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繼《上學記》后，何兆武先生又推出了記述后半生歷史的《上班記》，依舊是精彩紛呈，引人深思。與何先生相識近四十年，書中談到的一些人物，不少是認識的，當然，都是前輩；談到一些事情，也曾有耳聞，所以，讀來更有親切之感。

一

何先生以翻譯名，正是他的譯著，使我受惠殊深。

上大學前，在“文革”禁書的歲月，可讀書少，讀書本身就要冒大風險。但是，尤其是一九七〇年后，強調要讀馬列原著，要“讀懂”馬克思的書，就不能不知道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一些思想。所以，對黑格爾思想頗有些介紹。如果說那個時代對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哲學的介紹評論，非黑格爾莫屬。自己喜歡讀書，甚愛哲學，雖然當時并無黑氏著作可讀，但自己還是盡量從各種介紹、輔導中了解黑格爾思想，當然受到黑格爾哲學的影響。

粉碎“四人幫”后，恢復高考，我考入吉林大學，大學圖書館不啻書的海洋，讓我為之一振。《精神現象學》《歷史哲學》《邏輯學》《小邏輯》等早聞大名而不得一讀的黑格爾著作，終于可以任意借閱，雖然自己是歷史專業，但卻啃起一本本以晦澀著稱的黑氏著作，做了大量摘錄和讀書筆記，一心想搞懂他的“宇宙精神”，以為這是最高的哲學。他的體系之宏偉嚴整，使我為之傾倒，無體系或者說無宏大體系者，都不入我法眼。一時間自己寫文章也是諸如“理想的現實與現實的理想”“荒誕現象的對象化與荒誕本質的現象化”等自以為深刻也自以為得意的語句。

終于有一天，拿起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羅素，從前也聞其名，知道是英國哲學家，但主要是因為少年時代從報紙和“新聞簡報”中知道他反越戰，甚至組建“羅素法庭”審判美軍在越南暴行，記得審判對象還包括美國總統。他的書，當然從未讀過。沒想到，這部上下兩冊《西方哲學史》深深吸引我，羅素那與黑格爾形成鮮明對照的明白如水的文風和清晰的思想、思路，突然使我折服。因此，我記住了譯者的名字：何兆武。

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開始，我的思想被“分析哲學”“科學哲學”所吸引，開始大量閱讀維特根斯坦、賴欣巴哈、石里克、卡爾納普等人的著作，思想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那種黑格爾式宏大體系構造和艱難晦澀的表達，再也不吸引我，甚至認為無意義。

在我閱讀的許多經典譯著中，不少都是何兆武先生所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柏克的《法國革命論》……何先生的論文《“普遍的歷史觀念”是如何可能的》《論克羅齊的史學思想》《論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評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從身份到契約：梅因〈古代法〉讀后感》……更是如獲至寶，奉讀再三。一九八五年，我研究生畢業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鄙所與世界史所、歷史所三家共辦《史學理論》雜志，自己是歷史專業，但對哲學深感興趣，也寫了幾篇有關論文在《史學理論》發表。八十年代中期正值“新方法熱”，《史學理論》舉辦許多次有關作者座談會，人數不多，幾次都有在下，當然不能沒有史學理論的研究、譯介權威的何先生。由此，便與欽佩已久的何先生相識，經常向他討教。何先生的工作重點，從“譯”變為以“著”為主，《“普遍的歷史觀念”是如何可能的？》《歷史理性的重建》《論克羅齊的史學思想》《反思的歷史哲學》《歷史和歷史解釋》……使我獲益匪淺。當時我也喜歡翻譯，出版的前兩本書都是譯著，在翻譯過程中經常向他請教。自然，也談論時事、學界觀點人物。

這時，何先生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調到母校清華大學，我多次從王府井大街的近代史所，到安家清華的何先生府上拜訪求教。開始都是騎自行車去，后來，多是電話和寫信問候、求教、聊天。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到何先生家，看到一個小書架，擺滿了西方古典音樂磁帶，有不少是轉錄的，磁帶盒上的白紙手寫名稱。

有次何先生讀了我在《東方》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蹣跚經濟政治間：漫論當前學術困境》，來信夸贊，并談了自己對有關問題的看法。此信雖短，卻使我深感榮幸。

二

“上學”之后，就是“上班”。何先生開始上班之時，正是鼎革之際。正式上班之前，他首先經過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短期培訓。明史專家謝國楨先生，按何先生的說法，“不屬于為國為民獻身、熱血青年的那種人，而是喜歡吃喝玩樂，老一輩名士風流、公子哥的稟性”。抗戰初期隨大學南遷，在長沙生活上不習慣，“想家了，于是別人都往內地跑，他卻回了北京，回到北京圖書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帶著圖書到昆明，于是他就受邀在（偽）北大教書”。此時也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培訓，這是何先生與他初次相遇，當然，沒想到以后會成為同事。當時，凡原先不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大都要經過類似的“革命培訓班”培訓，然后再上班。

