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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1】二〇二三年，《吶喊》出版一百周年。加上《彷徨》，兩部小說集的作品數量二十五篇，字數不超過二十萬。但它們創造了一個深廣的世界，具有無盡的開掘價值。無論從哪一個小的角度切入，都可以看到一個廣大的世界。錢，或許不算是通常所認為的魯迅小說里的重要話題吧，可是，如果專注于這一點進入，會發現，其實，錢幾乎是魯迅小說里一個無處不在的意象。

【題記2】若要拉開架勢寫成一篇論文，可能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想就此作終結式的定論，只是想提出這個話題，或者，強化展開話題的必要性。也想以此表達對《吶喊》出版一百周年的紀念。

【札記1】《吶喊》《彷徨》里寫到錢的有哪幾篇？

《吶喊》：《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端午節》《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

也就是說，沒有直接寫到錢的，可能只有宣言書式的第一篇《狂人日記》了。

故而綜論《吶喊》，錢不應該是重要視點嗎？

《彷徨》：《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肥皂》《孤獨者》《傷逝》《弟兄》《離婚》。

沒有直接寫到錢的，也不過《長明燈》《示眾》兩篇。

也就是說，《吶喊》《彷徨》總共二十五篇里，寫到錢的超過了二十篇。占比之大，至少是我本人之前沒有想到的。

【札記2】當然，雖然寫到錢是魯迅多篇小說里的特點，但作用以及比例，在小說敘事上發揮的職能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必須在統計的基礎上進行分類評析。

【正論1】錢穿綴起了《孔乙己》全篇。

《孔乙己》是魯迅個人在藝術上最為看重的作品。不足三千字的篇幅，不但寫出了“苦人的涼薄”，而且在手法上具有魯迅自己或許都難以復制的高度。就敘事角度看，通常認為，酒店里的小伙計“我”，貫穿全篇，是小說的敘事人，也是唯一的敘事視角。孔乙己的遭遇，也是通過他的眼睛來截取的。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今天特別想強調，與小伙計并行的，還有一個穿綴物，這就是錢。而且錢在小說里所發揮的作用，與孔乙己本人命運的關聯，對孔乙己性格外化的烘托，必須給予特別關注。

小說的開篇，小伙計還沒有出現，在其“畫外音”的敘述中，錢就是聚集點。本段的全文如下：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柜臺，柜里面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柜外站著，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這一段里，與其說是描寫咸亨酒店的格局，不如說是將一個小店分出了兩個世界。而造成這種二重世界隔膜的，不是格局的分割，而是花錢的多少。其中有四處寫到了錢，而且分別以金錢的單位描述為前提：“四文”“十文”“一文”“十幾文”。

將社會階層嚴格區別開來的，是咸亨酒店的里外格局的空間分割，是長衫主顧和短衣幫的差異，說到底，是有沒有能力“出到十幾文”的經濟實力的硬道理使然。孔乙己的窘迫在于，從文化上，他有資格穿起一件證明身份的長衫，他也有這個自我要求。然而，從經濟地位上，他連短衣幫的實力都達不到。因為，即使是四文錢的一碗酒，他也要靠偷書獲得，而且還經常賒賬。如果抽去錢的存在，這一段的狀態描寫在效果上就相去甚遠。

在接下來的幾段描寫中，雖然沒有直接寫到錢，但酒店里各色人等圍繞孔乙己展開的話題，無一不直指孔乙己沒有酒錢的窘境。而小伙計，又以畫外音的方式對這一習以為常的場景作了自己獨立的、反向的評價：

“但他在我們店里，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的人品之好，恰恰體現在他的信用上。而這信用，就在于他會不擇手段地弄到酒錢，保持自己喝酒的資格，保全自己的“名節”。

如果說小說的前半部分是空間敘事，聚焦于咸亨酒店發生的故事，那么小說的后半部分則是時間敘事。在不足千字的后半部分中，時序從中秋到冬天，到年關，到次年端午，再到中秋，再到年關，孔乙己在這期間只閃現了一次。而惦記孔乙己的人主要是兩個人，一個是小說的敘述者“我”，另一個是酒店的掌柜。但掌柜惦記的，不是孔乙己這個人，而是錢。“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這句話從掌柜的口里說了四遍。

