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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數年前，散文家吳佳駿意外地讀到張中行先生的評論《詩人南星》，從此這個有些陌生的名字走進了他的閱讀與寫作。幾年間，吳佳駿遍尋南星作品，對這位頗負盛名卻為現代文學史所遺落的詩人、散文家、翻譯家細致發掘。最終，這本《寂寞的靈魂》終于問世，完整收錄《蠹魚集》《松堂集》《甘雨胡同六號》《石像辭》《離失集》《月圓集》《山靈集》《三月·四月·五月》等南星先生全部原創詩文結集，囊括了作者各個時期作品中的經典篇目，一并增補了南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的部分集外散文和評論。這位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在今天我們久別重逢。經作者授權，我們特發布《寂寞的靈魂》一書后記，吳佳駿文章《尋找南星》，以饗讀者。

《寂寞的靈魂：南星作品全集》，南星 著，吳佳駿 編，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

尋找南星

〇吳佳駿

數年前，一個微雨沾衣的薄暮，不知何故，我的心中老感覺被一團愁思淤塞著。為遣懷，索性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胡亂地翻看起來。書名《紅樓舊影》，作者張中行。誰曾想，書剛打開，我的目光就被其中一篇文章給吸引住了，此文標題叫《詩人南星》。那時，我并不知曉南星是誰，但依據張中行先生的生動描述，使我頓時喜歡上他筆下這位充滿了“書呆子氣”和“孩子氣”的人。

張中行先生在文中講到一件趣事，說南星有次搬了新居，屋內缺少用具，問他怎么辦。于是，張中行先生只好陪他去宣武門內的舊木器鋪置辦家具，結果南星毫無主見，全憑張中行先生建議該買哪些必備用品，南星只在旁側點頭說：“是是是，對呀！”只有一次，他表示了意見，是先在一家看了一張床，轉到另一家又看了一張床，問過價錢之后，南星忽然問店主：“你這張床比那一家好得多，要價反而少，這是為什么？”問得店主一愣，十分詫異。那個時候，舊貨都是不言二價的，這樣一問，買賣自然難以成交。離開之后，張中行毫不客氣地告訴南星，不該當著老板的面贊美它的床物美價廉。南星一聽，才自怨自艾地說：“我就是糊涂，以后決不再說話。”讀到這段文字，我不禁莞爾，覺得這個老頭子真是太可愛了。

隨后，張中行先生以發自肺腑之言，夸贊南星不僅詩和散文寫得好，翻譯也厲害，說他的文筆詞句清麗，情致纏綿，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幾道；譯筆卻婉約流利，如其翻譯的《吉辛隨筆》《呼嘯山莊》，他都愛讀。而且，張中行先生還借張華對陸機的評價來評價南星，說他要么是患才多，要么是患詩情太多，以致于世情太少，在文學上應該建樹的竟沒有建樹，至少是沒有建樹到應該有的高度。張中行先生說：“我常常想到他，但不敢自信能夠完全理解他。有些人慣于從表面看他，沖動，孩氣，近于不達時務。其實，南星之為南星，也許正在于此。我個人生于世俗，不脫世俗，雖然也有些幻想，知道詩情琴韻之價值，但是等于坐井中而夢想天上，實在是望道而未之見。南星則不然，而是生于世俗，不粘著于世俗，不只用筆寫詩，而且用生活寫詩，換句話說，是經常生活在詩境中。”

讀罷此文，我掩卷沉思良久，心中的愁云似乎也淡了些。

當天夜里，我便上網搜索南星的作品，想一睹風采。可惜網上幾乎沒有，只零星找到他的幾首詩作和幾篇散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來客》，寫黑夜里的小蟲子對一個寂寞靈魂的造訪。短短千余字短文，無論語感和才情，還是格調和意境，都堪稱上乘。

