”造就了集體性的精神和情感郁積，但一如毛澤東時代一樣，如何將之表達發抒出來仍然既是一個文學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對此，1977年的劉心武深諳于心。由于從中學調入了出版社，他甚至感到自己比一般人更具有政治-文學敏感性，因為出版社“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臺’地摸清當時文學復蘇的可能性與征兆”[8]。問題在于，這種政治-文學敏感如何具象化到文本之中呢？

讓我們重回劉心武創作《班主任》的具體語境。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抓科學教育工作，從該年7月到9月有三次講話提出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教育戰線要撥亂反正和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等觀點。[9]涂光群曾回憶，《人民文學》聞風而動，想通過文學，“反映科學、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以便多少盡一點文學推動生活的責任”，于是就向劉心武約稿，后者就拿來了《班主任》。[10]但事實上，《班主任》是劉心武自己主動創作、主動投稿，并有1977年9月的投稿信為證：

春天我寫的那篇《光榮》未能改好，主要還是因為我寫的是工人而我卻并不熟悉工人。這回寄上我上月寫成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寫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和我所熟悉的人物。不知這個短篇您們讀后作何感想。也許仍然不好。但，我寫它時，自己是頗激動的。我希望這篇小說能使讀者感奮起來。[11]

按照崔道怡的回憶，《光榮》的寫作系崔道怡1977年春天向劉心武的約稿，因為寫的不理想，崔退稿了。[12]這個細節至為關鍵。從寫工廠和工人的《光榮》到寫學校和知識分子的《班主任》，為什么會發生這個重大轉變呢？照道理，《光榮》在當時應當是更加政治正確的題材。為了理解這一點，恐怕要回過頭去審視涂光群的回憶。即使涂光群的回憶有誤，但是鄧小平的復出及三次重要講話對實事求是、教育戰線和知識分子的肯定，無疑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事實上，《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確很快行動，邀請了徐遲創作知識分子題材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3]對于身處北京人民出版社、作為專職文藝編輯而又政治敏感的劉心武來說，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這一政治動向。劉心武放棄當時看起來更為政治正確的工人題材而拾起曾經危險重重的知識分子題材，定然是他捕捉到了這一巨大的政治變動，才有足夠的勇氣賭一把。[14]畢竟，彼時的意識形態語境依然并不明朗。

如果說《班主任》的創作有賴于劉心武積極地因應政治變動的話，那么《傷痕》的創作也同樣如此。純粹作為業余作者的盧新華，1978年時只是剛剛入學的大學新生，創作《傷痕》前只發表過一點詩歌，上大學后才剛剛開始學習作小說。距《傷痕》1978年8月發表在《文匯報》僅月余后，盧新華在創作談和答復讀者的信中坦白了創作動機。盧新華提到，在創作《傷痕》之前，他曾嘗試創作過相似主題的小說：

我感到只有對“四人幫”恨得切齒，我們才會對華主席、黨中央愛得深摯。有了這種想法以后，我就一直在考慮用什么樣的形式來反映和表達出我的這種思想。所以，入學以后，我參加了我們同學自發組織的小說組的活動，學起作小說來。在以上思想的指導下，入學后，我試寫過第一篇以暴露批判“四人幫”為題材的小說，但由于受真人真事的影響和限制，有些放不開手寫，而主題思想也挖掘得不深，最終還是把它擱下了。[15]

《傷痕》是盧新華抱著相似目的的第二次嘗試，其目的依然是“通過活生生的生活畫面更深刻地揭發和批判萬惡的‘四人幫’對我們社會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且強調“主題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別人從外部強加給我的，而是我自己通過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觀察總結得來的”。[16]從這一創作脈絡出發，可以發現盧新華創作《傷痕》無疑是自覺地回應政治的產物。

在當時的氛圍里，盧新華自我辯護性地將他的創作動機歸之于“政治正確”。然而，“政治正確”并不意味著盧新華在說謊。作為一名大學生和文學愛好者，盧新華即使不如劉心武敏感，也依然明白文學與政治的辯證法。在彼時的具體語境中，他揭露“四人幫”造成的“傷痕”也的確是理所當然；因為，早在1976年10月25日，“兩報一刊”就發表題為《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的社論，號召“徹底揭露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肅清其流毒”，全國范圍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從此開啟。[17]到1978年，“揭批查”運動依然如火如荼，而“抓綱治國”的“綱”就是“緊緊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18]，只是這一運動局限于政治的和社會的批判，而《傷痕》恰恰順承著這一政治風向，進一步深入情感、心靈的層面來揭批“四人幫”。總之，《傷痕》的寫作，如果脫離開對“抓綱治國”、揭批查“四人幫”運動的政治動向的把握，也是不可能的。

問題在于從什么意義上去理解劉心武創作《班主任》和盧新華創作《傷痕》的文學實踐。已經有人指出，無論是《班主任》還是《傷痕》，它們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性作品，其創造性中包含了很深的舊痕跡，這些舊痕跡——包括敘事程式、人物塑造乃至語言表達——都有因循1940—1970年代的文學傳統的顯著特點。事實上，更重要的是劉心武和盧新華作為文學實踐者的主體性狀態的舊痕跡。劉心武和盧新華都敏感于政治的變動，并自然而然地嘗試將這種政治的變動直接地具象化為文學形式，在因應這種變動的過程中又自覺不自覺地注入能動性。這種文學實踐的狀態在1940—1970年代是習以為常的。

