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開始重視保護中國文化遺產，全國普遍進行古籍人才培養，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國書店老先生們成為授課和教材編寫的主力軍。由他們編寫的一部油印讀本《古籍板本知識》成為古籍版本學領域中的重要著作，是新中國首部由版本經營者即販書人撰寫的實用型古籍版本知識教科書。這部幾十萬字的著作也被稱為《古籍板本常識》《古籍版本知識》。

這部成書于1961年12月的油印讀本不僅在中國最具影響的古舊書店——中國書店（全國首家經營古舊書刊、文獻的國營機構，集收購、發行、出版、拍賣為一體）內部作為業務培訓教材，還在國內圖書館、博物館被廣泛翻印，實用性極強，業界影響巨大。

“版本”一詞最早出現于宋。“本”原指寫字縑帛，“版”為簡牘。自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書稱為“版”，未雕的寫本書稱為“本”。“版本”兩字連用作為對雕版印刷圖書的專稱，之后所指范圍逐漸擴大，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簡策、帛和紙的寫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圖書。歷朝歷代研究版本的書家比比皆是，但作為專著出現是在清末民初，20世紀前半期是中國古籍版本學發展的重要轉型時期，開始出現研究刻本源流的專著，如孫毓修的《中國雕板源流考》、葉德輝的《書林清話》、錢基博的《版本通義》等，標志著中國版本學開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古籍版本學得到了空前的重視。

目前古舊書流通市場上有不同版的《古籍板本知識》翻印本，已故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郭紀森先生在生前曾贈予筆者一冊線裝讀本的上冊。去年年底，在“七秩華章 盛世梯航”——中國書店書海70年主題展覽期間，筆者會同中國書店總經理張東曉先生詳細翻閱了這部完整的油印本（上下冊），從頭到尾未能發現著者姓氏名誰，一律以“北京市中國書店”的名義在前言中做如下表述：“這是我店內部業務學習的一本講義......北京古書店的從業人員，在長期實際工作中，積累了一些知識、經驗.......本講義是采取集體編寫、分工負責、專人正（整）理的方法編寫的。”

2006年，著名學者史樹青先生（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1922年-2007年）曾跟筆者提到過由王雨著、王書燕編篡的《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以下簡稱《文集》）。隨后筆者便購買了一套，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全集共三卷，包括《古籍版本學》《古籍善本經眼錄》《日記、信札及其他》。先生告訴我：“《古籍版本學》為王子霖先生從事書業寶貴經驗之談，總結了前人所有鑒定經驗，曾以之為中國書店《業務學習講義》，遠非大學版本目錄、校勘學教授細眼所能寫出。”他的這段話同樣寫在了該書的“總序”中。

由此看來，史樹青所言的中國書店《業務學習講義》與中國書店油印本《古籍板本知識》前言中“內部業務學習講義”，《古籍板本知識》與王子霖著《古籍版本學》必然有著一定的緊密聯系。

首先，需要弄清王子霖何許人也？

原來子霖是王雨的字，他出生在河北深縣（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西留曹鄉張丘村一個鄉紳世家，14歲時由在北京琉璃廠文奎堂書店謀業的父親托人引薦至鑒古堂學徒，由于博聞強記，加之天縱之聰，未滿3年便在琉璃廠嶄露頭角。隨后，一個大人物的出現徹底改變了王子霖的命運。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舊書業百年》作者徐雁先生在《“書鋪”說》一文中曾這樣評述王子霖：王氏善于為專家學者提供悉心周到的古籍舊書服務，他是梁啟超飲冰室的座上賓，這在京津書業界也都是出了名的。《文集》卷三《日記、信札及其他》中有一篇王子霖《六十年經營回顧》的自述：“在1913年，17歲時認識了梁啟超。1915年19歲時獨立經營，得梁公的信任和大力幫助。梁公借給我3000元大洋用于買書，買進來后便給梁公送去挑選。就這樣相交十幾年，直至梁公逝世為止。”

由此來說，王子霖和梁啟超有著長達18年的交往。

1915年1月，梁啟超因政治需要避居天津，從此王子霖與他書信聯絡。當王子霖決定創業時，赴天津向梁啟超說明情況后，梁氏借付了三千銀元資助開業，其店名“藻玉堂”是梁公所起，匾上的字更是梁氏所題。王子霖積極地購買古籍，同時對古籍版本更為注意，并且隨時做筆記，記日記成為他的習慣，幾十年如一日。他由此積累了豐富的鑒別古籍版本的知識與經驗，為鑒賞古籍和判斷古籍的歷史價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小在王子霖身邊長大的孫女王書燕就是根據祖父的遺稿編撰了這部《文集》。史樹青先生所言“幸賴書燕掇拾殘稿”中的“書燕”即王書燕。