那晚之后，我一直惦念著南星這個名字，也被他那幾篇短文佳構所折服。我思忖著，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南星作品來拜讀，但他的作品委實太難找了。我曾問過幾位供職高校的中文系教授，熟不熟悉南星這位作家，他們都說不甚了解。只有其中一位，說南星好像是淪陷區作家，至于他的作品，卻從未讀過。我只好四處搜索資料，方才知道南星是張中行先生在北大求學時的同窗，還跟辛笛、金克木等先生交往過密。按圖索驥，我進一步知道南星生于1910年，卒于1996年。原名杜文成，曾用筆名林棲，河北懷柔人，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孔德學校、貴州大學，1950年執教于國際關系學院英語系。著有散文集《蠹魚集》《松堂集》《甘雨胡同六號》；詩集《石像辭》《離失集》《三月·四月·五月》《春怨集》；譯著有《一知半解》（溫源寧著）《清流傳》（辜鴻銘著）《尼古拉斯·尼克爾貝》（狄更斯著，合譯）。

搞清楚南星的基本情況后，我多少生出幾分喜悅，以為按照其簡介中羅列的書目，便可逐一查尋。誰料，南星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在他逝世后幾無再版。而他已出的原版書籍，若不是已被圖書館收藏，也已被打入資料室的暗閣了。我的心不免惆悵起來，從此尋找南星書籍的信心也隨之減弱，但仍會時不時地將在網上搜索到的那幾篇南星寫的散文調出來品讀，享受一種難得的閱讀之美。

很長一段時間過去，就在我都淡忘了還要繼續去尋找南星書籍這件事的時候，一次我在電話里跟林賢治老師聊文學，他無意中提到一本書，說那本書寫得好，書名叫《甘雨胡同六號》，建議我也去找來讀讀。我心里一驚，問他是不是南星寫的那本《甘雨胡同六號》，林老師說沒錯。掛斷電話，我立刻去網上搜索，結果發現海豚出版社在2010年8月再版了此書，由陳子善先生編選。我賡即下單，網購了一本。展讀之下，竟是那樣的愛不釋手。這冊只有一百余頁的小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越讀越明白什么才是好散文。于是乎，我尋找南星書籍的激情再度爆發。

我首先聯系上陳子善先生，希望能從他那里獲得關于南星的更多信息，但陳子善先生告訴我，他當時也只是受邀參與了海豚出版社策劃的“海豚書館”這個項目，編選了南星這本散文小集，還增補了南星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的一些集外散文和評論。至于南星其他著作，他手里也沒有。后來我查資料，發現藏書家姜德明先生也寫過三篇關于南星及其著作的文章。我又趕緊聯系上姜德明先生，他告訴我，說自己確曾有過南星的幾本著作，但因家中藏書太多，恐一時難以找到。而且，他的許多藏書，都移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了。

那段時日，我都沉浸在尋找南星書籍的狀態中。我按姜德明先生提供的線索，委托當時還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供職的青年學者宋嵩，請他代勞檢索一下館藏，看是否有南星的著作。在他的幫助下，竟檢索到一本《蠹魚集》，署名林棲。一周之后，他便將此書的掃描件傳給了我。或許是機緣所致，這之后不久，我又在一家舊書店見到了南星的散文集《松堂集》。書已殘破不堪，店主標售價卻要上萬元，令人乍舌。后經我與書店老板反復磋商，仍付出不菲的價錢，對方才同意用手機將全書內容拍照予我。

許多事情都是這樣，不順則諸事不順，一順則諸事皆順。又一日，我竟然從另一位書店老板手中購得南星的詩集《石像辭》和《離失集》影印本，以及另一本詩集《三月·四月·五月》的原發刊物掃描件，包括作者未收入任何集子的數篇散文和數首詩作，這讓我喜出望外。至此，除南星的集句詩集《春怨集》和翻譯作品外，他的原創詩作和散文，我都收集齊全了。

翻閱、檢視之下，我萌生了一個想法，干脆將我收集到的南星著作，加上再版的《甘雨胡同六號》一起，合編成一本書，專供自己閱讀和珍藏。我是一個雷厲風行之人。大概有半年時間，我停止了自己的創作，每天入夜之后，都安靜而專注地坐在書桌前，將南星的著作逐字逐句地錄入電腦，進行編校。待編校完畢，又特請我一個開印刷廠的朋友裝訂了數冊。拿到書的當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比自己出版了書籍還要感到欣慰。

