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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巖》2023年第5期|李亞偉:在路上
      來源:《紅巖》2023年第5期 | 李亞偉  2023年11月17日08:39

      他們從北京798創意廣場出發,30臺車,30臺各種車,各種稀奇古怪的車,100多人,100多個稀奇古怪的人,50天,穿過平原、草原、戈壁、山地、盆地、高原等各式各樣的地形,在根格塔拉、烏海湖、賀蘭山、白鹿原等地玩了各種奇異的活動,2016年10月4號到達成都藍頂藝術區。

      第二天,受這個車隊之邀,我和趙野、海波等四人從德陽“第三代人詩歌”30年回顧展中抽身,拔出我們被酒泡軟的腿,被文學史泡酸的腿,被懷舊泡瘸的腿,總之我們四個人,到成都藍頂藝術區的時候,不知道有幾條腿,五六條、七八條,九十條,感覺數不清楚,我們代表詩歌與車隊中十幾位藝術家在藍頂碰頭、座談,談詩歌之都成都的詩意和市井生活。座談之后,大伙要去我在寬巷子的香積廚院子里喝一場,是的,我們四個詩人知道,再來一場大酒,我們就最終從懷舊和文學史中爬出來了,就可以爬到酒的岸邊看會兒風景了。

      接下去,這個叫作Coart的車隊,這些藝術家、音樂家、廚師、設計師、攝影師、車手和匠人們還要繼續上路,沿途還要繼續他們的風餐露宿、路邊買賣、街頭藝術、音樂爬梯、大地裝置等等,然后進入云貴高原,直達大理的床單廠藝術區,完成10000公里的行程。

      這是李亞鵬和葉帥發起的“在路上”穿越中國藝術行動。這是一次事先張揚的旅行,一場非常奇異的行走。

      我想起了垮掉的一代和凱魯亞克,想起了60多年前一伙男女在路上的情形,想起了他們搭車、駕車橫穿美國的自由方式和嬉皮行為,想起了凱魯亞克“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偉大名言。

      30年前的一個夏天,是的啊,1985年,距今30年了,我和萬夏、雷哥穿行在長江邊上一個叫涪陵的小城街頭,我們聽說過嬉皮士,但不知道垮掉的一代,不知道凱魯亞克和金斯堡。那一天我們要去一個餐館見何小竹等一幫詩人、畫家,擁擠的街道,很多人一路上對我們行注目禮,有不少女人駐足、回頭觀望和議論。那會兒,我們三人的模樣看上去都挺狠的,長發披肩,走路大步流星。

      但我知道,主要是萬夏的模樣撩撥了小城的神經末梢。那一天萬夏蓄著卷翹的披肩長發,穿著一件大紅的手撕短袖襯衫,襯衫沒扣,一條用螺絲帽做墜子的金項鏈在濃密的胸毛里晃進蕩出,牛仔短褲還吊著線,明亮的陽光打在短褲的斷面處,一看也是手工撕的。我知道,涪陵城里的女人大都還沒見過這么稀罕的小伙子。那一天,萬夏的奇裝異服刺激了涪陵城的這條街道,把這條街道變得更彎曲了。

      果然,我們在一個路邊餐館見到何小竹一幫人時,何小竹第一句話就是“萬夏這身打頭是來幫我們涪陵妹兒洗眼睛的”。

      兩三年前,我和萬夏還在大學里曠課和補考,同時和四川十多所大學的校園詩人頻繁交往,大伙兒想發起一場詩歌革命,名字叫第三代人——我們這幫小子要出來做老大了,就這意思。當時很多人爭著寫宣言,萬夏也是其中寫過宣言的一個。才過一年,萬夏對第三代人詩歌運動已經興趣索然,又過一年,萬夏對莽漢主義也棄之若敝帚,胸中已經又淡出個鳥來,“要把全國真正的先鋒詩人團結起來?!彼v話時雙手抱著一個無形的忽大忽小的太極球,不停地搖晃腦袋,這是萬夏的招牌動作,全國見過他的詩人都熟悉和心領神會。這次他約我碰頭就是想約上何小竹,讓雷哥資助做一個全國性的民間詩歌刊物,他用食指一會兒點地一會兒點天說:“名字就叫《中國當代實驗詩歌》,發行量最大的,第一份,鉛印的,稿子我已帶來不少,加上你們這邊的差不多了。”

