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演說之于現代中國
這話題要從一九九九年說起。那年，我寫了一篇長文《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是為圖文書《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撰寫的導論，其中涉及天安門前游行隊伍的集合、當日天氣情況、學生行進路線、誰人火燒趙家樓，以及軍警如何逮捕學生等。做這本書，需要大量圖像資料，因大部分圖片是從報刊上翻拍過來的，比較模糊，只有少數幾張借自美國學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那些圖片很清晰。由此細節，引出一些有趣的話題。
我們的書出版半年后，甘博的攝影展“風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國”在國家博物館展出，大獲好評，開始在各地巡回展覽。我們這才知道甘博留下了五千多幀珍貴的老照片，現都保存在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的“甘博照片數據庫”里，可以免費閱讀與下載。這些圖片，大部分涉及民俗、景觀、宗教、社會生活等，因他的學術范圍是社會學。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甘博多次進入中國進行社會調查，恰好碰上若干大的社會事件，于是用照相機記錄下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五四運動。包括一九一八年拍攝北京市民及學生的和平游行，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以及十一月份拍攝的政治抗爭，這些照片讓我們對當初發生在北京的學潮有了較為真切的認識。以前我們見到的五四圖片多是輾轉翻印，不像他提供的這樣清晰。另外，作為學者的甘博有個好習慣，每幅照片都標注了拍攝時間及主題，比一般的新聞圖片更精確，也更好用。
比如，六月三日的四幀連續性照片，標注“YMCA Students Speaking”，很容易譯成“基督教青年會學生演講”，但仔細看畫面，是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十五組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前講演。這些照片像素很高，可以放得很大，得以辨認出若干有趣的場景及細節，包括游行隊伍的構成、旗幟及標語，警察如何逮捕學生，警察廳及監獄的內部情形等。我曾由此撰寫文章《“演說”如何呈現——以五四運動照片為中心》。照片的話題屬于岔開去，可按下不表。我關注的是“演說”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如何在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中發揮作用。
說到五四運動的研究，我們很容易從社會危機、思想啟蒙、政治動員等入手，這當然沒錯；但有一個問題，赤手空拳的學生靠什么來動員社會乃至影響中國政治進程？他們如何舉旗幟、貼標語、呼口號、發通稿、舉行政治性的集會與演說？這些顯然不是無關緊要的話題。因此，從一九九九年起，我開始努力捕捉那些穿透歷史迷霧的“聲音”。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絕大部分聲音已經隨風飄逝，后人再也聽不見了。除了唱片以及孫中山等人極個別的演說錄音，我們只能憑借各種文字記錄及檔案材料，在政治史、思想史、新聞史以及文學史的背景下，努力鉤稽，積極還原，以達成重構與闡釋的目標。于是，有了這本《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做這個研究，我的切入點是梁啟超《自由書》中的一段話。一八九九年，梁啟超接受日人犬養毅的建議，將學校、報紙、演說定義為“傳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對中國教育現狀的了解，梁啟超認定“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既然當事人認定那時的中國教育落后、識字率低、報章發行有限，以聲音為媒介進行啟蒙尤其重要，那么，討論晚清以降的政治/文化運動，從作為一種聲音的“演說”入手，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我做博士論文，研究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那時關注中國小說的傳播，如何從說書場傾聽轉為書齋閱讀。換句話說，著重點是怎么從聲音變成文字的，盡管那個聲音是虛擬的。近二十年來，討論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文學，我又將注意力集中在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說。我多次提及一幅圖片，那就是一九〇七年北京《益森畫報》刊登的《廝役演說》，說的是一仆役每天送女學生來毛家灣女學堂上學，久而久之，大受感染，也開始在學堂門口演說。畫面上，那仆人正站在“學堂”門口，手里拿著“報紙”，“演說”讀報的好處。學堂、報章、演說，這“傳播文明三利器”都齊了。更何況還有性別以及都市兩大因素，談論晚清的思想啟蒙，沒有比這更富有象征意義的了。
