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聶紺弩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我決定沿他當年的足跡走一走，首選了粵東海豐。

聶紺弩早年游歷豐富，待過的城市十幾個，若按居住時間長短排列，前五名應是重慶、南京、上海、香港、桂林，而他在海豐不過滯留半年左右，進入前十名都難。但是，這個南國濱海小縣，卻是聶紺弩人生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甚至夸張點說，當年他如果沒有東征到海豐，也許就沒有作為文學家的聶紺弩。

海豐，于聶紺弩而言，有知己、有戀人，還有文學。

一

從汕尾高鐵站打的，一路向北，約莫半小時之后，看見前方道路兩邊高樓上分別寫著四個巨大的文字：“彭湃故里”“東方紅城”。我知道，海豐縣城（海城）到了。

原打算先去彭湃故居，沒料想，準提閣農講所舊址、海豐總農會舊址都在故居附近，龍津溪畔。這樣，我的第一站就鬼使神差地到了準提閣。

準提閣原本是一座寺廟，始建于明萬歷年間。從清乾隆中期至光緒末期，屢有高僧大德來此弘法。及至大革命時期，彭湃把準提閣禪房改為課堂，開辦了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親任所長，并請東征至此的聶紺弩（聶畸）等人擔任教員。

一九二五年的春節剛過完沒幾天，陳炯明部進犯虎門，東江戰事又起。聶紺弩以黃埔軍校二期學生的身份參與東征，很容易地打到了海豐。緊接著，聶紺弩被派到離縣城五十里的汕尾，留在后方辦事處，等船回廣州去。

過了些時日，聶紺弩離開了汕尾，但是沒有回廣州，而是到海豐縣城做事。因為他遇到了貴人，這個貴人就是后來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原來，聶紺弩在汕尾逗留期間，孫中山去世了，他就幫助當地的國民黨區黨部寫挽聯、祭文，深得地方長官嘉許。長官向其他地方極力推薦人才，這讓彭湃如獲至寶。

彭湃在海陸豐搞農民運動，應該借了東征軍這一“東風”。東征軍抵達海豐才三天，當地農民就宣布恢復遭受解散的縣農會。新農會為適應新的發展形勢，根據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的指示，決定培訓海陸豐農會干部，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聶紺弩在農講所不僅講軍事，也講政治（三民主義），還講革命文學。不只是在課堂上講理論，還指導農民自衛軍進行實操訓練。不難想象，年輕的聶紺弩是何等的意氣風發。

有一次，在彭湃的率領下，聶紺弩和農民自衛軍、農講所學生，全副武裝前往陸豐質問摧殘農運的縣長徐健行，徐氏畏罪潛逃。又有一天，農軍總隊接到密報，說某村一個叫陳阿九的人私藏軍火。于是，青年軍官聶紺弩帶了十來個武裝農軍去村子里找陳阿九。在聶紺弩的指揮下，農軍們七手八腳地抄了陳阿九的家，結果一無所獲，只好把陳阿九押回農軍總隊。后來，聶紺弩悔恨地說：

今天，才深切地感到自己有一種權威。我能夠帶人去抄人家底家，我能叫一個陌生的人跟我走，他不敢違抗。但是，這豈不明明是，我在壓迫別人么？人壓迫人是不對的，我為什么要壓迫別人呢。于是，我又想，我并沒有自動地去壓迫人，我這樣做，是受的另外的人底命令，是不得已。就是，我也是被別人壓迫著去壓迫別人！

我反對這種壓迫人的行為，卻被壓迫著干這種行為！這是這是多么苦痛的矛盾呀！……正在這苦惱的時候，我遇見了戀愛。（《我與文學》）

器宇軒昂的青年軍官聶紺弩，看上了誰家的姑娘呢？這個姑娘不是旁人，正是海豐農講所的學員。每當聶紺弩上課的時候，“幾十雙眼睛總是圓溜溜望著我，而里面的一雙，像寒夜的星星一樣閃亮，使我一接觸它，身上就發熱，非馬上逃開不可，以致每次上課都弄得非常狼狽”。那是一雙女性的眼睛。聶紺弩已經二十二歲了，還結過一次婚，但在愛情的關頭上卻是一個真實的童男。聶紺弩說：“我上過戰場，僥幸沒有受傷，也沒有當俘虜；一上情場，我知道，我完全失掉了同樣的幸運。”（《彭燕郊的〈第一次愛〉》）

