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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個成熟的作家說來，輕車熟路往往是一個隱蔽的負面誘惑。無論文類還是敘事模式，輕車熟路可能不知不覺地遮蔽獨到的發現，甚至封鎖這種沖動的出現。東西顯然清晰認識到這種誘惑的危險性。他寧可自尋煩惱，毅然闖入種種荒蕪地帶——長篇小說《回響》可以視為開疆拓土的產物。《回響》的“后記”表示，這一部小說打開了一個深邃而紛雜的領域，堅硬、明朗的現實世界背后突然顯現出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間，各種日常現象閃爍出令人驚訝的意義。這一切迫使作家重新認知相識已久的人物。開疆拓土決非輕松的工作，東西甚至飽受折磨，幾度輟筆。但是，他并未退卻或者避重就輕，而是以堅韌的寫作姿態正面接受挑戰。《回響》21萬字，創作歷時四年，作品的分量令人刮目相看。

《回響》的問世產生了持續的“回響”。許多批評家的強烈興趣表明了這部作品的誘人內涵。在我看來，《回響》的內涵之中包含一些富于啟示的話題。這些話題不僅涉及敘事的架構、文本的肌理，而且進入文學的縱深處，挪用印在這部小說封底的話說，這些話題還涉及如何“勘破人性”。也許，更為準確地說，《回響》涉及的恰恰是敘事、文學與“人性”之間的復雜關系。

這時可以說，《回響》隱含了帶動理論命題的潛力。

一

《回響》的情節圍繞一個案件的偵破展開，人們通常命名為“偵探小說”。

許多人將西方“偵探小說”的鼻祖追溯至愛倫·坡。時至如今，“偵探小說”業已發展成為一種著名的文類，具有數量龐大的擁躉。一些帶有專業精神的讀者僅僅愿意充當偵探小說俱樂部成員而對于其他文學作品不屑一顧。與這種狀況極不相稱的一個事實是，眾多偵探小說幾乎無法入選文學史認定的經典名單。哪怕“福爾摩斯”名聲再大，沒有哪一個批評家敢于將柯南·道爾列入偉大作家的行列，與莎士比亞或者托爾斯泰這些文豪相提并論。也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偵探小說太簡單了。盡管離奇的案情或者云譎波詭的破案手段顯現了作家的高超想象力，然而，這些作品對于“人性”——尤其是人物“內心”——的認識與發現乏善可陳。

作為一種表象，偵探小說似乎展示了冷靜的理性洞察力：剖析錯綜的案情，發現因果關系，推斷犯罪動機并且預測未來的路徑，如此等等。然而，全面的分析可以顯示，這種理性洞察力僅僅回旋在一個狹小而封閉的邏輯架構內部。一具無名尸體突如其來地出現，一個著名或者無名的偵探應聲而出。偵探目光如炬地追蹤各種隱晦的蛛絲馬跡，見他人之所未見，以至于讀者往往沒有意識到，他的活動半徑相當有限。偵探雖然吃五谷雜糧，擁有七情六欲，可是，偵探小說要求刪除偵破之外的各種樂趣，例如到哪一個朋友的寓所悠閑地喝咖啡，或者在郊外的山坡上看一看日出。偵探往往只能涉足案發現場，譬如神秘的單身公寓或者拋棄尸體的荒郊；跟蹤罪犯的時候，也許他還可以出入酒店大堂或者穿過繁鬧的街頭。總之，偵探如同被銬在案件之上，沒有理由如同常人般四處閑逛。即使愿意談一場無傷大雅的戀愛，他的精神軌跡必須迅速返回那一具無名尸體，而不能忘情地沉浸于結婚之后的蜜月，甚至庸俗地繁衍后代，子孫滿堂。除了這些明顯的限制之外，偵探小說的另一些約定似乎較為隱蔽，譬如偵探不會身受重傷躺在醫院里，更不會英勇殉職，從而讓案件難堪地擱淺——無論如何，擒獲罪犯的結局始終如一。狹小而封閉的邏輯架構可以使偵探小說如同一張繃緊的弓，不枝不蔓，嚴密而緊湊，但是，緊張的懸念通常無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縱深——這已經成為偵探小說的文類缺陷。