讓我們挪用布爾迪厄的“習性”（habitus）來對1940—1970年代的作家的典型的主體性狀態進行描述。對于布爾迪厄來說，“習性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體性”，“習性作為歷史的產物，是性情的開放系統”。[19]也就是說，習性是一種內化了社會性且具有深刻的歷史性的主體性，它銘寫在個體的身心之中，化為個體的整個的性情。“習性”的概念對于理解此時期的作家的主體性狀態，具有借鑒意義。憑借它，我們可以深入分析作家的主觀性的身心感知及其表達，將作家個體的身心狀態與其文學實踐有效地關聯起來，同時避免社會主義政治、文學體制與作家之間的關系的簡單化理解，從而開啟更復雜地理解兩者之間的多重關系的可能。

可以說，從延安時期直到改革初期，黨群互動條件下的文學體制與作家的頻繁互動，培育出了作家的典型的文學習性。這種文學習性表現為作家對政治的高度敏感性，表現為自覺地將自身視為一種中介，一種將政治的變動及時、直接地具象化為文學形式的中介，一種使政治具體化并獲得感性的實踐方式的中介。然而，作家是能動地扮演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轉換中介的，他體驗和察覺政治的變動并產生自身的回應，這種回應體現在人物塑造、故事情節乃至語言風格上，因而這種回應又是復雜的變形和探索的過程，有時無法避免地產生難以預知的政治后果，從而不知不覺地影響了政治的風向。就此而言，這種文學習性又包含著創造性。在這一意義上，文學作為一種技藝，是政治實踐的技藝，文學主體也是政治主體，在實踐政治的同時，也意味著創造政治，在因應政治的同時，也在推動政治的變動。正是通過這一過程，作家的文學習性不斷地生成和再生成，并經由這種文學習性生成文學創作、形成清晰的文學風格，例如“對‘主題’‘題材’的迷戀，對‘思想立場’的敏感，對文學作品重大的‘社會意義’的追求與固執堅守”[20]。

就這種文學習性所生成的歷史條件而言，它高度依賴黨群互動在文學生產之中的持續運作。可以說，文學習性的生成、表現、修復、鞏固和再生成的過程，正是循環往復的黨群互動在主體性層面的具體運作過程。從這一角度來說，這種文學習性具有深刻的歷史性，一旦文學領域中的黨群互動轉變為科層化的治理關系，或者文學生產走向市場化，這種文學習性也就會逐漸消失。

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文學習性會因作家個人而有所不同。一方面的典型是丁玲。自延安整風后，丁玲逐漸領悟并習得了一整套革命話語，養成了革命作家的文學習性，此后便始終不渝地參與塑造、維系和鞏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直接性，始終不渝地追求將自我改造為文學與政治之間的中介。直到晚年，丁玲依然堅持認為“創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動，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21]。另一方面的典型或許當以李準為例。多年對政治變動的高度敏感和在文學-政治關系之間的反復直接轉換，使他具有某種程度的投機性。據王蒙回憶，李準也親口告訴旁人：“‘四人幫’倒的時候我還壓在縣里，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裝著兩篇小說來到了北京探聽情況，一篇是批‘走資派’的，一篇是批極左的……你不管怎么變，你難不住咱們！”[22]

大部分的作家也許介于這兩方面之間，其文學習性既不那么根深蒂固、也不那么靈活多變，劉心武和盧新華正是這樣的文學實踐者。他們既自然而然地敏感于政治的變動并自覺地以文學的形式去能動地因應，卻也深知，在政治與文學的統合關系中依然留有不小的空間。劉心武便回憶，1973年，出版社編輯“鼓勵我寫一些現在能發表的東西，不能完全照上面那樣；打個比方，好像高等數學微積分，給你一個區間求一個最大值。我就接受了這種意見”[23]。而順承而來的《班主任》和《傷痕》的寫作也的確是以文學因應政治、實踐政治的產物，但與此同時，如何因應政治、實踐政治，從什么樣的路徑去因應和實踐、以至發現新的政治的可能，這仍然是創造性的，并且一旦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引發廣泛的反響，文學就反過來成為推動政治變動的一個因素。

《班主任》和《傷痕》的出現及其巨大反響正是這樣一個推動改革政治興起的能動的因素。然而，使得傷痕文學誕生也即新時期文學誕生的作家的主體性狀態——這種對政治變動高度敏感、深諳文學-政治的直接轉換關系并自覺主動地扮演這一轉換關系的中介的文學習性，則依然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如果說傷痕文學創造性地開啟了新時期文學，那么這種創造性也根源于這種文學習性的生成性，如果說傷痕文學因循舊物，那么這種因循同樣根源于這種文學習性的歷史性。[24]然而，正是在這種文學習性所內在的歷史性與生成性的交叉地帶，新時期文學得以誕生。

文學創作者的這種文學習性，是文學領域中的黨群互動的歷史產物，在改革初期，又反過來構成了“撥亂反正”的文學生產中的黨群互動得以重新恢復和繼續運作的前提，也是新時期文學得以興起的主體性前提。如果不是存在著這樣一種普遍的文學習性，我們就很難想象劉心武、盧新華這樣的文學創作者會如此積極主動地介入文學場域和政治場域，能動地與文學體制、黨的意識形態部門展開互動，我們也很難想象，致力于開辟改革新政治的新時期文學何以能夠迅速地調動起文學創作者的群眾性參與，從而得以短時間內興起且“空前繁榮”[25]。

