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樊錦詩 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編者按
7月10日，樊錦詩從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談會在敦煌舉行。會上正式命名了編號381323小行星為“樊錦詩星”。繼向北京大學捐資1000萬元支持敦煌學研究后，樊錦詩再向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捐資1000萬元，用于敦煌文物事業發展和急需人才培養。捐款來自樊錦詩所獲獎金及個人積蓄。
現分享《再讀樊錦詩》，以文字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再讀樊錦詩
——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六十年一甲子。在敦煌莫高窟，85歲的樊錦詩已工作整整60年。
▲樊錦詩（右一）在莫高窟第八十五窟壁畫修復現場。（敦煌研究院供圖）
人們都知道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事跡感人、榮譽等身，但她反復說，她沒有三頭六臂，只是盡了職責，陪了莫高窟一程。“國家把這么重要的遺產交給我們，我們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祖宗，對得起歷史。能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運。”
奔赴與扎根的故事，已經廣為傳頌。這次，我們想換個角度，用她習慣的、非大而化之的方式，具體談談樊錦詩。
出發與回歸
“理解樊錦詩，不僅要從敦煌出發。她是當今中國文博考古，乃至歷史學的代言人。”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
樊錦詩的職業曲線，化作一個閉合的圓。
60年前，我國近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蘇秉琦，請即將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學生樊錦詩喝了一杯咖啡。忐忑中，她記下了先生的囑托：做好莫高窟的考古報告，“就像研究歷史必看二十四史，研究石窟也必看考古報告”。這一囑托，同樣來自樊錦詩的業師、我國石窟寺考古開創者宿白先生。
▲1963年的樊錦詩。（敦煌研究院供圖）
在莫高窟的60年間，樊錦詩的青春年華曾被耽誤過，她也因其他工作奔忙過，但卻從未忘記老師們的囑托和自己肩上的責任。終于在73歲那年，她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兩分冊8開780頁，僅單冊就是無法一手拿起的厚重分量。這也是我國第一份正規的石窟寺考古報告。
與墓葬考古相比，石窟寺考古更為復雜，也更鮮為人知。
從時間看，莫高窟的營造從4世紀至14世紀持續千年。從空間看，735個洞窟里有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復雜的洞窟結構、龐雜的壁畫內容，都是挑戰。
“考古報告既是洞窟最全面的資料，也是最科學的檔案。考古報告的最高要求是，即使洞窟不存在了，后人還能夠依據考古報告對洞窟進行完整復原。樊院長是帶著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做這項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小剛說。
“沒把考古報告做好，我這一輩子到敦煌干什么來了？”這是樊錦詩的信念。她常說，要用歷史的態度看考古報告，它不僅是給今天讀者的，也要流傳后世。留史的東西必須科學、準確、全面，絕不能以訛傳訛、誤導他人。
——條件不成熟時，她始終蓄力。
樊錦詩曾參加莫高窟南區窟前遺址等發掘清理工作；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合作或獨自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這是學術界公認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條件成熟時，她抓緊出擊。
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人才培養、技術儲備等條件日趨成熟，編撰考古報告重新提上日程。“《敦煌石窟全集》的編輯出版，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終完成，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將這項無比重要的工作再次推延。這對我們是全新的工作，一切在探索和嘗試中進行。”樊錦詩在序言中寫道。
做考古報告，第一個難題竟然是從哪個洞窟做起。
有人提議按洞窟編號順序做，但洞窟編號來自伯希和、斯坦因、張大千及敦煌研究院編制的行進路線，時代跳躍，并不能反映古代原貌。也有人說挑重點的洞窟去做，但剩下的小洞窟怎么辦又成了問題。樊錦詩力倡以洞窟時代早晚為序列，兼顧崖面狀況，以大洞窟為主，也收錄周邊小洞窟。以此規劃，《敦煌石窟全集》形成脈絡，整體規模恰好為100卷。
“為規模宏大的敦煌石窟編寫考古報告，無疑是一項浩繁、艱巨、長期的工程。樊錦詩從‘洞窟開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順序有極密切的關系’這一認識出發，依據多年來對崖面遺跡的考察和對斷代分期研究成果的反復推敲，形成了分卷編寫規劃，從而讓這項長期工程能夠有序地、可持續地進行下去。”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
