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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既是一種人生境況，也是一份在世體驗。伴隨著現代性的萌芽與奠基，宗教與科學的此消彼長把人拋向無限的宇宙，人類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并開始意識到理性的局限性，進而認識到人的有限性、存在的偶然性，荒謬這朵被遮蔽了兩千年之久的奇葩開始慢慢展露出它的真容。隨后的幾百年間，這朵奇花在無數園丁的培育與呵護下變得嬌艷欲滴，絢爛奪目，甚至對整個思想森林都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因為它不僅是對僵化思維模式的搖撼解構，也體現著主體意識對既有理性邏輯的超越與揚棄。其中，最偉大的園丁無疑是20世紀法國思想家、文學家阿爾貝·加繆，這位有著迷人外表和深刻靈魂的美男子這樣定義這株奇異的花朵：清醒的理性對其局限的確認。

阿爾貝·加繆

無處不在的荒誕

《莊子·田子方》中講過一個關于孔子的意味深長的故事，說有一天孔子終于見到了自己特別崇敬的思想家——溫伯雪子，卻看著對方一句話也不說。后來，困惑的子路問老師為何這樣做，孔子回答說：“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在孔子看來，像溫伯雪子這樣大道存身之人，只要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也不需要再用語言了。在如今傳世的加繆相片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位目光深邃的哲人形象，只看一眼便知這不是一個凡人。正是加繆，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荒誕提升到了哲學和美學高度，并對之后所有的文學和藝術流派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著名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1942）中，加繆對荒誕進行了精微獨到的論述。首先，他清醒地指認了作為感覺的荒誕的無處不在：荒誕感，在隨便哪條街上，都會直撲隨便哪個人的臉上。這種荒誕感就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無光，難以捉摸。更為荒誕的是，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其發端往往都微不足道。偉大的作品往往誕生于街道的拐彎處或飯店的小門廳。歸根到底，機械般的日常生活所引發的厭倦、無聊和憂慮觸發了這種人生的荒誕感，這便有了加繆那段著名的文字，他用最普通的現代人的生活圖景絕妙地表述了現代人日常生存狀態的荒誕性：

起床、乘電車、工作四小時、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依靠同樣的節奏重復下去。不過某一天，“為什么”疑問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這種略帶驚訝的百無聊賴中開始了。

當然，身為文學大師的加繆并不滿足于通過隨筆闡釋荒謬，他在同一時期創作的著名小說《局外人》（1942）讓人更加真切地體認和觸摸到荒誕的真面目。小說主人公默爾索作為生活的“局外人”，深感生活的虛幻、無聊和厭倦，對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抱著漠然的態度，他已然成為自己的陌生人。母親的死亡，情人的愛戀都不能激起他內心的波瀾，相信看過《局外人》的讀者都無法忘記它的著名開頭：“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痹诖?，默爾索對自己的生命抱著一種聽之任之的冷漠態度——這是人類意識到自身存在的荒誕性，卻又無可奈何而被迫采取的一種消極的生命姿態，冷漠的表象下透射出對世界的荒謬本質的徹悟。然而，正是對荒誕的醒悟使默爾索的麻木、消極和冷漠獲得了高度的哲學意味，荒誕感被人格化了。

于是，荒誕在一個上帝已然歷史性退場的世界中迎來了大爆發——在薩特以日記體沉思人對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惡心》（1938）中，在博爾赫斯現實與虛構交錯、幻影與夢境交織的《環形廢墟》（1944）中，在貝克特夢囈般對白所希冀到來卻永遠都是進行時的《等待戈多》（1953）中，在尤內斯庫科幻氣質與狂熱敘事并進中人退化為動物的《犀?！罚?960）中，在約瑟夫?海勒“只有瘋子才能獲準免于飛行”的《第二十二條軍規》（1961）中……荒誕以絕望、惡心、虛無、異化、黑色幽默等各種面目不斷出現，猶如川劇中的變臉，令人目不暇接，但它們對荒誕的表達都指向同一個中心，即意義的缺席。而在加繆的《局外人》中，這種被人格化且具有高度哲學意味的荒誕達到了文學性的巔峰。在后世讀者心中，《局外人》就是荒誕文學的巔峰之作。

