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桑榆暮景嘆時世
最近二十多年，我一有空就跑去鄉下，實地走訪案頭文獻里提到的那些地方。在此過程中，也經常能聽到鄉間農民講述的各類故事。我發現，在有的僻遠山鄉，講故事的人雖然只是粗通文墨，但他們自有一套解讀中國歷史的話語。這些人可能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平素非常喜歡閱讀《封神演義》《西游記》《水滸傳》之類的故事。因此，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傳統小說之框架，加上對現代政治的一些理解，拼湊出清末以來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聽起來，雖然多是干寶搜神齊諧志怪，但似乎倒是頗為獨特的另類解讀。
一
去年疫情期間閑來無事，偶然翻到一九二八年一位耄耋老人的自傳，頗感興味盎然。此一抄本分量不大，僅寥寥數頁，其中提及“予前清貢元黃世表，字子行，號慎庭，壽八十八歲，四代同堂，自號雙桃先生”。“貢元”也就是貢生，本指由府州縣學升入京師國子監的生員。
關于黃世表的身份，自傳中有一段，談及其人對一生財產與開銷的自我總結，包括“租谷”“屋宇”“婚姻”等。在“租谷”部分，他寫道：“交我手五十擔，分家日二百擔，田置二千銀。”這應當是說其父交給黃世表的租谷有五十擔，可能后來因其經營有方，銖積寸累，及至兄弟分家時，租谷積有二百擔，并花了二千銀元購置田產。另外，在“屋宇”部分，黃世表指出：他在三十七歲和七十歲時，分別花了“八百銀”和“七百銀”蓋了房子。為父親建造墳塋時，所用墳石花了一百零（一百多元之意，下同），為自己造墳則大概花了九十零，安葬則需要五十零。而在“婚姻”條下，他詳細羅列了長兄娶妻，以及自己迎娶妻妾、兒子成親和女兒出嫁的費用，從三十元到一百五十余元不等。此外，桑柘影斜人多扶醉，鄉間還有各式各樣的寺廟及會、社，所以書中還列有“捐緣”一目，其一生的花銷大約在“二百余元”。除此之外的一些開支，如“爭訟一百零，完糧三百零，喪門七十零，飲酒六十零，送年數十元”。在傳統時代的農村，若套用《左傳》中的一句古語略作改易，則“村之大事，在祀與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共同生活，閭閻鵝鴨之爭在所難免，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因細故興訟的事情屢見不鮮，相應的爭訟開支亦頗為可觀。另外，“飲酒”和“送年”兩項，應指平常及歲時的人情交際，皆注明“諒亦不知數”，說明這只是粗略的估計。自傳還提及，他在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和八十歲時分別都辦過壽筵，其中的八十大壽花了將近一百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個人功名之獲得，有著明確的記載：“監捐，四十元；貢并旗干節，六十元。”由此可見，他的這個“貢元”是捐納而來的。納貢成功之后，通常便要在門前豎立旗桿壯其觀瞻，以夸耀于鄉里。對此，近人楊淡風在《永嘉風俗竹枝詞》中有所解釋：
讀書只恨落孫山，納粟不捐從九銜。
捐個監生真合算，跟亭要好著藍衫。
從前揭自傳來看，“監捐”僅花四十元，只是略高于娶妾的一項開支，與嫁女之費用約略相當，所以楊氏才會說“捐個監生真合算”。這里的“合算”不僅是指價格，而且還在于它所帶來的現實榮耀。竹枝詞中的“跟亭”，也叫“跟香亭”，系指民間迎神賽會時的一項活動。“跟定香亭步不移，老爺此缺卻稀奇，輝煌頂帽車塵里，也算從龍扈駕時。”由于監生與秀才一樣可以身著藍衫，所以有資格在“跟香亭”時招搖過市，借以在鄉里彰顯自身的地位。也正因如此，黃世表才熱衷于捐資納監。不過，上揭竹枝詞中“讀書只恨落孫山”一句，也說明以便宜價格捐來的此類監生，其人文化水準通常比較有限，這也就是該冊抄本字跡蹩腳的原因所在。
