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陪我回家” ——我與編輯（二）
胡其鼎先生曾經對我說，“從來都是作者找編輯”。我聽了不大以為然，因為那時候許多編輯在找譯者。漓江出版社的劉碩良先生就經常來北京。他好像主要去社科院外文所，但也找過我，動員我翻譯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白鯨》，每次都說，翻譯《白鯨》會使我流芳百世。我覺得這樣的游說有些可笑，但我每次拒絕時都跟他說老實話：我駕馭不了麥爾維爾的文字和他敘述宏大場面時的氣魄。劉先生還編了一份雜志《出版廣角》，好像有不少關于出版理念的討論，影響頗大。我也得到一份，可惜現在想不起來任何具體內容，只記得我當時覺得他是個有很多計劃和想法的人。
1983年，系里派我去南京參加由譯林雜志負責的外國文學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全國性的會議，心情頗為激動，也確實在會上聽到不少過去知其名而不識其人的大學者的報告。然而，我還參加了一個當時覺得很可笑后來發現很重要的討論會，議題是《譯林》雜志是否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大意如此，我記不清楚原話了）。說老實話，我那時候專注于補充自己欠缺的知識，一心閱讀美國文學，對外界事物毫不關心，不知道《譯林》雜志創刊于1979年，而且已經是大家非常喜愛的雜志，連我哥哥都已經訂閱了好幾年了。我聽著小組會里眾口一致地肯定它是本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好雜志，不禁大為佩服雜志主編李景端先生。1979年，“文革”才結束三年，人們的思想還深受八個樣板戲等謳歌英雄人物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李先生卻已預測到廣大讀者不會永遠滿足于描寫“高大全”的故事，果斷推出與大眾多年來的閱讀習慣不同、以流暢易懂的故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讓讀者產生快樂情緒的外國通俗作品。不能不說，李景端很有遠見卓識，是敢于吃螃蟹的勇士。當年，人們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跟國際接軌”，李先生在創辦以“翻譯外國通俗文學為主”的雜志方面是個跟國際接軌的先行者。然而，他并不滿足于介紹外國通俗讀物。在他和譯林出版社站穩腳跟，闖出牌子后，他們開始推出世界著名的文學作品，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其他外國名家的作品。
譯林出版社的編輯們的國際意識體現在他們積極支持《外國文學動態》的出版和發行，也體現在他們密切注意國外的優秀作品。9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換了總編輯，有一天，這位總編輯通知我，他們準備放棄《雷格泰姆音樂》和《紫顏色》，不想買版權了。我有點吃驚，因為當時《紐約時報》的《書評周刊》或其他報刊的評論文章，普遍認為這兩本書從思想到手法技巧都是很出色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兩位作者都進入了大學課堂，這在美國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經典文學的重要標準。艾麗斯·沃克更是在“美國當代文學”“婦女文學”“黑人文學”“少數族裔文學”的課程中都一定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只是個譯者，沒有權力為出版社做決定的。就在這個時候，譯林的編輯找到我，問我是否愿意讓他們來出版。我覺得譯林的編輯很有眼光，便在他們買版權時找到沃克，請她為譯林版寫了一個序言。還有一次，在譯林出版社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們的編輯感嘆福克納很難懂，一般讀者可能無法欣賞，我隨口說了一句，他的短篇小說并不難懂，但主題和他的長篇小說是一致的。開完會，我回家不久就接到當時的總編輯章祖德先生的電話，希望我為他們編一本《福克納短篇小說集》。
有一年，我去譯林開會，發現我被安排到青年組。我很意外，因為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似乎不屬于那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的行列。但王理行告訴我，那是特意安排的。我自我解嘲，這是從我從事翻譯的“譯齡”考慮的。不過，跟年輕人在一起也頗有好處，他們的大膽和坦率，常常讓我吃驚，他們的雄心和追求也讓我佩服。我不是一個善于跟人交往的人，但參加那個青年組讓我跟王理行一度成了幾乎無所不談的好朋友。我其實不是很有雄心壯志的人，總覺得我是個教師，教好書就是我的任務。翻譯只能在業余做一點，得點稿費，貼補一點生活。至于寫文章，好像有點太費時間和精力。但在83年那次會議后，他們不僅送我雜志，還再三要求我寫點文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寫了幾篇，似乎還得到了一些好評。其實，我沒有為譯林翻譯多少作品，倒是譯林鍛煉了我的寫作能力。
1986年，我又有機會去美國，在弗吉尼亞大學研究福克納。我旁聽了關于福克納的專題課，去圖書館看他的手稿，閱讀他的著作，越來越覺得他非常值得翻譯成中文，推薦給中國讀者。盡管當時已經有文聯出版公司的《福克納中短篇小說集》和李文俊翻譯的《喧嘩與騷動》，我覺得還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我回國后就找李文俊商量，我們應該找出版社出版一套福克納文集。尋找出版社的過程讓我終于明白，編輯找著譯者多半能把事辦成，而著譯者找編輯，能否成功要看運氣。
