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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素錦的香港往事(節選)
      來源:文學報 | 百合  2023年09月22日09:22

      素錦是上海人,年輕時因家境貧寒,做了舞女。結識章先生后,在沒有名分的情況下生下三個孩子。但章后來帶著原配及孩子去了香港,素錦失去了生活來源。百般無奈之下,她于1956年只身赴港。《素錦的香港往事》以素錦和妹妹素美之間的真實通信為基礎,講述了素錦在香港二十年的日常生活以及期間所歷經的悲喜。這些書信如今既是素錦個人生命史的片段,也在精心梳理下,成為一份研究香港城市史的鮮活史料。

      1

      章文勛終于給素錦錢了。

      1958年1月31日,在素錦來港后的第三個年頭,章文勛第一次丟給了她二百元港幣。素錦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興沖沖給妹妹寄了一百元,另一百元留給自己用。她希望能再多些,但不敢不識相,怕逼得他厭惡自己,以后再要就難了。

      章文勛現在很少來找她,來了也是和李先生談生意經,頂多一個小時就走,對素錦視若無睹,沒什么話說。素錦只能尷尬坐一旁,怯生生地賠笑。

      “我知道我現在是忍受的時候,那是應該忍耐的。有什么別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經濟獨立。”(1958年2月1日晚與妹書)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家庭婦女的事業是男人,為了不失業,百忍成鋼。

      由香港女作家亦舒小說《我的前半生》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中,唐晶的臺詞正好可以為這段關系作注解:“你知道舊社會男人為什么可以三妻四妾嗎?就是因為女人都要靠男人養活,你一口飯一碗湯,都是因為你取悅了人家,人家賞給你的。這種依附關系一旦建立,還談什么情感平等?”

      素錦不是沒有試過工作,她年少時去過曹家渡紡紗廠做工,為人母后曾到托兒所做工,在里弄開會教書,但都因收入微薄,無法負擔一家老小開支而作罷。

      “據1939年的《上海生活》雜志統計,上海女職員的待遇,‘銀行和機關里的女職員,比較好些。學校和公司,商店里的女職員,卻要差些,她們多則二三十元,少則幾元,怎能夠用呢?就是把這些收入,維持她們個人的開支,恐怕還有些不敷,更談不到維持家庭了’。”(胡子華《三百余封書信,一位女性二十年的光陰》)民國女作家蘇青曾經說過做職業婦女太苦了,工資太低,“而且現在大多數的職業婦女也并不能完全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個人零用而已……”

      所以,拋開時代背景,單純批評舊式婦女主觀上“不獨立”就太片面也太冤枉她們了,這實在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新中國成立前男女同工不同酬,讓她們無法實現自立。

      直到1952年,山西平順,一個叫西溝的村子里,在一位女社員多次抗爭呼吁下,經過一場男女雙方勢均力敵的勞動競賽,全體社員同意了“男女同工同酬,按勞分配”的原則。1954年,“男女同工同酬”被寫進《憲法》。這位與素錦同時代的了不起的女性,叫申紀蘭。

      素錦在年輕時嘗試自立受挫,深感無望之后,最終選擇退守家庭,走上那個時代大多數女性所走的一條路。那就是選擇一個男人,不屈不撓地追隨,將后半生牢牢焊死在他身上。

      而男人,對于此等女人的感覺,只能用濕手沾面粉來形容。《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對尚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孟煙鸝的那種厭惡又甩不掉的感覺,讀來令人不寒而栗:“地板正中躺著煙鸝的一雙繡花鞋,微帶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個不敢現形的鬼怯怯向他走過來,央求著。”

      肉體的激情與新鮮感早已消失,感情也被現實耗到內囊翻上,但男為責任和面子,女為生存和子女,他們咬著后槽牙過下去,相看兩厭卻無法仳離,寧做一輩子怨偶。這樣的婚姻令人窒息,像肛門上涂了辣醬的貓,明明厭惡,卻不得不反復舔舐。

