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藝是對現實經驗的重新編碼，閻真在新作《如何是好》中實現了恰合時宜的意義生產，“鏡”的現實寫真與“燈”的內心觀照得到了和諧的表現。在“活著之上”的精神追問之上，《如何是好》根據新變的時代語境，鏡面式地反映了邊緣化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給出立足于人生哲學的答案，以較強的互文性完善了知識分子寫作的綜合性體系。閻真將主人公許晶晶經常仰望的星空寓言化，如“燈”般觀照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欲望糾葛與權力追求將當代知識分子拉扯，但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又使其價值認同在生存理想失落中立根。自我主體不應成為消費對象，不應成為社會景觀符號化的操控之物，當代知識分子跳出了被看對象的身份，實現了具有精神內容的主體對世界的反視。盡管當代知識分子的反視并沒有完全解構生存邏輯的固化圈套，但他們通過自我改造和自我建構，在時代困局中做出了浮士德般向上的生存抉擇，達成了對人生意義的超越性體驗。對1980年代參與過叢書出版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那一時代的叢書出版總體上可以看成是對其時思想地形圖的表征。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表征就是，1980年代的名目繁多的叢書，很多影響較大的都不是或不僅僅是由中央一級的出版社完成的。《走向未來》（四川人民出版社）叢書自不必說，其他有代表性的還有《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東方文化叢書》（江西人民出版社）、《開放叢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重慶出版社）、《三原色》叢書（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面向世界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美學譯文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中國學漢譯名著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等等。這當然不是說中央一級的出版社沒有參與到叢書的出版規劃當中，而只是想表明，如果說叢書出版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知識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話，這一盛舉是由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的各個出版社、多種力量共同完成的，而非某些人或某個群體主導的。這顯然與20世紀50至70年代不同。若此，也就意味著，1980年代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叢書出版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且耐人尋味的角色。

一

這里首先有必要從1980年代的出版格局談起。1980年代的出版格局與1950—1970年代相比，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地方出版社的地位的提升和功能的變化。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1950—1970年代，地方出版社一直按照“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的方針進行運作，1980年代則改為“立足本地，面向全國”。二是，地方出版社從原來的一省一社（即各省人民出版社），到各專業出版社（比如各地的文藝出版社等）的建立。這兩個變化，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地方出版社在全國出版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地方出版社也可以參與到同中央一級出版社的競爭當中來。而這也意味著，中央一級的出版社因為某些政治、政策上的不明朗，有些不敢出、不愿出的文體，地方一級的出版社可以或能夠出。而事實上，因為中央一級的出版社更具意識形態的管理和引導功能，所以有些意識形態傾向不很明朗的圖書只能由地方出版社出版。《走向未來》叢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這一套叢書在當時影響很大，是當時的暢銷書，但也有爭議，正如編輯者所言，“把‘把握當代科學的最新成就和特點’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擔心‘走向’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面去了”，“對‘走向未來’的‘未來’，產生了狹隘的過敏性的誤解，以為這個‘未來’就僅僅是西方流行的科幻性的‘未來學’，深恐這個玩意兒干擾四化”，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情況的矛盾及復雜，爭議說明意識形態內涵不明，而暢銷則意味著深得人心，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這是那個時代的特殊情況，表明的是人們的需求同主流意識性所能提供的之間的距離，但即使如此，出版社并沒有停止對該套叢書的出版，而是一直堅持到1989年。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以這樣理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書雖然擔有風險，但同樣也是一種機會，對于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全國，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無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應該說，《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在當時是很超前的。從出版社的角度看，他們采用的是一種帶有分包性質的出版形式，即編委會規劃并設計選題，然后交由出版社出版。從編委會的角度看，則是自己設計選題，然后尋找合作出版社。編委會先找到上海的出版社，最終落戶四川（人民出版社）。就編委會和出版社的關系而言，它們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隸屬關系。叢書最后落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顯然帶有某種程度的偶然性。