二、包容性的情感政治與“傷痕”作為政治過程的產物

一個常見的比較是，傷痕文學與蘇聯的“解凍文學”具有類似性。例如洪子誠便提到，《班主任》和《傷痕》“提示了文學‘解凍’的一些重要征象：對個體命運、情感創傷的關注，啟蒙觀念和知識分子‘主體’地位的提出等”[26]。事實上，傷痕文學初起時，就有人寫匿名信給“‘有關部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27]。然而，甚少被拿來比較的是，“解凍文學”在蘇聯經歷了兩個階段，1953年至1957年是第一個階段，而第二階段則從1957年直到1966年左右才真正結束，前后經歷了十余年。[28]但傷痕文學自1977年由《班主任》肇始以后，1979年就被《喬廠長上任記》所開啟的改革文學所中和，此后改革文學與傷痕-反思文學處在交織并進的關系之中，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頒布后，傷痕文學實際上已經讓位于改革文學。相比于“解凍文學”在蘇聯的歷史，傷痕文學顯得尤為短暫。兩者命運為何不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我們或許可以從“傷痕”情感獲得發抒、共情和升華的過程來初步把握。

《班主任》《傷痕》的編發和反響都伴隨著眼淚，強烈的情感性構成了傷痕文學最為顯著的特征。然而，仔細追索這一過程，可以發現這種“傷痕”情感既是自發生成的，也是一個政治過程的產物。

1977年9月，崔道怡收到劉心武來稿，“馬上就看《班主任》，當即被它感動了”，“竟不禁眼熱鼻酸。好久好久沒有看到這樣的小說了”，便不顧違反正常編輯程序，立即回信，給予肯定。但沒有料到，提交終審時，副主編卻不敢拍板，理由應是怕“寫太尖銳了，屬于暴露文學”。[29]于是小說提交給時任主編的張光年。不久，張光年召集編輯部討論這篇小說。張光年毫無疑問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待這篇小說的：“題材抓得好，不僅是教育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抓到了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如果處理得更尖銳，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以文學促進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并指示可以涉及路線問題，將批判“四人幫”的政治目標更清晰地嵌入小說。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張光年對小說的修改意見甚至具體到了人物行為動機的細化和敘事手法的選擇問題。[30]張光年的指示至關重要，正是有他的支持，編輯部才敢把劉心武請來一同修改小說，并于1977年第11期頭條位置刊發。

張光年作為黨的文藝部門的領導，對于使文學承擔和行使政治功能，負有直接使命。張光年正是基于自身對“文革”的認識，對改革形勢的判斷，對于“新時期”需要什么樣的意識形態的理解，鼎力推出了《班主任》。張光年事實上與劉心武一致，他明確地把握到，“四人幫”的垮臺和鄧小平復出抓科技、教育戰線，是當前最大的政治變動，因此，張光年才敏銳地從《班主任》中看到了小說對于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和批判“四人幫”這兩個政治任務的表達。這就好比是政治密碼在文學形式中的編碼和解碼。劉心武有意識地通過對舊有題材等級的顛倒（從重大題材的工業題材轉向教育）和形象譜系的變更（從工人到知識分子），從而將新的政治變動符碼化，但這種符碼化依然是基于原有的符碼系統而展開的，正如劉心武后來回憶所說：“開始的作品如《班主任》思想雖銳利，使用的符碼系統卻是舊的公用的政治性很強的符碼系統。”[31]而題材等級和形象譜系這一整套文學成規，本來就是張光年這樣的文藝領導所設定和維護的，因此他也能迅速把握到這種顛倒和變更背后的政治指向，從而毫無障礙地將深嵌其中的政治性讀解出來，甚至能夠從文藝領導的角度，反過來要求作者劉心武將這種政治性更加深入和明晰地符碼化／文學化。這個循環推進的過程，是作家和文藝領導的互動，是作家和黨的文學部門的互動，是文學和政治始終處在一個總體性構造中的內在互動。正是通過這種互動，“傷痕”得以初步成形。

如果說《班主任》照亮了教育領域和少年一代的“傷痕”，使“傷痕”成形／成文，那么《傷痕》則照亮了家庭領域和青年一代的“傷痕”，使“傷痕”成形／成文。事實上，《傷痕》的故事并不是盧新華自己的經歷，然而，正是這篇虛構的小說，既感動了自己，也感動了讀者。據盧新華回憶，動筆之前，他受魯迅的啟蒙思想影響，《祝福》中“封建禮教吃祥林嫂”刺激盧新華想到“四人幫”造成的“最深重的破壞，其實主要是給每個人的精神和心靈都留下了難以撫慰的傷痕”[32]。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所謂啟蒙是“心的啟蒙”這一觀念，引領盧新華穿越革命話語和政治運動對人的階級身份的偏重，直接深入主體性的內在層面，從而發現了“傷痕”。當盧新華“流著淚寫完”并刊登到學校墻報上后，迅速引發反響：

寢室門外一片嘈雜的人聲，打開門走出去，但見門外的走廊上圍滿了人，正爭相閱讀著新貼出的墻報頭條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還在流淚。我忙探過頭去，終于認出那稿紙上我的筆跡……自此以后直到《傷痕》正式發表，這墻報前，便一直攢動著翹首閱讀的人頭，先是中文系的學生，繼而擴展到新聞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眾人面對著一篇墻報稿傷心流淚的場景，也成了復旦校園的一大奇觀。難怪后來有人夸張地說：當年讀《傷痕》全中國人所流的淚可以成為一條河。[33]

小說沿著社會網絡爆發式地迅速傳播開來，并很快受到《文匯報》記者鐘錫知的關注。鐘錫知讀后立即感到被“觸動靈魂”，使他“驀然醒悟”，但作為編輯，他所感到的更多是政治上的醒悟：“小說《傷痕》分明地觸動了路線是非、理論是非和思想是非上的這些‘禁區’。它好像一下閃電，照亮了沉沉夜霧包圍下某些事物的本來面目。”[34]對于盧新華自己和鐘錫知來說，《傷痕》都具有一種情感啟蒙的力量，這種情感啟蒙的力量指的是小說敘事呼應、照亮和整理了讀者心中的情感，明確了情感的性質和起源（“文革”），命名了這種情感（“傷痕”），并為他們的情感發抒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出口。正是這種強烈的具有啟蒙色彩的情感性，構成了小說的核心特征。也正是這種情感性，真正促發了讀者的情感共鳴，激發了他們的自覺性，從而引發了爆炸式的傳播。

