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些久居北京的人或許不知道，在南五環外南海子濕地，棲息著我國特有的珍稀動物——麋鹿。

麋鹿的傳奇身世不遜于大熊貓。它是神話中姜子牙的“坐騎”，是“指鹿為馬”的主角，是赫赫有名的“四不像”。1865年，它以新物種被法國戴維神父發現后，以“戴維鹿”之名蜚聲世界。此后，英、法、德等國買通苑吏、明索暗購，一些麋鹿經長途舟車運至本國動物園展示。庚子國難中，麋鹿不堪人類獵殺和洪水、戰亂侵擾，在故土絕跡了。

萬幸，英國貝德福德公爵家族挽救了這一物種在海外最后的“香火”。1985年以來，在貝德福德公爵家族和中外專家學者的努力下，先后有38只麋鹿重回南海子；1986年，又有39只麋鹿遠渡重洋，從英國倫敦等地動物園移居江蘇大豐。回歸故鄉的麋鹿不斷開枝散葉，截至目前，我國麋鹿總數已超1.2萬只，其中野生數量達5000只。

身世沉浮

麋鹿是最容易被人搞混的動物之一。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鐘震宇說，“如果在網上搜麋鹿的圖片，其中有很多都是錯的。”

中國是世界上鹿的種類最豐富的國家。麋鹿與馬鹿、駝鹿、馴鹿同屬鹿科動物，進化史上的親緣關系比較近，外形又有相似之處，甚至在民間共有一個俗稱——“四不像”，盡管各有各的不像。

麋鹿的角似鹿非鹿，尾似驢非驢，蹄似牛非牛，臉似馬非馬。還有一說是，它的頸似駝非駝。鐘震宇解釋說，“這是適應濕地環境的結果。200多萬年前，麋鹿逐漸從原始鹿分化出來，離開森林，走向濕地。”

在濕地生存的鹿，進化出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頭和尾巴。雄麋鹿頭上長著一對分叉的角，分支向后，而一般的鹿角，分支向前。鐘震宇將其比作麋鹿開道的工具，“如果麋鹿的角分支向前，就像一對‘草叉子’，在蘆葦叢生的濕地會寸步難行。”麋鹿的尾巴是驅趕蚊蟲的“利器”，有六七十厘米長，在古代一度被作為文人雅士的“拂塵”。

如果不仔細觀察，很容易把麋鹿“看走眼”。這種既像又不像的動物，跟講究分門別類、條線清晰的科學，多少有點“八字不合”。況且，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古代對麋鹿的記載以博物觀察為主，沒有科學系統的分類。

清乾隆皇帝就曾“傻傻分不清”。1767年冬至，他閑來無事，想起《禮記·月令》中有“孟冬，麋角解”的記載。麋即麋鹿，雄性有角。而據他狩獵觀察，馬鹿、梅花鹿都是在夏天換角，怎么會有冬天換角的鹿？

怪哉！乾隆想不明白，于是派御前侍衛五福，前往城南二十里的皇家獵苑——南苑，也就是南海子，一探究竟。那里的鹿圈，圈養了一百多頭“麈”（音主），跟一般的鹿不太一樣，有沒有可能正在換角？

果不其然，五福很快撿了一只鹿角回來，并稟報說：“那里的‘麈’正在換角，有的一對角全掉了，有的只掉了一只角。”乾隆接過來一看，“爽然自失”。宋代學者司馬光在《名苑》中解釋說，“鹿之大者為麈”。他據此草下結論：看來古人是把麈和麋搞混了，“天下知識真是無窮無盡，事物就這樣不容易摸透啊！”

接著，乾隆信手一揮，寫了一篇《麋角解說》,命人刻在撿回的鹿角上，以記此事。之后，他還讓人按照自己最新“考證”結果，把清朝天文歷書中的“麋”改為“麈”。

乾隆改對了嗎？其實并沒有。麋鹿是目前發現極少會在冬至前后換角的鹿科動物，南海子圈養的確實是麋鹿。

據動物學家研究，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麋鹿在中國長江、黃河流域沼澤地帶，千百成群。隨著古代先民大量獵殺和氣候變遷，一千多年前麋鹿在野外基本絕跡。后代人很多沒見過，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就寫道：“今獵人多不分別，往往以麋為鹿。”清代以降，中華大地僅剩200多只麋鹿被圈養在南海子。

