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藝》2023年第4期|閻真:人生如“我”,“我”如人生
閻真,湖南長沙人,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曾在天涯》《滄浪之水》《因為女人》《活著之上》《如何是好》。理論著作《百年文學與后現代主義》《閻真小說藝術講稿》等。其中,《滄浪之水》獲《當代》雜志文學年度獎、《小說選刊》長篇小說獎、《活著之上》獲首屆路遙文學獎等。
在寫完上一部小說《活著之上》后,感覺頭腦被掏空了,只想好好休整一下。八年之后,寫出了《如何是好》,是兒子的就業經歷觸動了我,還有我帶的幾十個碩士研究生、幾個博士研究生,他們畢業后的去向,大多與考進這所985學校時的理想并不一致。尤其是來自偏遠地區或者普通家庭的學生,想要生活順順當當、稱心如意,就太難了。他們唯一的途徑,就是以才華和努力獲得社會認可,運氣好的話,也許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成功。我筆下的主人公都是年輕人,是對生活認真又有想法的年輕人,他們是這個時代真實而具體的存在。從普遍意義上看,他們更多的是社會的基石,是萬家燈火中亮著的一盞,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平凡又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向往著理想中的人生目標,但大部分人又不得不面對社會的毒打,接受庸常的生活。這種生活的痛感,是這個時代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有著強烈的歷史意味。
我愿意做年輕人的朋友,我理解他們人生道路上前行的艱難。《如何是好》書寫的是年輕人在困頓中的執著與前行,他們沒有躺平,選擇了堅持,在遭受社會的毒打與心靈磨難中逐漸步入人生的正軌,讓年輕人的成長自帶光芒。《如何是好》沒有性別符號,選擇女主人公,是因為生活在當下的青年女性知識分子比男性更難;用第一人稱寫,是應時代的要求寫給年輕人的,也是對當下的年輕人一種全新的審視。我想,一部作品也許并不能完全地體現出時代的聚焦與需要,但還是希望能給處于這種境地的人們一種生活理想的啟示。哪怕是一點點的豁然開朗,或是心靈的亮光,也體現了這部作品的價值與意義。
我以前住在湖南師范大學,樓下有個天文學家。我覺得他心目中的世界和我們心目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但我好多次看到他提著菜籃子、買了些小菜和肉回來了——他心中的世界無限寬廣,但最后還是回到最世俗的生存現實。生活本身就是這個樣子的,我的小說也是照著生活本來的樣子去呈現,平凡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凡的生活也能體現出不平凡的人生。《如何是好》中的許晶晶沒有高顏值、沒有出眾的才華、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像她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的普遍存在。我愿意跟他們交朋友,去體驗他們的血淚、痛楚與煎熬,看著他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矛盾茫然,我就想起當年的自己。那個時候,我在株洲拖拉機廠當工人,每個星期上六天班,每月工資三十多塊,當時我的目標就是考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當時,我也很矛盾和猶豫,就寫信問我在湖南師范大學教書的媽媽。媽媽回信說我已經二十一歲了,勸我放棄,安心當個國營工廠的工人好了。我看了信,大哭了一場,但我沒有選擇放棄,咬緊牙關沖過了那幾年,最終考上了北京大學。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感謝自己當時的執著。我希望我筆下的主人公也不要放棄,我跟他們一樣屬于社會中的普通群體,我沒有把她的不放棄寫得多么浪漫,她就是為了改變命運,沒有形而上的成分,正是她認真的生活態度,決定了她的人生選擇。這種認真與倔強的品格,平凡而樸素,也是社會所需要的積極氛圍。我的幾部作品《曾在天涯》《因為女人》《滄浪之水》《活著之上》,包括現在的《如何是好》,都寫了成長的困境、精神的磨難。只是每個主人公所對應的時代氛圍不同,他們的思想動態與社會現實就有了不同的時代命題的回應。我寫作很慢,也很真實,是那種會心的慢、生命的真實。我要寫出現實生活的痛感,要從這個方面去尋找創作動機和靈感,這是我的文學創作的審美取向。
事實上,現實生活遠比作品要豐富多彩,我的寫作經驗就是向生活取經,在生活中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由此,我的每部小說都有著扎實的生活積累,基本上要積累到兩千多條生活筆記才會開始構思和動筆。我寫小說是非常認真的,是生命層次的認真態度。這種認真滲透在我的骨子里。在我的生活觀察中,生存現實與尊嚴對抗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挑戰。《活著之上》的主人公聶致遠,基本上還沒有物質性生存的問題,所以他選擇焦慮的重心所在,還是比較精神性的、形而上的。而對《如何是好》的主人公許晶晶來說,生存現實就更嚴峻。她是一個在大城市幾乎活不下去的女孩,更不要說發展。所以她的焦慮就很現實,至于詩和遠方,更是無暇顧及。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我們的下一代,因為各種社會環境和家庭背景,有努力上進的、有自怨自艾的、有嬌嬌公主娃、有養在溫室的媽寶男……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因人而異,也跟他們成長的環境與條件有著多種關聯。但無論時代怎樣進步,人的欲求總是無限生長的,所以在現實中,我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當下的這些年輕人,都會面臨各種人生考驗與社會誘惑。在《如何是好》中,面對誘惑,我給主人公許晶晶設置了這樣一段內心獨白:“我就像一個又饑又渴的人站在蘋果樹下,輕輕一跳就可以摘到紅艷誘人的蘋果,跳,還是不跳,不知如何是好。”面對誘惑與尊嚴、愛情與物質、理想與現實,年輕人應該如何去選擇?一跳可能什么都有了,跳還是不跳?這個“蘋果”摘還是不摘,機會已經在跟前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生活中的很多選擇的確是非常痛苦的。我當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也有過茫然,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遵從內心。我在北京大學畢業后,有機會去中央某個機關工作,但我沒去。我希望工作的狀態更自在一點,我不喜歡坐班,覺得不適合自己。