我們首先找的是劉碩良先生。沒想到他拒絕出文集，只要求李文俊為漓江出版社翻譯一本福克納的著作。原來他早就有計劃出版“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系列”，但需要出色的譯者。老李正好是他心目中的優秀翻譯家。也許因為他沒有限定字數，李文俊翻譯了《我彌留之際》，還讓王義國翻譯《沒有被征服的》，讓我翻譯《福克納生平大事記》，還請張子清翻譯了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獲獎演說。我很佩服李文俊在一本書里塞進了那么多的內容，既有作品又有提供研究的參考資料，但我更佩服劉碩良的目光和魄力。他了解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來龍去脈以后，果斷地把獲獎作家系列做成品牌。至今，這個系列依然長銷不衰。
我們又在幾個出版社碰壁后，找到了上海譯文出版社并且在那里圓滿地解決了問題。
如果說，譯林出版社是青年人的世界，那譯文出版社就是中年人的天下。他們的許多編輯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都有豐富的外國文學的知識和修養，也懂得如何做研究和進行翻譯。“文革”結束不久，他們就創辦了《外國文藝》雜志，主要介紹外國現當代有代表性的文藝流派及其作家的代表作，反映外國文藝的思潮與動態。在我看來，他們頗想跟北京的《世界文學》平分秋色。我記得我坐在主編湯永寬的辦公室聽他講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和他如何用詩體形式進行翻譯，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覺得譯文出版社的中年人好像特別團結，互相都很照顧。葉麟鎏先生到北京總是跟駱兆添先生一起來。駱先生是社長，葉先生是總編輯。駱先生不愛說話，葉先生說起話來滔滔不絕。但駱先生總是很耐心地聽著，陪著，讓葉先生聊得盡興。我還發現開完會聚餐時，吳勞先生常常要遲到二十多分鐘才在楊心慈的陪同下露面。后來我才知道，吳先生秉性率直，對一些他不贊同的話會立即反駁，不顧說話對象，過去曾經因言獲罪，被錯劃成右派。楊心慈陪他遲到，就是要錯過領導致詞一類的場面活動，避免吳先生跟他們發生正面沖突。我很感慨，因為我知道有人為了保護自己，拋有問題的人的檔案。我想，有這樣好的領導，大家一定會在工作中竭盡全力的。
我跟葉麟鎏比較熟悉是因為我們1987年初次見面回家時在同一個車站坐同一輛公交車，又在同一站下車，一起朝靜安寺那個大廟方向走。在走到廟弄時，他忽然對我說，“你不必陪我回家”。我對他的話覺得很奇怪，就告訴他，我沒有要陪他回家，我回家必須穿過這條廟弄的。我告訴他我家的地址，他說他在很多年前曾經去過那條弄堂，找過一個住在三樓的陶先生。我說，那就是我父親。我問他為什么找我父親，他說，那總是因為稿子的事情，只去了一次，說明約稿沒有成功，但詳細情形他已經不記得了。我猜，那恐怕是50年代反右運動時期。父親在58年被補劃成右派，他譯好的書不能出版，有些約好的翻譯項目也被取消了。我回家告訴母親葉先生曾經到過我們家找過父親談稿子的事情，母親很激動，囑咐我好好尊重葉先生，因為那時候，沒有什么人愿意承認他認識我父親。
葉先生是個很坦率的人，他自己告訴我他犯過“錯誤”。1950年后他好像參加了軍政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去了北方，他不習慣那里的生活就自作主張回了上海，因此成了“逃兵”。為了不牽連下一代，他和太太決定不要孩子。我聽了，大為佩服干老師。我以為我母親為父親做了很多犧牲，沒有想到干老師為了保護丈夫，竟然放棄生兒育女的權利！
葉麟鎏在當總編輯期間，想了很多辦法，自己翻譯也動員大家合作，和陳良廷先生等人一起重新翻譯了米契爾的《亂世佳人》，如今被認為是各種譯本中最出色的。他翻譯的《魯濱孫漂流記》和凱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馬 灰色騎士》都得到了好評。
楊心慈告訴我，葉先生還是個書法家和收藏家。我沒有看過他的收藏，但干老師在他住院時告訴我，她賣掉了一幅他們收藏的畫，讓他可以在醫院里住得好一些也吃得好一些。我不懂書法，因此對他的書法作品也無法評論。但我跟他談起我小時候寫毛筆字的“痛苦經歷”，母親在小字簿里為我寫了我的名字，讓我模仿。當年大家寫的是繁體字，“潔”寫作“潔”，我在很長時間里無法把我的姓名寫在一個格子里，“陶”要占左右兩格，而“潔”不但要占左右兩格還要上下三格。我不能想象他如何把那么多筆畫的名字都規規矩矩地寫在一個小楷格子里。他聽了哈哈大笑，送了我一幅他寫的字。
老葉很喜歡喝酒和談“吃”，他是個美食家，而我一直吃食堂，跟他談不到一起。只是有一次他來北京，我的一個同事剛好跟我談起北大南門外新開張的中關村大酒店，我就請他去那里吃了他們新推出的一個菜，我忘了菜名，只記得里面的主要成分叫“飛龍”，似乎是東北一種野雞的名字。他大為贊賞，后來還提過幾次。然而，我一直到他住進醫院才知道他有糖尿病。他對病痛很不在乎，結果出了大問題。我最后一次去醫院探望他時，看著他艱難地翕動著嘴唇卻說不出一個字，深感命運之不公，健康之重要。回想1987年，他代表譯文出版社同意出版福克納文集，我們暢談福克納的情景，真的猶如隔世。
那年，李文俊已經翻譯了《喧嘩與騷動》，又答應翻譯《押沙龍》和《去吧，摩西》。我接受了《圣殿》和《墳墓的闖入者》。我們簽了合同，從此開始了在國內介紹福克納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