1865年，在北京傳教的法國阿爾芒·戴維神父（中文名為譚衛道）聽說，南海子里養著“四不像”的動物，相貌奇異。他聽后頗感好奇，會不會是在科學上尚未描述過的物種？

身穿傳教士長袍的戴維，也是一名博物學家。年輕時，他曾在意大利薩沃納學院擔任自然科學老師。他來中國前，法國皇家科學院的博物學家們，曾給他一張寫滿物種名稱的超長名錄。在這些博物學家眼中，中國是一個動植物寶庫，希望戴維能搜集一些新物種，無論是標本還是活物。

為此，戴維想去探明“四不像”真相。南海子是皇家獵苑，“內爬抓，外爬殺”。據說，他在南海子垣墻外徘徊幾天，一次偶然的機會，爬上一處墻頭，窺見了“四不像”，不由大吃一驚。直覺告訴他，這可能是鹿科中極為罕見的一個新種。

要鑒定是否是新種，首先需要搞到標本。戴維花了紋銀20兩，買通了守衛南海子的軍士，弄到兩張麋鹿皮及兩個頭骨。之后，他委托法國駐北京公使館的一名專員把標本帶回法國，送往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

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亨利·米勒-愛德華收到標本后，與巴黎大學自然科學系和科學院的研究員們一起進行了研究。經鑒定，這是世界上從未發現過的新鹿種，而且是鹿科動物中獨立的一個屬。

按照慣例，麋鹿就被命名為“戴維鹿”或“大衛鹿”，作為對科學發現者的紀念。除了麋鹿，戴維在中國期間，還首次科學發現了58種鳥類物種、100種昆蟲物種和63種哺乳動物物種，其中包括著名的大熊貓、金絲猴、中國娃娃魚等。這是后話。

戴維在中國發現麋鹿的消息一經傳出，在歐洲各國引起轟動。法國政府很快向清政府提出請求，渴望得到這種奇特的動物。英、德、日等國也對麋鹿趨之若鶩，明索暗購，從南海子弄走了幾十只麋鹿，經長途舟車漂洋過海送到本國喂養。

1896年，晚清欽差頭等大臣李鴻章出訪歐美時，在法國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動物園看到很多中國動物，其中麋鹿成群，鹿鳴呦呦，不像是產自歐洲。他上前一番詢問，發現那些麋鹿正是來自中國的皇家獵苑南苑，“不覺愀然矣”。

李鴻章或許難以預料，幾年后，麋鹿就在中國絕跡了。

海外遺孤

1902年，一位英國人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除了柏林動物園的一頭雄鹿和阿姆斯特丹的另一頭雄鹿，烏邦寺的麋鹿應該是這個物種在世界上最后的種群了。”

位于倫敦以北的烏邦寺，是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貴族之一——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宅邸，由英王亨利八世于1547年賞賜。18世紀時，烏邦寺被整修成一座景色秀麗的莊園，園內河湖環繞、綠樹成蔭，飼養著世界各地的珍稀動物。

寫日記的這位英國人，是十一世貝德福德公爵赫爾布蘭德。一次，他從為烏邦寺提供動物的哈根貝先生那里聽說，麋鹿在它們祖先繁衍生息的中國已經絕跡，只在歐洲的動物園里才能看見。

作為動物學家，赫爾布蘭德深知，當一個物種離開原野被圈養在各地動物園里、種群數量不成規模時，就意味著瀕臨滅絕。為了使麋鹿免遭滅絕之虞，他決定讓哈根貝將分散在歐洲各處的麋鹿全部購買。

從1894年到1901年，赫爾布蘭德分別從法國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柏林動物園等地購買了18只麋鹿，全部集中到烏邦寺喂養。由此，這些麋鹿成為這一物種在地球上僅存的“香火”。

赫爾布蘭德像保護風中殘燭那樣，精心護養著這群麋鹿。到1913年，烏邦寺已經有72只麋鹿。但戰火無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由于烏邦寺飼料匱乏，大約有一半麋鹿死于疾病和饑餓，“麋鹿的拯救行動幾乎毀于一旦”。

一戰結束后，1940年，哈斯廷繼承了父親赫爾布蘭德的爵位，成為十二世貝德福德公爵。“他也同樣熱愛自然，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空襲頻繁，他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烏邦寺的麋鹿們無法得到足夠的食物供給。”

幸運的是，烏邦寺的麋鹿挺了過來。戰爭讓哈斯廷意識到，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是危險的。從1944年開始，他將烏邦寺的麋鹿送往世界各地的動物園，以此降低麋鹿生存的風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麋鹿送回它們的故鄉——中國。

讓麋鹿回家，更是中國人的夙愿。

早在1918年，時任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今武漢大學前身）動物學教授的薛德焴，就在《博物學會雜志》上發表一篇《四不像之名稱及現狀》的文章。這是中國第一篇關于“四不像”麋鹿的學術研究論文。

