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而后，她再也沒法確定這地點了。沒標記，也沒邊界。它像太陽黑子一樣在云影間徘徊。這是一樁事件，水邊事件。正如這里的一切。”埃克曼這樣描述安妮發現謀殺現場后的暈眩，這樣透露黑水村的一切。

夏斯汀·埃克曼（Kerstin Ekman，1933-)，1957年在烏普薩拉獲得文學史學位，1957至1959年從事電影工作，1959年以偵探小說《30米謀殺》登上文壇，很快成為瑞典偵探小說女王。1970年代完全轉向純文學創作的她，于1978年承繼文學大師哈瑞·馬丁松在瑞典學院的第15號椅。因為支持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89年以來，她自動遠離學院工作，2018年正式獲準退出學院。埃克曼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和對生存的關切備受推崇，也以其對自然和森林的深厚理解為人稱道。埃克曼是獲獎最多的瑞典作家之一，包括北歐理事會獎和瑞典圖書最高獎奧古斯特獎。她最膾炙人口的小說有1993年出版的《水邊事件》及1999年開始推出的《狼皮》三部曲。

“水邊事件”

埃克曼的代表作、社會現實主義小說《水邊事件》聚焦1970至1990年間，耶姆特蘭省北部、人口稀少、靠近挪威邊境的“黑水村”一帶。大型林業公司運用現代技術對這里的森林大肆采伐，留下觸目驚心的裸露區，森林的生物多樣性遭破壞。《水邊事件》以其對社會和人情的洞察力、精確的林業和自然知識，借小說的表現力，生動記錄了耶姆特蘭面對1970年代的綠色浪潮和迅猛發展的現代科技的狀態，呈現了現代林業給森林、農業人口和地方文化帶去的巨大沖擊。

從情節看，這部小說是充滿懸念、直到最后數頁才透露謎底的偵探故事。1970年代初，仲夏節前夜，斯德哥爾摩的女教師，33歲的安妮·拉夫特領著6歲的女兒米婭長途顛簸、奔向黑水村，投奔年輕的情人、已加入這里的星星山群居地的丹·烏蘭德。在約好的長途車終點站，丹沒有出現。安妮和米婭只能獨自前往，在森林和沼澤中跋涉，正狼狽不堪時，安妮看到了羅伯河邊帳篷里的兩具尸體。

這起謀殺案后來成了安妮及其他一些黑水村人的內心創傷和生活中一股黑暗的力量。記憶不退，這股力量也沒有退，而是始終留在黑水村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羅伯河水低語，冰冷清澈或幽暗。在夏日蒼白的夜光中，事件、地點和人物的影像都漂浮著，和人的記憶與行動一樣難以捉摸。距第一起謀殺案約18年后，安妮也倒在血泊中。安妮是敘事核心，第一起謀殺案的發現者、案件的追問者之一、第二起謀殺案的受害者。除了安妮，主要角色還有比爾格·托比約恩森、約翰·布蘭德貝里等。

比爾格是地區醫生，多年鄉野行醫的顛簸和睡眠不足使他疲憊不堪。他和警察朋友碰巧曾在案發那天于謀殺現場附近垂釣，十多年來，他倆一直在琢磨，到底是誰犯下了那起命案，殺害了度假的一對荷蘭情侶。

謀殺案發生時，約翰·布蘭德貝里才16歲，是同父異母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繼承了母親薩米血統的約翰平時飽受父兄欺壓。仲夏前夜，他在血案現場附近被兄長們扔入一口井里。他僥幸爬出井來，決意逃離，并搭上了一個古怪女人的車，不久成為那女人的泄欲工具。約翰在特別時間節點的失蹤讓他蒙上了深重的作案嫌疑。就連他的親生母親也這么看他。

18年后，長大的米婭和歸來的約翰成為情侶。18年后，真相才終于浮出水面。

荒野與靈魂

耶姆特蘭人口稀少，黑水村一帶多是荒野，多森林和沼澤，不少地方靠徒步或涉水才能抵達。荒野，野生而未開墾的景觀，城市文明的對照物。受城市生活困擾的人想遠離城市文明回到荒野。