1980年代的叢書出版中，編委會這一體制是一道獨特的風景。這在1950—197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場導向下的編委會制度只是短暫性構成，不具有可持續性。如果編委會策劃的叢書沒有市場，或市場前景不好，則很難持續下去，也很可能出版了前面幾種就不得不告停。在1980年代，叢書編委會與出版社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特殊現象。編委會成員中雖有出版社的人員，但主要是出版社之外的。這是一個臨時性的松散的組織。比如說《開放文叢》：“這套叢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眼于‘以立為主’，進行新興學科建設的嘗試之一，由所內外部分研究人員和花城出版社有關同志組成編委會，并為共同的目標進行真誠的合作。”這里仍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例。他們采取的是編委會選題、組稿、審稿，與出版社決策和終審相結合的出版體制。出版社在這里充當的是從旁協助（出版社專門成立了叢書編輯室）和把關的功能，這與傳統形式上的出版社從選題到出版各個環節一攬子主導明顯不同。在這當中，雖然出版社擁有最終的決定權，但編委會的主體性卻是十分明顯的。

這里就有兩個問題需要被提出：第一，出版社為什么會主動“放權”？第二，編委會在叢書出版中的主體性說明了什么？這里還是有必要從地方出版社在1980年代的定位變遷和編委會的構成入手。就像當時上海的一位編輯所言，當《走向未來》叢書找到上海的出版社的時候，上海的出版社因為一種“老大自居”的心態，并未接受，但四川人民出版社卻接受了。這里的原因，固然有“老大自居”的心態在起作用，固然存在“捕捉時代信息的靈敏度和責任感”不夠，但這只是表象。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中央一級（上海的出版社很多時候被作為中央一級的同等看待）和地方出版社的等級秩序和格局差異。傳統等級秩序造成中央一級出版社在感受時代變遷方面的“敏感度”上，相較于地方出版社，不是不夠，而是不能。它們要承擔更多意識形態引導的“責任感”，是“責任感”導致了它們的相對遲鈍。只有意識到這一點，并目睹其他出版社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來》獲得的成功，它們才會跟進。這也是為什么在《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后（1984年起開始出版），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才會出版帶有新學科或跨學科性質的叢書。在這之前，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雖影響很大，但仍是帶有保守傾向的叢書，因為在1980年代，這一套叢書主要收錄西方古典學術名著，而很少甚至幾乎不涉及現代部分。這一傾向表明其謹慎態度。在這里，考察《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和《走向未來》叢書的淵源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源于1958年陳翰伯領導的“外國學術著作翻譯規劃小組”規劃的書目。這一情況表明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對20世紀50至70年代的內在延續性。相比之下，《走向未來》叢書則主要是1980年代的產物，帶有1980年代的明顯特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走向未來》是橫空出世，而只是表明《走向未來》叢書的1980年代性質。事實上，在1950—1970年代，或者說該叢書出版之前，有關“三論”的書籍即已有出版，只不過，在這之前，有關“三論”的討論，還大多只限于自然科學領域，是《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次集中把新的方法論帶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去。這是它的貢獻所在，而也正是這點，使其帶有1980年代的性質。

出版社的主動“放權”，一方面帶有1980年代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更好地參與到同其他出版社的競爭中去。這樣一種競爭的有效性，很多時候是通過編委會的成員構成來體現的，也就是說，雖然出版社是地方的出版社，但編委會成員卻大多來自北京。《走向未來》叢書自不必說，其依托于中國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編委會在北京。可見，出版社的主動“放權”體現的其實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這里有一個很有趣的細節值得玩味，相當多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叢書的總序后面總會落款“北京”。