但是《傷痕》在《文匯報》編輯部并沒有如愿獲得很多支持。與此同時，盧新華將小說投遞給《人民文學》，甚至附上了同學們做證的小說引起校園轟動的說明，《人民文學》也沒有采用。[35]此時差不多是1978年五六月間，離《班主任》的發表已經大半年了。何以《人民文學》如此重視并推出《班主任》，卻沒有慧眼相中《傷痕》呢？從后見之明來看，同為傷痕文學代表作，《人民文學》本應該一視同仁。顯然，這里涉及《班主任》與《傷痕》的差異。有研究指出，《班主任》依然是“文革”時期常見的敘事模式，它依然“有一個光明的主調”，然而，盧新華的《傷痕》卻“將光明主調轉變為憂傷主調”。[36]《班主任》依然延續“文革”敘事模式——以代表正確路線的英雄為主體，團結人民群眾與反面勢力斗爭，最終取得勝利——這種典型的敘事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情感表達模式，在其中消極的情感只是作為敘事過程的一個過渡，敘事的力量最終需要穿越它，使其升華為積極的情感。然而，《傷痕》以傷痕情感的更加無約束的宣泄為特征，從而沖破了此前的敘事模式所構筑的情感堤壩，就有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情感-政治后果。《人民文學》對此顯然并沒有準備。

由此可以發現，彼時無論是《人民文學》還是《文匯報》，對于如何表述“文革”，如何理解、分析和命名“文革”所產生的諸般歷史和情感后果，仍然處在試探、摸索和猶疑之中，這與1981年出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徹底否定之前的意識形態氛圍相呼應。也就是說，后來我們所熟知的所謂“傷痕”，在彼時是否可以、能夠或應該被命名為“傷痕”，也同樣是一個問題。“傷痕文學”之前，是沒有“傷痕”情感及其話語的。“傷痕”情感及其話語是文學-政治過程的產物。

但鐘錫知沒有放棄，在幫助盧新華對小說做出一些增加政治保險的修辭調整之后，他找到機會把小說遞給了上海市文聯和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負責人，得到了他們的肯定和支持。于是，鐘錫知就把小說重新遞給了《文匯報》總編輯馬達。馬達考慮到發表小說符合中央統一部署的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方向，遂決定簽發。即使如此，小說發表前，馬達還是將小說的大樣送呈上海市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洪澤批示，并附信說明《傷痕》“對徹底否定‘文革’很重要”，且是“文藝界的一個新動態”。[37]按照盧新華的說法，洪澤之所以給予支持，除政治考慮外，還與其女“一口氣讀完，結果大哭”并強烈肯定小說有關。[38]很快，《傷痕》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匯報》上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

縱觀整個《傷痕》的發表過程，哭泣與眼淚伴隨始終，在小說寫作和發表的幾個關鍵環節，經手之人無不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正是小說所具有的強烈的情感性及其所包含的啟蒙功能和政治能量，使小說贏得了群眾和干部的支持，從而使小說被上海的宣傳部門所接納，最終獲得發表。

但同樣重要的是，從“傷痕”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到，“傷痕”之成為“傷痕”，是一系列文本技術和政治操作的結果。《班主任》和《傷痕》的“傷痕”首先是劉心武和盧新華主動而自發地創作和激發的產物，小說敘事首先成功地捕獲、描述和命名了同時代人經歷“文革”后的情感狀態。當這種捕獲、描述和命名經由黨的意識形態部門驗收從而獲得普遍性和合法性，黨的意識形態部門就獲得了一個契機，其對政治目標的追求（批判“四人幫”、開啟“新時期”）便獲得了一個感性的實踐方案；黨的意識形態部門能夠經由這些文本，去激發、測度、動員乃至引導群眾的情感狀態，使群眾情感性地動員起來，認同、支持和參與黨所設定的政治目標。至于這些文本能夠產生多大的效用，則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實踐的檢驗。但無論如何，“傷痕”的成形，一方面是群眾主動的創造和推動的結果（《班主任》《傷痕》的文本創作與群眾性認同），另一方面，它也是黨的意識形態部門與作家互動的結果（《班主任》《傷痕》的修改和發表過程）。

通過情感性及其群眾性共鳴來進行群眾動員，這是一種情感政治。而這種情感政治的實踐，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一脈相承。事實上，情感政治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策略之一，正是依靠著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情感的激發、調動、再造和轉化，情感才成為了人民群眾革命行動的動力之一。[39]左翼文學與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文藝更是直接地介入這一情感政治的建制。這一建制捕捉集體性的情感并政治性地提煉它，通過文本特別是通過調動感官和群眾直接在場的文藝活動（例如戲劇演出），以戲劇化的形式再傳播給人民群眾，從而激發出更深刻的情感反應，促生政治傾向乃至政治行動。就此而言，“傷痕文學”的發生仍然因襲于此，傷痕文學與改革政治的關系也同樣需要從情感政治的角度來理解。