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精湛功夫即是對日常生活的再現。這不僅表現為物質環境或者自然景觀的逼真描繪，更重要的是，利用日常生活細膩顯現人物性格的豐富層面。或許，這個事實還沒有獲得批評家的充分闡述：高度緊張的情節往往與人物性格的豐富程度成反比。這個事實的原因并不復雜：千鈞一發的時刻，多數人物的選擇大同小異。一個平淡無奇的早晨，有的人散步，有的人遛鳥，有的人奔赴菜市場，有的人匆忙上班——平淡無奇恰恰為每一種性格鋪開表現的機會；然而，緊張卻疾速收窄了選擇的空間。例如，空襲來臨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愿意進入防空洞。偵探小說通常并未給人物性格留下多少游離情節中軸線的出口。不論粗獷、豪放還是尖刻、機智，所有的偵探都不會改變自己的初始動機：破案。更為深刻的意義上，所有的偵探都不會改變職業守則背后的價值觀念：弘揚正義，懲罰罪犯——所謂的正義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當然，正如許多偵探小說顯示的那樣，偵探之中的敗類可能被金錢或者美色收買，繼而與罪犯沆瀣一氣。但是，令人放心的是，肯定有另一個偵探挺身而出，繼續案件偵破遺留的未竟工程。換言之，不論那個具體的偵探遭遇了什么，偵探小說的偵探是一個固定的“角色”，他會始終執行這個“角色”的基本功能。

相似的開端與結局，相似的邏輯架構以及角色功能——如此之多的相似可能形成文學所忌諱的“公式”。很大程度上，這恰恰是人們對于偵探小說的詬病。對于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說來，偵探小說時常成為稱心如意的分析素材。批評家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一批偵探小說之中破獲相對固定的結構圖式與角色設置。“公式”褻瀆了文學天馬行空的想象，層出不窮的偵探小說不斷地試圖打破陳陳相因的格局。例如，許多偵探小說開始向驚險小說轉移——偵探對于罪犯居高臨下的各種特權遭到削弱，他們可能遭受威脅與傷害，甚至命懸一線；同時，偵探與罪犯之間的角逐遠遠超出靜態的智力博弈，汽車追逐、比試槍法乃至拳擊格斗比比皆是。盡管如此，這個文類的基本輪廓并未動搖，人物內心的缺失仍然是一個結構性的缺陷。

但愿如此冗長的背景敘述不至于多余——這些敘述有助于表明，東西的《回響》脫離偵探小說的傳統背景之后走得多遠。

二

如同許多偵探小說，《回響》的情節始于一具無名尸體，尸體的右手掌被殘忍地砍掉。案件的偵破一波三折，預想、猜測等等沙盤推演帶有很大程度的推理小說成分。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的一個分支，嚴謹的智力演繹構成延展情節脈絡的重要動力。許多時候，過分嚴密的邏輯環節甚至絞干了浮動于情節縫隙的真實氣息，以至于整個故事如同塑料制造的人工產品。然而，《回響》保持了細致入微的紋理。這種紋理并非顯現為日常景象的物質構造，而是全面開啟人物的內心維度。如果說，偵探小說的長期苦惱是無法在雙方的激烈較量之中勻出容納人物內心的空隙，那么，《回響》的情節擁有超常的心理含量。哪一個人內心沒有埋藏些什么呢？只不過堅硬的生活軀殼從未允許這些內容無拘無束地表露出來。偵探小說的緊張情節是生活軀殼之中最為粗礪的一面，人們時常以命相搏。刀尖與槍口面前，種種微妙的思緒或者感慨、抒情、反思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東西不僅察覺種種表象背后的弦外之音，并且成功地將人物之間或顯或隱的內心角力轉換為情節的演進，從而替代偵探與罪犯之間種種外在沖突產生的戲劇性。的確，從被害者夏冰清開始，無論是徐山川、吳文超、沈小迎、劉青、易春陽還是慕達夫、洪安格、貝貞、卜之蘭，口是心非幾乎是所有人物的共同特征；或者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形容，所有的人都處于意識與無意識的搏斗之中。意識是無意識的壓抑與偽裝，無意識隱秘地控制意識進行巧妙的或者拙劣的表演，二者的互動也可以作為“回響”的一種解釋。許多人物那里，口是心非已經從危機的應對轉變成理所當然的習慣。“人一旦撒了謊就像銀行貸款還利息，必須不停地貸下去資金鏈才不至于斷。”這一句不無睿智的比喻來自《回響》的主角、刑偵大隊長冉咚咚。《回響》的最大成功顯然是對這個人物的塑造——精通心理學的冉咚咚遲遲未能意識到，她自己也在不斷地撒謊，撒謊的對象恰恰是她自己。