這是聶紺弩的第一次愛。俘虜聶紺弩的女學員是陸安師范學生敖少瓊，她是海豐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

當聶紺弩所在部隊第一次東征克復海陸豐時，敖少瓊和一些女知識青年精神振奮，參加慰問和宣傳活動。她得知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的消息，便欣然參加。海豐縣婦女解放協會在準提閣正式成立之后，敖少瓊當選為執行委員。作為知識女性、婦運先驅，敖少瓊沖破封建思想的束縛，敢于追求自己的愛情，不顧一切地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聶紺弩因“壓迫”他人產生的孤獨、苦惱，不但沒有因戀愛而絲毫減少，卻反倒增大，增大到不知多少倍了。他后來“懺悔”道：

一個第一次接近異性的青年人，他底情緒是怎樣地蓬勃洶涌，不是用話可以表示出來的……我需要痛哭，我需要狂吼，一句話，我想叫我這被壓住纏住填住的心松一口氣。然而，在這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地方，哪兒能讓我這么干？也許是偶然的，有一天，不知怎么一來，我提起我的筆。一提筆，啊哈，可不是玩的，千軍萬馬，都奔向我筆底來了。停住吧，停住吧，不可能！寫出來的東西，因為是斷片的，勃發的，抒情的，我就不客氣地稱之為詩……就這樣，我開始寫東西，讀文學書了，換言之，接近了文學。（《我與文學》）

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地方，那樣身份的聶紺弩，竟然接近了文學。曾幾何時，聶紺弩是一個文學否定論者，曾在報上批判泰戈爾來證明寫詩之無用。

對于艱苦的戎馬生活來說，文學似乎是一種逃脫。事實上，聶紺弩因在海豐滯留過久，未能及時回到廣州參加畢業考試，黃埔軍校同學錄亦未收其名。冥冥之中預示著，中國歷史上少了一位將軍，多了一名作家。

站在新建的準提閣上，望著古老的龍津溪，我從歷史深處回過神來，遂在一個香客的指引下，前往彭湃故居。

走進彭湃故居大門，映入眼簾的是胸戴大紅花的彭湃之母周鳳畫像。我不由得記起聶紺弩一九七八年致高旅的一封信中所言：“在海豐時曾訪彭湃烈士紀念館亦即其故居，拜見彭母，曾與之合照相。母云我當初到其家時，代（戴）墨鏡，與眾不同，故尚記得。我曾獻壽一詩，今俱忘矣。彭母并令其孫（時為縣長）設家宴請我，有一當年農運講習所學員作陪。”（《聶紺弩全集》第九卷）。

海陸豐土地革命失敗之后，在國民黨的追捕屠殺下，海豐農講所的教師和學員，大都壯烈犧牲。彭家至少出了三位烈士，即彭湃的三哥彭漢垣、彭湃、彭湃的胞弟彭述。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農講所教員中僅剩下聶紺弩一人。

海豐是一個英雄的城市，別稱“小莫斯科”，又號“紅城”。紅宮、紅場是海豐蘇維埃舊址，墻壁多涂紅色。

二

從海豐縣城往北走十幾公里，就是中國民俗學奠基人鐘敬文的故鄉——公平鎮。

在公平鎮鐘敬文文化廣場的碑廊上，鐫刻著聶紺弩的手跡：“鐘敬文在全世界作家中是我最早見著的。”鐘敬文也曾與人談過，說他“在文壇上首先認識的是聶紺弩”。

他們因為文學而相識、相知了一輩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聶紺弩的舊體詩集《散宜生詩》風靡一時，封面書名即為鐘敬文（靜聞）所題。在這本詩集的自序里，聶紺弩還寫了這么一段話：“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老師：陳邇冬和鐘靜聞。邇冬樂于獎掖后進，詩格寬，隱惡揚善，盡說好不說壞……靜聞比較嚴肅或嚴格，一三五不論不行，孤平孤仄不行，還有忘記了的什么不行。他六十歲時，我費了很大勁作了一首七古，相當長，全以入聲為韻，說他在東南西北如何為人師以及為我師……寫好了，很高興地送到他的家里去，他看來看去，一句話未說，一個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辭（不，一直到現在，二十來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歡他，因為他絲毫不茍。”然而，鐘敬文在《悼念紺弩同志》中卻是這么評價聶詩的：“說句老實話，當時，甚至于現在，我非常喜愛他的新詩。我覺得他是個具有詩人素質的人。在詩歌的學習和創作的鍛煉上，他未必比我多花工夫，但他的詩思和詩藝的造詣，總是使我自愧不如。”