安妮與黑水村荒野的初遇頗不平靜。那天晚上，水面明亮，山下的水岸倒映在水中，藍黑色的、冷杉鋸齒狀輪廓的每一個細節都像原來的一樣清晰。往星星山的路從地圖上看不算太遠，但她很快被沼澤地的蚊子包圍，在那人跡難至的林中迷了路。

而當她在群居地住下，在那驚魂初定、黑水村的第一個夏日里，安妮學會了享受與荒野的親近，“時常盯著云和山坡，盯著樹和鳥”，聞“羊皮和青草的氣味”，聽“潺潺的清清流水”，然而，面對沼澤和山林組成的巨大荒野，“一份荒涼感依然存在”。

秋去冬來，星星山群居地成員因健康等原因下山。情人丹早已丟下安妮，遠去追逐更激進的一切。安妮母女和頭領彼得魯斯等少數幾個滯留著，林業公司的機器正一步步逼近星星山群居地。安妮“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兒……一切比她以為的更加暴力……她沒想到進展會有這么快。機器馬上就要爬上星星山了”。她覺得人總該意識到自己是生態循環的一部分。對她而言，終于發現了黑水的森林這片能自由呼吸之地，正是在這里，她找尋著都市文明的替代品。

比爾格和巴布洛這對知識分子夫妻定居黑水村多年，比爾格是地區醫生，他妻子巴布洛是獸醫。對巴布洛來說，森林和自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家門口的森林露出大片空地時，她憤怒而抑郁：“試想榿木會死……榿木、樺樹還有山脊上那高大的云杉和松樹。采砂場邊的花楸、山毛柳、帚石楠、越橘枝、藍莓枝、狼尾蕨、酢漿草、七瓣蓮、那巨大的不可思議地搖擺著的紫色老鸛草的叢林、雁來紅、皺巴巴的傘菌……全會干掉，給烤死。十年，我擁有了這一切。現在全完了。”

對巴布洛這樣的人來說，靈魂的安放是第一位的。她以為人人都需要健康的森林來慰藉心靈，而對另一些人而言，經濟利益始終走在最前頭。巴布洛的丈夫比爾格相信新的森林管理法總有進步之處，如果說比爾格對環境破壞認識不足，古德倫和托斯滕家對森林毀壞就是無動于衷了。古德倫來自貧窮的薩米家庭，娘家連電也用不上，她向往現代生活。她為鰥夫托斯滕當管家，后來嫁給托斯滕。托斯滕和他的幾個兒子替林業公司伐木。在這一家也就是布蘭德貝里一家的多數人看來，森林就是應該為人提供工作場所和收入的。

安妮在群居地時，青山綠樹讓她在冥想中獲得了平和。隆冬來臨，她不得不離開星星山，然而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讓她發現了內心對森林、荒野和自然的需求。斯德哥爾摩的安妮走到了生命中的一個新維度。“的確，我每天都在森林中散步……我走在這里，就像盧梭走在圣日耳曼森林里。我讓幻想、香味和美的景象弄得暈乎乎的。關鍵是這些景象與我生活于其中的文明背道而馳。我找尋一份替代品。佩爾-奧拉·布蘭德貝里駕駛拖拉機時不會如此。他的景象與他生活的社會不對立。就算他驚擾了一只野兔或注意到云莓開始成熟時也不會。”不過安妮看到了鄉野的困境:“我們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沒有伐木，村莊將無人居住，我將無法獨自生活在這里，擁有我的愿景和幻想。”安妮的困境折射的是當代人與自然相處的困境。正是森林砍伐帶來了就業可能，也是此地尚有人居住的重要原因，然而駝鹿吃著種下的樹苗，裸露的地表正成為苔原，森林拖拉機在地里留下了道道深溝。

安妮和巴布洛對自然的依賴凸顯了荒野和自然在一部分人的靈魂層面的重要性。

盤根錯節的偵探故事

從第一起事件發生到破案，時間跨度18年，空間也不小，從挪威瑞典邊境，從黑水村一帶到斯德哥爾摩乃至芬蘭。人物在故事里年輕或蒼老、分離或結合，情人陌路或陌生人日久而識靈魂、永結同心。故事懸念逼人。開頭是18年后，一張面孔的出現，如暗夜里的探照燈，打亮了18年前的一切。18年前案發那天叢林里一晃而過的臉、約翰的臉已十分蒼老，但還是讓安妮一眼認了出來。