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著述甚豐、影響極大的人物，其著作特別是中晚年的著作中所取資料大都得于王子霖。

在王子霖的一生中，還有一件事名垂千古，那就是保護了海源閣的珍貴藏書，為搶救國家古籍作出了重要貢獻。

海源閣為晚清北方最大的私人藏書館，是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海源閣因戰亂頻遭劫難。1936年抗日戰爭前夕，王子霖介紹海源閣嗣主人楊庭訓將所余藏書中的數十種宋元珍本抵押于天津鹽業銀行以作保護，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由當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主持贖出，全部撥交國立北平圖書館典藏。對于此番保護的心意與功德,王子霖在日記中寫到:“識別海源閣藏書并加以保護是我一生的驕傲，不虛往來人世。”

筆者曾在國家典籍館舉行的“中華傳統文化古籍保護傳承大展”上，看到有不少古籍珍本就源自于海源閣。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圖書館于1951年修建完成，王子霖又響應國家號召，將自己多年珍藏的善本書籍低價售給北京圖書館。到了“公私合營”后，又將藻玉堂并入中國書店，從此王子霖也被調入中國書店，自此，便埋頭整理四十余年來上千萬字的讀書筆記、書目題跋、造紙技術、墨考、版畫源流等等，并結合自己數十年來經手的善本書鑒定、買賣之經驗予以撰寫。

1958年3月，新華書店總店舉辦了為期半年的“古舊書籍發行人員學習班”。王子霖作為專家，成為此次研究班的主要教授者（還有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研究班對新中國的古籍版本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培養了一批業務骨干，長期活躍在古籍版本領域。

那時，業界已經意識到王子霖在古籍版本學方面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知識，上級有關部門建議將王子霖安排到業務科搞書籍影印工作，即選善本、孤本及有研究價值的書籍影印出版。

關于編寫資料的工作，王子霖在自己的日記中曾有多次記錄。

《六十年經營回顧》：“1958年調到中國書店業務科編寫學習資料。1961年由我主筆的《古籍版本知識》油印出版。”

1959年7月15日：“記日記、抄錄書目是我數年的習慣，未曾荒廢……再一方（面）是有空暇就繼續寫古籍版本概述稿子。”

1963年6月26日的日記較為詳細：“這本書的撰寫，源于1960年興起的業務學習，中央有關領導讓我寫些關于古書業務方面的東西。但是我自感文化與知見有限，有丑婦怕見公婆之感。經過一再鼓勵，只有大膽涂鴉搪塞罷了，遂決定寫《古籍板本常識》。經過一年的努力和魏隱儒同志（古籍版本學家）、姒兼山同志（藏書家，曾任天津圖書館古籍部負責人）幫助整理，于1961年總算拼湊成書。之后又經過鄭寶瑞同志（中國書店經理）逐篇逐字地校訂，再經朱桂林同志日夜辛勤謄刻油印，總算是勉強完成初稿。”

1964年，雷夢水在所著的《琉璃廠書肆四記》中也對王子霖著書有載：“一〇八號藻玉堂王雨，字子霖，河北深縣人。頗藏板本，所藏多古本、精妙、家刻之書……王氏曾撰《古書版刻圖書源流》一卷，已由中國書店編印于《古籍版本知藏》一書內。”