聶紺弩寫詩作文，或者說與文學發生關系，是從海豐開始的。聶紺弩與鐘敬文的六十年交誼，也始于海豐。

話說聶紺弩在海豐因“壓迫”他人而孤獨，因戀愛而苦惱時，他開始讀文學書，開始寫東西了。恰好《陸安日刊》編輯、農講所教員李國珍，約請聶紺弩給該報副刊寫稿。于是，他就以“聶畸”之名給該報寫了一些詩文。這是聶紺弩早期比較集中地發表文學作品。

有一天，海豐縣第三高等小學校長馬醒到第一高小找聶紺弩，他當時兼任該校校長。馬醒說在報上讀過聶紺弩發表的詩文，表示喜愛。又說離城十五公里有個公平鎮，鎮上有個人叫鐘敬文，曾在北京的報刊上發表文章，還和魯迅、周作人通過信。鐘也喜歡聶紺弩的詩文，寫信給馬醒說邀請紺弩去他家玩，問去不去。聶紺弩正想搞文學，想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想認識文人，現有一個已在名報刊上發表文章，和大名鼎鼎的周氏弟兄通過信而又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青年文學家近在咫尺，心里仰慕得不得了。哪肯不去！于是立刻約定日期，叫馬醒通知鐘敬文，兩人一同到公平鎮去。

說去便去，十幾公里路很快就走完了。于是，聶紺弩就看見了“所認識的第一個文學家鐘敬文”。聶紺弩又說：“鐘敬文年紀很輕，我那時是二十一二歲，他似乎比我還小一點，文縐縐的，至少我看如此；高身材，但不比我同老馬高；眉清目秀，顏色也較我們白；最難得的是他的話比老馬的好懂得多，似乎到外地跑過的。他穿著短衣西裝褲，赤腳拖著木屐，本地知識青年的通常打扮。”（《鐘敬文·〈三朵花〉·〈傾蓋〉及其他》）

百年前聶紺弩走路去公平，如今我打車，二十多分鐘就到了。在鐘敬文侄孫鐘大成先生帶領下，我走進逼仄的魚街，一條地圖上沒有標示的小巷。來到一座有危房告示的老屋前，鐘先生告訴我：“這里就是鐘老故居，魚街75號。”還說，鐘敬文七歲隨父母遷居此地上學成長，生活了十幾年。當年，鐘敬文就在這里接待聶紺弩，兩人談詩論文。

鐘先生又把我帶到雜草叢生的后院，指著二樓的窗戶說：“這就是蘭窗。”

蘭窗？我想起來了，鐘敬文晚年曾在《蘭窗詩論集》的序言里飽含深情地寫道：

有一段時間，我在家鄉自修古典文學。終日蟄居在吾家的屋樓上。那樓房只有一面向天井方向開的窗子。窗外懸掛著一盆“吊風蘭”。風來時，瓦盆和蘭草都要東西蕩漾。下雨時，那些紛披著的蘭草更是另有一番姿態。我從早至晚，坐在窗內外眺望。對著那跟我一樣寂寞的吊風蘭凝思。它成了我那時唯一的友伴。

時間過去七十多年了。那時的青少年，現在已經成了鶴發雞皮的老人。而經歷了人世的滄桑，那老屋也不知已經屬于誰家——或者已經改變成什么形狀了？

鐘敬文回憶蘭窗是在一九九二年，年屆九旬。如今，鐘老已經作古二十年了。當地居委會干部告訴我，老屋曾經易主黃姓人家，對方因在海外定居，愿意將房屋無償贈送政府做“鐘敬文故居”，只需政府做點土地補償即可。可最終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實在令人感慨。