地方出版，但編委會成員或主編卻在北京，這是1980年代的叢書出版中的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比如說《開放叢書》主編何新，副主編張文達、戢克非、高質慧，《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主編李澤厚、龐樸，《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主編徐崇溫，《三原色》叢書主編董光璧，《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編何維凌，《美學譯叢叢書》主編李澤厚，《中國傳統思想研究叢書》（齊魯書社）主編辛冠潔，《東方文化叢書》（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編季羨林、周一良和龐樸，《哲學前沿系列書》（重慶出版社）主編劉大椿，《開放文叢》（花城出版社）主編楊匡漢，等等。地方出版，而又凸顯“北京”，這樣一種矛盾現象表面看來有些錯位，但細細分析便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對當時思想情勢的綜合考慮和對策略的選擇。1980年代的思想界，表面看來十分活躍，但其實充滿各種未定因素，很多都帶有摸索的意味（鄧小平的名言“摸著石子過河”即此）。而叢書出版不同于單行本的地方，在于其明確的意圖和傾向，這對于當時北京的中央一級出版社而言，卻是不容易把握也不敢輕易定奪的，因此從地方打開缺口就成為一種較好的策略選擇。但思想界不同于經濟的地方在于，經濟變革可以自下而上，思想界的變革卻必須是有理論先導或主導的，因此北京和地方的結合就成為可能。可見，這當中體現的無疑是中心與邊緣的變動關系。換句話說，這是以中心位置、邊緣姿態的形式展開的出版實踐。沒有北京的中心位置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北京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卻又是相對保守或趨于游移的，這就需要從邊緣入手，因為邊緣的位置決定了其帶有實驗或試驗的性質。從這個角度看，1980年代叢書出版所呈現出來的繁榮，雖然帶有各地“爭雄”的形象特征，但其實仍是北京主導的，是北京（包括上海）文化界內部爭鳴的表征。

二

編委會在叢書出版中的主體性，主要說明了三點。一，這是以集體意志或集體認同的形式展開的文化實踐，換言之，其所建立的是一種集體的身份認同。而這也說明，1980年代并非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1980年代的多義性體現在流派的多變共存上。二，這是以集體認同或流派的形式參與到1980年代的論爭中去的文化實踐。這樣一種以編委會的形式建立集體或群體的主體地位，是當時文化上或思想上爭鳴的表現形式。三，這種集體認同，在某種程度上，是與代際聯系在一起的。換言之，這里有所謂的老中青三代。三代之間雖然有合作，但更多是競爭關系。這里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叢書編委會構成中的編委和顧問的關系。1980年代的很多叢書都同時設有編委和顧問，比如說《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編委會，顧問是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梁漱溟，主編是龐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顧問是楊周翰、李澤厚、龐樸，主編甘陽，副主編蘇國勛；《面向世界叢書》顧問是宦鄉、于光遠、龔育之、陳鼓應，主編是袁澍娟、沈恒炎；《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顧問李慎之、金克木、戈寶權，主編李澤厚、龐樸，副主編劉東、姚大力；《中國學漢譯名著叢書》顧問是楚圖南、包遵信、龐樸、高崧，主編是鄧正來、群懿，副主編是吳亻雋深、蘭仁哲、邵景春；《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叢書》顧問是陳一咨、田森，主編是何維凌，副主編黃曉京、王文仲；《開放叢書》顧問李澤厚，主編何新，副主編張文達、戢克非、高質慧；《哲學前沿系列書》顧問是石俊、苗力田、肖前、羅國杰、夏甄陶、黃順基、陳先達，主編是劉大椿；《太陽神譯叢》顧問是梁漱溟、馮友蘭、賀麟、洪謙，主編是范進，副主編是姜興宏；等等。雖然說，這些叢書的顧問只是一個象征，很多時候并不具有實際意義，但恰恰是這象征說明1980年代的整體思想狀況和格局。很明顯，顧問在年齡和資歷上一般比主編、副主編大，也更為德高望重，但這并不意味著年紀輕的在學術觀念和思想上與他們一致，他們之間是一種較為明顯的合作與競爭的關系。說其是合作關系是因為他們共享一個前提，即四個現代化以及新時期共識，說其是競爭關系則是因為主編和顧問的理念往往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說明顯不同。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甘陽代表的是西學派，而其顧問李澤厚和龐樸則是典型的傳統文化派，他們當時是一種典型的爭鳴、競爭關系。或如王學典所言：“大體上說，‘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有兩撥人在推動：一撥是所謂‘主將’系列，另一撥是所謂‘急先鋒’系列。在‘主將’系列中……恐怕只有三個人，那就是李澤厚、龐樸和王元化。”在他看來，甘陽等人則頂多只能視為“急先鋒”了。王學典之所以這樣判定，是因為在他看來，今天在對“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的“重構”中，甘陽等人的作用明顯被夸大了。在王學典的邏輯中，如果沒有“主將”的旗幟性的作用，“文化熱”是不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的。“今天看來，只有李澤厚、龐樸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傳達那個已經消逝了的時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東西都無法將人直接帶回那個時代。”可見，這一競爭關系表現在，年青一代要在中老一代的支持下開始他們的探索，而中年一代則又要在年老一代的影響下前行，年齡更大的一代則作為象征，比如說馮友蘭、梁漱溟、洪謙、張岱年、季羨林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一種競爭關系還表現在對“青年”的爭奪和構筑上。