論文中，薛德焴第一次向國人科學介紹了麋鹿及其多舛命途。麋鹿作為“國粹之一”，在歷史上分布甚廣，后來逐漸稀少成為皇室專有品，被圈養在南海子。清末以降，永定河屢屢泛濫，殃及下游南海子，致垣墻坍塌，麋鹿大竄。“亂民無知，搏而殺之，以膏其吻。”“內亂外患，相繼而起。而我國之四不像，亦竟與清室以俱亡。”

念茲在茲。薛德焴對流落海外的麋鹿發出了回家的呼喚：“熱心國粹之君子，曷赴歐洲，設法逆輸，使其再履舊土。揚我國特產之光華，并為東亞天地留一天然紀念品也可！”

而這聲呼喚，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回響。

1956年春，中英兩國互換代辦、確立“半外交關系”后，倫敦動物學會以“動物互贈”的方式，贈給北京動物園一份珍貴的禮物——4只麋鹿。中方回贈了揚子鱷、鯢魚、鴛鴦等珍稀動物。

顛沛流離半個多世紀，北京動物園對這4只重返故鄉的麋鹿寵愛有加。它們住著“大房子”，每天有人投喂，新鮮牧草管飽。但這對它們來說，也是致命的。其中2只雌麋鹿由于過于肥胖，抑或者是胎兒過大，“一共生過4胎，竟有2胎難產，沒有成活。”

麋鹿繁殖不過關，北京動物園的飼養員調整方案，減少精飼料，增加投喂點，讓麋鹿多動一動。幾年后，麋鹿數量卻不增反減，只剩下2只麋鹿：1958年生下的一只雌麋鹿和1956年送來僅存的一只雄麋鹿。

眼看重建麋鹿種群的希望就要落空，1973年，倫敦動物學會又送了2對麋鹿給北京動物園，希望它們能在故土繁衍生息。但情況并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接下來的幾年間，7胎中有2胎難產。

“北京動物園鹿圈面積并不算小，生活也不算差，但也跟歐洲各園的經驗一樣，麋鹿難產率高。”時任北京動物園主任的譚邦杰分析，麋鹿是生活在濕地的動物，動物園的環境只適于展覽，不適于繁殖。

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譚邦杰每每讀到《戴維日記》中的“戴維鹿”“四不像”時，心里總有種說不上來的滋味。好不容易盼來麋鹿回歸，重建種群卻屢屢受挫，譚邦杰心急如焚。

如果再這樣下去，絕種的危險將再一次纏繞麋鹿。

引回故鄉

1979年，譚邦杰給烏邦寺當時的主人塔維斯托克侯爵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得到侯爵的支持，將麋鹿成規模地重引入中國，恢復它們在中華大地上的野生狀態。他還在《光明日報》《大自然》等報刊上，連續發表文章呼吁此事。

物種重引入，就是把一個在原分布范圍內已經絕跡的野生物種，重新引入其原始棲息地，并恢復它們的野生狀態。這是自然保護事業中，保護瀕危物種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難度較大的方法。

譚邦杰的呼吁，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也正式聯系了塔維斯托克侯爵，表示中國政府重引入麋鹿的殷切期望。塔維斯托克侯爵欣然同意，他說：“對我和我們家族來說，能與中國合作，讓麋鹿重返故園，的確是件極為令人振奮的事。”

塔維斯托克侯爵決定贈送一批麋鹿給中國，幫助它們在故國故土重建種群。于是，他委托牛津大學動物學專家瑪雅·博伊德前往中國推進這一項目。

瑪雅·博伊德是斯洛伐克人。她的丈夫約翰是一位動物學家，也是塔維斯托克侯爵的摯友、哈佛大學同窗。當年，她在“學霸”丈夫的建議下，把麋鹿作為在牛津大學讀博的研究對象，一度搬進烏邦寺做學術研究，幾乎跑遍了世界上所有飼養這種動物的地方。

當得知自己將參與麋鹿重引入中國的項目時，瑪雅異常興奮。不久前，她陪時任中國衛生部部長的崔月犁參觀烏邦寺時，表示想去中國保存麋鹿化石的機構訪問交流，看看麋鹿在中國最后生活過的地方，并開玩笑說：“為了能得到中國的簽證，我可以到中國大使館科技參贊的辦公室里搭個帳篷，天天守在那里。”

中國政府的期望、侯爵的心愿和瑪雅的興趣，就這樣完美契合。1983年年底，瑪雅搭乘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先飛往香港，在香港停留十天后，飛抵北京。

