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五四”以來，文化上的自卑自輕曾經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拋棄中國傳統、學習西方文化，一度成為時代風潮。身處潮流之中，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并未隨波逐浪，而是超越了古今、中西之間常見的二元對立。朱光潛既肯定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革命、文藝復興，又深入反思與批判其否定傳統、迷信西方的做法，展示出自信自強的精神品格。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他的相關論述讀起來仍然鏗鏘有聲、發人深思，具有十分鮮明的現實意義。

“真正的自信”是“民族的生命力”

朱光潛倡導真正的自信。他在《國難期中我們應有的自信與自省》一文中指出：“真正的自信，換句話說，就是徹底的自知與自知后所下的決心，認清了達到盡這種責任的方法，然后下定決心去腳踏實地、百折不撓地做下去，一直到最后的成功才甘休。這才是我所謂的自信。”也就是說，自信不僅是自知自省后的立志，做“有志者”，而且是要有進一步落實的明確方法與切實行動，從而力爭達到“事竟成”的境界。他認為，在抗戰的危難關頭，需要的不是那種盲目自夸式的自信或企圖依賴外人式的自信，而是這種堪稱一個民族生機與活力的真正的自信。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民族，都必須具備這種覺悟，才會有燦然的希望與光明的前途。

在《文學與民眾》等文章中，朱光潛進一步強調，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完整生命的表現。“一個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地流露于它的文學和一般藝術，要測量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強弱，文學和藝術是最好的標準之一”，“民族有民族的生機，生機都要借發泄才能發展。發泄就是活動，就是創造。最顯著的生機發泄是文藝創作、學術探討與政治活動”。正因如此，朱光潛非常重視引導文藝創作與美學研究中蘊含的精氣神，并身體力行。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影響廣泛的文章中，朱光潛始終秉持文化自信自強的原則來與廣大青年談心論文，勉勵他們牢固樹立民族自信心，奮發圖強、堅持不懈。在《詩論》《談美》等美學研究論著中，他同樣始終保持著文化自信自強，堅持立足本土文化、以中國立場分析中國文藝問題。這些研究雖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決不是生搬硬套，以至于“言必稱希臘”，更不是用它來任意裁剪、強制闡釋中國的文化現實，而是注重在介紹西學的同時加以批判、將西方文藝觀念與中國傳統文藝觀念加以融匯，注重在中西文化的相互觀照與相互比較中辨析各自的長處與短處，并為中國文藝、中華文化下一步的改進與發展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與建議。

“根據傳統”建立新的“民族形式”

朱光潛主張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歷史傳統是一個國家、民族完整生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傳統到現代并非如當時流行的想象那般勢不兩立。因此，“完全放棄固有的傳統，歷史會證明這是不聰明的。文學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現，而生命是逐漸生長的，必有歷史的連續性。所謂歷史的連續性是生命不息，前浪推后浪，前因產后果，后一代盡管反抗前一代，卻仍是前一代的子孫。”傳統不是僵死的、外在的，而是有生命力的、綿延不絕的。在應邀推薦青年閱讀書目時，朱光潛還將傳統素養列為現代公民必備的常識。“我以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并不一定是出于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知道它的長處所在和短處所在，我們才能知道哪些東西應發揮光大，哪些應彌補改革，也才能知道它在全人類文化中占何等位置，而我們自己如何對它有所貢獻。”傳統不是文化前行過程中的障礙，而是更好前進的基點。只有尊重傳統、知曉傳統，辨明其中的精華與糟粕，分清其中的所長與所短，才能積極有效地吸收傳統并予以不斷轉化。

朱光潛明確反對新文化運動將傳統與現代極端對立起來的偏頗觀點，并著力加以反撥。這充分表現在他為新詩的音律大力辯護，批評“五四”時期新詩運動錯把“作詩如說話”當作出發點等方面。在他看來，新詩力圖推翻舊傳統，實際上卻往往是用白話寫成的舊詩，缺乏音節上的顯著個性，毫無形式可言，而新詩更致命的缺陷是未能開辟新的境界。通過詳細梳理中國詩歌的歷史演變過程，朱光潛得出結論：“一個民族的詩在歷史過程中有一種繼續不斷的日漸發揚光大的生命，后一階段的發展總是建筑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朱光潛強調，盡管詩的形式應該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生變化，但不能由此完全割斷歷史、拋棄傳統。因此，新詩不僅應該有音律，而且必須向世代相傳的舊詩音律學習，將新詩格律建立在民族詩歌傳統的基礎之上。新詩這種恢復傳統的方式不是機械地復述傳統，而是在新的語境中激活傳統——根據傳統創造出新的具體形象、生成新的民族形式，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我們要由模仿進一步去創造”

朱光潛提倡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首先，他贊成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鑒，反對閉關自守、坐井觀天。他認為，“五四”時期的文壇，不論是積極的翻譯、熱情接收外國文學，還是受其影響而劇烈變化的文學語言、不斷涌現的新風格與新技巧，都是值得歡迎的好現象。在向青年介紹人文方面的應讀書目時，他把閱讀外國書與通一種外文都視為現代學者的必備素質，強調這有助于克服只讀中國書可能形成的偏狹孤陋，在中西比較中給予學術研究以新的刺激。

其次，朱光潛提出吸收外來影響要經過謹慎選擇。正是在這一點上，“五四”時期的一些作家恰恰有所欠缺。由于缺乏深廣的了解，他們傾心于“經過愛弄纖巧的文人長期矯揉之后而漸進于沒落的”西方文學，令人遺憾地走上了文學的窄路。在朱光潛看來，中國文學可以參考西方文學返觀中國文學，在創作與批評兩個方面開辟諸多新的領域。譬如，學習那些自己相對薄弱而西方文學較為發達的許多體裁形式；借鑒西文的一些優點，如文法嚴密、組織繁復、彈性較大、適應情思曲折的能力較強等；把批評看作一種專門學問，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如此等等。

再次，朱光潛呼吁要真正消化外來影響，從模仿走向獨創。“所謂‘消化’就是把本來不是自己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把異體變成本體。本體因吸收融化異體而擴大起來，這就是‘生長’。”在文化生長的過程中，模仿常常是接受的一個初級階段，自然不應完全否定。關鍵在于，應予以充分消化吸收，做到如鹽入水。否則，就不免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模仿是“借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止步于模仿外來文化，而應“發光”，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形成以我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整體。唯其如此，中國文化才能成為真正富有活力的有機體，而非死氣沉沉的無機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朱光潛嚴辭批評新文化運動中照搬照抄、囫圇吞棗的現象；批評“全然抱著膀子閉著眼睛跟著他人走”的態度；批評處處模仿外國文學的形式與風格但沒有扎下根來，顯得“洋氣”太重、“外來的色彩”太濃厚的新文學作品。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