另據抄本封三的記錄：“余舍前有桃樹兩株，大而且茂，故自號雙桃先生。”此一自號顯然頗為俚俗。而在“雙桃先生”之下，還有“親筆記”三字。若將自號與書中歪歪扭扭的筆跡結合起來看，黃世表的文化程度明顯相當有限。不過，他說自己生不逢時：“哀吾生之不時，見天下之兩朝，遇寇四次，土匪有數次。自幼以至耄耋，無事不聞，無事不見。”此處的“見天下之兩朝”，當然是指他由晚清入民國。閱歷世變的黃世表縱筆直書，將一生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頗為生動、細致，這無疑是我們考察晚清民初地方社會的珍貴文獻。
二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寧波人鄭傳笈出任浙江泰順教諭，他入境為官觀風問俗，撰有《泰順風土記》：“泰邑萬峰環繞，辟山為城。……城內分四隅，惟縣前、太平二街較繁盛。然列肆居者，資本巨者僅數百金，倉卒間欲籌現金，十且不得。……山溪險阻，茶、鐵外無物產。遠方商賈皆不至，惟昔日閩客之赴甌者，往來多取道下來。貧民既得以肩負食力，富者亦借轉運茶、鐵以起家。自輪船行后，閩商改趨海道，而近年洋茶、洋鐵盛行，泰地途遠費巨，無過問者，而民間之貧困益甚矣。”泰順一帶地僻貧瘠，除了茶、鐵之外，只有種竹造紙稍微有點利潤，但從總體上看，隨著晚清經濟格局之變化，特別是東南沿海輪船的開通，泰順社會的貧困程度愈益嚴重。
黃世表生活在泰順一個叫上洪的地方。這個上洪村位于洪溪上游，因溪水而得名“上洪”。該村四圍青山疊翠，村中的絕大部分民居建筑都沿著洪溪兩岸興建，形成了依山傍水的格局。根據黃世表的講述，在一九二八年時，上洪“人有千余丁，家有二百余灶，屋有大小六十五座”，村落連阡，山水瀠回，應是東南低山丘陵地區一個中等規模的村落。
抄本的前一部分為其人的生平“事跡”，兼“談治亂豐歉”，其中首先提及：
余生于前清道光廿一年辛丑九月廿一日戌時。余少多疾病，五歲不行。至于十二三歲，日日牧牛，日出而去青山樂，日暮而歸家里游。十四歲甲寅，多奇異，天星有尾有須，地能動能響，摩天龍，歲荒歉，天下亂，地方搶劫，各處島[搗]亂，長毛洪秀全造反，楊秀清為軍師。又有林俊、劉永福等，大戩浙江杭州，攻三載，城內糧徹底食盡，室如懸缶[磬]。破城內，人民去一半，自斃者多。我十六歲，長毛到景寧，外磜馬行不過，未至泰順。十八歲，余本業農，躬耕田畝，茍全性命于亂世，非由于儒門，不幸運途乖舛，家門不利，有逆無順，憂患常臨……（方括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田舍翁一生流水，光陰如梭。從中可見，黃世表生于一八四一年，從小是個放牛娃，棲止于蕞爾偏隅，朝夕饔飧。及至十四歲時（應是一八五四年前后），他說當年“長毛洪秀全造反”，一八五六年太平軍打到景寧，差一步就到了泰順。接著，他又說自己五十六歲時，“國朝皇太后（名慈禧），蒙古女，掌權勢足，無辜腰斬林則儒孫林旭，朝內亂而國危矣。國債倩如山。五十八歲，……國內外番，進入朝廷作亂，光緒皇逃去陜西，牌主金作二十余個，番子搶去，不能追回”。這些，顯然是在講述他所知聞的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前后之“歷史”，其中充滿了“空嗟覆鼎誤前朝”的感喟，當然也夾雜著浮言入耳之失真。