在加繆所建構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沒有了目的性、必然性、神圣性和無限性，非目的性、偶然性、瑣屑性和有限性成了生存的真相。于是，我們看到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無情地抹去了詩意的神話，殘忍地揭示了人類生存的真相——生存降格為活著，而這活著就是活著的唯一依據。這無疑沉重地打擊了人類的自尊，以非理性的重炮摧毀了人類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形而上學的精神大廈。殘酷的是，這些特點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的今天，并在碎片化的微時代呈現出放大的趨勢。

我反抗故我在

加繆的偉大在于，他不僅深刻洞察到荒誕的本質，而且他為那些在荒誕中苦苦掙扎的人們指明了一條道路：反抗。在加繆看來，應當以反抗去對抗荒誕，人類只有在與其陰暗面永恒的抗爭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嚴。如果沒有這樣的反抗，荒誕只能把人引向自殺，這將僅僅是一種逃避與屈服。由此，加繆生發出一種宏愿，他希望從個人孤獨的處境中走出（盡管他筆下的人物都是一個個孤獨的個體），與更廣泛的人類連為一體——他要把單個的“我”擴展至集體的“我們”，將個體獨自一人的內心抗爭引向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奮戰。于是，他寫下了那句振聾發聵的名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種反抗將使一個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獨與個人邏輯的困境，他依然為自己而奮斗，同時與他人并為他人而戰。這正是加繆對人類的大愛，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義之所在。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看他的《局外人》，便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與理解之同情。一個人與周遭世界的疏離、隔閡與格格不入，乃是源自于他對社會通行準則的蔑視，從而成為社會中的“異己”，這正是加繆所推崇的“反抗哲學”。他說：“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與布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恼Q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不存在于對立的兩種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他們之間的對立……它不在于人，也不在世界，而在兩者的共存。”在此意義上，荒誕感非但不是麻木不仁的近鄰，而是它的反義詞，正如加繆在《局外人》序言中對默爾索的積極評價：“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竊以為，加繆全部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還是隨筆）的核心要義正在于這種反抗哲學，它讓加繆為這個無意義的荒誕世界注入了意義，正如他的動人自白：“我一直堅持認為，這個世界并無超凡的意義。但我知道這世界上的某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因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義的生靈。”因此，加繆始終在尋找人類身上無法磨滅的人性，這是他一生汲汲以求的目標。如此看來，瑞典皇家學院授予加繆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可謂一語中的：“就加繆個人而言，他已經遠遠地擺脫了虛無主義。他那嚴肅而又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成為可能，這一切都使他成為人道主義者?！痹讷@得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加繆在瑞典烏普薩爾大學發表了題為《藝術家與他的時代》的著名演講，其結尾處的話語振聾發聵：

美……在長遠或短暫的期限內，都只能為人類的痛苦與自由服務?！浅汕先f的孤獨者激起、活躍、保持了這希望，他們的行動和作品每日都在否定歷史的邊界及其最粗俗的表象，以便讓始終受到威脅的真理在一瞬間閃出光輝，而這真理是每個人為了大家樹立在各自的痛苦和歡樂之上的。

凡是讀過加繆作品的人，都不難對蘇珊·桑塔格在《加繆日記》一文對他的評價心有戚戚：“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庇眉涌娮约旱脑捳f，“藝術家真正出于對同類的愛而進行辯護”。這份深厚的愛意，將加繆與世界、與他人、與自我聯系在一起，使他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沒有成為一個局外人，而是以一個反抗者的姿態，為所有人射出“一支最剛勁的自由之箭”。

要知道，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加繆不僅支持阿拉伯人對平等生活的追求，而且從1937年到1957年的整整二十年，他一直關注著阿拉伯人的生活境遇，他比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更了解他們的苦難，也更憤慨法國政府政策上的無能。加繆認可阿拉伯人的獨立訴求，但他無法接受他們為達成此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向無辜者展開恐襲。加繆堅持認為，真正的正義不會在暴力中誕生，而必須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信任。在如今這個戰爭依舊頻仍的動蕩時代（尤其是近來再度爆發的巴以沖突），加繆的真知灼見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對此，加繆一生的友人與敵手保羅·薩特為他撰寫的悼文表述得最為準確和感人：

