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共生 ——兼談新文科時代的讀書會討論式教學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共生，既是一個學理問題，也可以是一個文學教育問題。作為學理問題來討論，要闡明的是這兩個類型的寫作，無論是技藝維度還是意義維度，都有著內在的共通性。而作為文學教育問題，融通創作與批評的寫作現象，也啟發著新文科教育要求下文學專業人才培育的創新發展。新文科教育致力于打破學科界限、培育復合型人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這兩大方面的能力培養關聯的不僅僅是文學專業教學，更要求我們的文科教育要走向以問題為中心的跨界、跨學科開放性探討式教學。而以讀書會為依托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教學，很可能是實現這一教育目標的有效方案。
文學批評與創作正如花開并蒂，根生同脈而共存。關于兩者的關系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比喻——將文學批評者比為裁判，將創作者視為選手。然而，創作與評論并非簡單的二元關系：文學創作不是一場非此即彼的競技比賽，批評者對于作品也難以形成絕對客觀的、不容置疑的評價。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都屬文章范疇，它們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像《文心雕龍》《二十四詩品》等經典文論也都是經典美文。即便是后來的小說評點類文字，在突顯批評意識的同時也極講究“文學自覺”。文學批評成為“學”，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并列作為文學研究的三大方向，乃是近現代以來專業分工、學科細化的結果。批評與創作分野為兩門相對獨立的行當之后，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創作者的身份區別也漸漸變得清晰。但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向來不乏既創作又評論的作者，從梁啟超、魯迅、茅盾、李健吾等現代文學奠基者，再到當下活躍于文學界、學術界的格非、李敬澤、南帆、王堯、張檸、楊慶祥、房偉、王威廉等作家/評論家，創作者與批評者兼容于同一個體的傳統延續至今，并且有越發興盛之勢。近兩年吳俊在《小說評論》主持“三棲專欄”就專注于研究這一現象：“本欄之設，目的就在針對創作領域自成一家的學者批評家現象，專題探討其學術批評以外的多文體創作貢獻，或就其學術批評與創作進行貫通研究。”欄目至今已聚焦討論了十多位兼作家、評論家身份的當代學者，這些案例對于深度探討創作與批評關系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文學研究面對的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意義場域，批評與創作之間不僅有相互補益的一面，也纏繞著眾多難以分辨的悖論。戴維·洛奇在《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一文總結概括了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關系的四種觀點：其一，批評是創作的補充；其二，批評與創作彼此對立、互不相容；其三，批評是一種獨立于創作的創造性寫作；其四，批評是創作的一部分。這四種有著內部沖突的觀點，在文學界表現得很普遍，這是從宏觀層面概括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基本關系，側重于學科屬性維度的總結。從理論層面探討批評與創作的關系，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令人信服的結論?；蛟S，我們可以聚焦在一個更加貼近當下的跨界寫作問題來討論：當前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共生現象。這種共生，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寫評論、評論家寫小說，它是在一種理論自覺和學科反思基礎上的跨界寫作嘗試。探討這一跨文體寫作，是重新思考創作與批評的關系，同時也指向新文科時代的文學教育問題。
一、創作與批評：技藝的共通性
近年來，國內諸多高校陸續開設創意寫作專業，以至于“中文系能否培育作家”“文學創作是否能被教授”等一類老問題更加高頻地出現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界。當然，“文學創作”在很多時候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指向各種文體的寫作，這里我們將它限定于傳統文學意義上的創造性寫作。對于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創作，相當多人相信這是需要天賦的行業。不論是大眾接受者或文藝界從業者，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將其與神靈、與繆斯關聯在一起。中西方的文學理論上，遍布著各種說法的“靈感說”“天賦論”“天才觀”。文學創作難以言說的獨特規律，文藝創作者表現出來的獨特個性，也都強化著人們心中認定的作家藝術家天賦異稟、無法培育等觀念。