      當天晚上是一頓狂飲,都大醉而歸。

      第二天傍晚,在一個江邊小酒館,何小竹幾乎把涪陵城中所有留長發、剃光頭的藝術家、小說家都叫來了,大家先是找個小碼頭跳進長江游泳,然后上岸開始喝酒,大約晚上九點過,萬夏找了個塑料袋把短褲扎在頭上,把外衣扔在凳子上起身說他要游到長江對岸,還要登上對面有電視轉播塔的那個山頂,他說“我點火為號,表明老子真去了,你們今晚等著山頂的篝火”。說完真的晃蕩著身子朝江邊去了。

      我們喝到深夜也沒看見對面有烽火、野火之類,因為喝得太多,也沒人擔心他是否淹死就各自回去睡覺了。

      第二天上午,一陣砸門聲把我從宿醉中驚醒,萬夏回來了,我問他昨晚怎么沒點篝火,我們還以為要去白帝城一帶找他的尸體了。他說,他游過長江后穿上短褲、赤裸上身就開始爬山,快到山頂時被幾個持槍民兵抓住了,民兵們看他的打扮懷疑他是去破壞電視塔的,把他關到天亮才放人,放他的原因是他從牛仔短褲兜里給電視塔領導掏出了一張名片。

      當時涪陵城幾乎沒人見識過名片,應該是這張名片鎮暈了這位山頂的領導。

      那張名片正面印的是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副會長萬夏,背面是一句他的詩,沒有地址、沒有電話號碼,作用類似于古人的名刺。數月前,萬夏、胡冬、趙野、楊黎、石光華等幾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趁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負責人不注意時,萬夏他們四人經過謀劃,做了副會長,石光華做了秘書長。之后萬夏身上隨時揣著自印的名片。

      萬夏活著回來的那天下午,他給我們展示了很多他自己的藏品,其中,我們看見了一份手抄的翻譯稿,譯者是島子、趙瓊,作者是美國當代詩人金斯堡。這是我和何小竹等人第一次知道金斯堡、第一次讀到金斯堡,而且這個稿子還是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

      我們第一次知道美國有一個和我們情況很相似的詩派——垮掉的一代,而且人家比我們早干了二三十年。

      之后不久,加拿大有一個20多歲的流浪詩人大衛·邁可·戴經臺灣來到大陸,拿了北京某人的一張紙條就直接到重慶、涪陵來找我們玩了。通過他,我們知道了更多的垮掉的一代的各種情況。在中國,那會兒也正是全國先鋒詩人們在路上的日子,無數的奇裝異服青年南來北往,每個人都好像身懷絕技,走到哪里都有地鋪睡、都有蒼蠅館喝酒,甚至還有大學講臺讓這些人胡說八道。

      1986年,我身無分文到成都楊黎家投宿,我渾身的流浪勁兒讓楊黎來了癮頭,他領著我和他們非非派的男女詩人大醉幾天后,向他媽媽要了200元錢和我遠走高飛了,沿途經重慶、十堰、襄樊、長沙、武漢、廣州、柳州、雷州半島,到了海南。200元,一路上吃喝住店是根本不夠的,但我們有絕招,我們會混火車,沿途還有無數渴望流浪的詩人用地鋪、上下鋪的架子床、蒼蠅館子、路邊攤盛情接待。

      1987年冬天,我去武漢找幾個當地的詩人玩,武漢詩人中,范道劍大學畢業后不好好工作,承包了閱馬場中學的小賣鋪。張輝在農貿市場賣大米,做米霸。小林和小吳穿著名牌鞋子倒賣二手中藥材,偶爾搞點小偷小摸。在武昌大東門范道劍開的小賣部里意外碰見了我們大學的老兄弟馬松,他本來要去上海購買羊毛衫回四川倒賣,但沒到上海錢就花光了,就在小賣部待下來守店賣貨,小賣部管吃管住已經三個月了,還管了一個女朋友,這姑娘我見過,因為人比較耿直,馬松管她叫搟面杖。后來,馬松在大東門閱馬場那一帶就地換來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沒有之前那個耿直,馬松給她取了個外號叫打屁蟲。