回到“有聲的中國”這個書名。毫無疑問，這是從魯迅《無聲的中國》那兒來的。一九二七年，魯迅在香港演說時說到十年前的文學革命，用決絕的口吻說：“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說到這兒，魯迅用了一個比喻，就是“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談論現代民族/國家和聲音之間的關系，這里有象征成分，比如魯迅說“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此事牽涉甚廣，背后還蘊涵著五四新文化人的基本立場：輕文辭而重言語。
強調“聲音”有關文學、有關教育、有關政治論述、有關現代民族國家，從這里入手討論晚清以降的啟蒙事業，可做的事情其實很多，比如古文誦讀、學堂樂歌、朗誦詩、演劇現場、唱片工業、無線廣播、電影或電視，等等。我只做了一個點，那就是演說。選擇演說作為切入點，那是因其可能性很大，涉及政治宣傳、社會動員、思想啟蒙、學術普及，乃至文章風格的演進。這里牽涉到方方面面，比如演說的立意、文體、姿態、身段、聽眾、效果等。
晚清畫報里，有許多“文字的中國”和“聲音的中國”對峙的局面，借助這個口語啟蒙，我們可以理解晚清中國的文章風氣以及學術表達的變化。另外，我曾在課堂上講過“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的聲音”，是用茅盾、穆時英的小說作為引子，講述城市里的各種聲音，除風聲雨聲讀書聲外，還包括歌星制度的建立，唱片工業的形成，左翼電影插曲，等等。另外有一次，我特別討論了“一九七〇年代有線廣播與大喇叭的功能”。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鄉村的信息傳播、政治動員與文化生活，大喇叭發揮了巨大作用。我當年在農村插隊，山村里所有的文化娛樂、社會動員、出工通知以及政策宣傳，都靠這無所不在的大喇叭，這是鄉村中國一個特別重要的政教宣傳手段。八十年代電視發展以后，大喇叭的功能就衰弱了。我找了不少材料，很多內容涉及個人生活，拿不準到底寫成回憶錄還是論文，但我相信會有學者關注這個話題的。
最近二十年，談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等，我特別關注“聲音的中國”和“文字的中國”兩者之間如何互相補充、交替闡釋。最容易進入這個話題的切入口，便是演說，因其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莊可諧，可以是日常生活，也可以是家國大事。《有聲的中國》這書不厚，還不到三百頁，其中最關鍵的，是下面這五章：演說之于現代中國、晚清畫報中的聲音、現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聲音的政治與美學、徘徊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另外還有幾篇附錄。我今天要講的，主要來源于本書的第一章和第四章。
先說“演說之于現代中國”，我以前關注的，主要是文章與學問；現在這本書的立場，則是從文章與學問擴展到政治與美學。關于演說的傳入、演說的定義、演說的技術、無邊的國事和有聲的文學、演說和近現代中國的文章變革，此前我談了不少。下面這三篇文章，是很用心做的——《學問該如何表述》（2001）、《“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2007）、《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2010）。我先用幾句話，介紹這三篇文章到底解決了什么問題，再談這本書又是從哪些地方進行拓展。
第一篇是《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那本書是章太炎一九一〇年在東京為《教育今語雜志》撰寫的演說體文章（或稱之“擬演說”），他用淺顯的白話文來傳授有關中國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等知識。底子是講學，形式是演說，乃別具一格的白話文章。章太炎是國學大師，他的文章素來以古雅艱澀著稱，可為了向當時南洋的華僑青少年介紹中國文化，他用這樣的白話形式來書寫。此書初版于一九二二年，因書中有一篇收錯了，有人懷疑是偽書，前些年我考訂整理后重新出版。
這本書讓我反省幾個問題：第一，談論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不能局限于胡適所說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第二，應該更多關注采用白話撰寫長篇議論文的努力與趨勢；第三，之所以有“白話學術”，演說興起是一個重要因素。所有的學者，學問再大，演說用的一定是白話。用文言演說，偶爾幾句可以，長篇大論是沒法聽的。
第二篇是《“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關注晚清以降，學科化以后的課堂是如何演進的，中間著重描述北京大學魯迅的課堂、清華大學朱自清的課堂、中央大學黃侃的課堂、西南聯大沈從文的課堂，還有輔仁大學顧隨、新亞書院錢穆、臺灣大學臺靜農等的課堂。所有這些課堂，都沒有錄音留下來，但當時的學生撰文追憶，把老師的課堂風采和講課內容記錄整理下來。借助這些名家演說，或者說留存在紙上的聲音，我們獲得了一個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學課堂的可能性。