而當年的一切是在一片祥和中開始的。那是仲夏節，瑞典一年中最美妙的時節。偏在這樣的時日，在距黑水村四公里的沼澤地、靜靜的羅伯河邊，一樁血案發生。讓人想起拉格洛夫的杰作《尤斯塔·貝林的薩迦》里那個在仲夏節氣急敗壞的惡魔。當一片不可思議的寧靜君臨鄉村，當仲夏節日的光輝灑在山丘，那家伙在憤怒中立起身來了。他覺得上帝和人都忘卻了他還存在，他也要到人群中去，“那些為夏天歡欣的人們必須見到他：辛特拉姆，熱愛黑暗而沒有早晨的人，熱愛死亡而沒有復活的人，熱愛冬天而沒有春天的人”。關于仲夏節和辛特拉姆的敘說可佐證仲夏在瑞典的意味，幫助理解仲夏節的謀殺案所能帶來的沖擊力。沒錯，在《尤斯塔·貝林的薩迦》里有一個辛特拉姆、魔鬼般的人，而在“黑水村”，有一股看不見的黑色力量。

故事在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將懷疑的視線投在不同人物身上，包括突然失蹤的約翰、未能如約接安妮母女的丹、黑水邊垂釣的醫生。467頁的小說到442頁才開始揭謎底：犯下第一起命案的是約翰的哥哥比約奈，而第二起命案、殺害安妮的是約翰的母親古德倫。

與自然的不同距離及人的生存狀態

對謀殺案的追蹤推動著情節發展，小說更大的關切卻不是謀殺案，而是在動蕩的時代、在城市文明和自然荒野的夾縫里，人的生存狀態。狀態是各不相同的。以托斯滕·布蘭德貝里為代表的不少黑水村原住民積極擁抱了現代技術和資本。本來，瑞典的不少農家有宅基地、小農場和小片森林。早先的農人都會給樹木充足的生長歲月。這樣的林業管理不能帶來多少收入，但利于森林保護。

在黑水村一帶，這相對荒涼的地域，就業限于林業、旅游業和基本公共服務。到了托斯滕和他的兒子們也就是布蘭德貝里父子的時代，他們為推行現代大規模砍伐的林業公司工作，被動和主動地成為毀林幫兇。布蘭德貝里家順應潮流，重視生存的經濟需求。

對于從大都市退到鄉野自然里的教師安妮，對于和安妮一樣具有知識分子背景的巴布洛而言，森林的精神價值最為重要。巴布洛更具環保意識。而安妮看著森林遭到砍伐，被機器造成的景象驚呆了，變化如此迅速而劇烈，駝鹿和她一樣驚訝地站立，某種重要的東西給徹底地毀了。

星星山群居地的頭領彼得魯斯則主觀地將自然浪漫化，以理念式懷舊和對表相的模仿企圖演繹出更健康的生活。群居地成員多為受過教育的都市人，以為身處自然外加體力勞動能求得身心的和諧。他們和外部世界刻意劃出界線，對幾步之遙發生的謀殺案避而不談。他們希望借助古老方式，營造現代社會之外的一片田園。于是女人縫制長裙布衣、梳長辮，男人留須，養羊，用古法制山羊奶酪。星星山空氣清新，景色優美，但林中隱居需強大的體魄應付遠離現代文明的壓力。喝山羊奶、吃山羊奶酪和草藥粥，惡劣的衛生條件和供暖的缺乏都讓群居地的人營養不良，甚而染病。理念抵御不了嚴寒和疾病，也排除不了矛盾和沖突。群居地有綿延的山色、小木屋和羊群，初看是牧歌式的一切，但安妮很快明白，和諧只是表面，以自然狀態去生活的理念以粗暴的方式控制了群居地的成員。比如彼得魯斯命令米婭把帶來的芭比娃娃給埋了，和活生生的貓和羊玩耍才和星星山的理念一致。芭比娃娃的遭遇讓安妮憤怒和失望。就連聽收音機，也會遭到彼得魯斯的白眼。星星山的實踐表明，現代人回歸自然的嘗試幾乎是徒勞的，星星山生存模式難以為繼。