正如聶紺弩文中所說的，鐘敬文的房子不是很寬敞，好在客廳外面有一個大院子，“使里外廳堂都很亮爽，空氣也不壞”。鐘敬文預先約好的本鎮幾個文學青年，用難聽懂的話和聶紺弩聊天，談文學。后來讓聶紺弩難忘的是，“吃了一頓豐盛的筵席，十幾個盤、碗，一張大桌子還擺不下”，足見主人十分熱情好客。其次，飯后洗了一個很痛快的澡。以往在南方總是用冷水“沖涼”，用口杯把一杯杯冷水往身上倒。這次紺弩卻要求用熱水、滾水。“從頭頂到腳心把渾身上下的癢處燙了又燙，燙得滿頭大汗，汗流浹背，分不清什么是汗，什么是水”，洗了一個多鐘頭，“這才擦干了，穿上主人準備的短褂褲出來，感到無比舒暢自由”。（《鐘敬文·〈三朵花〉·〈傾蓋〉及其他》）

聶紺弩在鐘敬文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換回自己的已被洗過的短衫褲，恢復原來的軍人打扮，回到縣城。

聶紺弩六十壽辰時，鐘敬文賀詩道：“往事迢遙四十春，少年肝膽劇相親。而今文苑論交誼，首數戎裝怪異人。”“戎裝怪異人”就是說的兩人第一次在公平見面的印象。

我很想知道，聶紺弩一九六四年重回海豐，是否到訪公平魚街？至少在心里有過念頭吧。

鐘敬文臨終前留下了一句話：“我想回老家看看。”這個老家，一定是有著蘭窗的魚街老屋。

如今，歷經百年風雨的魚街老屋還在，卻是斷壁殘垣、枯樹雜草；窗子還在，搖曳在風中的卻是馬纓丹。魚街盡頭，是一座祀奉火神華光大帝的瓊花廟，雕梁畫棟，香火繚繞。

三

十多年前，我讀彭小蓮《他們的歲月》，記住了后記中的一段話：“漏網‘胡風分子’聶紺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從北大荒勞改返京之后，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廣東省海豐縣，一個非常偏遠且閉塞落后，連公路都沒有通車的鄉村，看望丘東平八十多歲的老母親。”

探訪丘東平老母后，聶紺弩寫下的詩句“英雄樹上沒花開，馬福蘭村有草萊……老母八旬披鶴發，默迎兒子故人來”，一直讓我默誦在心，吟哦不已。

有人說丘東平秉性率直，好友并不是很多，聶紺弩與他卻是少有的摯友。聶紺弩與丘東平交往不過六七年，相處的時間累計不過幾個月而已，情誼卻很深。

丘東平是海豐人，聶紺弩認識他卻不是在海豐。當聶紺弩所在的革命軍東征到達海豐時，十五歲的丘東平正混在群眾隊伍中夾道歡迎。他們兩人真正認識是在上海，大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第一次相見，丘東平就對聶紺弩說：“寫戰爭吧，我們寫戰爭吧。”后來，丘東平又對聶紺弩說：“我要到日本學軍事去，我要在那將要到來的民族解放斗爭中，成為真正的軍人……”

淞滬抗戰爆發后，丘東平一邊拿起筆桿子進行創作，一邊拿起槍桿子參加抗戰，活躍在戰爭的最前線。一九三七年底，丘東平完成陣地特寫《第七連——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聶紺弩拜讀之后對他說，這篇文章很好。東平說：“寫戰爭的東西是很容易的，只要沒有砰砰碰碰，辟辟拍拍等字樣就好了。”（聶紺弩《東平瑣記》）

一九三八年春，丘東平加入新四軍，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員。一九三九年八月，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的聶紺弩應陳毅之邀，前往江南敵后先遣支隊（新四軍一支隊）體驗生活，收集寫作材料。他和丘東平、徐平羽一同上前線，三人換著騎兩匹馬。軍旅中缺少印刷品，他們為得到一本殘缺的《三國演義》，爭搶得不亦樂乎。

數月后，聶紺弩離開新四軍去了大后方。從《丘東平文存》中所收《丘東平致胡風的信》中可知，丘東平多次委托胡風打聽聶紺弩的情況，“并希望他以后寫文章要小心，不要鬧無謂的糾紛”。可見，丘東平對老大哥聶紺弩是多么的關切掛念啊，而懶散的聶紺弩似乎沒有給丘東平寫信報告自己的行蹤。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丘東平在蘇北鹽城遭遇敵人掃蕩而殉難，年僅三十一歲。

