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年末歲初的大興安嶺北坡，呵氣成霜，滴水成冰。當喧天的鞭炮聲和鑼鼓聲隨寒氣消散，老隊長作了簡短的致辭：“歡迎新兵入隊，從今天起，你們就是咱得耳布爾中隊的人了。你們要盡快樹立熱愛森警、以隊為家的思想，踏實、勤奮地干好本職工作。至于分配的地方，是‘俱樂部’，明天就出發。”

據說這個個子瘦小、平頭直發、目光炯炯的老隊長，是和日本鬼子拼過刺刀的老革命。平日里他一臉嚴肅，話很少，看隊部里幾個干部的表情，似乎對他心存敬畏。

“去俱樂部？”我奇怪得很，其他幾個新兵也面露疑惑。

新訓教育時，我了解到解放軍的連隊里有俱樂部，那是官兵們開展文體活動的場所。我們這幾個沒有多少文藝細胞的新兵去俱樂部干什么？盡管我有些疑惑，也沒敢跟領導問個究竟。不到二十歲、仍舊懵懵懂懂的我立馬給家里寫信，告訴父母我被分配到俱樂部了，馬上就要赴任。父母接到信，很是不解：這小子對吹拉彈唱一竅不通，怎么讓他去俱樂部了？是不是看他在新訓隊時寫黑板報，讓他去寫字了？討論半天，父母得出結論，不管咋說，去俱樂部肯定比去深山老林享福。

晚飯后，司機楊師傅推著平板車給我們送來一大堆“皮大哈”（寬大的羊皮毛蒙古袍）、氈嘎達和氈襪（羊毛氈子做的靴子和襪套）。他說：“你們幾個把氈嘎達和氈襪放在火墻子前烤一烤，明天吃完早飯就去俱樂部。”

“哎，俱樂部在哪兒啊？怎么還得穿皮大哈、氈嘎達？”我沒忍住，問道。

楊師傅說：“俱樂部離咱中隊最偏遠，路不好走，你們幾個可得做好挨凍的準備。”

為什么把俱樂部建在最偏遠的地方？我更疑惑了。

第二天早晨，確切地說，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早晨，吃過早飯，我們就準備出發了。老隊長親自到場，指導我們四個新兵的著裝：先在內衣外穿上絨衣絨褲，然后穿上棉衣棉褲，再穿上警服和軍用皮毛大衣，最后穿上大號的“皮大哈”，簡直成了一個臃腫的大麻袋包。還沒完——我們在襪子外套上氈襪，再穿上氈嘎達（由于氈嘎達的底子有些圓凸型，走起路來晃晃悠悠，像個醉酒的牧人），然后系緊軍用皮帽子的帽帶，把皮帽子上的護鼻套在帽子兩邊系好，外面罩上蒙古牧馬人在冬天戴的風雪帽。最后，把兩只戴著線手套的手塞到皮毛手套里。老隊長如送子出征的慈父一般指點著、監督著，確保一件行頭也不能少。他說：“別嫌穿戴得多，車開起來，你們就知道有多冷了。”

終于上車了。可我們自己哪兒爬得上那個高廂的汽車？都是被老兵連拉帶推弄上去的。

就這樣，敞篷的南京嘎斯汽車載著我們四個新兵和山上所需的物資出發了。在穿越得耳布爾唯一的街道時，我看到有人往機關單位的大門上張貼“慶祝元旦”的字幅，不禁怦然心動——這個注定要在史冊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年份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就要開始。對我來說，這次辭舊迎新也與以往不同，我不再是父母膝下那個懵懂的少年和知青點里那個散漫的學生，我已是一個穿著警服、抱著長槍、奔赴密林深處俱樂部的森林警察了。

汽車駛出街鎮后不遠，就看不到帶車轍的路影了，四野都是白雪。車速很慢，司機完全憑借經驗與感覺，在茫茫雪野上行進。有好幾次，汽車被雪窩子卡住了，我們四個新兵只得脫掉皮大哈，下來鏟雪推車。說實話，我們挺愿意鏟雪推車的，因為坐在車上實在是太冷了，不僅腿腳僵麻，皮毛手套也不管用，得把手揣進袖子里。那天沒有太陽，天陰沉沉的，車轉過幾個山彎，我就分不清東南西北了，只見林子越來越密，樹木越來越高大、越來越粗壯。