從小說開篇到收束，錢是貫穿全篇的穿綴物，是最不能離開的意象，錢也是制約孔乙己命運的撒手锏。

【正論2】錢以精確的數字存在于小說當中。

在《孔乙己》里，錢是貫穿式的存在，而且，錢在小說里以精確的數字存在，而非是模糊地、大概地提及一下。

首先，我們看小說里暗指的價格變化。“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以一九一八年往前推二十年，則是一八九八年，按照“二十多年”的說法，取其中，即二十五年，則是一八九三年，魯迅生于一八八一年，一八九三年正值十二歲，與小說里所敘述的“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里當伙計”，正好吻合。這二十年可說的變化很多，對喝酒的人來說，就是酒價翻了一倍半。

其次，我們再來看小說里嚴絲合縫的價格表述。開篇講了，孔乙己出入酒店的年代，一碗酒需要四個錢，一碟茴香豆需要一個錢。當孔乙己出場時，直接地、自信地、準確地“對柜里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由于開始時已經講清楚了計價單位，這里的描寫就屬于精算。孔乙己的自信滿滿也從這“精確制導”表達中盡顯。而且他說出這句話，還是穿越過周圍對他偷書被打的嘲笑置之不理而出的，因為可以“排出九文大錢”，所以不在乎周圍的取笑。

當孔乙己時隔很久又出現在咸亨酒店時，只聽得他說出了“溫一碗酒”的訴求，接著，“他從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里”，孔乙己是早已自己算好、湊足了才上酒店來的。同時我們也不難換算出，掌柜一直強調的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應該是四碗酒加三碟茴香豆的價錢。

《孔乙己》里有著精確的數學計算，而且這些計算又指向了孔乙己的處境，使之成為一種必要的、必需的文學表達。

【正論3】精確的描述不僅在《孔乙己》里才有。

沿著《孔乙己》布下的數學格局看下去，會發現，魯迅小說里還有過類似的描寫。比如《風波》：前一天被打破的碗需要進城補釘，七斤回家后向九斤老太匯報，也是報賬。“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而且也像《孔乙己》一樣，暗示了即使小如補釘，價格也在飛漲。“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么？’”

【正論4】更多的例證。

繼續沿著上述解析閱讀魯迅小說，會發現，魯迅不但時常會寫到錢，而且常常會給出精確的數字，這既是故事所需的描寫，也為后來的讀者留下了了解當時物價的社會學痕跡。比如《祝福》，祥林嫂來到魯四老爺家做工，試工三天后就定下了使用以及工錢：“每月工錢五百文。” 然而，沒有多久，祥林嫂就被婆家的人帶走了。他在魯四老爺家干了多長時間呢，小說在時間上倒沒有細說，只說是“冬初”來的，“新年剛過”就不得不離開。工錢此時卻給出了精確的用工時間。在得知祥林嫂復雜的婆家背景后，魯四老爺只好答應辭退。“于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這一描述里，既可以知道，祥林嫂在魯鎮待了三個半月；又可以得知，無論她干了多久，工錢方面，自己一絲都沒有得到，全進了婆婆的口袋。

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魯鎮，早已物是人非。當她走投無路，暗自決定捐門檻后，錢又出現了。“早飯之后，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才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根據《魯迅全集》注釋，“十二千”相當于十二貫。哪里去弄這么多錢呢？還是工錢。“快夠一年，她才從四嬸手里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由此可知，祥林嫂的悲劇中，她在魯四老爺家先后干了兩次，共計一年多時間，自己卻一分錢未能得到。不是被婆婆悉數占據，就是全部用來捐了門檻。

通過特別具體的角度寫到錢，《祝福》可能僅次于《孔乙己》。就說祥林嫂第一次應得的工錢，不但都進了婆婆的口袋，而且婆婆還拿著這筆錢做了一大筆生意。當衛婆子再次希望推薦祥林嫂到魯四老爺家來做工時，對于上一次工錢的用項，是這么描述的：“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山里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的非人待遇及可悲結局，只從工錢的去向與用途即可見證。

【正論5】另一組數據。

以上所舉證的，都是錢在小說里以精算方式出現的例子。在魯迅小說里，很多都寫到了數據化的錢。盡管沒有明確的換算在里邊，但這些數目也絕非隨意寫出，絕非可有可無。我們不妨集束式地引用其中一些描寫，集中感受一下。

《明天》：“他雖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卻有決斷，便站起身，從木柜子里掏出每天節省下來的十三個小銀元和一百八十銅錢，都裝在衣袋里，鎖上門，抱著寶兒直向何家奔過去。”