在文學創作領域，這一“天賦”多數時候指向作家敏銳的覺察力和細膩的感受力。糾纏于作家藝術家是靠天賦還是靠后天訓練，這肯定不會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需要相應的天賦，但也不能排除后天的學習和訓練。劉勰《文心雕龍》談作者修養時提出“才、氣、學、習”四大方面的品質，其中帶有先天天賦色彩的“才”“氣”是首位的，“學”“習”是后天的學問、習性。劉勰強調才力的關鍵，但也不忘“功以學成”。文論知識領域注重后天學習的說法有很多，無需過多例舉，我們都熟悉江淹的歷史故事，先天有著過人的才華，不加入后天的訓練，怕也會是“江郎才盡”。亞里士多德《詩學》就是將戲劇、詩歌創作當做一門“技藝”來教授，突出的是模仿能力和結構方法等等，不再像其師柏拉圖那樣推崇神靈、貶低技藝。漢譯最新版的《詩學》已被改譯為《詩術》，雖是譯文上的選擇，卻也有意突出了文藝創作作為一門“技藝”的基本屬性。將文藝創作視作一類技藝，雖有“拉低”行業門檻的嫌疑，但卻是讓文藝創作回歸到一個正常的、更貼近行業現實的職業狀態。承認文學創作是一門需要后天學習的職業技藝，也就相當于認可了文學創作有其可學習、可訓練的一面。同時，因其可培養、可教授，文學創作也就必然接納文學批評的職業存在。
如果從起源意義上來看，文學史上最早的、民間自發吟唱出來的歌謠當然找不到批評的痕跡，但歌謠被編成集后，再有新的自覺的創作，寬泛意義上的評論就開始參與了文學的發展。羅根澤說，最早的歌謠都是一種天籟，是很自然唱出來的，但到了《詩經》時代的《南》《風》作者，“便逐漸的透露了作歌的意義”。創作者開始思考創作的意義問題，就意味著一種意義評判參與了創作過程。如此，如果將普泛意義上的文學鑒賞和意義評判都視作文學批評的具體表現，那對于自覺的文學創作而言，必然會融入文學批評問題。當然，文學自覺意識要比批評的自覺意識萌現得更早。但只要作家有了自覺意識、主動自覺地開始文學創作，那就繞不過文學批評——這里面的“批評”可以是自覺的，也可以是不自覺的。
在《紅樓夢》香菱學詩的經典片段中，熟習詩藝的黛玉建議香菱學作詩先從閱讀入手，向她推薦了王維、杜甫、李白等人的作品，卻反對香菱閱讀陸游的詩作。對此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得真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摈煊竦摹皠撟髌鸩浇虒W”是談閱讀和創作，但閱讀選擇上的褒貶評判本身即是文學批評行為?！跋懔鈱W詩”作為虛構的小說情節，它很形象地說明詩人/作家寫作之前是否建立起良好的審美判斷力關乎著作品的精神取向與美學品質，但黛玉這個“教詩”當然不是有意識地進行文學批評，她的“教學”更是她作為一個詩人的詩學理念表達。
或許，古典時代的文學創作，更多時候是在創作發生過程中不自覺地完成了風格選擇和意義批判，但發展到現代以來的現代作家，從事文學創作往往也就意味著要兼顧文學批評。T.S.艾略特說：“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的確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勞動是批評活動，提煉、綜合、組織、剔除、修正、檢驗：這些艱巨的勞動是創作，也同樣是批評。我甚至認為一個受過訓練、有技巧的作家對自己創作所作的批評是最中肯的、最高級的批評；并且認為某些作家所以比別人高明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批評才能比別人高明的緣故。……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創作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批評勞動，就認為根本沒有付出批評勞動。我們不知道在創作之前，作家頭腦中準備過什么勞動，或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他又進行了些什么樣的批評活動。”艾略特這里的“文學批評”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文學評論文章創作，而是一種需要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完成的對于自己作品的意義審判與審美辨析?，F代作家/批評家何其芳也說：“創作者不一定發表他的理論，但是他總有一個理論在支持著他的寫作，這個創作理論的正確或錯誤直接影響到他的實踐與成就?！焙玫淖骷叶际呛玫淖x者，作家最初始的“理論”，便是在閱讀、批評前人作品的過程中獲得的，如果作家將其閱讀心得、批評意見寫成文章，也就成了一種文學批評創作。
二、理論時代的“文學自覺”
通常，我們將文學批評分作外部批評與內部批評，外部指向社會歷史文化，內部聚焦文本的語言、形式和結構的審美分析。西摩·查特曼認為：“文學理論——廣義上的詩學，有許多迫切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合理解釋敘事的結構，故事講述的諸要素、它們的結合與表達。”可以說，敘事詩學是最為接近寫作技藝奧秘本身的一門學問。亞里士多德《詩術》就是指導悲喜劇創作的理論批評著作，他將悲劇分解為六個要素：情節、性格、思想、言辭、歌曲、場景。劉勰的《文心雕龍》“總術”篇就直接指出：“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全文有二十多篇目探討文學的創作問題，對才性、文思（想象）、文質、文法、修辭、文氣、音律、比興、風格等創作問題有詳細的討論。20世紀以來，西方的新批評、形式主義、符號學等批評理論對文學文本的語言修辭、敘事結構等進行了細致的分析闡發，它們將文本拆解為諸多敘事要素，探討諸要素在文本整體結構中的不同功能及相互作用的方式，這些瑣細、繁復的文本研究揭示了文學創作的內部密碼。形式主義批評理論帶來的文本細讀研究從內部解構了文學文本的神秘性，文學創作的神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祛魅，同時文學創作深層次的敘事法則和語言邏輯也變得清晰，這帶來了全新意義上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融合共生現象。