我們可以用“不屈不撓”來形容冉咚咚艱苦的偵破工作。斷斷續續的線索，證據不足，案件之中許多沉沒的環節由冉咚咚的猜測給予填空，這些猜測很大程度建立于過往的經驗、智商和訓練有素的心理知識之上。作為正義與法律的代表，她意志堅定，大義凜然，不擒真兇決不罷休。然而，與傳統的偵探小說相異，《回響》并未為冉咚咚的辦案開辟一個純粹的斗智斗勇空間，家庭以及個人感情糾紛的大面積卷入耗費了冉咚咚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回響》賦予這一部分情節的分量決不亞于案件的偵破，不少批評家將“回響”一詞視為二者糾纏的巧妙比喻。

 與通常的預想不同，圍繞冉咚咚丈夫慕達夫展開的社會關系與案件線索不存在有機的交集。《回響》之所以將兩方面的情節銜接在一起，是因為冉咚咚的內心以及精神狀態架設起過渡的拱橋。偵破夏冰清案件的時候，冉咚咚同時發現丈夫慕達夫的酒店開房記錄。這迅速導致恩愛夫妻之間的巨大裂痕。慕達夫反復申辯無效，兩個人幾經曲折終于離婚。然而，《回響》以精神分析學心理醫生的口吻宣告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冉咚咚之所以如此固執地懷疑慕達夫，甚至以不近人情的蠻橫屢屢拒絕慕達夫的示愛，恰恰因為她隱秘地喜歡另一個年輕的警察同事。由于強烈的道德愧疚，她的內心從未正視這個秘密；對于丈夫的苛責與其說是這個秘密試圖突破無意識狀態的癥候——冉咚咚堅信丈夫的出軌，毋寧說是為自己擺脫婚姻制造一個堂堂正正的理由。

對于精神分析學說來，這種顛倒是非的案例不足為奇。然而，當遭受壓抑的無意識與一個專注破案的偵探聯系起來的時候，一絲不安可能悄然掠過。偵探的自信、手中的權柄乃至武器會不會遭受無意識的潛在支配？對于冉咚咚說來，這不是多余的疑問。無形之中，她開始按照審訊技術犀利地偵查和審問丈夫，家中的書房猶如審訊室。她似乎主張純粹的愛情，可是，她自己仿佛無法察覺，這種愛情已經被她熟練地制作為一副堅固的精神鐐銬。

偏執與過激——慕達夫已經意識到冉咚咚的精神疾病，只不過他將這種狀況歸咎于偵破受挫帶來的壓力。壓力突破了理性與意識的表層之后，童年的創傷經驗悄然浮現——童年的創傷經驗是精神分析學的標準答案。孩童時期，冉咚咚不斷懷疑父親與鄰居阿姨存在曖昧的親密，擔心父母關系破裂而遭受拋棄是她密不示人的情結。這個情結轉換為她對于夫妻關系的忠誠近于病態的苛求。然而，偵破案件帶來的一個意外發現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存在相似的創傷經驗。

冉咚咚偵破的案件內容幾乎俗不可耐，種種八卦新聞紛紛披露大同小異的情節：夏冰清以身體作為交易籌碼，向富豪徐山川索取不勞而獲的生活。不管兩個人之間的秘密協議如何，夏冰清還是無法安于情人的身份而謀求登堂入室的婚姻。這終于帶來殺身之禍。徐山川當然不愿意親自動手，于是，謀殺夏冰清的事業如同擊鼓花一般從徐海濤、吳文超、劉青轉到易春陽。所有的參與者都明白游戲的危險性，所有的參與者都不想終結游戲——直至定時炸彈傳到易春陽手中炸響。這些參與者的性格與職業各不相同，他們組成同一根鏈條的共同原因是渴望錢財；所以，富豪徐山川理所當然擔任鏈條的起始一環——他僅僅負責付錢買單。如果說，錢財的匱乏顯現了外在的社會境遇，這些人物的另一個相似之處來自家庭的創傷經驗。或者由于經濟窘迫，或者由于家庭分裂，他們的父母無法給予足夠的關愛。一些父母不僅沒有履行基本的責任，甚至以冷嘲熱諷為能事。這些創傷經驗深藏于無意識，釀成巨大的心理扭曲，“愛”的饑渴癥成為誘發種種異常行為的秘密動機。冉咚咚攻陷嫌疑人與罪犯心理防線的策略幾乎如出一轍：將“愛”——包括“愛”的感化與“愛”的要挾——作為開啟的鑰匙。冉咚咚破案之后會不會發現一個令人意外的事實？——五花八門的生活表象背后，真正的“愛”如此稀缺，傳統的家庭框架如此脆弱，童年創傷經驗的影響如此久遠。這個事實的發現甚至比擒獲罪犯更具意義。當然，這種結論必將從精神分析學轉移到社會學。