當時很多叢書的讀者目標都定位于“青年”，比如說《面向世界》叢書《編者的話》中所說：“它是奉獻給……大專院校學生，以及廣大青年讀者的世界知識文庫。”在這里“青年”一詞的構成十分含混。這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一個召喚結構，讀者可以把自己認定為“青年”。《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獻辭》這樣說道：“《走向未來》叢書力圖從世界觀高度把握當代科學的最新成就和特點，通過精選、咀嚼、消化了的各門學科的知識，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能從整個人類文明曲折的發展和更迭中，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和歷史地位，科學地認識世界發展的趨勢，激發對祖國、對民族的熱愛和責任感。”這樣一種“青年”的定位和召喚，最為典型地體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叢書》的總序《致青年朋友》中：

我疾步向你們走來。

在你們肩上，擔負著中國現代化的希望。在你們四周，一個開放的世界在喧響。在你們眼中，無限美好的未來在閃光。

我聽到了你們的呼喚，你們是思考的一代，行動的一代，你們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熱情為我催生。

我向你們走來，面向著現代化、面向著世界、面向著未來。我熟悉你們的面孔，熱愛你們的心靈。你們是新型的探險者、實業家、詩人、思想家，你們是永遠不安于現狀、企求改革的勇士，你們是匍匐于人類文化的田壤，矻矻地收獲與播種的耕夫。是的，你們，只有像你們這樣胸襟開闊、目光遠大、熱愛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實踐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個面向。

……

我向你們走來，開始了充滿希望的航行。大學生的宿舍，自學者的斗室，校內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龍，每一個立志振興中華的中國公民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許我和你們一樣未脫稚氣，因為孕育我的，是一顆顆和你們一樣年輕的心；把我奉獻給你們的，是一雙雙和你們一樣探索的手。我向你們走來，正是為了和你們一起前進。

這簡直就是一篇當代版的《少年中國說》，其構筑的“青年”形象，可以和梁啟超的“少年”形象比擬，但又明顯不同。這里有召喚，有構筑，有對話。這段話以一種“自我尋喚”的方式“尋喚”青年。“我聽到了你們的呼喚，你們是思考的一代，行動的一代，你們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熱情為我催生。”似乎先是有“你們”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我”是應“你們”而生，是為了滿足并服務于“你們”的要求而生的。

但事實上，這里的“我”和“你們”都很虛幻不實，都是需要不斷被追問和確認的。首先，這一套叢書，還正在規劃當中，并沒有完成全部的出版，這是一個有待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狀態，不是完成時。其次，作為讀者的“你們”，也是不確定的，也無法預料。那么這樣一個兩方面都不確定的存在對象，為什么要著意去塑造和構造呢？顯然，這只能從社會主義領導權的重構和爭奪角度去理解了。因為這一套叢書由中國最具有權威和象征性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這一叢書出版之前，已經有了眾多影響很大的叢書面世，比如《走向未來》叢書，比如《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比如《面向世界》叢書，等等。特別是《走向未來》叢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及其所帶來的“新學科”和新的方法論的沖擊，使得社會主義領導權的重建和爭奪就成為一個命題，被提上日程了。而對于社會主義領導權的重建而言，其核心或焦點主要是在“青年”這一群體身上，因此，爭奪“青年”就成為當時叢書出版的一個不可忽視的任務。