      1992年,我從一個神秘地方流浪兩年歸來,在重慶朋友周忠陵家里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托人轉給我的信,信是用中文寫給我的,有的字像螞蟻小,有的字比核桃大,這一堆漢字在紙上很好看,東倒西歪,像社會上的閑雜人員。這哥們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梅丹理,他在信中說,邁可·戴給他介紹了我,他翻譯了我的詩歌《我們》,并且在芝加哥,在垮掉的一代老大哥費林格梯開的書店“城市之光”里朗誦,效果非常好,還把這首詩發在了他們的地下刊物(自印刊物)上。他聽邁可說我在武當山附近寫作,有時彈吉他泡妞,他很羨慕,他那邊紐約有一個叫什么的女詩人也很羨慕,問我是不是在武當山修道,她也想學習道家文化。

      大約七八年后,梅丹理終于來到了中國,在深圳打工,我在上海碰見了他,他住在上海撒嬌詩人默默家里,默默告訴我,梅丹理家在美國是著名的漢學世家,父親是周易專家,弟弟是大商人,家人都希望他讀完博士經商或從政,默默用上海普通話說:他就是不要好呀,要來中國流浪,他太正派了,又不會裝有錢人,明明有學問也不裝成個教授,現在深圳那邊的女詩人,萊爾、杜綠綠她們都用他“梅丹理”的發音給他取了個外號,叫“沒人搭理”。

      現在邁可還在德國、捷克、波蘭一帶廝混,好久沒有他的消息了,梅丹理還在深圳、上海、汕頭、北京等地接點教書、翻譯的活。他們都是垮掉的一代的后輩,是第二代嬉皮士,他們那一代的大哥級人物金斯堡的小弟鮑勃·迪倫得了諾獎,大陸網絡一會兒傳阿多尼斯,一會兒傳鮑勃拒領,一會兒傳鮑勃認領,我想,鮑勃同不同意諾獎都無所謂,因為他身上嬉皮精神很深厚,鮑勃·迪倫是第二代嬉皮的領袖人物,很多人都曾經是在心里哼唧著他的歌聲上路的。邁可和梅丹理也算是老嬉皮了,早就深入骨髓,現在還在路上。

      我想起葉帥在描述Coart車隊到達麗江束河的情形,葉帥感嘆道:那些沿街的店鋪都還在播放著早期流浪者許巍和小娟他們的音樂。是的,我認為,車隊沿途的各種行為,對當下中國文化來說,不外乎是人類尋找自由、追求心靈飛升、渴望肉體遠行的一場大型演示,是一次有預謀、有策劃的強烈表達,是一次強悍的當代藝術行動。許巍、小娟們的流浪音樂從景區店鋪、車窗流出來,從游客們心頭飄過,仿佛從人類定居、暫住的房屋里隨意飄出的縷縷人間的炊煙。Coart車隊這次從一些人的人生中穿過,駛向遠方,我相信,多少年后,這次活動的參與者、見證者心中會多次再現這次行為,會再現他們人生中遠方的遠方。

      凱魯亞克用明確的語言把這一切很早就說了出來:

      “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帶著最初的激情,追尋著最初的夢想,感受著最初的體驗,我們上路吧!”

      “我的心像被扎了一刀似的發痛,這是我每次看到一個我心愛的姑娘,在這巨大無邊的世界上朝著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的時候,常會有的一種感覺?!?/p>

      “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瘋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蕩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給什么人呢,怎么走呢?……其實我們一直在路上,除了行走在路上,等待我們此身的終點,我們別無選擇。”

      前不久,我聽朋友講了一個故事,他一個親戚的老父親,退休多年,年逾80,平時幾十元錢花費都要伸手向老妻要,終于有一天他倔強地做了一件讓人驚訝不已的事情:他用他的退休存款買了一輛嶄新的轎車停在家門口,他不會駕駛,也不會去考駕照,他要的只是曾經的夢想、遠行的夢想。

      上路,去遠方,不管是青年、中年還是老年,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樣的遠行的夢,它也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也許是上帝給人腦設置的,也許是銀河系某個星座托給地球的夢,相信吧,它絕對是真的,因為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一生,不過是在路上,永遠是在路上,絕對是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