當代意義上的批評與創作共生，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文學的自覺”，它包括批評的自覺和創作的自覺。在中國文學文論史上，“文學的自覺”一般會指向魏晉六朝時代的“文的自覺”，這一“自覺”是將“文學”從其他文章創作區別開來，陸機、劉勰的文論以及蕭統編的《文選》，都是這一時代“文”之自覺的表現，它強調了文學的“辭采”，突出了文學的審美尺度。此外，林崗還將明清時代的評點學視作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二次“文學自覺”?！懊髑逶u點家是有強烈的批評意識去建構一個批評和解釋新興文體的理性體系的……它的主要貢獻是對新興文體作出的批評反應，提煉、建立適合分析新文體的批評范疇，如結構、文理、反諷修辭、寓意等。綜合其批評的收獲，明清評點學當之無愧是古典文論史上第二次‘文學的自覺’。”或許，在當代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影響之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共生現象可以視作第三次“文學自覺”。這個“自覺”指向文學創作者有自覺的批評意識，也指向批評家的批評研究自覺地關注文學創作問題，這兩方面的自覺可以表現在不同物理身份的作家與批評家身上，更可以聚焦在同一物理身體的創作主體，也就是創作—批評雙棲型的作家/批評家?！啊膶W的自覺’就是作家對文學的本質規律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和把握，并按照這種規律進行有意識、有目的創造的一切活動。換言之，只有當文學成為了一種獨立自在、完美自足、客觀自律的存在物，文學創作由自發的流露或表達的手段變為一種有規律的精心制作時，才可叫做‘文學的自覺’。”這是針對文學創作而言的“自覺”，它意味著作家在開始創作前已經從理論層面把握了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而對于批評家而言，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判也有了形式主義等相關文學理論基礎，能夠進入文本內部開展細讀批評。這兩個方面的融合，也就意味著在理論層面，作家和批評家已經共享了同樣的理論知識和方法技能，這兩類身份融合于同一主體也就是情理之中，甚至成了必然趨勢。
如果說，文學內部批評主要帶來創作論意義上的文學自覺，那么文學的外部批評則從意識形態等社會歷史文化維度為今天的創作帶來了意義和價值省思方面的自覺。探尋文學于當今時代的價值和意義，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無法逃避的時代性命題。敘事技巧、結構方法等內在維度的創作理論是作家開展文學創作、批評家進行文學批評的知識基礎，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不可能擺脫“意義”問題。文學作為人文學科，不只是為了獲得審美愉悅，更是進行意義生產。尤其對于今天的傳統文學創作和批評研究而言，意義問題無法逃避。這“意義”，可以是傳統“文以載道”“寓教于樂”層面的意義，更是新的歷史語境下相對于其他娛樂流行類文化產品而言繼續開展傳統文學創作和嚴肅文學批評的意義認定。對意義的追問與認可，決定著作家、批評家的文體風格與精神取向，這也是一種融合了創作與批評雙向需求的文學自覺表現。比如作為批評家、作家的梁鴻，她以批評家身份說過：“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者，在當代，最突出的感受可能就是精神的無力感。80年代的文學批評既具有建構新的文學價值標準的功能，同時，也是一種政治批評與文化批評，能夠產生社會影響力。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不但很難產生社會功能，就是對時代文學和文化本身，我們也很難給出恰切的判斷，同時，對自己的生活與所從事的職業的價值也充滿懷疑?！币驗閷ξ膶W批評無力感的焦慮，對文學研究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有隔閡的反思，她的文學創作也就努力在突破這樣的困境，她選擇非虛構寫作，“重回梁莊”，尋找一種有“實感”的、能夠真正產生社會效應、作用于這個時代的文體形式：“對梁莊的書寫，在梁莊和出梁莊的行走，猶如一個鉛鉈把我從不著邊際的摸索和困頓中拖了出來，找到了可能的通道。”梁鴻走向非虛構創作，并非否定文學批評的價值，她至今也沒有放棄批評創作，她是用更多類型的文體來完成她心目中的文學意義表達。還有很多類似于梁鴻的創作者，他們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選擇，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文學表達及其意義效果等方面構成互相補益的關系。