也正由于此，傷痕文學不可能成為“解凍文學”。因為傷痕文學的情感政治，是黨群互動條件下的情感政治。“傷痕”情感之所以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既與作家個體的自覺創作有關，但也同樣與黨的意識形態部門的自覺介入和提煉有關。正是因為存在一種黨群互動的政治關系，“傷痕”情感才能被納入到政治之中，成為推動改革政治的有機因素而不是疏離性的存在。這個過程可以簡要表述如下。首先，作家的個體性創作及其情感策略所具有的政治潛能，從一開始就被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所定位和包容，成為激活或更新政黨對政治的理解的能動因素；進一步，黨的意識形態部門反過來主動地介入到文本的修改和發表過程中，使它能夠在契合政治議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激發出集體性的情感反應。[40]這個過程包含著對作家個體的情感策略和集體性情感共鳴的積極接納，但這種積極接納同時包含著再加工（因而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挪用和壓抑）。于是，那些能夠有效地納入黨的意識形態部門的情感政治方案的文本（例如《班主任》和《傷痕》）便被經典化并進入大眾傳播，而那些最終證明溢出這一情感政治方案的文本（例如白樺的《苦戀》和劉克的《飛天》）則被批判和分離。通過這種分類的政治，黨的意識形態部門保證了傷痕文學的“哀而不傷”，并將其有效地納入到新的政治議程之中，既使集體性的傷痕情感沖擊舊的政黨政治，拓展政黨政治的邊界和方向，又不使傷痕情感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危機的引爆點。最終，傷痕文學的情感動能伴隨著新的政治議程的推進而功成身退，當“團結一致向前看”成為主調，“向后看”的傷痕文學最終會自然地淡去。

然而，“解凍文學”卻面臨不同的命運。赫魯曉夫的魯莽失策，蘇共文學部門自身的分裂（以蘇聯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新世界》和俄羅斯作家協會機關刊物《十月》之間的對立為典型），以及最為重要的是蘇聯不再存在黨群互動的良性政治關系，這一切使得“解凍文學”所釋放的“解凍感”[41]不斷地發酵，最終在1960年代初期醞釀成尖銳的批判性和顛覆性的力量，導致“解凍文學”的戛然而止。如果說傷痕文學的情感政治是包容性的，那么“解凍文學”的情感政治則是疏離性的。傷痕文學成為改革政治興起和自我確立的有機因素，而“解凍文學”卻成為蘇聯自我反對的危機因素，這種不同命運，既根源于情感政治的不同實踐方式，更根源于不同的政治構造。傷痕文學與“解凍文學”的差異隱約地構成了理解中國改革和蘇聯解體的不同命運的一個線索。

三、作為制度的“讀者”與作為群眾的“讀者”

發表《班主任》和《傷痕》，是作者、權威刊物和黨的意識形態部門一起發明了“傷痕”。但傷痕文學之能成為一股潮流并參與塑造改革初期人們的情感結構，最終成為改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當然還需要更多實踐。正如已經多有研究的，讀者來信，《人民文學》、《文匯報》和《文藝報》等權威刊物的持續介入，評論家的發聲，文學權力中心的領導，這四個方面交織在兩個文本傳播、批判和獲獎的每一個環節。但從黨群互動的角度來說，讀者來信首先值得考慮。

1978年12月，《班主任》發表后剛一年，劉心武回顧說：

他們發出去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這會有很大的影響，結果一出去之后，反響之強烈使他們吃一驚，我也吃了一驚……剛剛開始發行的第二天就馬上有讀者來信——他是寄到《人民文學》然后轉給我的。然后沿著鐵路線下去，來信非常準確，《人民文學》到了無錫，無錫就有人來信，到了常州、蘇州、上海……就有來信。……現在就我過目和我自己手里還有的算，大概有五千封左右。[42]

崔道怡也回憶說：

《班主任》出世即取得了空前絕后的巨大反響。我說“空前”，是因為在我四十多年編輯生涯之中，經手所發小說引起如此轟動效應者，前所未有。刊物一經發行，不斷收到來信，讀者對這篇小說表示熱烈歡迎和由衷贊賞。……我說“絕后”，是因為我估計此后恐怕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景了。[43]

《傷痕》發表后，盧新華也回憶說：

發表的第二天，我們班的信箱里就塞滿了各界寄給我的讀者來信。據不完全統計，《傷痕》發表后，報社和我共收到近三千封讀者來信。這些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小說和小說主人公的命運引起他們強烈的共鳴，故寫信對作品和作者表示支持的。[44]

群眾反應之熱烈，被稱為“空前絕后”。正是這種“空前”熱烈的群眾呼應，成為傷痕文學興起并確立合法性的最重要條件。推而言之，由于傷痕文學是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潮流，因此可以說，正是群眾的熱烈呼應，助推了新時期文學的迅速興起。難以想象，在改革初期，如果沒有這種廣大的群眾響應，新的文學圖景的開辟是否可能。因此，必須在最根本的意義上看待傷痕文學所根植的群眾性。這種群眾性既是傷痕文學興起并確立合法性的基礎條件，也是新時期文學興起并確立合法性的基礎條件。

小說發表后，《人民文學》《文匯報》都組織了一批讀者來信，對兩篇小說表達贊同和支持。《人民文學》1978年第2期刊登了5篇熱烈響應《班主任》的讀者來信，特別加上編者按，其中談到，《班主任》發表后，“陸續收到讀者的來稿、來信，贊揚這篇作品寫得好，提出并回答了社會上普遍關心的問題，反映了當前教育戰線抓綱治國的新思想、新面貌，塑造了人民教師張俊石的形象，把長期被‘四人幫’歪曲了的知識分子形象重新糾正了過來。這里選發幾篇，供讀者參考”[45]。1978年8月22日《文匯報》在“文學評論”專刊上一次刊出10篇讀者評論，并特別標明評論者的工農兵身份，以示工農兵群眾對《傷痕》的贊同；8月29日再次用了半個版面推出兩篇關于《傷痕》的讀者評論，9月19日第三次用一個專版推出幾篇評論，并特別加上編者按：“小說《傷痕》發表后，本報編輯部和作者收到了來信來稿一千余件，絕大多數同志肯定了這篇小說，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現選擇幾篇發表，希望能引起進一步討論。”[46]