我說過，沒有王瑤規劃整理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沒有程千帆對原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教授詩意人生的懷想，沒有汪曾祺對沈從文教育方式的描述，沒有余英時對錢穆和新亞書院的追憶，就沒有今天多姿多彩的文學教育的歷史記憶。尤其是，沒有葉嘉瑩的奔走呼吁，我們根本就忘記了顧隨的課堂及其著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并不覺得顧隨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學者，因寫論文實在不是他的強項。到今天為止，顧隨文集出來了，講得好的，大都是只言片語，跟今天學院派的著述不是一個路數。但是，顧隨的課堂很精彩，這點讓葉嘉瑩和她的同學們不能忘懷。于是，顧隨的老學生們再三追懷，最終讓我們認識到這是個偉大的老師。按他們的說法，“別的老師是一部詞典、一部百科全書，我們的老師是一首詩，站在臺上不發一言也能讓你感動”。可見，課堂和著作是兩回事，以前我們僅憑著作來理解老師的業績，有很大的偏差。今天，我們憑借眾多精彩的追憶文章以及講課記錄整理稿，在冥想中，重建那個已經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課堂，以及課堂上的聲音。并從這個地方開始，思考大學課堂的可能性，并借以重建中國現代教育及學術傳統。
第三篇是《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這是我比較得意的文章，寫了兩年多，曾在好幾個會議上補充陳述，最終修訂成文。文章著重討論演說之于“開啟民智”，演說的諸面相、演說與學堂之關系、“學藝”還是“事業”、文章體式的革新，以及以“演說”為“著述”等。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演說不僅完善了白話文，也影響了現代作家的思考和表達。我曾這樣總結演說的大致特點：“表達口語化，故傾向暢快淋漓；說理表演化，故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現場效果，故受制于聽眾的趣味與能力；蔑視理論體系，需要的是豐富的高等常識；總諱‘掉書袋’，故不能過于深奧，更不能佶屈聱牙。”所有這些，都影響了晚清以降中國文壇及學界的風氣。
演說一旦入文，必定釀成現代中國文章的兩大趨勢，一是條理日漸清晰，二是情緒趨于極端。演說的巨大影響力，使得原先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如今變得直白淺俗，這點很好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演說之影響文章，使得表述趨于夸張，或尖刻，或奇崛，喜歡劍走偏鋒，那樣才有效果”。我討論演說的氛圍、聽眾的壓力，如何使聲音延續到書齋，影響文人學者的著述以及文章風格。
上述三篇文章，討論了“演說”與現代中國的白話學術、文學課堂、文章風格的關系，分別收入我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2005）、《作為學科的文學史》（2016）、《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2020）三書。以上介紹相關話題，作為《有聲的中國》一書的閱讀背景。
下面，我主要借用《有聲的中國》第四章的素材及思路，講述“聲音的政治與美學”。涉及的人物，全是現代中國政壇及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估計大家都熟悉。
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一九二〇年北大新潮社刊行《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漏收了兩篇已刊文章，那是蔡元培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的兩次演說，負責記錄整理的是南開學生周恩來。這本書出版后，蔡元培又到長沙演講，那兩講的記錄整理者是毛澤東。這四篇沒有進入《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分別由周恩來、毛澤東記錄整理，此舉起碼提醒我們，必須關注現代中國政治家和演說的密切關系。
這話題很早就被意識到了。一九〇一年，作為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明確告訴學生：“今后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需長于言語。”科舉時代主要靠書寫，到了殿試時才會有面談，之前全憑文字。讀書人的“治國平天下”，主要靠文章而不是言語。晚清以降則很不一樣，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運動，都會牽涉到作為一種技術及文化的演說。而鋪天蓋地的演說，除了影響現代中國的政治態勢，還影響學界風氣與文章風格，這點我之前已經談了，這里主要談演說的氛圍、演說的鄉音、演說的變奏、演說的危險、演說的詩性。選擇十位現代中國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多著眼于社會動員以及政治運作，故我把“政治和美學”放在一起來討論。