三、跨界寫作及其學科反思
當代意義上的“文學自覺”，意味著相應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有了清晰的創作目的和理性的創作過程，這可以產生很多方面的文學效果。但不可忽視的是，過于清晰的創作目的、絕對理性的創作流程，也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面作用，這也是我們探討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融合共生關系時需要特別留意的問題。這類問題最集中地表現在文學創作方面，比如作家的審美觀念和創作目的被既有的理論知識、批評話語主導的話，就很可能使得作家完全按照既有的文學理論和精神邏輯來創作，以至于文學逐漸僵于傳統，作品變得中規中矩，最終扼滅了文學創作所需要的探索性、先鋒性。同時，這種遵從既有法則的、理論化的文學創作，也容易走向理論化、圈子化寫作，最終被真實世界的讀者遠離、拋棄。缺乏先鋒探索精神、失去真實世界的讀者，這兩方面后果是一時代文學失去生命力、陷入發展困局的表現，作家和批評家都應警惕。
如果我們所謂的第三次“文學自覺”能夠成立，那這個“文學自覺”必須包括自覺的反省機制。對于現代以來講求先鋒精神的文學而言，它內在地要求著作家進行持續性的自我革新；而當代文學批評也注重思想理論的創新，它不再滿足于針對既有文本進行分析闡釋和維護某種傳統的審美標準。為此，當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融合共生，并非單純說作家要掌握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再進行文學創作，也并非說文學批評家要在把握了新批評文論以及文學創作原理相關知識之后才能進行批評創作，而是說在當代后理論文化語境下，從事傳統文學創作和嚴肅文學批評的作家和批評家，在自覺開展創作和批評的同時，更有一種追求創新、彰顯先鋒的自覺，這種自覺性可直接表現為自我否定以及針對學科體制的反思批判。梁鴻轉向非虛構創作，是她針對自己的文學批評創作以及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價值懷疑，也是她針對21 世紀以來文學創作逐漸失去“實感”問題的反思。再如文學批評家王堯，2021年出版長篇小說《民謠》，他作為批評家，熟悉當代文學基本狀態，了解當前文學的缺憾所在，他在批評文章中說：“我們在文學中似乎和各種各樣的故事與講述者相遇，故事不斷被生產，甚至有些過剩，至少那么多的長篇小說讓你眼花繚亂。但是，這些故事，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思想生活有多大關系？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思想能力從何時開始變得不重要了，世界觀從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現了寫作者哲學上的缺失和貧乏；我不清楚，寫作者的個人品格是何時從作品中消失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品格，還是因為我們無法呈現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文字為何沒有了自己的氣息，文字應當是自己的血液中過濾出來的。”面對這許多個針對當前文學現狀的“我不清楚”，他自述自己的文學創作“都是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們的故事是什么”。包括評論家楊慶祥，他的詩歌創作也與他對當前時代文學文化的反思有關?！霸谧罾硐氲恼Z言狀態中，我們不是需要說得更多，而是需要說的少一些，更少一些，這樣，我們才能從現代社會泛濫成災的語言洪水以及被這洪水裹挾的立場、價值判斷、集體癔癥以及精神控制中抽身出來?！币驗閷r代性語言腐敗問題的文化反思，楊慶祥的詩歌也就有了極簡的風格，這一追求與當前詩歌界盛行的知識性、繁復化風格形成對比，而這種反差也就突出了其詩歌的先鋒性。
當前階段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共生現象，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寫評論或評論家也兼創作，它是一種內涵了現代自反精神的創作現象，這種自反，指向創作，也指向批評，包括指向創作與批評背后的文學學科。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本是為了更好地存續一種人文傳統，但幾十年來，它在大學科研和教育系統中逐漸走向了“畫地為牢”的狀態，學科壁壘問題越發嚴重，表現出很多悖離人文學科發展初衷的現象。比如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如今的理論批評已經可以是不需要探討文學作品的文學理論，“理論”本身已從“文學”中獨立出去，這一現象對于很多理論研究者而言或許很正常，但問題在于今天的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已不關心、不了解文學。而且，理論化主導的文學批評，文學性被理論知識吞噬，評論變成了理論內部的知識推演和自我論證，同時也把批評文體僵化至一種戴著理論帽子的八股論文。這些問題影響很大，尤其受到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關注，部分批評家轉向創作，包括改變批評風格，也是希望通過跨界寫作來改變當前人文學科發展困局。