《古籍版本知識》油印本成冊后，業界反響很好，沒有正式出版，成為讓王子霖痛心疾首的事。筆者查閱《文集》等相關資料，發現王子霖曾兩次籌劃過該書的正式出版，均未果。

第一次是在油印本成冊后不久。王子霖發現錯訛疏漏，且不止一處，就邊學邊改。隨后，被派往來薰閣任門市部主任。期間，編輯建議他將著述出版。這時王子霖有了正式出版的想法。他在日記中記錄：“中華書局編輯陳乃乾同志慫恿出版，認為對古書整理編目工作不無益助，又得康生、王冶秋同志鼓勵，始勉而俯允。因為自覺水平不夠，更難免受專家指責，就想了一個借花增輝的辦法，即由中華書局和中國書店聯名邀請王冶秋、魏建功、向覺明、趙萬里、趙元方、謝剛主、王重民、劉國鈞、路工、張申府、楊殿珣數位專家學者，在來薰閣開了一個征求意見校訂會。當天，除王冶秋、王重民因事未能參加，其余各位都如時到了，來者各抒己見，并校改原本交還。會議由魏隱儒記錄，按各位意見校改。修改完工，始轉交陳乃乾同志。但是經過陳公看過，仍有發現訛誤、重復之處，并允自手修訂。想是將來如果此本小有功用，也是多賴于各家襄助而成者，決非余執筆可能問世的。在各家校改處，如姒兼山、趙元方、謝剛主校字，囑學員邵蘊珠分錄于余留本眉間，或改文多者，照錄粘條，以備異日暇余，重錄清本。近又承王重民教授賜校多條。當將原書交鄭寶瑞同志，故未照錄，以待原書交還，再為添改。這一本《常識》經過將近一年虛張熱潮，仍壓在陳乃乾桌上。訪其究竟，仍以有待校訂加工相答；并以紙料缺乏為由，如此遷延，風消浪平，不無花謝之嘆。前有人曾說，有一種事物想起就應去辦，擱下便自息，這確成事物規律了。”

1964年，王子霖調回中國書店任服務部主任，書也未能正式出版。“文革”開始后，王子霖就在1966年7月被抄家，名人字畫、玉器古玩、古書碑帖、資料手稿統統被拉走。“文革”結束，他的一些資料手稿得到發還后，再次籌備出版事宜。

王書燕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給他落實了政策，發還了部分抄走的東西，第一次發還還主要是以祖父的部分手寫資料和衣物為主。”王子霖于是開始著手整理資料，歷經兩年的時間出了一部稿子后，交給北京和天津的徒弟，請他們送至出版社協商出版事宜。但之后就杳無音信。那么，是未交給出版社？ 還是出版時機不成熟？ 王書燕在《文集》中用了這樣一句話進行了回應：“總之，這部分手稿再也沒有下落。”出版著作的第二次希望落空后，王子霖就把手里僅余的資料全部封存，并把這個愿望埋到了心底，一直到離開人世。

1978年10月23日，擔任過王子霖助手的魏隱儒給他來了一封信，說：“……我這份材料是在《古籍版本知識》的基礎上增刪改寫而成，共約三四十萬字。俟加工后擬分成《古書雕板發展史》、《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目錄學概論》、《古書裝訂修補常識》……”原來是魏隱儒在《古籍版本知識》基礎上編撰了上述幾冊資料。信中所提《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筆者也藏有一本油印本。這本資料作為正式出版物是在之后的1984年4月和2017年5月，分別由印刷工業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署名為魏隱儒、王金雨編著。

筆者查閱了2017年版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發現作者簡介中只有魏隱儒一人：現代書畫家、古籍版本學家。師從著名書畫家李苦禪先生，曾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委和副主編，著有《中國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史話》等。

至于該書編著中的另一位作者“王金雨”到底是誰？ 究竟“王金雨”是不是王雨？ 王書燕的解釋是：“業界知情者曾問我‘王金雨’是你祖父的筆名嗎？我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筆者也曾試探著去尋找編著者“王金雨”的真相，幾經查找未果。但發現1985年8月版《文史資料選編》中一篇《記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署名同為魏隱儒、王金雨，一條注解稱“1941年苦禪先生贈金雨畫四幅，此四幅及其他所贈，盡毀于十年動亂中。”王金雨究竟何許人也？ 還是個謎。

毋容置疑的是，當年魏隱儒確實參與整理記錄《古籍版本知識》相關工作。《王子霖先生傳略》載：“（1960年）此時的子霖先生年事已高……（中國書店）并委派魏隱儒協助整理。”他在一篇日記中先后兩次提到魏隱儒，“經過一年的努力和魏隱儒同志、姒兼山同志幫助整理，于1961年總算拼湊成書。”“會議由魏隱儒記錄，按各位意見校改。”