這片充滿未知的土地，讓她有一種“完全不能控制的興奮”。她馬不停蹄地考察了北京、上海、江蘇等地，拜訪了譚邦杰、北京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王宗祎、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汪松和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曹克清等人。

瑪雅的摯友、合作伙伴多米尼克至今很難想象，“那時中國的經濟正在復蘇，大街上都是灰藍綠的工作服，一個金發碧眼、雷厲風行的外國人要融入這個國家絕對是件新鮮事。更別說，還是一個非常坦率、脾氣火暴、對政治沒有興趣，做事直截了當的外國人。”

讓麋鹿從英國回到中國，牽扯很多復雜的現實問題，諸如：這一項目由中國哪個部門牽頭，哪個單位負責，引回到哪里合適，經費來源，土地問題等。這對人生地不熟的瑪雅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

今年90歲的汪松記得，有一天，瑪雅到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找他，一臉愁容地說，烏邦寺麋鹿引回中國項目遇到了困難，有沒有哪個部門能推進？

汪松當時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執行委員，在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具有一定影響力。聽了瑪雅的難處，他想，“這么好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難，都應該極力促成。”

于是，他拿起電話，給復旦大學生物學系同窗、時任國家環境保護局（今國家生態環境部）副局長的金鑒明說明了情況。“他聽了之后非常感興趣，愿意推進。”汪松說，當晚，三人就在北京飯店咖啡廳見了面，“瑪雅和金鑒明談得很愉快，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汪松告訴記者，關于麋鹿回歸中國，他當時給瑪雅提了三條建議：“首先，這個項目由國家環境保護局牽頭；其次，麋鹿引回后，由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及北京自然博物館（今國家自然博物館）負責；最后，第一批麋鹿應落戶北京南海子。”

如今看來，汪松的這三條建議后來均成為現實。但鮮為人知的是，其中第三條建議，在當時成立的“麋鹿回歸中國項目組”中，引起了不小的爭論。

上世紀70年代，麋鹿專家曹克清曾根據考古遺址出土的麋鹿化石及亞化石，摸清了麋鹿在近萬年來的地理分布：北起遼寧省康平，南至海南島；西起陜西渭河流域，東至沿海平原。

曹克清認為，“麋鹿是一種喜愛溫暖濕潤、喜愛水域沼澤的南方獸類，也許在中國北亞熱帶，例如長江下游某平原地帶，選擇半自然或自然放養的地點是十分恰當的。”瑪雅和塔維斯托克侯爵，也有類似的想法。

但中外專家到長江三角洲地區踏勘后，發現這一想法不太可行。野放麋鹿至少需要上千公頃的土地，當時的長三角地區，自然環境好的地方剩余空間不多，空間多的地方又太偏僻，交通不便。

只能另選地方。一些專家又把目光聚焦在地大物博的東北地區。例如，遼寧遼陽金寶灣水庫附近，人煙稀少，水域廣闊。

汪松反對這一方案。“雖然東北和英國的緯度差不多，但英國四周都是海，屬于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溫暖濕潤。東北冬季氣溫太低，霜凍期比較長”。他說，“剛剛回來的麋鹿，搞到那么冷的地方，風險太大了。”

汪松和譚邦杰等，堅持把麋鹿落戶北京南海子。汪松認為，“南海子是麋鹿的歷史分布地、科學發現地、最后消失地，從哪兒來的還回哪兒，這是真正的回家。其次，北京研究機構云集，參與這一項目的官方機構和專家大多都在此地。再者，把麋鹿落戶北京更具科普意義，能喚醒人們對野生動物保護的意識。”

但現實問題是，南海子已非一百多年前的皇家獵苑了。

“明清時期，南海子是北京城最大的一片濕地，比皇城的面積還要大三倍，共有五個海子。清末，國庫虧空，清政府就把其中的閑曠地畝招佃墾荒，達官顯貴蜂擁而至，建起百余座地主莊園。民國，袁世凱又在這里建南苑機場，開辦南苑航空學校。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地域變成國營南郊農場，其中部分海子被改建成養魚池。”南海子文化研究學者張友才，年輕時曾在南郊農場上班，他告訴記者，“當時，北京市場上每4條淡水魚中，就有1條來自南海子。”

特別巧的是，三海子作為南海子中最大的海子，面積近千畝，一直還保留著湖沼荒澤的郊野風貌，蒲葦搖曳，綠柳成蔭。張友才笑著說，“好像早就知道麋鹿要回到這里似的。”他記得，當時南郊農場的領導對麋鹿回歸中國一事相當重視，專門開班子會商討，“把專家們相中的九百多畝地方無償貢獻出來了”。