可以看到，傷痕文學迅速興起、擴散并獲得持續加強的合法性，與作者、刊物和黨的文學部門熟練地利用讀者來信有密切關系。大量而密集的讀者來信，確證了《班主任》和《傷痕》根植于群眾的需要，賦予這兩部作品充足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從而為傷痕文學被納入文學生產的主流并獲得示范性效應提供了關鍵支撐。因此，理解《班主任》《傷痕》的出世和傷痕文學的興起，必須對讀者來信制度展開分析。

讀者來信制度的普遍建立始于新中國初期。如研究者所梳理的，1950年代初，讀者來信被《人民日報》視為“人民報紙”“與人民群眾有著廣泛的親密的聯系”的必要表現，毛澤東也將之視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47]基于此，全國各地刊物都相繼設置讀者來信欄目，雖歷經波折但大體上得到了保留和加強。[48]此外，讀者來信制度的進一步推進，還發展出了更為實質性的文藝通訊員制度。刊物往往通過讀者來信發現熱心積極的讀者，把他們發展為刊物的文藝通訊員，建構起刊物與讀者之間更為制度化的密切聯系。[49]正是通過這種讀者來信制度和文藝通訊員制度，讀者群眾直接地介入到文學生產和文學運動之中，成為文學場域的實質性力量，這種傳統延續到改革初期。

現有研究的著重點大都意在指出讀者來信制度的缺陷。這種缺陷的要害被表述為讀者的“虛構性”：從新中國初期到改革初期，讀者的身份和權威經常“被盜用”甚至蛻變為“被建構的權威”，讀者來信也成為喪失了真實內容并可被隨意挪用和填充的“有意味的形式”。[50]誠然，此類研究都有扎實的史料支撐，然而，由于現有研究大都聚焦于讀者來信制度的缺陷，那些突出讀者群眾的生產性作用的史料反而甚少被處理。例如，梁斌曾提及，“《紅旗譜》自從出版之后，受到工農兵群眾熱烈歡迎。在那幾年里，差不多每天接到讀者來信，其中有的讀者提出一些意見。我根據讀者意見做了兩次修改，到一九六六年，共有三個版本，三個版本各有不同”[51]。在1950年代，《人民文學》也根據讀者來信的建議及時增加了與少兒相關的詩歌、小說和工人題材的作品。[52]更為重要的是，現有研究過于偏重讀者來信制度的缺陷與危機，無形中模糊乃至解構了讀者來信制度內在的政治性。或許首先需要歷史地理解讀者來信制度的政治性，才能沿此生發出有效的內在批判。

可以看到，讀者來信制度包含著三種力量的互動：讀者、期刊及其編輯、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讀者向期刊投遞信件，期刊編輯主動或被動地根據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的規范、指令和要求，對讀者來信進行篩選并刊登。然而，這個過程本身即表明，“讀者來信”的權威是讀者、文學體制和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共同塑造的產物，是一個政治過程的產物。更進一步說，讀者來信制度是整個文學體制的一種典型制度，讀者群眾、文學體制、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三者處在一種總體性結構之中，在其中，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能夠經由這種結構直接與讀者群眾發生關聯，從而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地引導和動員群眾。而讀者群眾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地培育出特定的文學習性——將文學直接讀解為政治和現實，文學是在表現“我們的”生活而不只是“他們”知識分子自身，這種文學習性使讀者群眾深深地感到他們與作者、刊物之間的連帶關系，并由此感到他們與黨的文學部門的連帶關系。[53]總之，在文學體制中，群眾與政黨也是時刻處在緊密的關系之中，讀者來信制度始終是群眾參與的文學制度之一，是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實踐，對這一制度的批判性分析不應否認它所蘊含的群眾性。

更重要的是，在分析讀者來信時，必須區分兩種“讀者來信”。一種是經由文學期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所編輯和審查過的公開發表的讀者來信，一種是群眾自發的來信。前者所建構的讀者形象可以稱之為“作為制度的‘讀者’”，后者則可以稱之為“作為群眾的‘讀者’”。作為制度的“讀者”是讀者群眾、文學體制與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共同建構的形象，是一個政治過程的產物，作為群眾的“讀者”則往往是讀者群眾自發展現的形象。

這兩種讀者常常有所重疊，但作為制度的“讀者”具有特別的政治內涵。首先，作為制度的“讀者”仍然以讀者群眾的名義出現，因此，作為制度的“讀者”代表了作為群眾的“讀者”，汲取了作為群眾的“讀者”的權威，并將后者作為合法性的根據；其次，由于文學體制和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的介入，作為制度的“讀者”又是政治的產物，因而它又傳遞乃至代表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意志。簡言之，作為制度的“讀者”具有雙重代表性。讀者來信制度作為一種黨群互動的微觀政治機制，生產出了作為制度的“讀者”及其代表性。

中國當代文學體制的讀者來信制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受到了政治的介入而造成缺陷，而在于作為制度的“讀者”與作為群眾的“讀者”的代表性關系。由于期刊不可能刊登所有讀者來信，也不是所有讀者來信都合乎刊登標準，因而勢必有所選擇、編輯和修改，這一過程在中國當代文學體制中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時是一個直接的政治過程：這不僅是指期刊編輯根據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的指令、規范和要求進行選擇、編輯和修改，而且是指這是一個塑造代表性的政治過程，一個塑造出代表大多數讀者群眾的取向和內在訴求的政治過程，其結果便是公開呈現在刊物中的作為制度的“讀者”。一種能夠最大程度地允許群眾參與的讀者來信制度，應當使作為制度的“讀者”能夠最大程度地與作為群眾的“讀者”同一，或者說，能夠最大程度地代表作為群眾的“讀者”。否則，便會出現代表性危機。讀者來信制度的諸多缺陷源于這種代表性危機，其根源則是黨群互動的危機，正是這一危機使得凝結了政黨意識形態與政治意志的（作為制度的）“讀者”不再能夠充分地代表作為群眾的“讀者”。