公開的相關資料顯示：魏隱儒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縣（現河北省辛集市），自幼酷愛書畫。1936年，考入北平美術學院國畫系學習，師從李苦禪，對于書畫史以及紙張、印章等相關知識頗有所得。進入40年代，先后在中華書局、中國圖書總公司、新華書店工作。1956年，北京古舊書店公私合營時，他調入中國書店從事北京古舊書業的改造工作，從而接觸了大量古舊書刊，擔任編寫《古舊書刊介紹》。由于有這樣的工作和研究背景，在1978年被聘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副主任，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組織工作，主要負責集部的審核。陸續編寫成《中國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史話》《古籍鑒賞》《藏書家傳略》《書林掇英》等。在這期間，他重登講壇，到各地為古籍善本編目培訓班講授古籍版本鑒定的知識，培育了大批古籍版本鑒定學生。筆者所藏《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就是他在1978年在山西省圖書館的講義，署名為魏隱儒編。

當王書燕產生了編撰《文集》的想法后第一時間找到了魏隱儒，但沒過多久魏隱儒就于1993年6月2日在京病逝，享年78歲。

王書燕在《文集》的“總跋”中寫到：“忽有一事使工作加速。原計劃采訪的故人中有一位是先祖的助手，也是從事版本業，名魏隱儒者，他還曾根據先祖的講義出版過版本學的書，本來他已答應好寫篇對祖父的回憶錄，不曾想突然去世了。”

對于這部《文集》，王書燕耗時十余年最終編篡而成，算是完成了她祖父王子霖的一大遺愿。在這部書的策劃、編撰、出版過程中，史樹青先生給予了關鍵性支持。王書燕在《文集》的“致謝”篇中稱：史樹青先生對此書的出版起了決定性作用。

原來史樹青先生與王子霖亦屬故人。時間回到1962年，當時在文化部的主持要求下，王子霖擔任歷史博物館顧問委員會成員，負責善本書指導，在歷史博物館講授過古籍目錄與版本的課程時，史樹青正是當年的聽課人之一。史樹青先生也曾說過，自己早年就讀輔仁大學時就聽余嘉錫、趙萬里二位先生講，王子霖是琉璃廠有見識的通人。

王書燕在《文集》的“總跋”中稱，有關專家指出，《古籍版本學》是新中國成立后由版本經營者撰寫的第一部古籍版本知識講義（成稿于1961年，中國書店油印成冊），對新中國的古籍版本事業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后來許多同類書籍都深受其影響，有著它的影子。

對照1961年12月中國書店油印本講義《古籍板本知識》與2006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雨著、王書燕編篡《古籍版本學》的目錄設置與內文內容，基本吻合，均涵蓋版本學術語知識、中國版刻圖書源流、古書用紙簡介、古籍版本鑒定四大板塊，九個章節。

筆者還曾見過油印本的署名為張宗序與馬鍵齋的讀本《中國古籍簡介》《古籍要籍介紹》《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業務教材。

1989年版《發行家列傳》中稱張宗序是中國書店業務顧問組組長，河北深縣人，16歲由同鄉介紹到北京隆福寺文奎堂古書店學徒，1949年在東安市場自設書攤經營古舊書刊，1952年北京市政府決定籌建中國書店，在公開招考古籍收售業務人員時，他以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北京私營古舊書業從業人員中第一個參加國營中國書店工作的人，是13位中國書店最早的創業和開店元勛之一。從事古舊書鑒定和收購工作70余年，對搶救、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尤其是培養造就全國古籍業務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掌握了比較深厚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知識，有熟悉具體業務的方法和經驗，成為古舊書業博覽橫通的專家之一，曾受中國出版協會和新華書店總店委托，與馬鍵齋（古籍版本目錄學家、中國書店五位業務顧問之一，其他三位顧問是郭紀森、雷夢水、趙長瑞）編著了《中國古籍簡介》《古籍要籍介紹》《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業務教材，為全國各地的古舊書從業者及圖書館博物館工作者、大學文獻專業和圖書館專業師生深入淺出的講授古書版本課程等，可謂“桃李滿天下”。

一部事關古籍版本知識的著作凝聚了多位古籍專家的心血汗水與智慧。

《古籍板本知識》問世后，中國古籍版本學論著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毛春翔的《古書版本常談》（中華書局1962年）、張秀民的《活字印刷史話》（中華書局1963年版）、李清志的《古書版本鑒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施廷鏞的《中國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嚴佐之的《古籍版本學概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戴南海的《版本學概論》（巴蜀書社1989年版）、李致忠的《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千帆等《校讎廣義·版本篇》（齊魯書社1991年版）、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1992年版）、姚伯岳的《版本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黃燕生和林巖的《版本古籍鑒賞與收藏》（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魏隱儒的《古籍版本鑒賞》（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李致忠的《古書版本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等，基本形成了中國古籍版本學的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