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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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接觸時的喜歡、欣賞到最后懂得——至少是部分懂得——是通過閱讀楊遙的小說獲得的。每次想到楊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一本小說集《柔軟的佛光》，所以當楊遙要我寫一篇有關他的印象的文章，我首先想到的題目就是《柔軟的佛光》，我實在找不到比這更能準確概括我對他的印象的題目。他敦厚，純良，給我的第一印象甚至木訥似一尊安靜的石佛，但認識了解之后，才能感受到他深藏的學識和智慧。

楊遙雖是北方人，但他是溫柔而詩意的，有一顆柔軟而慈悲的心。

我和楊遙同時于2018年考入由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研究生班，開學不久，他被選為班長。當楊遙當選為班長的時候，我心里浮現了這樣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怎么選了這樣一位班長？”不過，當他在開學典禮上發言完畢，鼓掌最熱烈的人卻也是我。他沒有講這種場合中我常常聽到的套話和空話，也沒有意氣風發地講大話，甚至語言都那么樸實，但是，字字入心，字字都讓我深以為然。我在他那平實的話語里，發現了他安排詞句的深厚功力，更重要的是，我在他的發言里感受到了一個讀書人的尊嚴和思考，一個寫作者的真誠和自知。

坐在下面，我想，如果換作我，我能比他講得更好嗎？不用說寫這么好的講稿，單是在臺上做到自然得體，我恐怕都不行。有時，我未必希望自己成為臺上擁有話語權的那個人，但是卻又喜歡在下面審視和評價，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自以為是常常讓我覺得羞愧。我很慶幸自己立即就喜歡上了楊遙，并且特別感謝楊遙，在這樣短暫的同學時光中，我從他身上學會了那么多，讓自己不斷超越自身的局限，漸漸來到一個更加開闊的地帶，努力做一個寬闊、自省和慈悲的人。想一想，好多都是楊遙教會我的啊。

因為我是學習委員，他是班長，開學初是有不少班級事務需要和他商量，我發現他特別有主見，待人接物得體大方而有分寸。漸漸地，很多哪怕本應該由我來做的事情，我也會征求他的建議，對于許多瑣屑小事，他也很少計較，自然而然地就肩負起來，于是，很多時候我特別依賴他。那時候，大家都特別珍惜這樣難得的學習機會，班級氛圍融洽，涉及集體的事情，大家也都搶著做，其實并不存在那么多需要班干部去處理的集體工作，但是，我還是喜歡圍著楊遙，因為我已經發現了他身上的富礦——他幾乎什么書都讀過，社會經驗也非常豐富，仿佛任何問題在他那里都能得到答案。其實，不光是我，班上的同學也都喜歡圍著他，喊著“班長”，問這問那，他成了我們自然而然的中心。

其實“班長”叫來叫去的，倒不是為了強調他的班干部身份，更像是同學們對他的昵稱。他不笑的時候，倒的確有幾分干部的模樣，但是，他一笑，身份立刻轉換了，那笑容里的天真、調皮和狡黠，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可親可近、充滿智慧的人。如果他再開口講話，那濃郁的山西口音和特有的上揚腔調，讓人禁不住上前攬住他的肩，一起往小酒館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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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起前往小酒館的機會并不是很多，我們更多的是起早從十里堡的魯迅文學院擠地鐵，從積水潭地鐵口出來騎共享單車前往北師大。明亮的晨光中，剛灑過水的馬路波光閃閃，我們騎在自行車上仿若神采飛揚的少年，前呼后應。我們又在寒星閃爍的冬夜，告別儀態從容、語調婉轉的老師，告別古舊溫暖的教室，告別梧桐樹上棲息的大群烏鴉，走到鐵獅子墳站，坐22路或88路公交車到平安里，轉地鐵六號線回十里堡的魯迅文學院。路上，我們——楊遙、林東涵、超俠、韓文友仍在文學的星空中漫游，我們在“哐哐”的地鐵的行進聲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見縫插針地討論、爭辯。我們要在一年的時間里，修完研究生所有課程，除此之外還要到位于芍藥居的魯迅文學院聽青年作家高研班的講座。很辛苦，但是，也真的很享受。

遇到沒有課或者周末的日子，我們在食堂碰頭了，一問才知道，楊遙已經寫了兩個多小時的小說了。

“那你是幾點鐘起床的？”

“五點半。”

“你每天都這樣嗎？”

楊遙點了點頭，他肯定覺得我有點大驚小怪。而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那怎么睡得夠啊？

后來，就習以為常了。楊遙當然是五點半起床寫作啊，他從來如此，他自己也習以為常。

后來才知道，上學期的政治期末考試安排在上午，他仍然是五點半起床寫作，寫了兩個多小時之后才和我們一起去參加考試。我做不到，即便是偶爾起早，也是抱著政治筆記在考前臨時抱佛腳。