最為極端的生存方式的代表是比約奈。這個約翰的同父兄長是伐木工，衣衫上總是沾滿機油。他這個單身漢在森林里過著越發孤立的生活，服用抗抑郁藥，林中獨居給他安全感，也讓他脫離社會。他懷疑荷蘭游客會帶走游隼新孵的雛鳥，在大腦的一片混亂中，他殺死了無辜的人。他與群居地的住民一樣生活在現代文明之外，但他對傳統或現代文化都不感興趣，更沒有對自然的浪漫化傾向。離群索居是因為缺乏在當代社會的立足點。成為殺人犯的隱居者只有比約奈一個，叢林里的隱居者卻并非比約奈一人。

約翰繼承了母親的薩米血統，打小在森林里干活，能在森林和原野中自在移動。一度成為芬蘭女人性欲機器的約翰有一天在河水和雨水中沖刷自己，挽救身體和精神的純潔。十多年后，走出陰影的他終于歸來，與米婭在一起，并將迎接他倆的孩子。兩人都喜歡喝著咖啡，聽沼澤地聲音的交響，看松雞的起舞。約翰和米婭或代表了相對自然而將擁有未來的新一代的生存。

埃克曼描畫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復雜圖景，呈現了人類的貪欲和大規模砍伐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對星星山群居地的描繪表達了她對偽自然的批評態度。人類嘗試了數千年與自然共存，卻往往毀壞自然。共存所須遵守的法則或與人類自私、自大又好斗的本能相悖。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森林和景觀永遠消失了，或多或少參與了森林破壞的人們從此活在對自己的仇恨中。水邊事件成了破壞和仇恨的象征。

受其父影響，埃克曼對森林與自然有極大熱情，她的相關知識和洞見甚至得到學界認可，獲瑞典農業大學榮譽博士稱號。她為森林和自然大聲疾呼的形象讓人想起瑞典婦女運動先驅艾琳·瓦格納。瓦格納在1941年推出《鬧鐘》一書，警告社會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后果。事實上，瑞典有較高森林覆蓋率，但天然大森林所剩無幾，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快速生長的云杉和松樹林地。埃克曼對人與自然的描繪誠實而客觀，滿含對人、對動植物的熱愛，她以厚重的書寫提醒人不忘自然是人類的起源、是人類現在和將來的生存條件。

安妮的黑水

讀安妮的黑水故事，不免產生疑問：她為何來到黑水，最終在黑水死去？

追逐情人是顯在的緣由。情人遠去，她留了下來，仿佛黑水有一種力量、牢牢拽住了她。仲夏節的一幕成了她的精神創傷，無法忘記，記憶在18年后格外鮮明，因追根溯源，她死在子彈下。一切的因在遙遠的仲夏節已種下，安妮的生命里仿佛注定是有一個黑水村的。最后她和黑水村的因緣來了個徹底清算——一個極不公平的清算，鬼使神差地，她撞上了槍口。另一方面，退一萬步，如果死是無法避免的，死在所掛念的山水間也算得其所。對安妮來說，她并沒有安放自己的更好空間，她逃離了大都市，但群居地遠離現代性的日子讓她依賴于廣播，天氣報告聽來也變得有趣。她熱愛黑水的自然，但在黑水定居的許多年里，她的枕邊有防身的一桿槍，還有看家的一條狗——盡管，因為衰老，它慢慢失去了護院的警覺力。離開星星山的安妮在黑水當教師，18年來一直琢磨著自己在黑水的位置。只可惜像約翰的母親古德倫那樣的當地人一直仇恨安妮外來知識分子的自以為是和高高在上。外來者安妮終究沒找到自己的位置。

黑水的人之惡

安妮無法擺脫的惡緣究其實和人的自私相關。惡的巨大摧毀力輕而易舉就摧毀了善。當很多小拼圖不斷聚集，案件謎底終于揭開，讀者將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森林和大自然里有危險，最大的危險卻來自人類。

