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同《狗陣》的寫作一樣，徐貴祥最新出版的兒童題材小說《晨語》，也是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皖南地方一個鄉鎮學校的師生為主要描寫對象，并由此輻射到小鎮的特定歷史、社會情勢、各色人等。孩子們的心理、性格、精神世界，以及學校師生間的情誼，特別是在民族危亡時刻學風校紀與少年心智品格之間微妙關系的塑造，都是作家格外用心的地方。

小說開篇，曾提及法國作家都德的小說《最后一課》，作品的核心情節是，法國阿爾薩斯地區被德國普魯士軍隊占領后，侵略者強迫當地學校改教德語，最后一節法語課因而格外震撼孩童們的心靈。這是明顯的嵌入式安排，象征意義顯而易見。當面臨異族侵略、國家危亡乃至語言文化可能的毀滅時，思明中學的方楚老師曾在課堂上問學生曾凱：“假如日本鬼子打到了芍藥鎮，假如他們強迫你們放棄中國的語言，去學日語，你怎么辦？”曾凱的回答斬釘截鐵：“老師，我們沒有最后一課，我們不學鬼話。”這也是《晨語》這部兒童題材小說重要的思想主題。

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佛羅山中的芍藥鎮思明中學，看上去就是一個伊甸園。校長林中石和老師們遵循學校創建者初衷，奉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辦學方針，啟發學生心智，強健他們的體魄，鼓勵學生下田參加水稻插秧勞動，上山辨識鳥獸草木之名。盡管學生們的出身、背景各有不同，秉性天賦各異，但在方楚、于仕伏、李華等老師們的精心培育下，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毫無疑問，這樣的學校是一流的，就讀于其中的學生們是幸運的，也是非常幸福的。然而，日本人來了，像田園詩一樣的學習生活被無情打斷。

先是駐扎在佛羅縣城的日軍得知李華老師學過日語，派人到學校，把李華老師“請”到佛羅縣城的日軍基地給他們當翻譯，一去沒有了音訊。緊接著，思明中學開始被監控，師生進出校園都有漢奸跟蹤。最終，日本人的生化分隊來到芍藥鎮，在佛羅山大量采集一種特殊的植物曼琳陀羅，制造用于戰爭的毒劑。同時，日本人還在積極尋找一本叫做《百草秘笈》的小冊子，是早年國共內戰時期紅軍的一位醫生在佛羅山區遍嘗百草撰寫的藥書。

不過，思明中學并非一般的中學。兩年前，當校長林中石來到思明中學時，即秘密成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老師當中多數是地下黨員，其中就包括方楚和李華兩位老師。也就是說，這個教書育人的地方其實很不尋常，既有中國文化傳統，也有中國革命基因，二者水乳交融，學校的氣象因此大不相同。舉例來說，當同學們在水田里插秧時，學生杜雙虎惡作劇，以子虛烏有的“螞蝗”使生性懦弱的畢得寶受到驚嚇，畢得寶的父親畢景期憑借自己的商會會長和校董身份，要求開除杜雙虎，否則畢得寶就轉學。他還放出話說，自己的孩子不能和這些沒教養的孩子一起讀書。

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校長林中石秉持公正，本著有教無類的原則說服畢景期：“本校是平民學校，宗旨是扶助工農，教育興邦，不論富貴貧賤，一視同仁。我不能因為一個孩子犯了一點小錯，更不能因為你是本校的校董，就剝奪這個孩子讀書的權利。”林校長進而言之：“國難當頭，需要人才，我們的孩子不是溫室里的花朵，我們不能把孩子當做不堪一擊的弱者。培養孩子，既要讓他們讀書，也要磨練他們的膽氣，讓他們真正堅強起來，不使我們的國家再受欺負。”最終讓畢景期無話可說，認可了學校的決定，不處理杜雙虎，畢得寶繼續上學。

還有一個教育案例，事關對“漢奸”的認定。也是商會會長畢景期，在日本人來了以后被迫當上了“親善協助會”副會長，他不得已為日偽軍做事。有一次，他讓兒子畢得寶帶給同學們每人一支日本產的鋼筆，還有墨水，結果在同學們中間引起軒然大波，幾個激進的同學認為，把日本貨帶到學校，就是在為日本人宣傳鼓吹，并且稱畢得寶為“漢奸崽子”。陷入絕望無助中的畢得寶又要退學，這時候，方楚老師和林中石校長的包容、理性與客觀，再一次起到了矯正孩子們世界觀的決定性作用。

林校長告訴同學們，畢得寶的父親被逼當“親善協助會”副會長，但他是不是漢奸并不能輕易下結論。畢得寶分日本鋼筆給大家，也未必就是在鼓吹日本貨。“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隊伍繳獲了敵人的武器，會不會因為這是敵人的東西就把它扔掉呢？”林中石繼而告訴同學們：“要記住兩件事：第一，在沒有發現畢景期先生有漢奸行為之前，我們不能稱他為漢奸；第二，畢得寶同學把東西分給大家，沒有證據證明他是替日本人鼓吹，我個人認為他是好意，是幫助同學們。基于這兩點，我希望同學們一如既往善待畢得寶同學讓他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生活，一起迎接明天。”

這樣的場景看似司空見慣，實則可見思明中學民主、寬容的教學理念。學校既要幫助孩子們樹立正確的是非觀、價值觀，還要在認知判斷的能力上施教，這才是好的教育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這些理念的一個大背景，是凝聚民族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救亡的社會思想。今天我們回頭審視歷史，也能發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決策的價值。小說中思明中學師生們的家園意識、愛國情懷，顯然也是有著特定政治基礎的。

徐貴祥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對中國土地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文學回望，自然不是親歷體驗的結果，但也未必是完全用想象還原歷史。可以說，他今天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對過往史料甚至文學表達的參照。但是，相較于早期革命歷史題材文學的及時性、紀實性、真實性，以及主題的鮮明性、思想的革命性等系列特征，徐貴祥的創作是拉開了時空距離的回望與觀照，是一種當代視域下的寫作。他對戰爭時期的鄉村政治、鄉紳人物，對敵占區的眾生面目，對新四軍佛羅山支隊的敵后斗爭方式，有一種不同于早期“革命化”“斗爭性”文學的精細處理，更平易近人，也更自然而然了。特別是對方楚、李華、于仕伏等老師，對曾凱、杜雙虎、楊柳、畢得寶等同學，對林中石校長、空靈寺的濟源師父等，都有一種“回望”的清明和“水落石出”后的觀察。

最后，雖不知道《晨語》書名由何而來，但其諧音“成語”倒是提醒了讀者，這是一本刻意強化了漢語修辭中成語價值的兒童讀物。書中大量的成語接龍，基本上都是恰當的、情景交融的，有一定的文體價值，也會對小讀者的語感、詞匯積累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