之所以必須先經一番“革命培訓”，因為新中國的成立，并非傳統的“江山易主”，而是一次深刻、徹底的社會結構變革。農村實行土改，城市稍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舊職員”“舊教員”，無論是醫生還是工程技術人員、美術家、財會人員……一開始就統統成為“干部”，不是原先自由散漫、無組織的專業人員，而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因此，必須對每個人進行嚴格的個人歷史審查，必須改造每個人的思想，這是“革命培訓班”的主要內容。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共和國前三十年，人們印象最深、影響個人和家庭命運最大的，就是一場接一場、越來越嚴酷、激烈的政治運動。但在這一場場政治運動中，雖然不能不參加，但直到“文革”初期，何先生都能自保，緣于剛剛上班就在政治的一次小小“遇挫”。

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短訓結束后，何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圖書館上班，擔任圖書編目工作。一九五一年底，中共中央發起了黨政機關“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何先生當年參加過“聯大”的“民主運動”，思想自然屬于“左派”，這時又年輕氣盛，而圖書館黨支部有幾位領導平日作風跋扈，讓大家比較反感，于是紛紛響應號召，起來反對他們的官僚作風。但萬未想到，他們的行為被定性為“反黨活動”：“幾個領導都是黨員，反對他們就意味著反黨。……我們沒有這個認識，以為這些人違反了黨的民主精神，把他們清除以后，黨會領導得更好。所以我們干得也很起勁，不說百分之百，至少是絕大部分人都參與了反對官僚主義，搞得非常熱鬧，結果成了‘反黨’。”他回憶說：最后上面來處理了六個人，被記大過，他是其中之一。“我想大概因為我做過研究生，學歷高一些，又被選為學習小組的組長，所以定性以后也成了反面的代表。批我的時候，有些東西也挺可笑。比如有個人說我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有野心，想當科長。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批資產階級、批資產階級思想，可又不太了解，以為凡是歸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必然一心想著升官發財向上爬。當科長算不算野心姑且不論，不過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種人。”“總之，這次的沖擊對我是個很好的教育，感悟良多……所以在后來的歷次運動中，再沒熱心響應過，無形中成了一種保護。”這是他“牢記一生的教訓”。

幾經周折，一九五六年，何先生來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的歷史研究所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離開，在此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中，運動不停，“反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拔白旗、插紅旗”“大躍進”“四清”，數不清的下鄉勞動，“牢記一生的教訓”使他謹言慎行，安然度過這些運動。開會，是運動和非運動中思想改造、匯報思想、批判他人的重要內容。何先生在會上當然要發言，表態、自我批判、批評批判別人。但他總是盡量少發言，總是最后發言，發言幾乎總是三句話：一、大家的發言都很好。二、我沒有別的意見。三、想起來我再說。經常如此，以致被歷史所同仁總結為“何三點”。

但這“牢記一生的教訓”，自保“法寶”的“何三點”，在“文革”中卻“失靈”了，未使他幸免于難。“文革”與以往運動的一個不同點是每個單位的群眾分成勢不兩立的“革命群眾組織”，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在保衛毛主席，對方是反對毛主席，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許多人都滿懷激情地投入運動，“誓死保衛毛主席”，與對立面組織拼死拼活。何先生卻相當冷靜，被稱為“逍遙派”。但是這年冬天，他突然被宣判為“現行反革命”，而且是歷史所唯一一個“現行反革命”，被關進了牛棚。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狀，不奇怪，當時許多被關的人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為何被關。“最可笑的是，看守的人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狀，說：‘工宣隊說了，你說的那個話不能重復，重復就是犯罪。’”“后來一直到我們排長——其實就是同事了，但那時候都是軍事編制，他在批斗會上宣布，說：‘你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原來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剛起來的時候，他與已在其他單位工作的大學同學私下閑聊，因為江青總出來講話，他就對那位同學說：“江青不必出來，她這種地位，讓別人怎么說話？”他還說過江青過去是上海的一顆starlet（不很有名氣的演員），并且對舊戲完全否定他也表示不滿。當時無事，但此時“文革”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這位同學屬于“清理對象”，在高壓下供出了兩三年前與何先生的私下談話。不過這時把他揪出來，何先生反倒無所謂了：“假如運動一開頭就整我，我會受不了的。可是等到斗我的時候，那些年紀比我大的幾乎無一漏網全都被揪出來了，包括所長侯外廬先生，差不多有四五十人。我不過是跟在最后的一個，算是小蘿卜頭，也就無所謂了。”在那個年代，私人談話、通信、日記全都可以作為罪證。

一九七八年底“文革”結束，開始平反：“那年我也正式被平反了。人事科叫我去簽字，就一張紙條，寫得非常簡單。可是里邊有一句話：‘因為他不了解黨內斗爭的復雜，所以犯了一些錯誤，……’看了之后我不滿意，不肯簽字。后來又改了幾次，最后是徹底平反，寫著：‘經審察，何兆武同志沒有政治問題，過去所強加給他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宣布平反。有關材料，予以銷毀。’這次我簽了‘同意’。有關那段歷史的記錄就這么一抹而去了，后人不再知道。不過，和大多數人的心情一樣，以前因為帽子太多、太濫，早就失去了意義，現在平反也就變得無所謂了。”