就像同是這一總序的《致青年讀者》中所說的：“面向現代化絕不是一味盲目地貪新騖奇，結果未獲現代化，已患現代病。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淺薄無聊的東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惟以理想和創造為最高價值，以祖先的大地為家，才不致如落花流水，做無根的漂泊者。”顯然，這段話透露出某種隱隱的憂慮和擔心，擔心“青年”會“貪新騖奇”而走向歧路，患上“現代病”。而事實上，所謂的“貪新騖奇”，其實也就是所謂的“新思潮、新學科、新信息”，這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叢書》的封底關于叢書的內容介紹中已有表征。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為了讓“青年”不致“做無根的漂泊者”，引導“青年”，或者說爭奪“青年”就成為任務被提出。可以說，正是這一引導和爭奪構成了《三個面向叢書》的意識形態目標。它要在這一“新思潮、新學科、新信息”的“新潮”中占領高地，重新奪取“青年”。

那么問題是該如何爭奪呢？這一套叢書采取的是一種以“自我尋喚”的方式“尋喚”青年的策略。這一策略遵循的機制是，在一種相互指認的鏡像結構中，完成自我尋喚和對他者的建構。因為“我”和“你們”其實都不具象，都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如若單向度地展開尋喚，“你們”“青年”應該怎樣怎樣，其延續的顯然仍是1950—1970年代的傳統，而為了顯示區別于1950—1970年代那種單向度的機制，“雙向塑造和尋喚”就成為一種最佳方案。如何完成這一雙向塑造呢？鄧小平的“三個面向”的號召就成為這一塑造的內驅力和所謂的“大主體”。顯然，這里的雙向尋喚，是一種典型的阿爾都塞式的“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方式，通過對“大主體”的回憶和遙想，共同完成對彼此的確認和自我尋喚。其試圖達到的有兩點：一是對所謂的“三個面向”和“新思潮、新學科、新信息”的結合嘗試，因為，這三個面向恰好對應著三個“新”——“新思潮、新學科、新信息”，如果能做到“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新發展”（《封底》叢書內容簡介）的話，兩者的結合并非沒有可能。二是表達對“青年”的期望和塑造，這是在塑造青年，也是在構造青年。用鄧小平的“三個面向”塑造“青年”，這些“青年”的“好主體”是那些“探險者、實業家、詩人、思想家”，他們可能存在于“大學生的宿舍，自學者的斗室，校內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龍”。它遵循的是一種鏡像結構，在相互映照中塑造。當然，這里也可以理解為叢書的自我定位。兩者，是在一種不斷的期待和不斷的調整中，最終完成相互的塑造的。但這里的邏輯很明顯。首先是塑造“青年”，然后是自我定位。“我”是誰是在對“青年”是誰的塑造中完成的，這里的前后關系是不容顛倒的。

如果說叢書出版參與了對“青年”的爭奪的話，那么這一爭奪其實是以對“青年”的構筑為前提的。爭奪“青年”體現出來的其實是對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這是一體兩面的結構。不先構筑“青年”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對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進行重建。

三

另外，需要看到，編委會雖是叢書出版的附屬組織，但很多時候是與學派聯系在一起的。換言之，如果編委會只是為了編輯出版叢書而設，叢書出版終結了，編委會便也解散了，這樣的編委會，包括叢書，其影響其實是比較有限的。就1980年代而言，編委會要想顯示其持續的影響，還必須構筑其學派傾向。叢書編委會與一般的流派不同之處在于，他們以叢書出版的方式顯示自己的學派特色。因此，學派傾向比較明顯的編委會，都會在叢書總序中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當時影響很大的所謂“三大叢書”就是典型。他們有相對集中的思路、共同的傾向。而像《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則以叢書出版和輯刊出版相結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學派和傾向。輯刊上的文章雖然說并不都代表或符合編委會的主張，但提供了一個討論的空間，因此，某種程度上，叢書的出版可以看成是輯刊所開創的討論空間的進一步延續。而像《中國文化書院》文庫編委會，則是《中國文化書院》文庫這一學術組織的附屬形式。至于那些其他的叢書，既訴求模糊，又沒有學派傾向的，則不能很好地產生影響。而這，恰恰決定了叢書影響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階段性。