1984年春，譚邦杰、瑪雅、汪松等十幾位專家來到三海子地區考察。彼時，海子湖畔春意正濃，草長鶯飛。譚邦杰回憶說：“看到城市化建設中的南郊地區，居然還有這樣一塊野景，真是令人感到喜出望外。”

幾經周折，“麋鹿回歸中國項目組”最終商討決定：首批麋鹿回歸中國后，落戶南海子。王宗祎代表項目組寫了一份可行性報告，并報請有關部門批準施行。瑪雅也給塔維斯托克侯爵拍了一份電報，匯報選址方案，“他表示完全同意”。

之后，塔維斯托克侯爵與“麋鹿回歸中國項目組”簽訂了一份麋鹿引進協議書，明確雙方應當遵守的承諾。北京市政府責成北京自然博物館、南郊農場等單位，組成北京麋鹿苑（今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心）籌建辦公室，緊鑼密鼓地展開準備工作。

次年春天，北京麋鹿苑工程開始動工。據譚邦杰回憶：“由于流經幾百畝海子的河水，先流經工廠和居民區，水質污染較嚴重。為了麋鹿的健康，只能讓河流改道，抽出全部湖水，挖掘湖底淤泥，打出幾口深水井，以地下水代替河水。由于工程量較大，原定在六月中旬可以完工，結果拖到八月初才完工。”

彼時，萬事俱備，只待麋鹿歸來。

故園添丁

從倫敦到北京有8000多公里，橫跨東西半球，麋鹿該如何回家？當時，中英雙方都認為，如果直接將麋鹿從倫敦直接空運到北京，路途遙遠，充滿未知。

經過反復商討，大家決定先將麋鹿通過英吉利海峽送到法國，然后通過法航的波音747運輸機空運到北京。到達北京后，再用卡車將麋鹿從機場送到南海子。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方案。

為確保運輸途中萬無一失，在麋鹿啟程前兩周，瑪雅先飛回倫敦，然后乘坐計劃運輸麋鹿的同一航線、同一航班，從巴黎飛回北京。在此期間，她悉心安排好專員在飛機經停時，為麋鹿提供清潔的飲用水。

運輸當天，塔維斯托克侯爵親自護送22只麋鹿，從英吉利海峽到巴黎，然后再送上飛機。接著，由他的長子安德魯（現在的十五世貝德福德公爵）與烏邦寺的首席飼養員比爾·阿普比、鹿類專家弗雷德·馬歇爾，全程護送麋鹿從巴黎飛往北京。

飛行過程中，大家擔心它們會“暈機”，時刻關注它們的狀態。令安德魯驚奇的是，“它們一直非常溫順地待在木箱里，整個飛行期間，這些麋鹿和其他乘客一樣，只是簡單的吃著干草、喝著水、臥下小憩。當飛機在北京著陸時，麋鹿的狀態看起來比我們的狀態更好。”

1985年8月24日，一架裝載著22只麋鹿的大型法國航空運輸機，飛抵首都國際機場。蒙蒙細雨中，裝著麋鹿的大木箱被吊車緩緩卸下，其中20只麋鹿被送往北京麋鹿苑，2只麋鹿被轉送上海動物園。

當大木箱被打開時，有兩只麋鹿跑上了飛機跑道，現場一陣驚慌。“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試圖抓住它們，但一開始并未成功，后來總算把它們全都安全的裝上了卡車，慢慢開往南海子。”瑪雅在《我在中國三十年》一書中如是寫道。

按照規定，外來的動物必須經過隔離后才能放養。因此，這20只麋鹿一到北京麋鹿苑，就被送進竹籬笆圍起來的隔離區，隔離了三個月。

11月11日，麋鹿出欄的日子終于到了。北京麋鹿苑為此精心準備了一場放鹿儀式。“消息很早就傳開了，我特意從南郊農場趕到現場觀看。”張友才記得，那一天，隔離區外站滿了人，有塔維斯托克侯爵，還有“麋鹿回歸中國項目組”眾多中外專家。

寒風凜冽中，隔離區的竹門被打開，大家不約而同地朝門的方向觀望。或許是麋鹿“近鄉情怯”，等了幾分鐘，除了北風的呼嘯，沒有任何動靜。瑪雅后來解釋說，“是因為圍欄里面比較暖和，麋鹿不愿意出來。”