他在本世紀頂住歷史潮流，獨自繼承了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警世作品也許堪稱法國文學的最大特色。他以那種固執的，既狹隘又純潔的，既嚴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種種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開勝負難卜的戰斗。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針對馬基雅維利主義和拜金的現實主義，再次肯定了道義的存在價值。

地中海思想

對出生于北非的加繆來說，西北歐與地中海構成了相對的兩個世界。在西北歐陰郁、專橫和令人絕望的世界里，徹底的荒誕、冷漠與絕望吞滅了人的存在。而到地中海，感性的歡快與榮耀讓人時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于是，我們看到成年后的加繆不斷回到他阿爾及爾的故鄉，并驕傲地告訴人們：“你會愛上阿爾及爾的，是那些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東西：每條街拐角處都能看到的大海、有些炙熱的陽光、人身上的膚色之美，在這種肆意袒露與獻祭之中，又總是浮動著一縷暗香。在巴黎，你會懷念廣闊的空間和鳥兒飛翔的翅膀；在這里，你至少是心滿意足、別無所求的，你可以真切丈量出自己的財富。”

這便是加繆在《反抗者》（1951）中推崇備至的“地中海思想”的淵源，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堅持對人的信念，對生活的熱愛，贊美這個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也對這個世界的陰暗面——荒誕，有著清醒的認識，而拒絕盲目樂觀。不難發現，“地中海思想”吸收了古希臘生活智慧中節制、中道的思想，與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觀點如出一轍。古希臘人的思想總是堅守著限度的觀念，沒有將任何事物推向極端，無論是神圣之物還是人的理性，這又與我國先哲老子告誡世人物極必反的思想異曲同工。因此，《文學雜志》主編讓路易·于這樣形容，在《反抗者》中我們看到的是加繆那顆“希臘的心靈”，它贊美地中海的陽光與大海，相信對生命的熱愛能夠驅除對生活的絕望，始終堅持與現實中的各種陰影和惡進行不懈的斗爭，始終憧憬著一個充滿地中海般光明的世界。

是的，這位絕世美男子有著一顆“希臘的心靈”。他無數次贊美地中海的陽光與大海，相信激情與愛能夠驅除絕望。多少次他回到地中海礁巖邊的古城——蒂巴薩，坐在港口的一家小咖啡館里，眺望遠處的地中海：“浩闊的海面上是正午時分的寂靜。一切美的存在都會為自己的美而感到自然的驕傲，眼前的世界，四面八方都在顯示出這種驕傲。面對這樣的世界，……為什么我要否認生命的歡樂呢？……我無法不讓自己索要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正在給予我的生命的驕傲。在蒂巴薩，我所看見的就是我所相信的，我不會固執地去否認我用手觸摸到的、我的嘴唇所親吻到的東西?！比耸乐蠜]有幸福，晨昏之外沒有永生。從荒誕走向反抗，除了陽光、親吻和荒野的芬芳，一切都微不足道。

加繆曾在隨筆《謎》（1950）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所依靠的是對陽光的本能的忠誠，我出生在陽光之地，那里的人們數千年來都懂得向生活敬禮，即使是在痛苦之中。”正是這份“地中海思想”，讓加繆雖然早早飽經生活之苦，卻從來不怨天尤人，而是盡情地享受著大自然的饋贈。同時，他的人生觀積極而不訴之于恨，從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于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边@顆不滅的太陽正是得自于他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串聯起他的全部作品的內在激情，將人類的真實情境在陽光下暴露無遺，進而層層摧毀自欺的帷幕，直指人性、人生乃至世界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通過反抗踏上自由之途。

如今，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的熱潮早已褪去，但荒誕依然在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各個角落隨處可見，在這個被碎片化和人工智能雙重裹挾的時代繼續變幻著它的種種面目。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類在經歷了理性的二度高漲，以及非理性的蓬勃發展之后，面對世界時的清醒意識和冷靜姿態。當然，面對無處不在的荒誕，冷眼旁觀或一笑而過都是不夠的。如果荒謬的人生和世界的一片陰影，那么對荒謬的討論本身，終將引領我們重歸陽光之下。因此，加繆反對自殺的反抗哲學在任何時代都顯得彌足珍貴，成為他留給后世的不朽遺產。進而言之，在荒誕中找尋永恒，從虛無間生發意義，向無聊處借取靈感，問閑暇時可有創新，乃是貫穿現代人一生的真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