第二個難題是如何詳盡描述。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考古報告要做這么久。但不做考古報告，根本沒法理解其中的工作量和復雜程度。”張小剛說。
在莫高窟第275窟南壁，僅菩薩就有39身，衣冠服飾基本相同，但姿態手勢各異。為了詳盡介紹洞窟情況，考古報告里逐一進行了描述：
西起第一身，上身稍側向左。雙臂屈起，雙手舉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綠色帔巾。紅色裙。紅色頭光。
第二身，上身稍側向左，稍向左出胯。雙臂屈起，雙手舉至面前合掌持花枝。黑色帔巾。土色裙。綠色頭光。
……
這僅是考古報告中的一個微小細節。洞窟的外立面、結構、內容等，皆須收入其中。
面對千姿百態的壁畫形象，樊錦詩也常常寫到詞窮：既要描述共性，也要寫出差異；不細致就會漏掉信息，過于詳盡又會繁瑣。但她說：“考古報告是每個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記下來。搞研究必須靜下心來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第三個難題是如何準確呈現。
經過長期的思考探索，樊錦詩深刻認識到，考古報告不只涉及人文社科，更要文理交叉、運用多學科資料全景展現。文字用于綜合描述，測繪側重科學數據，圖片解決形象色彩問題，三位一體的考古報告行文方式逐漸形成。這也為我國石窟寺的考古報告撰寫，提供了新范式。
光是測繪，就想了很多辦法。早期是手工測繪，后來引入了全站儀，但準確性始終不足。為了縮小誤差，樊錦詩去德國出差時，還專門給做測繪的同事帶回出墨更均勻的鋼筆頭。2005年前后，樊錦詩帶著考古報告樣書去請教考古大家。回到敦煌后，她決心推倒重來，“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樊錦詩始終關注新技術。為提高精準性，她找來一家美國的基建工程設計公司，試水三維激光掃描測量技術。這在考古界還是頭一次，很多專家起初并不認可，但樊錦詩堅持這樣做。經反復探索，考古需求與激光技術終于有機融合。精確的測繪數據與CAD等制圖方法結合，實現了良好效果。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等讓讀者清晰了解洞窟空間。如今，三維激光掃描測量技術廣泛應用在各地的田野考古中。
2009年，新版樣書出來后，樊錦詩又帶去給專家審閱。出差法國時，她沒帶幾件衣物，只為在箱子里裝下又大又沉的考古報告，請外國同行看看。
2011年，樊錦詩與團隊合作完成的第一卷考古報告正式出版。
國學大師、敦煌學大家饒宗頤先生評價這份考古報告：“既真且確，精致絕倫，敦煌學又進一境，佩服之至。”
如今，歷時10余年編寫、30多萬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出版在即。
與樊錦詩一并參與考古報告撰寫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館員王嬌說：“樊院長有著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大量搜集資料、反復比對研究才會提出自己的結論。但她不以權威自居，和我們討論、聽取我們的意見，總想著培養年輕人，為年輕人的發展考慮。”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這一段，現在能做一點是一點。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輕人會做得更好。”樊錦詩說。
開創與堅守
“君子不器。真正有才能的人，會隨情況變化、會透過問題，去發現本質規律，尋找解決辦法。樊錦詩對文化遺產的有效管理，對敦煌研究院事業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
從1975年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到2015年初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從事管理工作整整40年。
“當‘頭頭’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作為管理者，是個人寫文章重要，還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當然是后者。為此，我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個人業務。”樊錦詩說。
趙聲良說，面對莫高窟這一世界文化遺產，樊錦詩有一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她認為，針對敦煌石窟的具體問題做學術研究，過幾年做也可以，交給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莫高窟如果保護不好，就會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護是頭等大事。
很多國內外專家學者，都對帶隊伍的樊錦詩有一個共同評價：了不起。
“樊院長個頭不高，但視野非常開闊。也正是常年在敦煌研究院領導崗位上，她對敦煌學有了更廣闊的認識，對石窟保護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敦煌事業發展做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設計。”榮新江說。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開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樊錦詩是申遺負責人。