某種程度上，時效性和長效性，是考察1980年代各種叢書的一個重要指標。《走向未來》叢書是一個典型，其代表的是當時科學研究中的交叉研究，而事實上，1980年代有大量的交叉學科叢書出版，比如說《二十世紀文庫》《交叉學科文庫》（光明日報出版社）、《新學科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藝新學科叢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三個面向叢書》《面向世界》叢書以及《牛犢叢書》和《文藝探索書系》等。這些叢書都先后停止出版，沒有延續下去。但這并不是說，這些叢書就沒有意義，其意義正體現在方法論上。而事實上，交叉學科的出現也表明了一種過渡性質。其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正體現在過渡性、探索性和實驗性上。作為一種實驗性叢書，其在1990年代的中斷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這并不意味著叢書所提出的學科交叉的可能就此中斷，這些叢書的編委或作者在1990年代以來進行的學術研究，都受惠于這些叢書。其意義不可低估。那些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的學術著作可以看成是叢書的隔代延續。

《走向未來》叢書在1989年停止出版后就沒有再版。《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中的很大一部分自1990年代以來不斷重印，甚至還有修訂版。新世紀以來更是以《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的方式延續，雖然說，這里有很大的變化。而像《中國文化書院文庫》，在1990年代以《中國傳統文化叢書》的形式延續了下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延續性則更是如此。《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亦然。從這種延續可以看出，正是這些延續下來的叢書，它們的長效性建立了1990年代以來學術研究的重要范式。其中以《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中國文化書院文庫》《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為代表。這樣一種學術研究范式的建立，主要體現在本體論上，不同于交叉學科叢書的方法論意義。這些叢書以其持續性的影響，構筑了學術研究的本體論，從而也就形成了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和傾向。1990年代被稱為“學術”的時代與此不無關系。

這樣一種范式，主要可以概括為三類。一類是理論導向范式。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為代表。這一范式表現為一種“非政治”的、遠離現實的姿態。就像甘陽自己所說：“我和改革派沒有什么關系”“我是強調非政治的”“我覺得我們是在discourse 上造成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你開始不需要成天好像還要一半的時候和這個傳統的discourse作斗爭，你可以直接用新的discourse、新的語言談問題，這個是編委會最大的貢獻了。”這套叢書具有一種明顯的超越時代性。它超越了1980年代的改革意識形態，不再僅僅以所謂的“四個現代化”作為它們的目標。換言之，1980年代的所謂“共識”——改革共識——在他們那里是部分失效的。他們其實是以普遍性的姿態在學理的層面展開，而不僅僅糾纏于現實政治問題。這一套新的“discourse”（話語）說得簡單點其實就是學理，而非問題。這是以學理為導向的范式，與《走向未來》叢書代表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傾向明顯不同，從這個角度看，《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編輯出版，其實已經預示了八九十年代的轉型。

另一類是闡釋學模式，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為代表。這一模式，有點類似于《走向未來》叢書，但又有質的不同。說其相同，是因為這都是以新的方法論為前提展開的闡釋，不同則是指，這一模式并不具有直接的現實問題意識，它從間接的問題意識的角度介入中國現實，就像叢書的序言所說：“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雖然這些譯著都觸及“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但其實是立足于闡釋學的層面的。它并不追求時效性，其最大特點是，站在西方或西學的角度來重新闡釋中國歷史，西學是其方法論和出發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是其闡釋對象。換言之，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是為說明西學的有效性服務的，是第二位的。借用溝口雄三的話說，這是“把世界作為方法來研究中國”，把中國視為目的的范式，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為了向世界主張中國的地位當然要以世界為榜樣、以世界為標準來斟酌中國已經達到了什么程度（距離目標還有多遠），即以世界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因此這里的世界只不過是作為標準觀念里的‘世界’、作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說‘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則等等。這樣的‘世界’歸根結底就是歐洲”。