《回響》的末尾提到了一個概念“疚愛”：因為深深的負疚而產生的強大愛意。這個帶有強烈精神分析學意味的概念可能賦予絕望者一絲暖意：深重的傷害背后或許尾隨更為深重的“愛”。傷害才會真正展示愛的意義。但是，僅僅“或許”——并不是所有的深淵都藏有引渡行人的獨木橋。這個概念的背面同樣令人傷感：沒有負疚就沒有“愛”。幸福而寧靜的日子里，愛會像烈日之下的水漬迅速被烘干。生活的真理如此殘酷嗎？

三

現在可以重提一個事實：《回響》之中多數人物的表象與內心存在很大距離。號稱深度心理學，精神分析學不再將內心視為外部世界的一面鏡子；相反，無論是意識與無意識或者本我、自我、超我，內心包含各個層次結構的相互作用。作為案件的嫌疑人，吳文超或者沈小迎不得不制造各種偽裝保護自己。他們以所行掩蓋所思，同時，內心的無意識作為理性“所思”背后的另一個層面無聲地涌動；另一些人物儒雅風趣，文質彬彬，可是，只要氣候適宜，他們會立即摘下面具敞開內心的另一面，例如貝貞的丈夫洪安格。他們的偽裝如此脆弱，仿佛時時在等待拋棄的那一刻；相對地說，“被愛妄想癥”已經遠遠超出了偽裝的范疇。冉咚咚與易春陽——兩個如此不同的對手——共同發生了完全失真而且栩栩如生的記憶虛構，同時，慕達夫與貝貞之間也出現選擇性記憶與事實的相互混淆。

這些描述不存在褒貶的意味，即使是所謂的“偽裝”。我想涉及的話題是另一個常見的概念：自我。暫時不必引證各種艱深的哲學表述，“自我”至少表明一個穩定的主體。所謂的穩定，既包含一整套精神、身體的內在認知，又包含社會角色的認定。紛雜的社會關系之中，稱之為“自我”的那個主體擁有固定的基本內涵以及社會位置。然而，精神分析學對于這種主體觀念形成巨大的沖擊。“自我”喪失了穩定的性質。如果意識、理性以及圍繞“超我”表現出來的各種言行代表了傳統意義的“自我”，那么，所謂的無意識、欲望、創傷經驗乃至“被愛妄想癥”等諸多遭受壓抑的內容是否也是“自我”？遭受壓抑表明意識與無意識的對立與分裂。這時，前者還是后者更有資格代表真正的“自我”？譬如，對于冉咚咚或者易春陽說來，代表“自我”的是社會性外表還是蟄伏于內心的強大渴望？

真實與否幾乎無法作為這個問題的衡量標準。通常的語義之中，“真實”往往表示某一個事實曾經發生。可是，如果內心的強大渴望以虛構的形式存在，如果這種渴望產生的精神與身體能量遠遠超過了曾經發生的事實，何者更適合充當“自我”的基礎？——盡管可能構成一個偏執乃至譫妄的“自我”。