幾名飼養員進入隔離區，溫柔地將它們趕了出來。雖然有些被動，但麋鹿們跑出來后，開始撒歡狂奔，噠噠噠的聲響，回蕩在南海子上空。站在籬笆門外的塔維斯托克侯爵激動地說：“我的曾祖父從20世紀初就開始致力于麋鹿的保護，能將他的保護事業延續至今并成功畫上一個階段性句號，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滿足。”

麋鹿苑的工作人員就像“新手爸媽”，看著萬里迢迢歸來的“孩子”開始擔心：養尊處優的麋鹿能不能安全過冬？會不會適應它們祖先棲息的地方？

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

北京的冬天，寒冷干燥。大家擔心麋鹿受凍，早早給它們搭建了幾處窩棚，以避風雪。但遺憾的是，沒有一只領情的。據北京麋鹿苑原主任張林源回憶，“無論刮風還是下雪，它們寧可挨凍也不進棚。”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大家才發現，麋鹿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已經擁有適應環境的生理機能和本領。它們為應對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嚴寒，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換毛。夏毛薄而稀疏，冬毛就像一件厚毛衣，再大的風也難吹透。

“不是麋鹿不知冷暖，而是我們當時不了解麋鹿罷了”。張林源意識到，“野生動物的研究和保護，一定要尊重它，尊重自然。我們一廂情愿地給它們創造條件，未必是一件好事。”

“新手爸媽”們讓麋鹿在散養區自由生長、自由戀愛。夏季，麋鹿開始進入發情期。威風凜凜的雄鹿給鹿角上掛滿長草，身上涂滿帶有自己糞尿的淤泥。鐘震宇解釋說，“這是它們在顯示自己的強壯，從而吸引更多的異性。”

按照自然法則，雄麋鹿在交配前，會展開一場激烈的角逐，強者為王。一旦當上麋鹿王，就有機會與雌麋鹿們交配，可謂“一夫多妻”之典型。而其他雄麋鹿只能打光棍，或者趁麋鹿王精力不足時，再次挑戰王位。

第一批回歸南海子的麋鹿，按照1∶3的性別比例，有5只雄麋鹿、15只雌麋鹿。其中一只體格健壯的雄麋鹿，被大家稱之為“135號”。135號正值壯年，實力雄厚，在繁殖季的角逐中，把其他4只雄麋鹿逐出鹿群，統治了整個雌鹿群并與之交配。

當年，15只雌麋鹿中，除一只因檢疫沒有被放出外，其余14只雌麋鹿全部受孕。經過長達10個月的孕期，1987年3月，第一批雌麋鹿開始分娩。

“在英國它們是三月份產仔，到了北京也是三月份產仔。”張林源估計，這批麋鹿還沒倒過來“時差”，“最早3月2日就開始產仔了，那時候北京還很冷，不時飄雪花，它們有的在夜間生、凌晨生。”

盡管“時差”沒倒過來，但第一批10只小麋鹿平安降生，為麋鹿苑增添了新的“居民”，也給麋鹿苑的工作人員打了一針興奮劑。從英國歸來的麋鹿適應了南海子濕地。畢竟，這里是它們的故園，是它們祖先棲息的地方。

1987年，烏邦寺又給北京麋鹿苑送了18只麋鹿。此外，1986年，國家林業部（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從英國倫敦7家動物園引進39只麋鹿，落戶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中國的麋鹿基礎種群開始壯大。

危機再起

1992年春的一天，張林源正在食堂吃午飯，一位飼養員風風火火地跑到來報告說：“不好了！散養區東側的柳樹下，躺著一只麋鹿，渾身哆嗦，站不起來。”

張林源聽后，趕緊放下碗筷，和獸醫一起帶上聽診器、氧氣發生器等簡單的醫療器械，一路跑向麋鹿散養區。那頭麋鹿正躺在樹下，頭貼著腹部，非常痛苦的樣子。大家湊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135號。

135號一直是大家眼中的英雄。它連續多年勇當麋鹿王，妻妾成群，兒孫滿堂，麋鹿苑中很多小麋鹿都是它的后代，可以說是“英雄爸爸”。而彼時的135號躺在地上，呼吸急促，看得大家很是著急。

獸醫蹲下來，小心翼翼地檢查。135號的肚子鼓脹，獸醫聽診后，初步判斷是消化系統問題，需要馬上做手術，隨即跑回去拿手術器械。但讓人心痛的是，還沒等獸醫回來，135號就停止了呼吸，永遠閉上了眼睛。