第二天，我給林賢治老師打電話，告知此事，還快遞了一本書給他。林老師收到南星的書并翻閱后，也給我打來電話，他說：“像南星這樣優秀的散文作家，卻鮮有人提及，真是被埋沒了。”我們在電話中交流了許久，聊到最后，林老師說：“不如將你編訂的這本南星詩文集想辦法公開出版了吧。”我說：“倘若能公開出版，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我知道林老師從不信口開河，他的口中沒有戲言。俄頃，林老師說：“那不妨先在花城出版社申報選題試試。”

事情商定之后，我將南星的詩文集重新進行了編訂，增加了一個附錄部分，收入數篇他人寫南星的文章，以增進讀者對南星其人其文的了解。同時，我還特意將張中行先生寫的那篇《詩人南星》當作序言，以使讀者能夠從中體察到一個“隱士文人”的內心情愫和人格魅力。

林賢治老師是個文學眼光獨到的人，做事嚴謹務實，且心懷公心。他收到我編訂的書稿后，隨即囑托同事鄒蔚昀女士擔任該書責編，負責選題申報及相關事宜。沒過多久，選題即獲通過。我得知消息后，很替南星先生感到高興，也期待著他的這本詩文集能夠早日問世。

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近年來，出版社對作家作品的版權要求甚嚴，社里希望我能聯系到南星的后人授權，否則，該書將很難出版。我一下子懵了，人海茫茫，該到何處去尋找南星的后人呢？但事情做到這一步，我不想就此放棄，只能迎難而上，利用各種渠道打聽南星后人的下落。我最先想到的，仍是找陳子善先生，問他是如何處理《甘雨胡同六號》一書的版權問題。可陳老師告之我，當時是出版社統一代理的版權，具體情況他不得而知。我又按照《甘雨胡同六號》版權頁上標注的信息，向出版社去電聯系該書責編，可出版社告訴我該書責編早已離職，且該書出版將近十年，他們也不清楚當年的操作情況。繼而，我又聯系到中國作協創聯部，看他們可否提供有效信息，但對南星那個時期的作家資料，他們表示無力查尋。我左思右想，腦海里突然跳出另一個人來——已故詩人辛笛的女兒王圣思。因我在查尋南星資料時，曾讀到一篇文章《情系甘雨胡同六號》（此文原載《收獲》2009年2期），作者在文中回顧了南星當年與辛迪的交往，以及書信往來。“甘雨胡同”即是辛笛和南星過去居住的地方，南星以此作為書名，想必也是對那段生活和友情的紀念。想到這，我當即跟《收獲》雜志副主編王彪先生聯系，請他提供王圣思女士的電話。可王彪先生告知我，當年責編王圣思文章的編輯已退休，他替我問過這個責編，也沒有保留王圣思的電話。但可喜的是，這位責編提供了《收獲》雜志老主編靳以的女兒章潔思的電話，說王圣思跟章潔思的關系密切，讓我去找她。通過章潔思女士，我終于聯系上了王圣思，可她說雖然南星跟她父親私交甚篤，但她本人并不知道南星后人的去處。不過，王圣思女士對我編訂南星的書籍非常支持，還提供給我一些辛笛和南星之間頗有文獻價值的資料，這也算是意外的收獲吧。

一晃兩年過去。在此期間，我雖從未動搖尋找南星后人的決心，但也曾幾度灰心，覺得要找到這個毫無線索的授權人，猶如大海撈針。好在林賢治老師多次給我打氣，讓我堅持找尋，切莫泄氣，再多想想辦法。2020年春，我得知專門從事現當代詩歌研究的學者，現供職于四川大學的劉福春先生，曾跟南星生前有過書信往來，便輾轉找到他問詢南星后人的情況，可劉福春先生也說對南星的后人毫不知情。后來，記不清是誰告訴我，讓我聯系下“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說他們可以代理版權。待我跟他們聯系上后，他們表示的確可以代理版權之事，并傳給我一份表格，讓按要求填好后傳給他們。我將表格轉給責編鄒蔚昀女士，由她填表后回返。但遺憾的是，由于他們代收的作者稿費標準和代理費用偏高，出版社無力承擔，此事只好作罷。