一個令人安慰的事實是：盡管笛卡爾式理性主義傳統遭到了精神分析學的深刻挑戰，但是，社會意義上的“自我”并未真正崩潰。日常生活之中，每一個社會成員仍然擁有可供辨認的獨特面目，張冠李戴的現象十分罕見。精神分析學的內在圖景僅僅是認識“自我”的坐標之一，而且并非最為重要的坐標。多數場合，人們啟動外在的社會坐標作為“自我”的定位。張三之所以被視為一個獨特的“自我”或者主體，很大程度上因為張三異于李四、王五、趙六等等來自外部的衡量。這種狀況稱之為“主體間性”。換言之，主體的內在結構僅僅部分地塑造“自我”的性質；諸多主體之間的關系網絡提供了“自我”賴以參照、互動、制約與修正的“他者”。這種關系網絡愈是密集有力，外部社會文化框架對于“自我”或者主體的構成與認知愈是重要。政治家、官員、教授、工人、商人等各種重要的社會身份主要由外部社會文化框架決定。冉咚咚與易春陽的內心共同存在“被愛妄想癥”，然而，由于強大的社會定位，他們的生活軌跡截然不同。《回響》之中每一個人物的內心揭秘往往帶來情節的突兀轉折，可是，偵探不會因為這些轉折而變成教授，教授也不會因為這些轉折而變成商人。周圍的認可、指定、信任、授權無形地阻止了精神分析學對于“自我”的過度瓦解。

從哲學、精神分析學返回文學的時候，“自我”必須同時登上文學設置的特殊舞臺進行表演——文學形式。這時，“情節”這個熟悉的概念又一次進入理論視域。盡管《回響》之中的所有人物無不來自東西的虛構，但是，“情節”無形地限定了虛構的半徑——“情節”的意義如同外部社會文化框架之于“自我”或者主體。換言之，人物性格的生動或者豐富必須以情節框架為前提。M.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對于“扁平人物”與“立體人物”的區分眾所周知。意味深長的是，福斯特并未貶低“扁平人物”。在他看來，二者均承擔了完成情節的職能——“扁平人物”甚至可以比“立體人物”更為機動地填補情節運行遺留的空隙。

亞里士多德古老的《詩學》列舉了悲劇的六個組成因素，即情節、性格、言詞、思想、形象、歌曲。《詩學》認為，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情節而不是人物性格。迄今為止，“情節”仍然是多數人對于敘事文學的期待。“講一個好故事”是許多作家從未放棄的目標。只有人物性格的塑造才能代表文學的最高成就，這種廣泛流傳的觀點并非不證自明。一些作家表示，情節與人物猶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生動的人物形象不就是生動的情節嗎？盡管許多文學經典可以成為這種觀點的佐證，但是，顯然還可以察覺另一些不同的文學傾向。福樓拜《一顆純樸的心》或者魯迅的《阿Q正傳》均為成功地塑造人物性格的杰作，它們并沒有出示多么有趣的情節；另一方面，許多小說充滿了懸念，情節如同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情節內部只有角色而缺乏飽滿的人物性格。飽滿的人物性格往往造就了自己的命運，無論是林沖雪夜上梁山還是安娜·卡列尼娜臥軌自殺，他們人生的每一步無不來自性格的選擇。相對地說，角色的主要意義是推動情節持續奔赴終局，猶如安頓在機器內部按照規定方式運轉的某一個齒輪。偵探小說通常如此。偵探與罪犯的對手戲是情節的不變旋律，他們的行動恰恰由對方而不是自己決定。罪犯從情節之中退場而移居監獄的時候，偵探就會因為無所事事而領取一張文學退休證。

《回響》的成功是保持巨大張力之中的平衡。精神分析學的視野開啟了人物的內心淵藪，許多隱秘的內容意外地閃現，然而，這些內容毋寧說豐富了——而不是肢解了——社會學邏輯。罪犯一次又一次地滑出視野令人欲罷不能，《回響》的情節始終保持懸念的刻骨魅力；可是，所有的懸念來自人物性格的內在驅動，偵破的外在使命形成的驅動愈來愈弱。情節的結局緩緩地停靠在“愛”字站臺上，這顯然遠遠超出開端那一具無名尸體帶給人們的預想。

這種成功還可以引申出哪些意義呢？

四

在提到了“立體人物”形象之后，M.福斯特并未進一步解釋，文學為什么要費盡心機塑造各種人物。這些人物不會真正消耗食物與氧氣，身體內部不存在各種腺體，每一日不必安排大量時間睡眠，沒有檔案和護照，也不會在哪一個機構領到薪水——作家輸送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干什么呢？