      素錦料到將來即使自己單住,男人也不會給太多錢,她已經做好了過苦日子的準備。來港一兩年,她漸漸也看清了一個現實:現在在香港生活的人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窮人,只有少數人穩定富有。雖然街上很繁華,汽車跑來跑去,有車階級很多,其實汽車很便宜,二手車一兩千元就能買到,有的更便宜,八百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還能分期付款。

      由車聯想到人,她自嘲地說:“折舊率大,任何東西都是這樣,我看得也很清楚。”

      困頓也讓她成了哲學家:“當錢在有價值的時候,一分錢也有力量。”

      同時,香港這個國際化的都市,也為她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她學會了心懷天下地分析時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努力工作”,包括自己男人。還能從大視野回歸到自身:“日后一定要刻苦節省金錢,我已經是受過經濟困難的,現在使我更加警惕,我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她反省從前的自己“愚蠢無知沒腦子”,今后她一定克服面子、虛榮心,要節省每一分錢,否則還會日夜憂心。

      而妹妹妹夫的節儉刻苦,他們“自己省而待人寬”的品德,是那么的“美好而優越”,孩子們應當向阿姨姨夫學習。

      她如今唯一慚愧的,是沒法給妹妹多匯些錢。

      2

      在得到那點可憐的卻具有象征意義的生活費以后,素錦“得寸進尺”,開始籌謀怎么把孩子們接到香港生活。

      1958年2月17日,她提筆給妹妹寫了一封長信,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態。

      “我現在一點也不氣了,只要他負擔生活,能過就算了。也因為想穿了,我人反而胖了,身體也好了,晚上也能睡得著了,所以你不要為我擔心了,好在我自己覺得知足也沒有了虛榮心,隨便他怎樣。”

      “我現在是看上去又紅又白,身體很好,也吃得下,只要健康第一,即是福,窮富不在心上了。”感情上不做奢望后,她反而狀態變好了,現在一心一意只為利益計。小姑姑姑父也幫她分析,叫她別事事計較,目前最要緊的是能夠把孩子們順利養大。在信中,她對妹妹的稱呼變得更加異乎尋常的謙卑,開始隨孩子們稱“阿姨”:“我們只有一個男孩子,不能再由他壞了。阿姨請你一定設法代我說服他,一定要爭口氣……也望姨夫代我管管。我知道我們姊妹是情深的,當然你也知道我的本性的,而且我也知道孩子們的感情,對他的老子不會好的。反而對你們有感情,因為阿姨、姨夫自幼看到他們大的,而且孩子們也能知道誰是關心他們的,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忽然前所未有重視起對兒子的教育,是因為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壓力來自章文勛的另一個女人,田竹清,她目前是三房妻妾中最得寵的。

      在章文勛口中,田竹清是個很會教育孩子的母親。正室的幾個孩子天天在外面踢球,花錢大手大腳,他們的母親也不過問。而田竹清對孩子的教育相當嚴厲,不讓孩子隨便在外面玩,用錢要報數,用多少拿多少。素錦見過田竹清的大兒子一次,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一表斯文,有教養”。

      對比溺愛長大的小慶,她有了深深的競爭壓力。之前妹妹在給她的信里“告狀”,說小慶亂花錢,還說謊。素錦回信說有其父必有其子,說他老子到現在還是這樣,他的話在自己心里要打八折,甚至五六七折。明知如此,她也不能拆穿,假意迎合罷了。這孩子的品性正“像他老子”。

      有競爭就有對比,有對比就有壓力。她現在擔心的是把孩子們接來后,他們的表現不得父親歡心,尤其是兒子,會被“吹毛求疵”。素錦的對策是“三管齊下”:一面去信囑咐妹妹來信時千萬別說小慶的壞話,抓緊時間代為管教要緊;一面動腦筋想如果孩子們來了該怎么訓練他們爭寵;一面不住地在章文勛面前夸自己的三個孩子:“我們的三個孩子都是好的、乖的,他們(田的孩子)都是虛偽的。”