在改革初期，這種代表性危機得以修復，這是“傷痕文學”興起的關鍵條件。《人民文學》《文匯報》和黨的意識形態部門合力所生產出的作為制度的“讀者”，基本上能夠實質性地代表作為群眾的“讀者”，基本上能夠代表那投給劉心武和盧新華的讀者來信中的大多數。劉心武就曾大致估計了讀者來信的態度：

拿《班主任》來說，一開始都是正面意見，而且很激動，各階層的人都有……《人民文學》在收到第三百封信時統計了一下，反對意見是三百比三：三百封贊揚，三封反對。現在比例就不好算了，包括我后來寫的幾篇作品，在我看到過的四五千封信里面，一般提建設性意見的不算，全盤否定的大概有十幾封，是基本上比較激烈的、明顯的反對。[54]

諸多回憶都表明這兩個文本確實博得了廣大讀者群眾的熱烈響應。而在文學體制和黨的意識形態部門內部，盡管關于傷痕文學是“暴露文學”的爭議不斷，但最終在胡耀邦、周揚、張光年、陳荒煤等黨和文藝界領導人的支持下，傷痕文學獲得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的認可，《人民文學》也在1978年9月編印兩冊《作品選讀》，將《班主任》《傷痕》都作為代表性文本選入。[55]可見，期刊與黨的文藝領導都充分尊重讀者來信的整體態度，從而再次建構出了兩種“讀者”之間的代表性關系。

改革初期的確可以說是作為制度的“讀者”的代表性危機得以修復的時期。1978年9月，直接受胡耀邦領導的《理論動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編）發表《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呼吁文藝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我們講文藝的繁榮和發展，離開最廣泛、最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離開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極參加，能夠談得上嗎？”[56]更為實質性的是，1978年年底，首創性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也決定“采取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由本刊編委會邀請作家、評論家組成評選委員會在群眾性推薦的基礎上，進行評選工作”。[57]直到1983年，這一評選活動都采用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并且的確充分尊重投票意見，這使得群眾推薦意見表一度有“選票”的效用。[58]可以說，在改革初期，作為群眾的“讀者”重新發揮能動的作用并與作為制度的“讀者”建構了良性的代表性關系。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班主任》《傷痕》才迅速獲得合法性并得以經典化。

在改革初期，周揚、張光年、陳荒煤、馮牧等人重新成為文藝界的最高領導集體，他們所重建的文學體制致力于修復或重新建立與作家（作者）、讀者群眾的聯系，給予讀者群眾、作家（作者）更多的民主參與的權利，文學期刊則充分注重作為制度的“讀者”的代表性。換言之，整個文學體制的群眾性重新獲得接納和表達。正是文學體制中的黨群互動關系的修復推動了傷痕文學的興起。而這也是新時期文學興起的基本條件。

結語

在“文革”結束之際，改革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必須創造新的黨群互動的框架，重新將群眾納入到與政黨的互動關系之中，才可能重新將群眾政治的能量轉化為政黨政治的能量，簡言之，才能重建社會主義政治的群眾性。改革初期的新政治，既在于重新激活舊有的因素（如獨特的“文學習性”），使得政黨與群眾重新密切互動，更在于創造新的互動方式，使得曾經不被接納的能量（如“傷痕”情感）和群體（如知識分子），也得以作為群眾政治的有機部分被納入。知識分子群體、“文藝黑線”如何重新被納入新的政治之中，人民群眾的“傷痕”如何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能量，這正是“新時期”新政治的任務。傷痕文學的生成，既是這種新政治生成的動力因素，也是這種新政治的產物。

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1990年代以降，文學生產的市場化轉型改變了文學體制的運作邏輯，改變了文學領域與政治的關系，也改變了文學生產者個體與政治-文學的統合結構互動的方式，自此，敏于政治風向的文學習性逐漸消失，敏于市場波動的文學習性逐漸生成。我們或許已經需要站在新的政治地基上來理解當代文學的現實與未來。

注釋：

[1]典型的論述如馬克·賽爾登所總結的“延安道路”：“在戰爭、革命、政治和經濟各方面都將群眾參與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見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頁。斯考切波則將基于黨群互動所創造的國家稱為“大眾動員型政黨國家”，而革命政治的群眾動員方式被稱為“大眾參與式動員”，參見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341頁。汪暉則稱之為“超級政黨”：“我將這個人民戰爭中形成的政黨稱為具有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所謂超政黨要素，是指共產黨與大眾運動、建國運動、軍事斗爭和生產斗爭相互結合，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也使得它不只是一個先鋒黨，而且也是一個大眾運動。”見汪暉《十月的預言與危機——為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蔡翔亦以“動員結構”來描述這種黨群互動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參與性與支配性，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4～126頁。

[2]石岸書：《作為“新群眾運動”的“新時期文學”——重探“新時期文學”的興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2期。

[3]劉心武、楊慶祥：《我不希望我被放到單一的視角里面去觀察——劉心武訪談錄》，《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4]劉心武：《我是劉心武：60年生活歷程之回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頁。