出國留學后,拿到了綠卡,但還是選擇了回國。回來后,我在考博士和寫小說之間選擇了寫小說,這就有了第一部長篇《曾在天涯》。我選擇了這個,肯定就放棄了那個。直到今天,我覺得每次的選擇還是對的。《如何是好》中的許晶晶想要的東西多,什么東西都放不下來,很是苦惱和矛盾。但后來還是放下了很多東西,要求一再降低,最后她說“我實在不能再降了”,她不甘心,我有幾次寫到她說“不甘心”。這也體現了當下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水平越高,生活中的困擾反而越多的現實問題。高學歷給女性帶來了人生自信,她們不必像傳統社會女性那樣,依附男人生活。我們看《紅樓夢》中的女性,聰明絕頂如黛玉、寶釵,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這種進步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讓她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選擇人生道路,獨立生活,許晶晶就是這樣的女性代表。可同時,當她們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也就有了更沉重的命運自我承擔。
“男人要努力,女人要趁早”,這句話是《如何是好》中冷眼看世界的“小呂”說的。他看世界的眼光,就是現實性多、浪漫性少。作為一個生活的觀察者,我覺得這句話在世俗的生活經驗層面,大致還是有效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多元的,沒有任何一種經驗,能夠對所有的人都有效。如果我是一位有一定年齡的女性,我對這種表達就會很反感。一個男性,他對“男人要努力”這句話,也可能有反感。為什么我作為一個男人,就必須更努力呢?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無意得罪任何一個讀者,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但如果我們面對生活現實,男人努力,他會有更好的機會,女人趁早,同樣也是如此。而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承受著更大的時間壓力,比如說,生孩子這種事情,就不能推到太晚。如果說上帝造物不公,這也是有點不公吧。但男性承受著更大的事業壓力,能不能說,這也是一種平衡呢?我不是生活導師,我沒有資格對年輕人提什么建議。如果一定要說,對男性,我想說,你沒有資格躺平。對女性,我想說,在該做什么的時候,就做什么。我不贊成男權主義,過去幾千年,男權對女性的壓抑,實在是太殘酷了,連黛玉、寶釵這樣的優雅女性,都被固定到了悲劇的人生。我也不希望女權主義在中國盛行。女權主義的定義,就是把男性當作潛在的博弈對象,否則,你對誰去宣示女權呢?這是造成兩性分裂的價值態度。日本、韓國,曾經有過女權主義盛行,兩性對抗,結果之一,就是結婚率特別是生育率下降。我們國家現在的生育率已經呈現明顯的大幅度下降趨勢,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對現在的年輕人也是種隱性的挑戰,對人類有序繁衍也沒有好處。在小說中,我通過主人公的選擇,主張了女性做母親的價值。也許是我有點傳統吧。但世俗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需要我們積極地投入其中,而不是對抗的生活狀態。由此,在《如何是好》的尾聲中我給許晶晶安排了一個相對如愿的結局,讓她憑借自己的努力在職場有了一席之地,也給她找到了一個不夠“上進”,但和她心意相通的愛人。在那些嚴酷的現實面前,或許能幫助年輕人從紛亂的現實中走出來,得到某種慰藉。也許,偶爾仰頭,看看星空,能讓我們找尋到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某種使命。
因為時代格局的不同,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的難處與尷尬。《如何是好》在某種程度上寄托了我對普通女性的理想,許晶晶在社會中遭遇了種種碾壓與誘惑,她最后還是沒有成為一個“憤青”,而是對生活、對世界、對周邊的人,都抱有善意、積極的人生態度,這也是我的小說想表達的一種價值態度。而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許晶晶就是那種懂得積蓄力量、等待機會的人。要說有光,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成功就是最美的光亮,哪怕這種成功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看,一本書總要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內涵。也許,正是這種微妙的生活態度浸染了《如何是好》的藝術張力,帶給我們更多的是凡俗生活中的不平凡的力量與思考。這與《滄浪之水》的時代命題有所不同,但他們的時代痛感是相同的,他們在人生道路上面臨選擇的矛盾與茫然、痛苦與糾結是相同的。《滄浪之水》中池大為的痛感表達是人格尊嚴與權力斡旋的思想斗爭,《如何是好》是社會底層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現實與尊嚴對抗的內心較量。他們的不同與相同都是時代環境中的生活醞釀。我想,用文學藝術地呈現出大時代中的“大命題”,體現對這個世界的“大悲憫”,是離不開痛感元素的。文學作品在表現痛感的時候,會更加具有生命的力度和思想的持久。所謂大境界、大格局,才會有“大文章”。比如《紅樓夢》《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等,幾乎所有的名著都存在著一種對社會的終極關懷,它們都以不同的表現方式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生活的痛感。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懷與使命感讓作品有了足夠的力量與光芒,這是時間與歷史的選擇。當然,現時代下,有些作品由于時代和社會的原因,也能獲得某些成功,但對這種成功,我們應該有著自己的判斷,保持清醒的認知,要堅信真正的藝術并不是一時的喧鬧與鼓噪,在歷史的長河中,時間永遠是公正的,經典的產生,屬于時間,屬于歷史。
在對時代的不同表達上,我已經寫了五部長篇。五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時代中的某些整體,也可以是極具個性的個體。我想,他們無論是沉淪還是奮進,都是有溫度的,是活著的。因為“他們”都是真實的存在,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每個人,就像小說中的人生如“我”,“我”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