“天氣還早，何家已經坐著四個病人了。他摸出四角銀元，買了號簽，第五個便輪到寶兒。”

“王九媽便發命令，燒了一串紙錢；又將兩條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單四嫂子借了兩塊洋錢，給幫忙的人備飯。”

“這一日里，藍皮阿五簡直整天沒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單四嫂子雇了兩名腳夫，每名二百另十個大錢，抬棺木到義冢地上安放。”

單四嫂子喪子之痛不說，從為寶兒看病到安葬，累計花費且欠下多少錢呢？今天的我們可能無法具體算出這些數目可以交換的物品價值程度，但無疑可以感知到其不堪承受之重、之苦。

《阿Q正傳》：“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憤憤的躺下了，后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唱著《小孤孀上墳》到酒店去。”

“幸而已經春天，棉被可以無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約。赤膊磕頭之后，居然還剩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喝了酒了。”

“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鄒七嫂在阿Q那里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只化了九角錢。還有趙白眼的母親，——一說是趙司晨的母親，待考，——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

聯系《孔乙己》《風波》《祝福》可知，到處都在漲價的同時，到處都是克扣、盤剝、算計。底層的文盲，哪里能不隨時上當、吃虧呢？

“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

“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咷了。”

《阿Q正傳》里錢的數目，簡直可列表分析了。

《兔和貓》：“這一對白兔，……倘到廟會日期自己出去買，每個至多不過兩吊錢，而三太太卻花了一元，因為是叫小使上店買來的。”

《鴨的喜劇》：“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里，而小鴨便在他兩手里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于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這些描寫或許并無深意，卻也頗有社會學的認識價值。

《幸福的家庭》比較密集煩瑣：“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兩吊五。”

……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才又回過頭來向書桌。他覺得頭里面很脹滿，似乎椏椏叉叉的全被木柴填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著許多散亂的亞剌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力的呼出，仿佛要借此趕出腦里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剌伯數字來。”

干擾我們的作家文人繼續創作下去的，是滿腦子的“亞剌伯數字”。總之，錢是罪魁禍首。

【正論6】了解社會生活的痕跡。

也許一只白兔、一只鴨子的價格，還不足以看出小說所涉時代的“市場”行情，下面這些描寫，更具認知價值。

《頭發的故事》：“過了幾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謀點事做便要受餓，只得也回到中國來。我一到上海，便買定一條假辮子，那時是二元的市價，帶著回家。”

——一條假辮子的價格。

《在酒樓上》：“‘你借此還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準備走，一面問。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

《孤獨者》：“‘不知道那邊可有法子想？——便是鈔寫，一月二三十塊錢的也可以的。我……。’”

——一個小文人，無論教書還是抄寫，每月可能得到的酬勞可知一二。

《離婚》：“‘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么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著莊木三，點點頭。”

——離婚費用的透露。

《社戲》：“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

——一張戲票的價格。

《高老夫子》：“今敦請 爾礎高老夫子為本校歷史教員每周授課四小時 每小時敬送修金大洋三角正按時……”

——“臨聘”式授課的“課時費”。

如果將魯迅的這些描寫，配之以地方歷史資料去逐一對應，說不定可以得出更多有趣的結論。無論如何，這些描寫都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一說的話題。

【正論7】有時錢的數目是模糊的。

魯迅筆下的錢，也有籠統而出的時候，并不特別強調具體的數目。比如：

《藥》：“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

《一件小事》：“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雇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正論8】錢有時候是人物的想象，更加模糊。

《阿Q正傳》：“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于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白光》：“陳氏的祖宗是巨富的，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著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然而至今還沒有現。”

——“然而（但）至今還沒有現（見）”，如出一轍。

——從“一包洋錢”到“一大把銅元”，從“一注錢”到“無數的銀子”，錢以一個整體的狀態出現，表達人物急于達到的目的和人性欲望。

【正論9】錢也可表現為有價證券。

《端午節》：支票、彩票。“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后來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去親領。他們今天單捏著支票，就變了閻王臉了，我實在怕看見……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那時他惘惘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著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仿佛記得心里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腳步的罷，但似乎因為舍不得皮夾里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

《傷逝》：書票。“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于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弟兄》：公債。“秦益堂捧著水煙筒咳得喘不過氣來，……‘老三說，老五折在公債票上的錢是不能開公賬的，應該自己賠出來……。’”

“這公債票也真害人，我是一點也莫名其妙。你一沾手就上當。”