一、演說之氛圍
我們都曉得，演講者會借助語言、手勢、身段來調動聽眾的情緒，反過來，聽眾也可以通過拍掌、跺腳、噓聲乃至走人，來影響演講者的表達。我記得很清楚，以前北大階梯教室的座椅是木頭的，人突然站起來，會有響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有學生為了表示自己的個性，演講剛開始五分鐘，站起來，掄起書包走人。人一走，椅子翹起來，“啪”的一聲，很響。再過五分鐘，又“啪”的一聲。甚至此起彼伏，“啪啪啪”的響聲不斷。意志再堅強的演講者，面對這種場景，也會心驚膽戰。其實，學校里的演說比較好辦，因為有紀律約束，課堂上一般不會有直接挑戰。但公眾演說不一樣，聽眾是有能力影響乃至中斷演講的。所以，我把成功的演講理解為演講者的談吐自如和聽講者的莫逆于心。請記得，演說不是一般的說話：第一，它是表演；第二，需要氛圍；第三，要跟臺下聽眾對話；第四，事后可能會落實為文字。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專門舉孫中山一次近乎神話的演講，那是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東京《民報》創刊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這篇演講日后編入孫中山的各種文集，奇怪的是，題目很不一樣，原因是，它本來就不是一篇文章。當初的記錄稿是胡漢民整理的，主體部分是孫中山，還有章太炎等人。胡漢民本身就是個演講家，懂得文字與聲音的差異，因而在記錄稿里大量使用括弧標注“拍掌”“跺腳”“呼萬歲”“大鼓掌”等，讓你讀到這個地方，能體會當初現場反響如何，想象那種一呼百應的場面。
我注意到，最初報道說聽眾五千余人，地點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那地方很寬敞，但能否容納五千人，我有點懷疑。后來的回憶文章越說越多，說是上萬人，掌聲雷動。我在大學教書幾十年，能控制演說局面的，估計五百人就到頭了。面對五千人該怎么演講，我不能想象。后來我發現，那時蔡元培演講，也是動輒幾千人聽。一九四六年前后，昆明有許多文化人和政治人物演講，現場聽眾兩三萬！如今，除了歌星演唱會和足球比賽，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聽你演講。
長期追隨孫中山的劉成禺，早年是留日學生，后來被孫中山任命為總統府宣傳局主任，在其所著《世載堂雜憶》中，收錄《孫中山先生語錄》三則，對于今人了解孫中山的演說技巧有很大幫助。讀近代史的都明白，孫中山最初無槍無炮，憑什么掀起那么大的政治波瀾，言語能力是關鍵。可以說，除了政治立場與過人膽略，演說是孫中山最大的武器。孫中山告訴部下：“諸君他日歸國，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說，故為君等告知。”他還提到自己在美國如何喜歡聽名人演說，自覺模仿，演說前會對著鏡子練習，矯正自己的手勢，使得舉手投足都能吸引觀眾。去世前不到一年，孫中山專門在廣州沙面請上海某報錄制了三張膠木唱片，其中包括兩張國語版，一張粵語版。孫中山去世后，有《中山先生留聲紀念集》傳世，上海圖書館藏有原本。現在流傳開了，互聯網上很容易找。孫中山預感到自己身體不行了，事業可能中斷，除了演講與文章，還專門錄制唱片，保留自己的聲音，這點很有先見之明。我曾花很多時間找尋魯迅的聲音，沒有找到。蔡元培的聲音可以找到一些，五四新文化人中保留錄音較多的是胡適。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聲音的魅力》，以一九二四年孫中山“中國的安危存亡,全在我們中國的國民是睡還是醒”這個錄音為起點，往前推二十五年，是梁啟超那篇倡導演說的“傳播文明三利器”；往后二十五年，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所以我說，二十世紀中國有一種聲音可以穿透迷霧、直達云霄，那就是政治家五彩繽紛、鏗鏘有力的演說。
二、演說之鄉音
演說不同于文章，很大程度在于其跟姿態有關，跟聲音有關。因此，所有演說學著作，談立意、思想、結構、文采，沒有什么新意；有特點的多是關于姿態和聲音的論述。介紹演說的肢體動作，以及嗓音如何運用，這些專門學問，西方的演說學著作都有涉及。但有一點，中國人必須獨立面對，那就是方言。
在中國，方言這個問題很棘手。記得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訪學，京都大學平田教授問：你們潮州人到京城趕考，路上怎么走？需要幾天？坐船、坐車還是騎驢？路上打尖時會不會被做成人肉饅頭？萬一考上了，殿試時跟皇帝說什么？最后一個問題很現實，方言區的讀書人可用鄉音閱讀與交流，但到了京城怎么辦？傳說戊戌變法時，光緒帝召見諸多維新人士，梁啟超因為方言口音太重，沒有被委以重任。一九〇一年，蔡元培也曾告訴學生，說方言非一般人所能通曉，想做大事的人，第一要會說話，第二要學國語。不管從政還是講學，都必須努力超越方言隔閡。同樣是官話區，北京話、河南話，或者東北話、西南官話，交流起來問題不大，最麻煩的是粵方言、吳方言、閩方言、贛方言、湘方言以及客家話。我是廣東人，常聽人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后來發現，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傳說，看來方言區的人面臨同樣的困境。相對來說，大學教書還好辦些，學生一開始聽不懂，努力聽，因為要考試，時間長了也能聽懂。廣場集會上的演說可就不一樣，聽不懂馬上走人。