許多文學批評家的闡述之中，這些人物仿佛來競爭“典型”的頭銜。他們力爭成為文學的“典型人物”，從而贏得進入文學史的長期居住證。“典型”這個概念具有漫長的理論譜系，現今業已成為敘事文學解讀機制的軸心。如何評判一部敘事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還是電影或者電視連續劇——的成就？人物性格的成功與否成為首要的衡量指標，成功的標志即是“典型”。

希臘文之中的“典型”為typos，英文為type，包含范式、類型之義。如果說，文學的魅力始終與個別形象的生動性聯系在一起，那么，這種狀況遺留的理論負擔恰恰是——個別形象擁有哪些普遍的意義？普遍意義的缺席無法解答一些基本的文學問題：為什么作家選擇這個人物而不是那個人物，為什么某些作品的主人公熠熠生輝而大部分作品的主人公轉瞬即逝？“典型”為軸心的解讀機制提供的解釋是，前者擁有強大的普遍意義——這種意義通常被稱之為“共性”或者“本質”。例如，作為文學的“典型”，一個貧農、一個地主、一個知識分子或者一個商人的人物形象之中閃爍著千百個貧農、地主、知識分子或者商人的身影。

列舉貧農、地主、知識分子、商人這些社會身份并非偶然，這些社會身份背后還可以概括更大范圍的普遍意義，譬如分別代表某些階級、某些階層的社會文化特征，如此等等。當作品主人公之間的戲劇化情節被視為若干階級、階層之間社會關系的隱喻時，一個宏大的社會歷史圖景如約而至。文學再現了“歷史”云云并不是強調史料保存或者重大事件記載可以與歷史著作一爭短長，而是借助“典型”為軸心的解讀機制充分展示“個別/普遍”一對范疇隱藏的哲學潛力，從而使個別的人物形象邏輯地擴展為“總體性”的歷史圖景。換言之，文學的個別形象必須為認識“總體性”的歷史圖景做出貢獻。因此，所謂的“普遍”必須鎖定社會文化/歷史圖景層面而不能拐到另一些意外的主題，例如生理意義的“普遍”。考證林黛玉的頭暈是否因為低血壓或者阿Q頭上癩瘡疤屬于何種皮膚病，這種文學批評肯定弄錯了方向。

可是，多數偵探小說很少涉及社會文化/歷史圖景之中起伏不定的前沿探索，很少涉及尖銳的思想分歧或者新興的生活方式。無論案件多么復雜，偵探與罪犯的博弈是非分明，既定的法律體系事先劃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罪與非罪的法律觀念堅固而穩定，偵探與罪犯的博弈不再卷入社會文化內部各種觀點微妙的此消彼長。如果說，一些杰出的現實主義小說恰恰從各種觀點的微妙波動之中察覺階級、階層的構造改變，察覺歷史圖景內部深刻的震動，那么，偵探小說往往滯留于顯而易見的生活表象。然而，盡管《回響》的情節沿襲了罪與非罪觀念評判生活，東西卻從另一個方向撬開了生活表象。《回響》并未全景式地描繪這個時代階級、階層之間的急劇錯動，而是拐向另外兩個社會范疇：性別與家庭。

作為一個微型社會單位，家庭的生產任務是繁衍后代，不同性別的合作是完成生產任務的前提。然而，家庭的組織方式與勞動生產形成的協作以及利益分配機制大相徑庭。相對于企業、政府部門、工廠、學校、軍隊等形形色色社會機構組織的共同體，家庭結構遠為堅固——家庭成員之間的黏合劑是強大的“愛”：性別之愛與親子之愛。“愛”的特殊凝聚性往往源于無私。個人的利益追求與衡量壓縮到最小限度，一榮俱榮或者一損俱損構成家庭內部的一致步調。一個社會之所以不會聚散無常，起伏無度，堅固的家庭結構功不可沒。從宏大的民族、國家、階級、階層收縮到家庭的時候，一種無私的精神突然開始耀眼地閃亮。理想的意義上，“愛”不僅是個人的精神歸宿，而且應當為社會成員彼此聯結的接口。一些人甚至借助宗教式的表述將“愛”形容為照亮人生的精神信仰，例如，冰心曾經感嘆地說：“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可是，這個優美的命題在《回響》之中遭遇嚴重的挫折。性別之間與家庭內部，“愛”暴露出驚人的秘密。由于這些秘密的發現，《回響》從偵探小說的文類成規之中破門而出，并且迫使人們重審“愛”的名義聯結起來的各種社會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