出于科學研究，麋鹿苑規定，每只麋鹿去世后都要進行解剖。解剖時，獸醫發現了殺死135號的罪魁禍首是一堆塑料袋。據張林源回憶，“各種顏色的塑料袋，約有2斤重。塑料袋阻礙了食物向下的通道，使食物長時間停留在胃里發酵，產生氣體，憋死了麋鹿。”

塑料袋怎么會跑到麋鹿的胃里？這得從南海子地區的變遷說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永定河上游斷水，南海子地區失去了水產養殖的條件，很多養魚場被迫關閉。與此同時，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在三海子以東的亦莊地區，建設得如火如荼，到處是塔吊林立的建設工地。

張友才告訴記者，由于沙子是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而南海子地區是古永定河由北往南沖積擺動幾千年留下的故道，地下積沙層厚達十幾米。由此，這里成為天然采沙場，一些建材商人紛紛在此承包沙坑，將一車車沙子銷往建筑工地。

不到幾年時間，麋鹿苑周邊，一個個養魚場迅速變成一個個大沙坑。麋鹿苑宛如一座孤島。

緊接著，大沙坑又被承包出去，用來消納建筑渣土和生活垃圾。距離麋鹿苑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兩個巨大的垃圾場。每次起風，各種顏色的垃圾袋像幽靈一樣飛舞在麋鹿苑的樹枝間、草地上、河面上。

麋鹿把塑料袋囫圇吞下，在胃中形成團，阻礙消化，輕則日漸消瘦，重則走向死亡。更嚴重的是，生態環境的惡化也引起了連鎖反應。

“水往低處流，愈挖愈深的沙坑使麋鹿苑中的地表水流失，從而使麋鹿賴以生存的濕地在短短幾年后就幾近干涸了。”張林源記得，當時，麋鹿幾乎完全靠人工補充飼料和飼草生活。

周圍遍地的垃圾，也嚴重污染了地下水。淺層的地下水已不能給麋鹿飲用，麋鹿苑為此打了一口300多米深的井，以解決麋鹿的飲水問題。盡管如此，麋鹿還是時常“鬧肚子”。1996年，麋鹿苑連續死亡多只麋鹿，樣本送到中國農業大學獸醫站化驗，結論是：它們喝了受污染的臟水。

麋鹿苑的工作人員，三番五次與當地交涉。當時的大興縣政府也下文，明令禁止在麋鹿苑外挖沙和在沙坑中回填垃圾。《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也紛紛對此進行連續報道，引起全社會關注。

然而，明目張膽的挖沙者依然存在。他們不僅反問：“如果不許挖沙，我們這些人的生活誰負責？”甚至上書北京市政府，要求麋鹿搬家。

“我們人類真的太霸道了。”1998年，郭耕調到北京麋鹿苑工作時，麋鹿的生存環境依然沒有改善。作為北京市政協常委、大興區政協副主席，每到北京市“兩會”期間，他就積極書寫提案，向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建議，對麋鹿苑周邊環境污染進行徹底治理。

他在提案中寫道：“如此獨特的瀕危動物，現在卻面臨著周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威脅。由于填埋垃圾、污染地下水和大量搭建臨時建筑物，使這里的自然環境正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有非常急迫的治理和制止的必要。”他干脆提議：“讓麋鹿先回英國躲躲吧。”

郭耕的提案連續寫了好幾年，相關專家也不斷奔走呼吁，最終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2007年，北京市啟動麋鹿苑恢復自然生態工程，將小紅門污水處理廠的再生水引入麋鹿苑；2009年，北京市以麋鹿苑為中心，在亦莊、舊宮、瀛海三鎮相交的三海子地區，建設、恢復1.2萬畝濕地，建設三海子郊野公園（今南海子郊野公園）……

從此，麋鹿苑再現碧波蕩漾、蘆葦叢生，鴻雁、蒼鷺、黑天鵝等野生動物也紛紛在此落戶，與麋鹿做伴。

放歸自然

幾經劫難后，麋鹿種群不斷壯大。但追根求源，都是清代南海子皇家獵苑麋鹿的海外遺孤——烏邦寺18只麋鹿的后代。

從保護生物學的觀點來看，如果種群高度近親繁殖，可能會使麋鹿產生嚴重的衰退現象。一旦外界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它們很難應對，最終走向滅亡。

為此，從1989年起，中外專家就開始對麋鹿的遷移地址進行研究，并為它們尋找最接近其原始棲息地的自然環境。對麋鹿來說，在地球上長期生存的唯一途徑就是回到荒野，自己去面對大自然的選擇。