當然，聽得懂和聽不懂之間，還有一個模糊地帶，人家講的是普通話，卻帶有嚴重的方言口音。據說，某領導到廣東赴任，人家跟他說粵語不好懂，開過一次會議，他就放心了：“誰說廣東話難懂？我剛一來就聽懂了三四成。”秘書告訴他，人家講的是普通話，粵式普通話。這個方言問題，成了晚清以降許多演說者面臨的窘境。比如，廣東才子梁啟超，一旦尋求在全國舞臺上表演，他該如何面對這個難題？
我找到梁啟超的第一篇演說《保國會演說詞》，那是一八九八年在保國會第二次集會時的講演：“嗚呼，今日中國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議論。退而衋然憂，睊然思。”這里有兩個字我讀不出來，必須查字典。我相信讀出來，一般人也不明白。后來我注意到，文末有一個注釋，稱自己久病初起，只好以筆代舌。也就是說，這篇演說稿，其實是寫下來的。那么，不太掌握國語的梁啟超，在全國舞臺上表演，該如何克服大庭廣眾中說官話這個難題？
一九〇〇年，梁啟超在檀香山給妻子李蕙仙寫信，其中有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全國。”李蕙仙出生于河北，口音沒問題。梁的意思是，本來我是不擅長演說的，結婚后學會了官話，現在可以到處演說了，言下之意，頗為自得。不過，寫這封信二十年后，有些聆聽過梁啟超演說的，還是認為他鄉音太嚴重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學界與文壇，梁啟超是特別受尊重的演說家，不僅有若干演說集刊行，那個年代出版的各種名人演講集，都特別喜歡收錄梁啟超的演講。問題是，演講的現場效果如何呢？楊鴻烈和梁容若都聽過梁啟超的演講，認為效果不好，因鄉音太重。但也有認為講得很好的，那就是梁實秋。梁實秋是清華學生，當年曾代表清華學生會去請梁啟超來演講，講的是《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示的情感》。他說梁啟超講到緊要處，就變成了表演，手舞足蹈，掩面頓足，尤其講到他最喜歡的《桃花扇》“高皇帝，在九天……”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顯然，聽眾也都被感染了。另一次演講，竟將臺下的兒子梁思成也被拉上來了。梁實秋說，他講著講著，一會喝水，一會拿毛巾擦臉，還不時呼喚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講完后，梁啟超很得意，大搖大擺走了，大家熱烈鼓掌，鼓到梁啟超聽不見才停下。
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差異？有人說梁啟超的官話很難聽，有人則說他講得很好。梁實秋稱，梁啟超確實是一口標準的廣東官話，但聲音沉著有力，洪亮激昂。他甚至認為，要是梁啟超講的是標準官話，效果反而不好，他那帶廣東口音的國語更加有力。作為廣東人，我很喜歡這個說法。當然，不見得每個人都同意。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沒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中，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袖都講自己的家鄉話。我問過專業人士，為什么影視中別人講標準的普通話，而毛澤東卻是湖南腔，鄧小平則講西南官話。他告訴我，八十年代電影業內部曾有過討論，很多人認為，讓影視劇里的毛澤東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效果不好。因為我們這代人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說話有強烈記憶，換作流利的普通話且字正腔圓，反而不能接受。后來便形成這樣的慣例，電影對白采用標準普通話，若干特殊人物則可以帶濃重鄉音，但不是真正的方言。再過二十年或五十年，這種現象大概就會消失。就像我們今天看影視，不用計較唐太宗或蘇東坡是什么口音，聲音的記憶遲早會被抹去的。
三、演說之變奏
很少有人真的“出口成章”，凡完美無缺的講稿，或事先準備，或事后修訂。好的演說，除了扣緊講題，還得不時與聽眾互動，記錄下來，一般會有重復，也會有遺漏，或句子不完整。只要不引起誤會，我們都能接受。事后若講稿需要發表，再加以整理潤色。我出版過講課或演說的圖書，都是這么處理的。如今錄音錄像設備普及，上傳網絡也很方便，這讓很多重要人物說話變得特別謹慎。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出錯，可能是某個字讀錯了，也可能是數據引用有誤，沒準還有哪句話不合時宜。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真的是這樣。現在公開場合大家說話都很拘謹，滴水不漏，很不好玩。所以我才會說，變革年代的政治演說激情四射，現場效果很好，沒人追究你的語法毛病，或讀音是否正確。