[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頁。

[6]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年2月28日第2版。

[7]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崔道怡訪談錄》，《長城》2011年第7期。

[8]劉心武：《我是劉心武：60年生活歷程之回憶》，第158頁。

[9]鄧小平這三次講話分別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和《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三次講話后來均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10]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上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頁。

[11][12]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崔道怡訪談錄》，《長城》2011年第7期。

[13]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前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14]從王蒙的回憶可以看到《班主任》的冒險性：“一九七七年冬，我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劉心武的《班主任》，它對于‘文革’造成的心靈創傷的描寫使我激動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臟加快了跳動的節奏，我的眼眶濕潤了：難道小說當真又可以這樣寫了？難道這樣寫小說已經不會觸動文網，不會招致殺身之禍？難道知識分子因了社會的對于知識的無視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塊壘？天啊，你已經能夠哭一鼻子？”《王蒙文集第42卷：大塊文章（自傳第2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頁。

[15]盧新華：《談談我的習作〈傷痕〉》，《文匯報》1978年10月14日。

[16]盧新華：《關于〈傷痕〉創作的一些情況——答讀者問》，《語文學習》1978年第7期。

[17]“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第2版。

[18]“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第1版。

[19]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80頁。

[20]程光煒：《“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21]丁玲：《漫談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頁。

[22]《王蒙文集第42卷：大塊文章（自傳第2部）》，第9頁。

[23]《劉心武談中國的新寫實文學》（《七十年代》1979年第4期），朱家信等編：《劉心武研究專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

[24]正是由于共享了這樣一種典型的文學習性，才會有研究者認為傷痕文學與“文革”小說、建國初期的小說都有類似性。例如張法說：“從結構上看，這（指《班主任》）仍是一篇‘文革’模式的小說。”參見張法《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江漢論壇》1998年第9期；路文彬說：“‘傷痕’小說之于歷史敘事的‘情節模式’，同建國初期小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傳奇式歷史‘光明敘述’并無不同；在手法上多是現實主義的，而氣質上卻多為浪漫主義的。”參見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歷史信賴——論“傷痕文學”時期的小說歷史敘事》，《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程光煒說：“‘傷痕文學’是直接從‘十七年文學’中派生出來的。它的核心概念、思維方式甚至表現形式，與前者都有這樣那樣的內在聯系。”參見程光煒《“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25]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26]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

[27]劉心武：《我是劉心武：60年生活歷程之回憶》，第162頁。

[28]譚德伶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頁。

[29][30]崔道怡：《報春花開第一枝》，《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9年第4期。

[31]劉心武：《穿越八十年代》，《斜坡文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頁。

[32]盧新華：《〈傷痕〉得以問世的幾個特別的因緣》，《天涯》2008年第3期。

[33][35]盧新華：《〈傷痕〉得以問世的幾個特別的因緣》，《天涯》2008年第3期。

[34]鐘錫知：《小說〈傷痕〉發表前后》，《新聞記者》1991年第8期。

[36]張法：《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江漢論壇》1998年第9期。

[37]馬達：《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

[38]盧新華：《〈傷痕〉得以問世的幾個特別的因緣》，《天涯》2008年第3期。

[39]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

[40]由于不滿于傷痕文學一開始就是黨群互動的政治構造下的產物，有研究者反過來認為傷痕文學的批判不徹底，參見周紹華《傷痕文學：戴著鐐銬跳舞》，《齊魯學刊》1988年第6期；朱壽桐《深切痛創的虛假愈合：“傷痕文學”重評》，《時代文學》1996年第6期。

[41]“解凍感”是愛倫堡的用語：“我坐下來寫《解凍》——我想表現巨大的歷史事件對一個小城市里的人們的生活發生了什么影響，想表達我的解凍感、我的希望。”伊利亞·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613頁。

[42]《劉心武談中國的新寫實文學》，朱家信等編：《劉心武研究專集》，第32頁。

[43]崔道怡：《報春花開第一枝》，《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9年第4期。

[44]盧新華：《直面“傷痕”的心靈直白》，《上海黨史與黨建》2008年第3期。

[45]《歡迎〈班主任〉這樣的好作品》，《人民文學》1978年第2期。

[46]《編者按》，《文匯報》1978年9月19日。

[47]社論：《加強報紙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人民日報》1950年4月23日第1版；毛澤東：《必須重視人民群眾來信》，《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

[48]參見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17頁；斯炎偉《“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49]王秀濤：《文藝與群眾：“十七年”文藝通訊員運動研究——以〈文藝報〉和〈長江文藝〉為中心》，《文藝研究》2011年第8期。

[50]參見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第103～117頁；斯炎偉《“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馬煒《被建構的“權威”：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的“讀者來信”考察》，《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2期。

[51]梁斌：《〈紅旗譜〉四版后記》，劉云濤等編：《梁斌研究專集》，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頁。

[52]樊保玲：《“強大”的讀者和“猶疑”的編者——以1949—1966〈人民文學〉“讀者來信”和“編者的話”為中心》，《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

[53]這種文學習性的否定性內涵通常被理解為：“這個時期的文學環境，也塑造了‘讀者’的感受方式和反應方式，同時，培養了一些善于捕捉風向、呼應權威批評的‘讀者’。他們在文學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爭論中，總能適時地寫信、寫文章，來支持主流意見，而構成文學界規范力量的組成部分。”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5頁。

[54]《劉心武談中國的新寫實文學》，朱家信等編：《劉心武研究專集》，第32～33、35頁。

[55]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上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8、289～291、111頁。

[56]沈寶祥編著：《〈理論動態〉精華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57]《舉辦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啟事》，《人民文學》1978年第10期。

[58]《人民文學》記者：《報春花開時節：記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獲獎作品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6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