優秀的人見得多了，就會懂得，他們之所以如此優秀一定是有道理的。從楊遙的開學發言開始，到他與老師和同學們的交往，他其實一直是以其“風范”在影響著我的，我從他的“風范”看到了他的性情，看到了這背后的意志和風骨！這也是我在北師大讀書期間最大的收獲，從這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身上，我看到了他們在呈現此刻“風范”之前和背后一直以來的努力！

有些我是學得會的，有些我是學不會的。比如說五點多起床寫作，我就做不到，后來，我原諒了自己，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方式，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成了我。

無論是讀書還是寫作，楊遙真是非常努力，他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在這上面了，但不等于說他就只讀書和寫作，就像他外表給人的第一印象如石佛般木訥，那其實也是大智若愚，熟悉之后就能了解他的天真可愛和幽默智慧。我喜歡豐富的人，就像我喜歡讀豐富多義的文章一樣。冬天某日，楊遙突然跟我們講他買了吳虹飛演唱會的票，雖然對歌手一無所知，但周末沒有什么事情，并且票價才100元，我和曾劍也一起買了票，要和班長一起去看演唱會。

演唱會在某個胡同的四合院酒吧里，我們去得早，邊喝啤酒邊等演唱會開始。

“她才華橫溢，曾經是一個那么驕傲的人……”

“誰？”

酒吧里放著音樂，說話不太容易聽得清。

楊遙環視了一下即將開演唱會的屋子，我明白了他在說什么。我也打量了一下屋子，最多容得下七八十人，最終，買了票來聽演唱會的應該不超過四十人。

“吳虹飛！”

我已經從兜里取出票了，沒錯，楊遙說的這個人是吳虹飛。

“你和她很熟嗎？”

“知道一點兒……”

我百度了一下。吳虹飛，歌手，作家，記者，畢業于清華大學環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編輯雙學士，現當代文學碩士。幸福大街主唱，曾任《新京報》《南方人物周刊》創刊時期記者。

我想，誰也不會把失敗寫進自己的簡歷，楊遙大概從吳虹飛的身上，看到了一個北漂光鮮背后命運的無常和奮斗的艱難——演唱會后，楊遙鼓足勇氣跟吳虹飛合影的時候，我看見那些沒有被寫進簡歷的，已然刻在了她的臉上。正是這，打動了楊遙。

那晚的演唱會觀眾雖然不多，但是氛圍很好，吳虹飛帶來了侗族大歌歌隊，讓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些帶著神性的侗族大歌。后來讀楊遙的小說的時候，也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初看是那種從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樸實無華的文字，平白無奇，但冷不防一個激靈——真好啊，他居然這樣寫。侗族大歌也是這樣的，聽著聽著，人就靈魂出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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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遙對于吳虹飛的理解不是偶然，他一貫如此。他能理解，能懂得很多人，尤其是弱者，不管是歌手、作家、農民，還是販夫走卒。他曾經多次跟我講，如果不趕時間，他特別喜歡乘坐綠皮火車。

從來不缺課的楊遙，居然也請了一次假回山西開會，回來之后，同學們都在恭喜他當選為山西省作協副主席——原來是這樣啊。我們平時總一起上下學，吃完飯之后，也會一起到魯院對面的樹林子散步，他可是一點風聲也沒有透露過，回來也沒有怎么提當選過程，讓他眉飛色舞的反倒是：“這次，我坐了綠皮火車。”

“我記得先前坐綠皮火車的時候，有的老鄉還挑著小豬娃，也有抱著一只小羊羔的……”楊遙的回憶和敘說里，滿含深情，“坐在他們中間，我覺得安適。看著他們提著油漆桶，背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大聲地講話，真美。”

楊遙對那些和我們父輩一樣艱難生活的農民有著深深的理解。是理解，不是同情。我總覺得同情有點自上而下的意味。這在他的文章里，也能感受到。他寫的那些小人物，都不容易，平實真切，讓人動容。其實，在寫作技巧上，我們大部分作家都有天賦，寫多了，難以做到的是真切，是真誠，是真情實感。在寫作中，把自己投放進去，賦予筆下的人物真生命，并不容易。讀楊遙的小說，常常讓我想到契訶夫，楊遙愛生養他的那片土地，愛土地上那些連生存都很艱難的人，這和契訶夫一樣，也和沈從文一樣。汪曾祺就曾說他的老師沈從文，“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