比如王堯，他對自己的跨界寫作就是從跨界、跨學科、跨文體維度來闡釋的：“所謂‘跨界’，在學界往往是學者將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學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或相反。但我現在更愿意在‘跨學科’層面上理解‘跨界’，即多個學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學科使用，這將影響我們對‘專業’‘學術性’‘文學性’的理解。世界變化了，人性變化了，技術變化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也在隨之變化。文體是被定義的，被定義的文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定義，于是文體又被重新定義。重新定義不是取消邊界，而是形成新的邊界，新的邊界內有新的構成。重新理解抑或重新定義文體重新解釋文體構成，也是重建文學性，而重建文學性是更為本質的問題?！蓖鯃蜻@觀點是當前很多批評家開始文學創作的一大緣由，這說明他們并非單純地跨界寫作，而是對當前批評文體、文學學科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的發展狀況有不滿，是在反思學術研究刻板化、批評寫作風格僵化基礎上進行的跨界突破，他們希望打通文學性和學術性，重新定義學術文體和文學性內涵。
對于近現代以來的學科化問題，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曾指出：“科學的快速發展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文學學科的專業化，同樣導致了這樣的問題。大學的文學研究者，沉浸于文學理論、文學史的知識海洋，以“學術”為理由鉆營于某些細枝末節的知識領域，導致一大批文學研究者“知識越深卻越盲目”。具體表現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也就是批評理論極其發達，批評家只看到與頭腦中理論知識相呼應的“知識”，而不能真正意義上體驗一部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理論、知識淹沒了研究者的感受力，評論寫作也變得呆滯、無趣。而缺失了個人審美感受力的文學批評，最終也反過來扼滅了文學理論的創新發展。面對專業化學科研究帶來的死循環，我們需要探索新的文學研究和教育模式。
四、新文科時代的讀書會討論式教學
關聯起當前時代的文學專業科研和教育反思，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融合共生就不僅是批評和創作兩種文體之間的跨界寫作問題，更是新文科時代的跨學科復合型人才培育問題。2019年以來，在教育部的推動下，中國高校人文學科都在推進“新文科”建設?！靶挛目啤碑斎挥泻芎甏蟮目鐚W科發展設想，但具體落實到不同的學科的話，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各大學科內部的二級學科壁壘。像文貴良闡述的：“‘跨學科’要跨四個圈。最內圈是二級學科之間的‘跨’。這種‘跨’可以名之曰‘融合’。”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融合，可以視作學科內部的兩個方向的融合。在新文科要求下，對于文學學科人才培育而言，應該包括培育能夠打通批評與創作隔閡的新時代文學人才。這種打通，意味著批評與創作在文體上的融合，更意味著批評家、作家主體身份的融合。當然，這一要求未必是讓每個人都成為批評家/作家，更多時候表現為一種才識和技能上的融通。
對于“新文科”理念下中文學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文貴良總結了五種特質?！暗谝?，濃厚的家國情懷。……第二，以系統的專業知識為基礎的跨學科知識體系。……第三，基于形象思維、邏輯思維和批判思維的創新思維。……第四，跨學科視野與國際視野相結合的復合視野?！谖?，出色的中文寫作能力。”這五點特質是綜合在一個人身上的，它不是說中文學科培養的作家才需要“出色的中文寫作能力”，而是所有人，包括做學術研究、批評實踐等工作的也都應該具有“出色的中文寫作能力”，其他能力也一樣，是所有中文學科人才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和技能。
從理想層面來探討新文科人才培育當然是容易的，難的是如何落實在具體的教育過程中。目前而言，大多數高校的文學專業教育，并沒有形成足夠新穎的課程體系或培育模式，最普遍的方式也就是增加一些跨學科課程，或者設立“拔尖班”重點培養一些跨學科人才，但目前所謂重點培養的“拔尖班”學生，最終很可能也是一批走向學術研究的專業人才。如何讓專才走向高水平的通才，或許才是新文科意義上的人才培育目標。對于找不到“新文科”發展抓手的文學專業教育而言，或許可以從打通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這兩大技能出發。寬泛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并不局限于針對當下文學新作的作品評論，它可以是一種面對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甚至文學文化現象的評論研究。寫好一篇文學批評文章，需要批評家極其豐富的知識儲備，同時也需要批評家有敏銳的審美感受力。