這與《走向未來》叢書的立意及其改革立場明顯不同。同樣，這一模式也與理論導向模式既同也不同。同表現在，都是在從事闡釋學的工作，差別只在于闡釋的角度和策略不同。闡釋學模式是一種直接闡釋，而理論導向范式則采取的是一種迂回的策略。張旭東之所以把《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視為“闡釋派”，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但這里也要看到，張旭東其實是把《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看成一個整體，而沒有注意到這一編委會的三個叢書間的差異。而事實上，這一編委會編輯的叢書中要數《西方現代學術文庫》影響最大，而至于其中的《人文研究叢書》則類似于《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闡釋派。這一范式在1990年代以來，在文學研究上則演變為“再解讀”模式，曾一度風行。

第三類范式則表現為思想史模式。這一模式以《中國文化書院文庫》《中國傳統文化叢書》為代表。這一模式的最大特點是立足傳統、肯定傳統以及試圖發掘傳統的現代能量。這一模式與闡釋學模式既相似也不同。相似表現在，都是一種重新闡釋，不同則表現在落腳點上。闡釋學模式的落腳點在西學，而思想史模式的落腳點則在傳統、在文化。某種程度上，這一范式也是文化史范式。他們力求建立一種文化認同，文化上的抽象而模糊性恰好可以取代這之前的政治認同和這之后的西學理論認同。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其實是在兩方面作戰。這一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試圖在當今和古代之間建立一種聯系，以此重建現實的文化根基。

四

通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看出，1980年代的叢書出版之所以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時的叢書出版有其相對完備的自足性，或者說1980年代的時代規定性。所謂的自足性是指，各叢書的出版大都有一套各行其是的選擇標準，彼此間雖常常容易混淆但仍能看出其間的區別來。就叢書出版而言，這一自足性是與思想上的自覺追求聯系在一起的，雖然某些叢書只具有某種傾向，并沒有形成學派，但在追求思想性上卻是大體一致的。換言之，1980年代的叢書，雖然品種繁多而蕪雜，看似混亂無序，但卻不能用粗制濫造形容。正如李澤厚所說：“值此所謂‘美學熱’，大家極需書籍的時期，許多人缺少閱讀外文書籍的條件，與其十年磨一劍，慢騰騰地搞出一兩個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譯，幾年內多出一些書。所以，一方面應該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達、雅；另一方面又不求全責備，決不因噎廢食。”?輥?輳?訛在這里，表面上的實用主義背后其實是對新的思想和學說的迫切追求。可以說，正是這樣一種對思想的追求，形成1980年代叢書出版彼此競逐的局面。

應該指出，這一自足性是由1980年代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的重疊以及“新時期共識”的存在，使得爭論成為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流派、各種傾向和主張，競相登場，叢書出版很多時候都是作為流派思潮的標志出現的。也就是說，叢書出版的自足性，是內在于叢書的意圖和主張的，而不是以市場邏輯為導向的。但是，這一自足性自1990年代以來很快就遭到了沖擊。制造話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1990年代叢書出版的一個總體趨勢。1990年代的《布老虎叢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另外，像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所情愛倫理作品爭鳴書系編輯委員會編選的《中國當代情愛倫理作品爭鳴書系》（今日中國出版社），雖名為“爭鳴”，但其實爭鳴的可能性很小。這從其作品起印數固定在1萬冊左右就可以看出。1990年代的爭鳴作品，起印數很多都是在1萬冊以內，比如說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選編的《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時代文藝出版社）。在1990年代前期，就起印數而言，這一套叢書的發行量大都在2萬左右，而到了1994年12月版的《美神之囚》，起印數跌至7000冊。這樣一種起落說明，在1990年代，很多作品實際上已經很難引起較廣泛的爭鳴了。這樣來看《中國當代情愛倫理作品爭鳴書系》就會發現，所謂的“爭鳴”云云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標榜，與實際情況不盡一致。同樣，那些延續到1990年代的、1980年代就開始編輯的叢書，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比如說《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除西方古典學術名著外，還吸納了大量的近代和現代學術名著。這樣一種“擴容”雖增加了叢書的涵蓋面，但叢書本身的自足性卻蕩然無存了。顯然，這是以其品牌為其象征資本，市場邏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1990年代以來，叢書出版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叢書之間的重疊和混同現象越來越明顯。有些譯作，以其不同的譯本形式被置于不同的叢書中出版，已經成為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叢書出版的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意義已經被逐漸耗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