接著，黃世表又提及清末革命黨的活動：“孫文、黃興、犁[黎]元洪結義，革命黨欲奪朝廷。”與此同時，還提到清末的改革：“六十二歲，皇太后無權，光緒昏，聽朝臣，兵營截，考試停。”從自傳來看，黃世表六十二歲時，相當于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再接著，他又概述了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軍閥混戰：
七十一，辛亥年，革命黨，起義造反，八月廿八夜，結義反去，勢如破竹，宣統皇，奔歸滿州［洲］。七十二歲，壬子年，換民國元年。……朝廷孫文、袁世凱等，相議之誤，不立君，而設大總統，才能者輪，懦弱者無。未幾載，國內叛變，此獨立，彼獨立，天下亂紛紛，各處作島[搗]亂，大鬧中華，爭世界，民眾苦甚，萬物征稅，萬物高昂，貴之已極。谷廿斤大洋一元，斤米錢百二，斤鹽小洋一角……
黃世表七十二歲時，正是一九一二年。此后的世局滄桑，讓一般民眾時感風來欲雨，頗多駭聽驚濤之惴惴——從民國肇建到袁世凱稱帝及其垮臺，再到北洋時期的天災時變亂離兵燹，百姓生活愈益困頓，這也是黃世表等基層民眾所切身體會到的。
除了大歷史之外，生活在泰順鄉間的黃世表，對于當地的大事也有不少記錄：
番藷：海南番子為糧，乾隆末到此；
麥豆：嘉慶初到此；
海布：咸豐初到此；
謀[煤？]油：同治中到此；
…………
種牛痘：光緒初起，前并未有；
洋火：同治初到此；
時辰鐘：大英國造，咸豐初到此；
家譜：程夫子設。
上述首先提及泰順當地以番薯為主食，傳入的年代是在乾隆末年。對此，《泰順風土記》也指出：“邑中山九而田一，其田之歲可再獲者又十分之一。民食以蕃茹為大宗，谷不過雜十之三。其全以谷為食者，衙署及殷紳家耳。而地狹人稠，終苦不給。五六月間，青黃不接，鄉之人糶城米者填衢溢郭。邑又無米，惟賴官紳平糶以濟，故有終日奔走而不獲升斗者。米禁最嚴，不得出城境。即民間婚男嫁女，亦必舉行于秋收后。間有婚嫁于春夏間者，則不問而知為谷足翁矣。”前述的大事，有些應當是黃世表的父輩或祖父輩告訴他的，有的則是他自己親眼所見或親身所體會。例如，方鼎銳《溫州竹枝詞》有“種牛痘”：
海疆天氣殊寒燠，赤子天花保護難。
近設全嬰牛痘局，及人之幼萬人歡。
詩注曰：“此間有善種牛痘之徐生，手法靈敏。予率府縣倡捐經費，設局施種，貧者不取一錢，歲活嬰孩七八百口。”方鼎銳為江蘇儀征人，同治年間曾任溫處道觀察，在溫州六年，撰有竹枝詞百首，刊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因此，他提到的“牛痘局”，應是同治年間設于溫州城內的，傳到山區泰順的時間當然要晚一些，所以黃世表說種牛痘從光緒初年開始。
三
在講述了地方大事之后，黃世表最終總結說：“凡外洋貨物、洋料等件，均系同治、光緒間到此。”在他看來，大清之禍萌肘腋國勢飄搖，與此息息相關：
講大清亡國，是嘉慶間耶穌教、外洋烏煙進入中國，大清亡國自此危起。耶穌教納貢稅百萬，各省構造教堂，嘉慶貪財許之。道光忠臣林則儒，教堂害中國，折[拆]之，林則儒辦罪。天養則儒，降洪水，通一條河到外，坐般[船]二十人送去，教外國耕讀，以后外國尊圣人，每年納貢米廿四籮，伊子孫食。外國貨物，一件一件曼[慢]慢而進，源源而來，愈進愈危，大清所以亡國也。
黃世表一生行游于田壟山澤之間，他并非老于窗下的博洽淹貫之儒，鄉居僻壤，聞見囿于一隅，其人所言，雖如野老田歌山夫樵唱，但也代表著一類根深蒂固的草根歷史認識。在他看來，外國貨物之侵銷，直接導致了大清的亡國。在這里，他提到了嘉慶年間各省建造教堂，“耶穌教納貢稅百萬”的說法顯然有誤。接著，他又將禁絕鴉片的林則徐（可能是因方音之訛，“徐”誤作“儒”），說成是因拆毀教堂而遭查辦。然后，似乎又是這位林則徐，借助天降洪水，挖開一條運河，直接將留美幼童送往外國，教那些茹毛飲血的洋鬼子學習耕讀，讓他們尊崇中國的仁義道德，并說從此以后，外國每年都要送來貢米二十四籮，讓這些幼童的后裔世代享用……此類言涉風影的閑言碎語，最為普羅大眾所喜聞。