我們知道，和演說同時進入近代中國的，還有錄音與速記。速記法在西方用于記錄法庭辯論或議會發言，晚清制憲會議時引入，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現代史上，有若干重要作品最初就是速記稿，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有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封面寫的是“梁漱溟講演，陳政、羅常培編錄”，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也是演講稿，由鄧廣銘記錄整理。有了速記或錄音，現場的聲音轉為案頭的文字，相對來說方便多了。
可這里想說的是，有些著名演說并非真正的聲音，而是寫下來的，當初并沒有登臺，或屬于事后追憶。所以，不妨將報刊或書籍里標明“演說”的，當作一種文體而非行為來理解。舉一個有趣的例子。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副標題很明確：“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可是，這篇演說是日后重寫的。因為，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聯成立時屬于秘密集會，沒有安排速記，也沒有錄音。過了兩天，馮雪峰作為中共聯絡人來找魯迅，想把這次演講發表出來。于是，在魯迅的授權下，馮雪峰根據自己的回憶，再將平時魯迅跟他聊天的意見糅了進去，最后請魯迅過目。也就是說，這篇演講其實是追憶加補寫完成的。
而政治家的演說，更多基于政治立場和策略選擇，在這個過程中，文體不是考慮的主要因素。但演說稿能否流傳開去，且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文體起了很大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讀文學的人，只談紙面文章是不夠的，那個隱藏在政治家身后龐大的幕僚和秘書班子，他們的政治智慧、文體感覺以及運作方式，值得我們認真琢磨、理解與闡釋。
四、演說之危險
一九一七年，留日學生袁澤民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演說》，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比較像樣的演說學著作，日后重印了很多次。序言里講到演說的重要性：“上可以應援政府，指導政府，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會，開通社會，改良社會。小可以結合志意之團體，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輿論。”我想說的是，借演說開通社會，這沒有問題，也大致可以做到；借演說監督政府，那就不一定了。
同樣是演說，官員訓話理直氣壯，學者講學也沒有問題，但群眾集會不一樣。我為何說因撰寫《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而關注聲音問題，那是因為，五四運動讓國人真正意識到演說的巨大能量。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演說正式進入了中國的政治生活。
李大釗留日歸來，最初也是希望通過議會政治來改變中國的，舉的例子便是民主選舉中政治演說的作用：入日本政治演說之場，恍惚聽見“板垣雖死，自由不死”之聲；登美國政治演說之堂，仿佛看見前總統羅斯福之血。這兩個人都是參加競選時遭暗殺，但都只受傷。在李大釗看來，于大庭廣眾中公布你的政治立場和主張，希望獲得公眾的支持，對于政治家來說，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刀鋸在前，鼎鑊在后，在所不惜。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六年，十年間李大釗在各地演說四十五場，其中四十場是直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不少演講有記錄稿流傳下來。另外，他在莫斯科的演講有影像記錄，在北京沒有。
不僅共產黨的領袖傾心演說，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也是這樣。對于民初政局來說，有一個人物被暗殺是關鍵性的，那就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兩天后身亡。宋教仁希望通過議會政治改變中國，代表國民黨參加議會選舉并獲勝，此舉觸碰了袁世凱的底線。談政治本來就危險，況且他謀的是大位，但宋教仁顯然輕視了對手。我讀他此前半年的若干演說稿，發現他很天真，缺乏警惕性，沒有意識到議會政治之外的黑暗力量。無論李大釗還是宋教仁，贏得了民眾掌聲或議會選舉，卻犧牲在敵方的槍口或絞刑架上。
不僅這兩位直接參與現實政治的頂層的政治人物，倒下去的，還有大家熟悉的聞一多。聞一多是詩人、著名學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暗殺。中學語文課本里選了他的《最后一次的講演》，那不完全是現場錄音，有若干修訂，但基本面貌在，很能體現聞一多演說的魅力，兼及政治立場、詩人氣質與修辭手法。