記得有一次讀完他的短篇小說《雁門關》之后，我問他，小說寫的就是你，對吧？那個夢想遠方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忌憚官員，而又對朋友情深義重，對妻女深感歉疚的人，就是你，對吧？我不記得他是怎樣回答的了，但是我覺得他如何回答根本就不重要，我相信他也理解我所說的，并不是這真就是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而是，他是在通過書寫這么一個善良的小人物的努力、掙扎和無助，來書寫自己。他真實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都真誠地散布在他的小說里，這是他的小說最打動我的地方。

我們班有個叫超俠的作家，同學和老師都喜歡他，有他在，笑聲會格外多，他總能講一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讓人捧腹的話來。他高大健壯，常常穿著黑色的皮衣，背著黑色的背包，腰間還系著黑色的腰包，騎著摩托在京城風馳電掣。他雖然面容俊朗，可是，光著頭，一米八的個子站在你面前的時候，還是很有壓迫感。可是，有天晚上的課間，在階梯教室的后面，他突然抱著我的肩頭哭了。

當他把鼻涕眼淚抹在我肩頭上的時候，我也沒敢動。后來他揚起頭來抹掉眼淚的時候，我才知道，是因為“金庸死了”。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他。

到了第二個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和楊遙、王海雪、王玲兒、林東涵、曾劍一起去超俠遠在京郊的家。我們轉了好幾趟車，快中午的時候才到。到了超俠家之后，王玲兒開始動手幫他收拾家務，我們七手八腳，清理了好大一堆垃圾。

回學校的時候，楊遙說：“要是有個人照顧他就好了。”我們幫他清理掉了好多過期食品，因為工作忙，大概也因為他是一個人。

“超俠看起來那么爽直快樂，仿佛沒心沒肺，其實他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在北京這么多年，他其實好孤獨！”楊遙說，“我們走了，他該怎么辦啊？他又喜歡喝酒，摩托開得又快，多危險啊。要是有個人能夠照顧他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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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遙所取得的成績讓我羨慕并由衷地為他感到驕傲，可是，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又常感到失落，我能感受到他的落寞。我忘了是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和他一起坐地鐵從十里堡前往芍藥居的魯迅文學院，出了地鐵，陽光燦爛，路邊的夾竹桃開滿了紅的白的粉的紫的花。

“我覺得我很多時候那么努力，不過是跳脫了自己出身和生長的局限，來到了別人本來就站立的位置。”我知道楊遙比我好不了多少，也出生在農村，成長在一個為生存掙扎的家庭，我這么說沒有安慰楊遙的意思，我覺得他遠比我強大，無論是讀的書還是經的事，都比我多。“這樣回望和總結的自況，沒有自憐，反倒欣慰，畢竟，總能感覺到自己始終在成長。”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我感覺到了楊遙的共鳴，但是，又深感楊遙的成長更多曲折，他比我也更加勇敢。他大學畢業后，先是到鄉村小學教書，后來又來到縣城教書，再后來又進入一家更好的單位。但為了一個浪漫的理想，他也能果斷辭職。那是1999年，楊遙從報紙上看到團中央正在召集青年志愿者，準備在世界防止荒漠化干旱日，即6月17日開始，在河北豐寧滿族自治區的潮白河邊植樹，保護北京和天津的水源。這個消息讓楊遙熱血澎湃，就和同宿舍的朋友約好了同去，可是單位不準假，朋友放棄了去植樹的計劃，而楊遙辭了職，放棄了工作。

楊遙住在十多人的帳篷里，就著咸菜吃沒有發酵的饅頭，在大太陽下挖樹坑，半個月后把手中的血泡磨成老繭，然后再兩手空空地回家，重新肩起家庭的擔子，尋找工作，在絕境中謀劃未來。楊遙常常滿懷深情地想念著他在豐寧的潮白河種下的樹，不知道它們是否還活著，長多高了。

楊遙在潮白河種樹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一臉迷茫的大三在讀學生。即便現在，我能為了一件自己覺得特別有意義的事情辭去工作嗎？尤其是在兩手空空，輾轉努力，好不容易進了一家好單位之后？

楊遙的浪漫、赤誠和熱血我有，但是我沒有他為了理想而行動的勇敢和決絕。

2019年5月，離開北京的日子步步逼近，我們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日子，我們常常帶著啤酒和零食到魯院附近的一個小公園里，談論文學和世界，我們也在這個時代里觀照自己，然后在小河邊唱歌。除了王玲兒、林東涵和王海雪的歌唱得好一點兒，其他人常常是一開口就跑調，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高聲歌唱。只有楊遙不唱，他只是微笑著看著我們，抿一口啤酒，望一望月亮，若有所失。有一次我們唱《東方之珠》，唱完之后的短暫寂靜中，他突然唱了一句，當然跟我一樣跑調，但是，我卻深深地感受到了歌聲里的傷痛，仿佛是誰踩到了他的腳，他不得不疼痛地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