湖北省環保廳和一些地方政府，為麋鹿提供了幾處選址，并積極邀請瑪雅、王宗祎、汪松等到長江中下游考察。《墨子》曰：“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遠古以來，在荊楚大地，“云夢澤”這個地方，麋鹿、大象和犀牛等野生動物遍地都是。

湖北石首是古云夢澤的一部分，中外專家來到這里，驚喜地發現，在長江新舊河道的夾角處，自然形成一片月牙狀的泛洪沼澤濕地——天鵝洲，洲灘縱橫，非常適合麋鹿生息繁衍。隨后，中外專家一行，對天鵝洲進行了可行性調查與研究，一致推薦湖北石首作為麋鹿自然保護區的選址，并向相關部門提交了一份可行性報告。

報告很快被批準。1991年，湖北省政府批準石首天鵝洲建立2.3萬畝的濕地麋鹿自然保護區。從1993年起，64只麋鹿先后分兩批從北京“坐著大解放”，來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天鵝洲濕地。

“一開始，它們并沒有自由放養在保護區，而是被圈養在圍欄里，適應了一段時間。”鐘震宇介紹說，直到1995年1月，64只麋鹿被完全散放在天鵝洲濕地。這是世界上第一批實現回歸自然、被野生放養的麋鹿。

起初，它們不敢踏出臨時圈舍的大門，直到夜深人靜，才“偷偷”進入保護區。當晚，天鵝洲下了一場十年不遇的大雪，白茫茫一片，麋鹿的食物全被白雪覆蓋。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十分憂心，又冷又餓它們承受得住嗎？

第二天，令人欣慰的一幕出現了——幾只麋鹿嗅到了“美味”，用蹄子刨開雪地，啃食雪下的枯草。這意味著，麋鹿的野性逐漸恢復，能自己在野外找食物了。

更讓人欣喜的是，次年，這群麋鹿就在野生狀態下順利產下世界上首批自然繁衍的10只小麋鹿。鐘震宇稱，“它們是一群可自我繁殖的麋鹿群，是當時世界上最接近野生的種群。”到1996年底，天鵝洲麋鹿自然保護區已有109只麋鹿。

天有不測風云。

1998年夏，長江流域普發大洪水。洪水一瀉千里，天鵝洲麋鹿自然保護區的圍欄被沖垮，昔日茂盛的水草、蘆葦也全部沒入水中，麋鹿失去家園，食物斷絕。

據天鵝洲麋鹿自然保護區高級工程師李鵬飛回憶，當時保護區內有一段200多米長的殘堤尚未被水淹沒，于是他和幾位同事駕駛著木船，將90多只麋鹿趕到這段殘堤上，并與解放軍官兵一道為它們運送草料，直到60多天后洪水退去。

除了被洪水圍困的麋鹿，數十只麋鹿慌亂中失散，泅水自保，“偷渡”到長江南岸。這些外逃者在距保護區不遠的三合垸和楊坡坦的蘆葦蕩中，安了新家，建立了兩個自然擴散的麋鹿種群。

隨著江水的漲落，它們沿著長江南岸走廊，翻越桃花山，抵達洞庭湖，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遷徙長廊。而洞庭湖的煙波浩渺也讓它們流連忘返，陸續在此繁衍生息，建立一支新的野生種群。

1998年，江蘇省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只麋鹿也走出圍欄回歸大自然。此后，2002年、2003年、2006年又進行了3次野生放養試驗，共計有53只麋鹿放歸自然，并成功自然繁殖。

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畔，也出現了麋鹿的身影。2013年，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與江西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局合作，成立鄱陽湖麋鹿重引入項目組，從北京輸出10只麋鹿至鄱陽湖，開展野外放歸前訓練。2018年，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再次輸出30只麋鹿，并于同年4月開展麋鹿野放活動。

前不久，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研究員程志斌，對鄱陽湖流域野生麋鹿進行調查監測時發現，8只麋鹿中有2只是今年新生的仔鹿。“這標志著北京野放至江西鄱陽湖的麋鹿，已經連續6年在當地產仔。”程志斌說。

截至目前，我國麋鹿總數已超12000只，其中野生數量超過5000只，分布于江蘇大豐、湖北石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陽湖和內蒙古大青山等地。

從零到萬，麋鹿在中國涅槃重生。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發布的《物種引進指南》認為，中國麋鹿重引入項目是全世界138個物種重引入項目中最成功的15個之一。

盡管如此，中國麋鹿種群的重建仍任重道遠。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主任白加德說，“未來，需要加強對麋鹿種群生態監測，建立麋鹿共享數據庫；采用技術手段增加遺傳多樣性，建立麋鹿種質資源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