      雙方都在博弈。

      在她的攻心術下,章文勛有點松動,又見她鐵了心不走,便半真半假松口說預備明年把孩子們接來,不過先到澳門居住,因為那邊生活費低些。

      素錦的想法很簡單:“隨便,住澳門也好,新界也好,元朗沙田哪里都好,只要他能負擔生活。”

      寫這封信那天,是農歷除夕,又一年過去了。

      3

      小姑姑的生日是大年初一,與《紅樓夢》里做了皇妃的元春的生日是同一天,怪不得那么命好——而且,她的名字也叫“元春”,可知給她起名字的人熟讀紅樓。插句有意思的題外話,素錦小女兒小芬(囡囡)的生日是七月初七,和《紅樓夢》里的巧姐是同一天生日。

      早晨章文勛來過,放下三十元錢,算是給小姑姑的禮,既是年禮,也是生日禮。至于素錦,他分文未給。他心里是惱恨她的吧?住在這樣有頭臉的親戚家等于是變相施壓,令他抹不開面子丟不開手,若是她孤身一人便好辦多了。

      “二十塊錢他總能湊得出吧?但我不愿意硬逼,情愿收緊放在心中,越是這樣,我越記在心中。”弱者賭氣的標志,是絕不流露委屈。那委屈墊在心底,就變成了底氣,逼出了人最后一點倔強的傲氣。

      大年夜當然要給孩子寫信,她為自己離家十六個月以來,孩子們所得到的鍛煉成長感到高興。

      在信中她動情回憶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你們又大了一歲,蓼芬十四了,小慶是十二歲。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我是已懂得很多了,那時你們外祖父已死了二年了。家里的經濟情形已經惡劣了,我和阿姨、阿舅、我外祖母在鄉下住著,我們只吃一只長江(豇)豆或青菜等,那時也感到很快樂,原來是大家都已能知道經濟不好,但是身體很康健。阿姨那時還小,這些情形我還歷歷在目一樣,一點也沒有忘記過,在十五歲時和阿姨分開,到上海來讀書,一直在十七歲,才和外祖母、阿姨、阿舅住在一起。

      “這些情形已經有十七年了,很長的日子了,我好像這些日子還和小時候很近,可是媽媽今年已經是三十四歲了,你想日子是過得多快呢。

      “你們是我的孩子,一直在盼望你們學好,你們一樣很快就變大人了,是不是呢?要學得堅強些和吃得起苦的。”

      素錦還提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苦女努力記》,一個是《苦兒流浪記》。這兩部作品都出自法國作家耶克特·馬洛,講的都是失去了父母的小孩,怎樣頑強生存下來,又如何最終獲得幸福的故事。《苦兒流浪記》也是電影《變臉》劇本故事的靈感來源,該電影由吳天明執導,1995年獲東京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素錦是想借這兩部作品鼓勵孩子們,困難只是暫時的,不要絕望,日子終究會好起來,媽媽一定會回到你們身邊。

      “我們是要非常刻苦的生活,不能有一點點奢望的,我也知道你們已很懂的了,只要能吃飽穿暖,就很好了。但你們一定要勤力學習和專心讀書的,此外一個人不能以為能夠讀好書就算好,一定也學習學習別的事的,自己會料理自己,管理自己,弄得整潔,冷暖要自己當心,不要貪玩。”她殷殷叮囑孩子們。

      “我知道阿姨和姨夫是全心全力的照應你們,你們一定要敬重阿姨和姨夫的,還要聽阿姨和姨夫的話。就從媽媽的體驗也是阿姨和姨夫對待我最關心了。”

      這封信頗有些微妙之處。妹妹很可能也會看到這封信,后半段對妹妹妹夫的贊揚是表示自己有感恩之心,而前半段回憶往事,并特意提到“阿姨還小”,是暗戳戳提醒妹妹,自己對她也有養育之恩。字面一層意思,背后又是一層意思。

      這算“情感綁架”嗎?“水至清無魚”,真實的人性從來都是一體多面,有善,有愛,有光明,當然也會有復雜,有隱晦,有盤算,有幽微的以退為進。

      (《素錦的香港往事》百合/著,中華書局202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