同年十月十九日，對于聶紺弩來說是黑暗的一天。是日，他正患牙痛，從桂林鄉下到城里去參加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孰料在路上碰到報社送信人遞給他的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張白紙，上面只有一句話：“東平戰死消息證實。”真是天外飛來的打擊！

聶紺弩走到會場，不知道自己坐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臺上有什么人在講什么話。他盯著臺上魯迅的畫像，把丘東平的死和魯迅的死聯系在了一起進行思索：“我不為魯迅先生個人悲痛，卻想起所有的人類天才和戰斗者的運命，不能不為整個人類悲痛。我想，一個人的誕生，成長，是如何地不易；社會的既存勢力無時無刻不向每一個人威脅利誘，要他變成無知，要他成為自己的俘虜，好讓歷史的車輪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社會與自然不但吞蝕已經長成的天才，還故意苛虐正在成長中的同樣人物，不知多少人還只剛剛露出一點頭角，卻‘坎坷流落，終于夭亡’（魯迅語）了。”（《給戰死者》）

聶紺弩回到鄉下，在煤油燈下翻來覆去看那封信，思念著丘東平：“你寫過《第七連》和《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那都是抗戰以來最偉麗的詩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戰死，一定不會缺少同樣偉麗的場景。負荷著民族解放的重擔而生存的你，也負荷著同樣的重擔而死去，在你應該是死得其所；但對于我們民族的前途，對于和你一同戰斗的你的友人們，這損失是巨大的，無可挽回，無法彌補的呀！”（《給戰死者》）

二十多年后，已經沒有人還記得這個死難烈士。這時，也就是暴風雨來臨的前一年，久居北京的“右派分子”聶紺弩忽然想要南下走一遭。于是就有了海豐之行。他到梅隴鎮馬福蘭村，探訪丘東平八旬老母詹氏。丘東平侄子說，聶氏“攜米糕、茶，長談之后，留贈祖母二十元辭去”（丘俊憶述《東平驅馳的足跡》）。后來，聶紺弩作《訪丘東平烈士故居（三首）》組詩，如今陳列在丘東平故居墻上。其一曰：

英雄樹上沒花開，馬福蘭村有草萊。

難弟難兄此墻屋，成龍成虎各風雷。

才三十歲真雄鬼，無《第七連》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鶴發，默迎兒子故人來。

丘東平犧牲后，他的妻子在家鄉和丘母同住，土改時分到幾畝地，婆媳倆難以耕種乃雇用一人，卻被視為地主婆而批斗，丘東平妻子受不了這個委屈而自殺。丘東平的作品大多發表在胡風辦的《七月》雜志上，后因為胡風冤案事件，丘東平長期被冷落。胡風冤案平反后，丘東平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而聶紺弩卻是較早認識丘東平作品價值的人。聶紺弩一向恃才傲物，他有詩句“天涯肝膽藐雄才”，能讓他真正欽佩的人并不多。但是，他卻說：“看了東平的小說，我們還寫什么小說啊！”他甚至把丘東平稱為“中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聶紺弩的詩文中也流露出對丘東平的敬愛之情，是非常特別的。

當我有機會來海豐時，馬福蘭村也是我的打卡點。我想看看半個多世紀之后，聶紺弩欽佩的朋友、英勇的天才作家丘東平故居是否還有“草萊”？

事實證明，我多慮了。丘東平并非純粹文人，盡管他是左聯早期的軍事文學家、現代戰爭文學的開拓者，但他更是一名革命戰士、抗日英烈。在各地紛紛“挖掘紅色文化資源，打造紅色旅游品牌”的今天，丘東平故居被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全面修繕，還修建了寬廣的停車場。故居里面展出丘東平各個時期的照片，少年時期的生活用品，以及一些代表著作。

“才三十歲真雄鬼，無《第七連》也霸才。”生命也許不是活得越長越好，作品也許不是寫得越多越好。從某種程度上說，丘東平是幸運的，幸福的。

我又想起命運多舛的聶紺弩，想起劉再復先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給我的郵件中說的一段話：“聶紺弩是個偉大作家。他的人格，他的品質，他的精神，他的著述，都具有偉大性。可惜很少人能了解這一點。”正因為聶紺弩的偉大性，為世人不了解、不容納，所以才有“斯人寂寞”。這，未必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