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香港
一部名為《世界的王蒙》的大書，正在編寫之中。年近九旬的王蒙先生，游歷過亞美歐非大洋諸洲的無數國家和地區，他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活動，包括其作品的被“接受”，是為《世界的王蒙》的內容。本書的主編知道我和王蒙先生有交往，給我一個記述“王蒙在香港”的任務。我遵命，乃通過資料查考、記憶搜索，“編修”了這篇當代文學交流史。
大學與作聯邀王蒙來訪
王蒙第一次在香港出現，應是1993年4月，香港嶺南學院（后稱嶺南大學）的梁錫華教授邀請他到該校講學。梁錫華當時是嶺南學院文學院院長，主持一個“學者來港訪學”的項目，應邀來港的除了王蒙，先后還有袁良駿、謝冕、古遠清等多人。趁著文學“大咖”又是文化部原部長的王蒙在港，香港作家聯會（下稱“作聯”）盛情設宴款待，并請他演講，暢談內地文壇的近況。此后王蒙來港次數之多，我只能以“屈指難算”來形容。
香港的文學文化社團，特別是作聯，舉辦大型活動包括若干周年慶祝集會時，王蒙都成為喜慶請帖對準發射的目標。根據《三十而立：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一書的記錄，截至2013年，王蒙在港參與作聯的種種活動，共有十次。其中2003年12月3日，金庸和王蒙對談《紅樓夢》，那次我不在場，不知道具體內容是什么，總覺得金、王如果談武俠小說的金輪法王之類，金庸可以現身說法，會比談《紅樓夢》的金玉良緣和王熙鳳更引人入勝。2013年4月16日，王蒙和白先勇對談“全球化下華文文學的地位”，如果王、白談的是《紅樓夢》，那就對了——兩位大小說家，又都是“紅迷”，光講林薛之爭和作者之辨，就夠舌燦蓮花了，從而使眾與會者覺得所付的餐費超值。
王、白對談時，王蒙建議海峽兩岸暨香港的作家和朋友，聯合推出一個具有權威性的華文文學獎；此外我記憶中的雋言警句不很多，原因是有另類的資訊，隱隱然成為那晚的獨家新聞，或可說是“緋聞”。先略為交代一些背景。2012年9月起，我在澳門大學任客座教授，與家人住在澳門；是年秋天，王蒙在澳門大學任駐校作家，我們共同的主人朱壽桐教授為客人安排了不少活動。我和王蒙早在1982年就認識，后來多次見面；在澳門，他和我們一家常常聚會，“混”得更熟了。一年后，“舊同事”喜相逢，不禁在觥籌交錯中見縫插針“閑話家常”起來，王蒙悄悄告訴內子一椿喜事：“最近我認識了一位女朋友，名叫單三婭，一見面就認為是她了。她曾是《光明日報》的資深記者。”這真確新聞以后有什么跟進的好消息，不用我來饒舌。
在香港“廊橋”互放光亮
說回“正史”該有的話題。王蒙在作聯，除了和金庸、白先勇的“白金級‘作秀’”之外，還與余光中、金耀基、鄭愁予、聶華苓、黃春明等多位中華作家學者先后同臺。作聯在歷任會長曾敏之、劉以鬯、潘耀明的努力下，成為各地華文作家學者的會面交流之地。香港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條長橋，中間一段是作聯的廊橋；鐵凝、王安憶、陳映真、戴小華、葛浩文（美國漢學家）等人，都在此文廊交匯，互放文學的光亮。
王蒙在香港的大學也有很多活動。1995年夏天，我到北京參加學術研討會，順便拜訪王先生。在“王府”（不在王府井大街），我參觀主人的藏書，包括一整個書櫥的王蒙作品集，其中王蒙小說的譯本占據兩格。王蒙早就是“世界人”了，柏林、紐約、牛津、劍橋等名城的名牌大學，他訪問過多所。香港的文化中西交匯，言談之間，他對香港的大學校園文化環境，頗為enjoy（“安在”）。我返回香港之后，便向校方推薦，邀請王蒙來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新亞書院訪問。
1996年春天，《春之聲》音韻飄揚，王蒙來了；他來講學，講他的小說，講文壇的近況。得知臺灣成功大學的馬森正在嶺南學院任客座教授，我把馬先生請到中大，與王先生對談。馬、王曾在同一所學校讀書，都是小說家，作品都有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同校且同行，如今一同論道，雖然兩岸的情況有異，可這次談文學，卻達成許多共識，自然使眾多聽講的師生有收獲滿滿之感。
春池水暖·《我的太陽》
王蒙“enjoyed”他在中大的校園生活，所居是巴金住過的大學賓館，所游是奧運標準的大學泳池。沒有安排活動的時候，他在賓館或暢快或踟躕地揮筆或敲鍵，寫他的長篇小說《躊躇的季節》，然后在校園散步。士林路和大學道兩旁，遍地是臺灣相思樹及其金黃的落英（在中大任教過十年的余光中，曾說這相思花季的情景有點虛幻，“虛幻如愛情故事的插圖”）。走到游泳池了，喜歡游泳的小說家大力一躍，春池水暖“王”先知。