進入民國，當城頭頻繁變幻大王旗之際，在基層鄉間，土匪便多如牛毛。上洪一帶地處荒野僻壤，歷來“寇匪最多”。黃世表八十七歲時，正是一九二七年，在這一年，當地萑苻嘯聚，時肇禍釁。官匪時常是一家，這些人出沒無常，搶州奪縣殺黎庶。接著他還提及：“五月十二日，革命團長甘清池、周元請來，帶兵一千六百名，來上洪宿，米食廿四籮，豬食二只。下洪十二籮，豬一只。上洪十二籮，豬一只。”可見，當時官軍的剿匪行動，對于鄉民之騷擾亦極為嚴重。
四
唐德剛出版有《晚清七十年》，這是當代歷史學家的名著。而在溫州當地，早在民國初年就已出現了陳懷的《清史要略》《中國近百年史要》等，其書從清朝崛興談起，縷述了王朝之隆盛、衰落及清室的最終滅亡。這些著作宏綱細目，靡不畢該，所述皆是專業學者眼中的近代歷史。而在事實上，在中國，幾乎每個人都是“歷史學家”，一千個人便有一千個人心目中的“歷史”。作為前清貢生，黃世表對于大清亡國后的亂局似有無限的感喟：
孫文起義，換民國之壯，強壓外國，外國雖強，不能欺中國，誠可大幸！但民國未成功，人心不一，妖孽居多，天下仍作亂。蔣介石與張作林[霖]大爭世界，土匪不究，人眾更苦。大愿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多生圣賢，明主立位，忠臣邦國，仍遵周公之禮，孔子之訓，人心均服，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復轉唐虞之盛世，堯舜之天下，樂莫大焉！
黃氏雖然自謙：“吾孤陋寡聞，學問淺薄，是是非非，不能全記也。”但其人在行文走筆之間，乞靈于先圣前賢，儼然是登臨四顧俯仰千秋——在他看來，只要天子圣明、滿朝忠臣，恢復周禮、孔教，便會令湖山增色草木蒙恩，在中國復興三代文明昌盛的黃金時代，一定是指日可待。到那時，億兆斯民將含哺鼓腹于堯天舜日之中……
此外，他又寫有《民國無王》一則：“蓋天有日而民有王，天無日而萬物不能生，民無王而百姓不能安。不患貧，而患不安，是無君無臣，所以不安矣。……今無王，此生寇，彼生匪，朝朝可考，件件可稽也。革故鼎新之際，革命未成功之秋，尤立君，而安天下之民眾，一人定國國治，而后天下平矣。”身處共和時代，山外的世界早已是歐風東漸，新潮澎湃，但扃閉野塞、囿于聞見的黃世表仍在強烈呼喚獨裁君主的幽魂，希望自己仍如前清時代醵飲歌詠于深山僻塢，與周遭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在他看來，民初的亂局完全是由于“無王”的結果。
讀書人時常會想象自己的憂國憂民振聾發聵，但在實際上，他們若真的跨出書齋，看到的現實卻往往是“酒醒人靜奈愁濃”——自以為是的疾聲力呼通常會被湮沒于眾聲喧嘩之中，流水高山，知音誰屬？清室既屋，雖然革去腦后的拖拖物，但在廣土眾民的心目中，此后之所以出現軍閥混戰，很大原因便是沒有了皇帝。就像《風波》中那位將辮子盤在頭頂的趙七爺常常嘆息的那樣：“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也正因如此，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類似的鬧劇在民國輪番展演。在很多時候，不少人都會堅信，為了扶大廈于將傾，解生民于倒懸，乾綱獨斷的強人威權不可或缺。于是乎，在波詭云譎的近代中國，一旦有人存心鼓噪，各類獨裁變種、軍閥怪胎仍然大有市場。在這方面，年登耄耋的黃世表遺留下的此份資料，雖如僻遠荒陬之閑藤野蔓，本無關赤縣神州的江山風景，但卻提供了蕓蕓眾生詮釋歷史的一個生動文本，或許在民眾思想史上也有其特別的學術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