——錢在魯迅筆下的表述，可謂名目繁多，舉不勝舉。

【正論10】計價單位也有多種表述。

如果從近代中國金融演變角度來分析，或許能知道魯迅小說里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計價單位表述。我一時還無力完成這個分析的任務，但可以擺出不同的單位來展示一下。

魯迅小說里，以“文”為單位的表述最常見，如《孔乙己》《風波》《祝福》等。

其他的表述如：

《明天》：“十三個小銀元和一百八十銅錢”“四角銀元”“兩塊洋錢”“二百另十個大錢”。

《阿Q正傳》：“二千大錢”“三百大洋”。

《祝福》：除了“五百文”等常見的表述外，還有“大錢十二千”“十二元鷹洋”。

《兔和貓》：“兩吊錢”“一元”。

《幸福的家庭》：“兩吊四”“兩吊五”“五吊八”……

以元為單位的表述在后期小說里多次出現，如《在酒樓上》《孤獨者》《頭發的故事》《離婚》，等等。

總體上看，《吶喊》里的計價單位以“文”為主，《彷徨》里的則多以“元”為多。

【札記3】這里必須要談及一下魯迅對錢的態度。以中國傳統文人論，談錢是不高雅也有辱于斯文的。魯迅反對教人固守“君子固窮”那一套，勇于、敢于反傳統而行之。他的直面現實，其中就包含著不避諱談錢對一個人的重要性。須知，當魯迅談錢對于人的重要時，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現實里的每一個人。

《娜拉走后怎樣》是在《吶喊》出版的同一年出現的演講文。在談到娜拉的現實命運時，魯迅說：“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他還進一步就金錢觀談了自己與“高尚的君子們”的區別：“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魯迅的這種金錢觀直到晚年都沒有改變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致蕭軍信中寫道：“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里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

在魯迅眼里，傳統文人不愿談錢，是“讀書人家子弟”的習性使然；現代正人君子反對談錢，則是虛偽所致。不敢正視、直面慘淡的人生，甚至還一味鼓惑別人犧牲而自己享福，這是最讓人引為憤怒的卑鄙。

魯迅十分關心青年的成長。對此，他有過很多論述。而我以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五）】

而他自己，在關心幫助青年的行動中，也常常體現在用錢來資助、幫助青年渡過難關。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也常常會因為惦念青年的窘迫而慎重對待自己的創作。比如：“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寫在〈墳〉后面》）

魯迅生活的節儉，對名利的淡泊，對財富的淡然，幾乎是骨子里的品格。但當要教世人尤其是青年處世時，則完全是站在“無我”的境界上發聲。這本身也是一篇大文章。魯迅小說里那些關于錢的描寫，可以說也都是“帶著體溫”的。它們當然不是一些數字式存在，而是和人物的處境、命運密切相關的。

【札記4】相對而言，錢在中國現當代小說里的存在并不突出。前幾日，讀到一篇關于王朔《頑主》的論文，其中引用了我在一九八九年發表于《文學評論》的文章《都市頑主的沖突——王朔小說的價值選擇》的只言片語。那正好是關于王朔筆下人物經濟生活的幾句話。意思是，王朔筆下的頑主人物，可以隨意搭乘豪車出入高檔賓館。論者顯然不同意我的看法，以為與小說的本來相去甚遠。但我也以為，引者按自己所需引文無可非議，卻顯然并沒有考慮我的上下文含義。文章發表雖已過去三十年以上，我仍然還能記得，自己所強調的是，當小說家描寫人物自由行動的時候，并沒有講清楚錢從哪里所得這個前提。小說可以生動描寫人物的消費行為，但并沒有交代經濟基礎何在。在描寫經濟生活方面，我們的作家普遍缺乏傳統，也缺乏耐心。這幾乎已成不自覺的創作選擇。記得大約那之后沒幾年，我還發表過一篇評論《上海寶貝》和《糖》的文章。文中也曾指出，小說作者盡情描寫人物的時尚生活和消費行為，但并沒有通過切實的敘事，令人信服地指出光鮮生活背后的經濟來源。當然，突然繼承一大筆海外遺產（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陳士成幻想自家地下有祖宗埋著的銀子一樣），已經算是意識到且能夠給出的答案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小說里大量存在的關于錢的描寫，或許也是魯迅小說現代性的另一個證明。他這樣的自覺，在同時代的作家那里少有，之后也沒有成為承接下去的新的傳統。這倒是我們應當認真梳理和討論一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