五、演說之詩性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許多學校重視演說訓練，北大、清華都有自己翻譯過來的關于演說的著作。有些中等教育，尤其是師范類的，甚至把它作為重要教程。鄧穎超晚年回憶，稱她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的那批同學，五四運動時很活躍，一下子成了學潮的重要力量，在京津各處拋頭露面。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她們學校有演說課的訓練，原本是為將來教書做準備。
中學或大學里開設演說課，有助于養成公開場合說話的能力。大家若對此話題有興趣，可以看一篇很好的文章——《說話》，那是朱自清一九二九年寫的。朱自清說，說話的種類很多，演說、講解、說書、會議、談判乃至法庭受審等，這些都把演練說話的能量推到了極端。而最能體現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很可能就是這個演說。因為那些行云流水般的演說，是一般寫文章所難以企及的。以前夸人會說話，常說“出口成章”，朱自清稱，我們就應該努力做到這個樣子。后來他的好友葉圣陶把這個意思發揮到極致，說我們追求的不是“作文”，而是“寫話”，把我們的口頭表達真切地寫下來，這樣才能擺脫各種陳詞濫調。
其實，朱自清本人并不擅長演講，比起聞一多來，更是相形見絀。所以，他在日記里對老友聞一多的演講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不僅政治演說，連《楚辭》都能講得那么好聽，實在了不起！這個天才的演說家，按照當時的報道，演說時聽眾五六千乃至兩三萬，掌聲不斷。而且，一九四六年昆明的民主集會，據說最后一個登場演說的，往往是聞一多。所有見識過政治集會的人都明白，同一個主題，越到后面越難講，因前面已經講過了，你不能老重復，必須另辟蹊徑，才能贏得掌聲。
這就說到聞一多的演說，除了他的政治立場，還有詩人的表現、思想的詞句、革命家的熱情。當然，不能忽略的，是聞一多先生有一副好嗓子。嗓子幾乎是天生的，但對演說來說太重要了！那個男中音，可以在政治論述時發揮很好作用，這也是演說成功的重要因素。
聞一多演說的照片，我找了很長時間，到目前為止只找到兩張。一張是在《人民英烈》這本紀念集里，有一幅他演說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在三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聞一多全集》卷首。這兩張演說照片都能考出具體的時間、地點和講題。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演說家是陶行知，他將演說作為最重要的傳播思想的手段。陶行知一九一一年在金陵大學念書時就組織愛國演說會，以后一輩子以演說著稱。這位演講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家，即便說不上“開創一代文藝新風”，其演講稿也是很好的散文，值得教育史家和文學史家關注。你看陶行知的諸多演講，大都充溢著堅定的立場、理想、激情與想象力。在具體的招生及教學中，陶行知把演說看得特別重要，凡他指導過的學生大都擅長言談。因在他看來，演說更容易打動人心，也更能夠迅速達成目標。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眾文學的討論中，陶行知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白話文要成功，就必須從眼睛轉為耳朵，用耳朵指導我們，耳朵聽得懂、高興聽的，就把它寫下來。在精英與大眾這些階級論述之外，陶行知另辟戰場，討論耳朵和眼睛各自的分工及長短，力圖用耳朵來改造中國人的文章趣味。
一九四六年陶先生去世，《解放日報》發表的紀念文章說，“陶先生的死，讓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偉人——政治家、教育家、文學家”。說陶行知是政治家沒有問題，說教育家更是本色當行，說他是文學家，我相信很多人不能理解，因文學史上沒有他的名字。說他是文學家，不是指他作為口號詩人的成就，而是在演說中所蘊含的政治激情、民眾立場、行動能力、理性主義之外，強調訴諸聽覺，以此來改造中國人的文章趣味。所以我才會說，作為一種聲音的政治與美學，雖然陶行知沒有真正達成目標，但思路還是展開了。他給我們的啟示是，若做得好的話，演說同樣可以具有某種詩性。
最后做個小小的補充，我這本書里，功夫下得較大的，還包括在國內外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室搜尋晚清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外演說學著作。作為一種技術訓練，這并非可有可無。但更重要的是，借此類書籍的刊行，觀察一個時代的風氣變遷。至于“無邊的國事”和“有聲的文學”如何結合，中間的九曲十八彎，乃至某些嚴重的迷失與塌陷，目前有所回避，沒能說深說透，是一個遺憾。
（本文根據作者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涵芬樓書店的演講速記稿整理，刊發時經作者本人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