總共一百多公里的路，竟走了五個多小時，直到我在一個半山坡看見幾幢破舊的木刻楞房子——到了，這就是我們的俱樂部！汽車呼哧呼哧地停下了，我們四個新兵像翻麻袋包一樣由車上滾下來，再從地上爬起，定定神兒。四五個老兵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他們穿著綠棉襖，腰間還扎著麻繩（扎上麻繩，寒風鉆不進去），頭發都蓬散著，看樣子好久沒理發了，有的老兵臉上長了亂糟糟的胡須。我心里咯噔一下：俱樂部的老兵怎么會是這個樣子？

兩條狗圍著我們吼叫，不過那聲音不像是惡狗的狂吠，倒有點像見到久違家人時的喜悅與撒嬌。但我還是害怕，一邊搬東西，一邊躲避那兩條狗。一個老兵對我說：“別怕，它們看見穿警服的都不咬，是有人上來興奮了。”另一個老兵說：“是啊，老長時間沒上來人了。”

不到下午四點，天就全黑下來了。木刻楞屋子里點起四盞帶罩子的煤油燈，再加上那爐旺火，還有出來進去的山里人打扮的老兵，我突然感覺這很像《林海雪原》里的場景。

我對這個號稱“俱樂部”的新環境很好奇，借搬運安置物品的機會，將各個屋子掃視一番，并沒有看到與俱樂部有關的設施和器材。晚飯的時候，我還是問了一嘴：“咱們這兒既沒有吹拉彈唱的樂器，也沒有乒乓球臺，更沒有放映電影的設備，咋能叫‘俱樂部’呢？”

我的問題引來老兵們響脆的笑聲。小隊長說：“真是個新兵蛋子啊，你是把咱森警外站當成搞文體活動的俱樂部了。咱這外站準確地說叫‘吉落部’，”他用筷子蘸點酒，在飯桌上歪歪扭扭地把這幾個字寫出來，“是人們把它叫白了，成‘俱樂部’了。”

原來是這樣！如撥云見日，我豁然開朗。

“那‘吉落部’又是啥意思呢？”我繼續問。

小隊長皺皺眉頭，說：“我還真不知道這是俄語是蒙古語還是鄂溫克語或鄂倫春語，搞不懂是啥意思。”一串這語那語的，我聽后直發蒙。

另一個老兵說：“嗐，較這個真兒干啥？俱樂部就俱樂部唄，把咱們這么偏遠的老林子說成俱樂部，不也挺有意思的嗎？很多老鄉同學都以為我在森警俱樂部里放電影呢！”

后來我才得知，這片大興安嶺北坡的密林深處，早年是蒙古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的游牧、狩獵之地。也是那會兒，我在林區的防火地圖上看到我們的外站其實叫“吉勒布”。細細思量，無論是“吉勒布”還是“吉落部”，抑或“俱樂部”，都不算錯，只要音譯相近，寫成哪個漢字都可以。

一年多的時間，騎馬挎槍、巡山瞭望、撲打山火、林政管理，我熟悉了外站防區的所有山川、河流和溝岔，也不再糾結“俱樂部”“吉落部”“吉勒布”的含義到底是什么。畢竟我深深體會到它山重水復的偏遠，體會到它方圓百里無人煙的寂寞，體會到斷糧斷菜斷煙的艱難，體會到長期失聯的苦痛，體會到它對大興安嶺北坡護林防火的重要……

盡管我知道外站還有“吉落部”和“吉勒布”的寫法，但我和那個老兵一樣，在給家人、同學和戰友的信中，還是習慣寫成“俱樂部”；我對外也宣稱自己是在“俱樂部”里當兵的人。

并不是愛慕虛榮，而是我喜歡那種苦中有樂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