王蒙酷愛游泳，酷愛學語言，酷愛唱歌。在中大任訪問學者期間，我又安排了“午餐聚談”一類的節目。一次，王蒙在新亞書院的云起軒述說新疆歲月，講自己如何學會維吾爾語，如何學唱維吾爾語的歌，并露了一“口”；同學們聽呆了，鼓掌了。王蒙喜歡《喀秋莎》《鴿子》《藍色的多瑙河》《我的太陽》等歌曲，同學們聽完維吾爾語的歌，要“安歌”，于是再來一曲《我的太陽》。我的音樂天分低，音域高不成低不就，但眾情難卻，于是高高興興地和王蒙唱起《我（們）的太陽》來。王蒙懂多種外語，那次他唱的是“啊，多么輝煌，那燦爛的陽光……”還是“Che bella cosa e’na jurnata’e sole……”，現在不記得了。
二十世紀末，因大學、作聯的邀請，王蒙經常來港；自二十一世紀伊始，他更經常以決審評判的身份，來港參加“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相關會議。會議多附設講座，王蒙與其他評判如余光中、白先勇、齊邦媛、金圣華又大“作”起文學之“秀”來。王蒙與香港、臺灣作家學者“同事”的機會極多，又如2002年我為香港新亞洲出版社編一套“中國語文系列”，榮幸邀得王蒙、白先勇、余光中、金庸、金耀基、夏志清六位先生為顧問，王蒙且在2002年3月于出版社主辦的講座上以“欣賞文學作品，提高語文能力”為題演講，嘉惠眾多中小學教師。
“禮尚往來”·在港“前傳”
香港旅游發展局一度以“香港：動感之都”作為對外宣介的標語，王蒙近三十年來游歷香港，活“動”甚多，“感”懷之事一定不少。他游歷紐約、倫敦、柏林等城市后都有文為記，但似乎沒有以香港為題寫過文章，不過他自有“禮尚往來”之道：2002年4月，王蒙獲聘中國海洋大學（下稱“海大”）教授、顧問，并出任該校文學院院長。王院長上任后大有作為，很能開辟新氣象，其一作為，是邀請作家學者到海大短期授課或講學，其中就包括余光中、白先勇、葉嘉瑩、金圣華和我。在海大的兩個多月，人文與自然，我和陳婕“安在”（enjoy）舒暢；后來讀到王院長“黃維樑縱橫馳騁，思緒如電”的美評（見《九命七羊》），雖然面紅耳赤，實在不亦快哉！
當年電影《星球大戰》轟動放映之后，又推出了《星球大戰·前傳》。“王蒙在香港”這個題目，以上略作傳記，在這里尚可補充一段“前傳”。百多年來，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發展，得力于不同時期、不同地方來港的內地作家學者。早在1980年，王蒙的作品就來港了：在香港編印、名為《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及其續編這兩本書，先后轉載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和《布禮》；編者贊揚前者有“深度”、有“哲理”，認為后者的“敘述方式和結構特點是和它所表現的是非顛倒、人妖混淆、時局氣候瞬息萬變的社會現實相一致的”。1988年面世、由我主編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第一集）》，則納入他的《夜的眼》；在編者的話中，我對此篇的社會批評和委婉筆法加以稱許。
做生意的人求發財發達，8與“發”的讀音接近，香港的粵人最喜歡8。1988年正是王蒙作品的“大發”之年：《夜的眼》發亮之外，《活動變人形》因為天地圖書公司的出版而“活動”于香港文壇。此后，天地圖書公司相繼出版王蒙的《堅硬的稀粥》《〈紅樓夢〉啟示錄》等，香港三聯書店也與王蒙結緣，出版這位大作家的多部著作。潘耀明2000年和2008年主編的兩套文叢，都包含王蒙的作品專集。不僅是書源源推出，文章也在《明報月刊》等雜志源源見刊；王蒙在香港發表作品，到了“發達”的程度。
同文同種的交流最為達意暢意
我在香港教書，開過“當代文學”的課程；小說方面，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一定會講授。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香港來了個“永不言老”的作家——2019年，有內地著名出版社的編輯稱王蒙是一個“可以開拓出新領域的青年作者”。“王蒙在香港”還有很多話可說、有很多事可記，這里只能打住。要言之，在王蒙的交流活動和作品傳播方面，香港對他有重要的意義；比起歐美，這里的交流由于同文同種，最為同心通心會心，最能達意暢意（真稱得上“三心二意”）。香港這座“廊橋”，對海峽兩岸暨香港的作家學者之化冰和“通郵”，很有貢獻。
“世界的王蒙”中，王蒙的世界宏大；地理上細小的香港，在王蒙的人文世界中，我認為應是有點耀眼的東方之珠、中華之珠。當然，王蒙每次來港，也都為香港的文壇學府增益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