“文革”中，學部的地位非常重要，與“中央文革”有直線聯系。歷史所一位紅衛兵頭頭與“中央文革”成員聯系密切，但“文革”風云變幻莫測，這位頭頭也曾被關押幾年，他出來后曾對大家說一些“文革”中的事情，如紅衛兵如何首先提出打倒陶鑄。陶鑄原是中南局書記，在“文革”開始時，成為排在毛、林、周之后，康生、陳伯達之前的黨和國家第四號領導人。這位紅衛兵頭頭說：“有一天‘中央文革’把各路紅衛兵的頭頭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會上陳伯達從兜里掏出一個紙條，說道：‘陶鑄可以揪斗。’于是這些紅衛兵就像得了圣旨一樣，立刻跑到中南海去揪斗。”

那三十年政治運動不斷，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整人，人斗人”。在越來越激烈的運動中，各有表現，何先生的書中有所記載。有的令人敬佩，有的令人遺憾，甚至不齒。其實，在極端條件下能真正堅守底線的并不多。對個人當時的所作所為，確應記述，但更應該引起思考，是什么讓人如此表現如此作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本不應常常將人置于極端條件下進行一種嚴酷的道德考驗。

那三十年，幾乎就是一部“運動史”。“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六年，我在歷史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說，如果真正做點什么工作的話，應該是可以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的。可是這三十年，特別是‘反右’以后強調了政治掛帥，整天搞運動，都是不務正業。只能在夾縫里做些正經事，根本沒時間安下心來讀書，其他人也一樣。”何先生細數一下，這三十年“真正放在專業上的，加起來不過兩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跟歷史研究無關”。本來，他們大學剛剛畢業，年富力強，正是大有作為的一代，結果如此，他把自己這一代稱為“被報廢的一代”。

痛定思痛，何先生沉重而深刻反思說：“我以為，解放以來的前三十年，問題就在過分執著于階級斗爭”“結果把不是階級斗爭的都以階級斗爭來處理，這是最大的失誤”。他有一個外甥在北大學法語，“文革”初期也下去斗地主，而且“要和專業結合”。學法語的，怎么結合專業斗地主呢？說：“我們用法語斗他！”于是把個老地主抓來，用法語對他一陣猛批，然后問：“你今天有什么感受？”那老地主肯定一個字也不懂，可是卻很會說話，說：“我受過很多次的斗爭，只有今天印象最深刻。哎呀，最觸動我的靈魂。”說完這則故事，何先生反問道：“這不可笑么？”

三

既然是“被報廢的一代”，何先生如何能在“文革”剛一結束，就將自己好些部厚厚的譯著齊齊端出呢？秘密就是，在那個年代，只要一有條件、一有可能，他就悄悄讀書，偷偷翻譯。最嚴酷的時刻，他仍找來各種外文本的《毛主席語錄》。“除了英、法、德文本外，還有意大利、西班牙文本的。凡是外文書店有的我都買過，總得有七八種，閑來無事，就對照著翻一翻。”

“‘文革’以林彪事件為界線，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最緊張、最激烈的時候，可是林彪的事情一出來，‘高舉緊跟’的神話一下就破產了。雖然表面上也說‘堅決擁護’，但實際上已經泄了氣，失去了當初排山倒海、風云激蕩的氣勢。單位里工作渙散，有點兒無政府狀態。不上班的時候，我就在家里偷著干，叫作‘地下工廠’。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都是在這一期間翻譯完工的，只是不敢見人。但我知道有些人也是這樣干的，包括李澤厚。”所以“文革”剛一結束，李澤厚先生就端出了《批判哲學的批判》，學術界、思想界為之一震，開始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獨領風騷的時刻。錢鍾書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文革”一結束，就端出了經典之作《管錐篇》。

悄悄地讀、譯、寫，當時“學部”被稱為“開地下工廠”“開自留地”，這都是當時經濟界“打擊經濟犯罪”或“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罪名。然而，這幾位先生在非常條件下，仍冒險開辟一小片自己的“自留地”“開地下工廠”，努力經營出自己的一方小小園地，栽培出學術、文化的經典。這再次說明，不容侵犯的個人空間的重要。先賢嚴復剖析中國治制的弊端時沉重地說：“中國之言政也，寸權尺柄，皆屬官家。其行政也，乃行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齊之，雖至纖息，終無有人以國家為不當問也，實且以為能任其天職。”如何從制度上劃清群己權界、保障個人空間自由，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重要標志之一。

何先生非常喜歡《浮士德》中燈塔守望者一邊唱一邊說的兩句話：“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我的一生就是來觀看的。）“我只是一個小人物，雖然經歷了很多年，但所有重大事情的內幕并不知道。我要講的，是一個小人物所經歷的大時代，或者說，是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自白。”“如果能夠做一個純粹的觀者，能夠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為，就足夠了。”在時代狂飆中，個人如風中蘆葦，只能被狂風裹挾，隨風飄蕩。然而，盡管弱如蘆葦，何兆武先生仍然堅持要當一個他所翻譯的帕斯卡爾所說的“有思想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