歷經種種艱難曲折后，我揣測南星的詩文集怕是再難出版了。在這個世界上，好作家和好文章都終歸是寂寞的。好在南星生前本就是一個不喜熱鬧的作家，晚年更是隱居鄉野，遠離文壇，以致于有編輯找他約稿，他一律婉拒說：“我已經久不問文事了。”我想，跟南星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才華未必如他，卻早已是著作等身，書籍一版再版，標榜者盈門，被后人追星般熱捧，唯獨南星的書籍卻寂寂無名，連知道的人都很少，真是生亦寂寞，死亦寂寞。這對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說，是不公平的。

2021年新春剛過，一天子夜，我又獨坐書房，捧起自印的南星書籍來賞讀，心中頗多不安。我是多么期望他的這本詩文集能夠面世，以此來紀念一個被文學史家所遺漏，和被勢利的文壇所遺忘的優秀作家。翌日上午，我抱著孤注一擲的心態，再次致電海豚出版社總編室，懇請他們將《甘雨胡同六號》一書的再版合同找出來，看看上面的授權人是誰。接聽我電話的是一位名叫朱敬利的女士，我很慶幸遇到她。她聽我說明意圖，再加上我的誠心，答應去跟社長匯報此事，讓我等待消息。一個禮拜之后，我復又致電朱敬利女士，不料她竟征得社長同意，找出了那份合同。合同上的授權人名叫杜若京，我心中一亮，預感此人定是南星的后人無疑，因為南星的原名叫杜文成。按照朱敬利女士提供給我的座機號，我迫不及待地撥打電話，渴望順利聯系上杜若京。可此電話一直打不進去，任何時候撥打都是一片盲音。我的心情再次變得低沉。由于這份合同簽署多年，誰也不清楚杜若京現今的情況，是換了新電話號碼，還是別有原因？好在朱敬利女士心善，還告訴了我合同上留的杜若京住址，我反復琢磨，決定委托在作家出版社供職的青年作家朋友周李立，冒昧請她按照住址驅車上門拜訪。此行為雖然唐突，但實屬無奈之舉。要是這樣仍找不到杜若京，那此事我就徹底無望了。

幸運的是，李立前去敲門，開門的正是杜若京先生本人，他是南星的第五個孩子。李立倍感欣喜，當即撥通我的電話，讓我在手機里跟杜若京先生通了話。我沒想到杜老先生是個古道熱腸之人，他為我替南星所做的一切，深表謝忱。幾天之后，杜若京先生便寄來了出版南星著作的授權書，還附帶捎來幾十張南星不同時期的生活照片，以及他從南星日記本上謄抄的幾十首未曾公開發表的舊體詩。

我收到授權書當日，便將此喜訊告知了林賢治老師，他甚是感動。林老師說：“你編了一本好書，也做了一件好事，這是在拯救一個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可我知道，當初若不是他主動提出公開出版此書，也不會有我的最終堅持。我原以為，只要拿到授權書，就可以順利出書了。可世事多變，因此前通過的選題逾期太久，按規定，需重新申報選題。或許是南星已離世，幾乎被世人所忘，在選題會上，有人憂心出版一個如此冷寂的作家著作，是否會有讀者，因而提出異議。在出版業普遍不景氣的當下，有此顧慮，實屬正常。會后，林老師親自去找社領導溝通，講述出版南星詩文集的意義。社領導深表認同，隨即決定出版。林老師打來電話，不僅將此事告知我，還說：“無論是南星詩文的美學價值，還是南星的人格操守，都是稀有的。身為出版人，理應有責任和道義出版這樣的作品。”更是讓我感動不已。

在此期間，又因責編鄒蔚昀女士離職，書稿只得交給另一位編輯張旬接手。好在，雖歷經重重困難，《寂寞的靈魂——南星作品全集》到底還是跟讀者朋友們見面了，為此，我的心可以無愧了。

感謝為此書的出版給予過幫助的所有人，是我們共同的努力，才使這位現代作家的好詩文得以重現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