于祥和的仲夏節在水邊撐開帳篷的荷蘭情侶偏偏撞上了比約奈。若非心結難解而護女心切，安妮多半不會死。若非袒護兒子，外加對安妮這個“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城里讀書人”的仇恨，約翰的母親古德倫不會打死安妮。古德倫也認定約翰殺死了荷蘭游客。約翰被迫離鄉多年，背負深重的疑云，真正的殺人犯、他的兄長并不出頭澄清事實。在《水邊事件》里死去的人皆因人類而死，而非因為野獸和猛禽、嚴寒和疾病。在這部小說里，最邪惡的是人。那行下惡事的罪人有普通人的一面：比如慈母，比如木訥的兄長。

此外，一樁案件揭秘需等待二十年，這不只是虛構。在瑞典的偏僻鄉村，比如森林里一般很難找到目擊證人。幾十年懸而未解的案子有之，因時代久遠、嫌疑人早已死去，只留下猜疑和困惑的有之。國家公園慢慢侵蝕農人的小莊園和林地。一代代人的足跡和聲音慢慢消逝。

“世界就是黑水村”

埃克曼曾坦言，在創作中她往往是因為圖片產生想法，再演繹出文本——這恐怕是她逼真描述的秘密之一。《水邊事件》涉及多個主題，如創傷、謊言、信仰、欲望、仇恨，也包括性與愛。自然風光和民俗描寫原汁原味。文字詩意也大膽。情節充滿懸念和神秘，對自然的描述具體而生動，敘述客觀而沉靜，仿佛不是小說家講故事，而是登場人物以自己的嗓音剖白心曲。

從1970到1990年代，跨越18年的兩起謀殺案、平行的故事、眾多的拼圖最終合在一處。出版于現代思想活躍的九十年代的《水邊事件》連接著自然與人類愈加疏遠的信息時代，堪稱三種文本的完美融合：非虛構、偵探小說和純文學小說。出自偵探女王之手的結構和懸念保證了瑞典第一偵探小說之名實不虛傳。自然、深沉又靈動的語言保證了純文學的質素。就非虛構而言，文本涵蓋1970到1990年代，瑞典農村地區的歷史和文化，以事實和知識呈現現代森林管理的后果及其對環境的影響，抨擊時代的貪婪。這一切都彰顯了埃克曼的境界以及她借助文字捕捉時代精神和社會狀況的功力。

《水之事件》是一部懷舊之作。懷舊是多重的，且不說集體群居地的那種對往昔的懷舊，作品推出的1990年代充滿對1960年代的懷舊。而今，那發生過的，無論好的、歹的，兇險的、溫柔的都已隨時間的長河順流而下。城里有兇險，鄉村和大自然中也不總是平靜。一方面人其實早已失去純粹的自然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難以在城市生活里獲得心的安寧。如果說仲夏夜烘托出強烈的象征意味，它是歡樂之夜，竟也可以變成邪惡登場的日子；那么看似偶發的惡性案件，是現實主義的更可能有象征意義：那是無處排遣的胸中郁悶的體現。殺人犯比約恩·布蘭德貝里被無以言傳的郁悶控制大腦，扣響了槍。小說中有不止一人被警察懷疑，不止一人被認為有殺人的可能,或因不止一人有無以消解的郁悶。

小說在上世紀90年代出版后引起轟動并不奇怪，今年年初由小說改編的新電視劇掀起視聽浪潮，實屬不易。我想，這不僅因為電視劇改編自名篇佳作，也與懷舊相關。20世紀的60年代、那激情燃燒的歲月消逝了，回眸60年代的90年代也已不復返，就連21世紀的頭20年都成了懷舊的對象。當下AI時代超速度的世界變化、頻發的惡劣天氣等都讓人唏噓。如果說巴布洛在1970年代經歷了她的痛苦，那么今天的環境問題實在更為復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全世界的人都成了黑水村人。在“黑水”這讓人難以離開又危機四伏的村子里，發生過、發生著莫名其妙又無法避免的謀殺案。懷舊或隱居都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因為安妮說過，“我們都是時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