而對于文學創作而言，它不僅僅是語言表達能力的問題，也考驗寫作者的知識素養和審美眼光?？梢哉f，對于優秀的批評家和作家而言，他們所需要掌握的理論知識和語言能力，并不局限在文學專業學科，而是需要整個人文學科知識來支撐，甚至還需要社會科學、物理學、醫學等其他學科知識。比如當前流行的科幻寫作，不管是寫作者還是評論研究者，都必須掌握一定的科學、物理學知識。很多人探討新文科教育時，會提及當前時代“人”的概念變化問題，如陶東風指出：“新文科之所以成為一個迫切的時代課題，源于舊文科關于‘人’的理解出現了問題。”今天的“人”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物人，更是一種后人類意義上的“人”。文學作為人學，作家要書寫當下的人，批評家要研究新的“人”，都必須看到新歷史語境下“人”的新內涵，這需要作家、批評家的現實感受力，也需要借助多個學科的知識來拓展寫作、評論的內容和思想?？傊?，文學專業層面的新文科教育，落實到培養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人才維度，或許是個理想抓手。當然，這里所謂培養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人才，并非要打造多少作家和批評家，而是將文學專業學生從純粹的專業化課程理論知識學習中解放出來，通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教育，實踐一種跨學科性質的問題探索型學習方法，同時通過文學作品、評論文章的寫作訓練提升中文學科學生的思辨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
將文學學科的新文科發展落實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能力維度，這兩個維度的創作能力又如何完成融合培育？這可以有很多探索，但就目前的教學而言，讀書會討論模式或許是理想的方案。在正常的文學專業課程教學之外，提供多種類型的讀書會討論式教學課程，讓學生真正意義上參與到文學閱讀和問題探討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學效果。讀書會看似是“讀書”，它更是聚焦問題。讀書會可匯攏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和教師，以這些差異化的知識背景為基礎，再共同探討一些經典文本或核心話題，自然會生出很多差異化的理解和觀點，這個觀點碰撞的過程就是學生成長的過程，更是教學相長的表現。而對于兼顧培育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能力的讀書會而言，可以集中不同興趣方向的學生，從作家、批評家甚至其他專業領域的視角來解讀批評一些經典文本，既是創作思維和批評思維的相互碰撞交流，也是學生了解來自其他學科、不同視角審視之下某個具體問題所能延展出來的思想空間。
五、結語
對于新文科時代的文學教育而言，培育創作能力和批評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培養作家和批評家，它更是訓練提升當代學生的中文表達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這兩種能力并非割裂的，而是綜合在一起，它們是創作和批評、包括其他方向的學術研究都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同時，它們也是當代中文人進入社會、面對現實問題所需要的基本素養。新文科背景下的文學教育，要把專業教育與新時代高素質高水平的復合型人才培育需求關聯起來，打通創作和批評的讀書會討論式教學或許是通往這個目標的一個起步性方案。
最后可補充的是，我們對于讀書會討論式教學的探討，并非純粹理論的設想，而是我們的實踐經驗總結。近三年來，筆者在暨南大學文學院組織跨專業性質的讀書會30 多場次，通過多種形式的讀書討論，培養了一批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我們的讀書會包括理論經典閱讀、文學新作閱讀以及創作改稿會等類型，參與的學生來自文史哲專業甚至其他社科專業背景的學生。創作改稿會讓創作與批評形成對話式互助性改稿，提升學生的文學創作水平，也助益學生獲得貼近文學文本的批評鑒別力。理論經典閱讀幫助學生深度把握文藝理論，同時也在討論過程中培育理論思辨能力。文學新作閱讀訓練學生的審美感受力和批評寫作能力，同時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討論也帶來多種視角的觀點碰撞，進一步拓展著文學專業學生關于文學相關問題的跨學科思考能力。三年下來，參與讀書會的學生當中有多位同學在《香港文學》《作品》《中國校園文學》《朔方》《特區文學》等文學刊物發表文學作品，并有篇目獲得《小說月報》《長江文藝·好小說》的選刊。同時，這些學生在文學批評方面也表現優秀，有批評文章發表在《東吳學術》《粵海風》《文藝報》《名作欣賞》等刊物。當然，這些學生日后未必會成為作家、批評家，但通過讀書會討論式教學，他們掌握了比較理想的中文表達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我們的實踐經驗未必能復制，但它開啟了一種可能性：新文科時代，以讀書會為依托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融合教學，可以培育更理想的復合型中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