“開始我也不太懂為啥申遺。填寫材料的過程，給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遺產可是了不得的事兒！”一方面系統梳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歷史文獻、文物價值、研究成果等，讓她進一步看清了莫高窟的價值。另一方面，學習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公約，讓她了解了文物保護利用的先進理念。
“樊錦詩很早就敏銳地認識到科學管理的重要性。先進做法與莫高窟實際結合，給莫高窟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很強的指導。”蘇伯民說。
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批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世界文化遺產有6項標準，只要符合其中一項即可。“莫高窟6項標準全都符合，價值特別高。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讓莫高窟的保護管理真正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要求。”樊錦詩說。
一系列開創性的探索就此開始：
——“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數字敦煌。
樊錦詩對比1978年與1908年拍攝的莫高窟照片，發現有的部分殘缺了，有的部分模糊了。“我就想，再往下發展下去，慢慢全部沒有了怎么辦？照片會變黃、膠片會變質、錄像會消磁，有沒有什么好辦法能讓壁畫永久保存？”
上世紀80年代末，樊錦詩去北京出差，偶然看到有人在電腦上展示圖像。“當得知圖像數字化后儲存在電腦中就可以永遠不變，我腦洞大開。如果為敦煌石窟建立數字檔案，文物的歷史信息豈不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嗎？”樊錦詩說。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先自己試了近10年，但不行。上世紀90年代末，他們開始與國外專家合作，在洞窟架設軌道正投影移動拍攝，再進行圖片拼接。從用柯達膠卷拍照帶去美國洗照片，到利用高保真數字相機拍攝，原本笨重的軌道也變得輕便，拍照也實現了手動與自動結合。
“從提出構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數字檔案，我們花了20年。”樊錦詩說。
“她始終在關注和運用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來保護莫高窟。在她眼里，只有最好的科技、一流的保護方法才配得上莫高窟。”樊錦詩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的撰寫者、北京大學教授顧春芳說。
截至2022年底，敦煌研究院完成了278個石窟的數字化數據采集，164個石窟的圖像處理，162個石窟的全景游覽項目。
——平衡保護與旅游開放的新模式。
莫高窟1979年開放旅游時，每年的游客接待量不到2萬人次。從1984年到1999年的15年時間，游客接待量增長了10萬人次。過了3年，又增長了逾10萬人次。樊錦詩意識到，在西部大開發、旅游大發展的背景下，游客增長速度將進一步加快。
莫高窟知名度大而容量小。現存735個洞窟中，窟內面積在13平方米以上、病害較輕且適宜開放的只有112個。旅游高峰期，樊錦詩同游客一起擠進洞窟，“往前看是脊梁骨、后腦勺，往上看是窟頂”。
“洞子看壞了絕對不行，不讓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2年時間想這個事。說到底，要控制游客數量，還要讓他們看好。我們就做游客承載量研究，搞很細很細的調查。”樊錦詩說。
“她做決策前，會把每一個具體問題都研究透，要查資料就查到底。她的辦公室有一面墻的文件資料，有時需要把整個柜子的資料都搬出來看。”甘肅省文物局局長程亮說。
洞窟的溫度、濕度、游客接待量、洞窟病害等指標勾勒出洞窟的健康狀況。模擬試驗進一步精準掌握了游客進入洞窟前后的環境變化。線上預約、網上支付、應急參觀等新手段不斷引入。
2014年，傾注樊錦詩十余年心血的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落成。游客在這里觀看數字電影了解敦煌的前世今生，再統一乘車十余公里進入莫高窟窟區參觀。確定承載量、有序調節客流，既縮短了游客在洞窟的停留時間從而更好保護文物，也以多元的參觀體驗讓人們了解了莫高窟的價值。
莫高窟管理與旅游開放的創新模式，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范”。
近10年的實踐，早已使得“不讓游客參觀洞窟”“花錢蓋電影院”等爭議聲煙消云散。不落伍、仍超前的數展中心，回應著樊錦詩的遠見和苦心。一個落成儀式上的細節令人至今難忘：樊錦詩說，建設數展中心很不容易，請大家進去前，先在地墊上蹭蹭鞋。
加強國際合作、推進科學保護、持續培養人才……敦煌文物事業快速發展。
開創的另一面是堅守。這一面也更艱難、更了不起。
莫高窟是旅游勝地，更是文化圣地。
上世紀90年代，莫高窟差點被“打包上市”；后來，又有人提出要將莫高窟與周邊景點“打包”建成大景區……
“她對事情有著正確性的判斷和堅持，敢于提出不同意見。面對旅游增收沖動，她覺得不能這么做，首先要把莫高窟保護好。”蘇伯民說。
博弈之中，樊錦詩一次次頂住巨大壓力，到處奔走游說，去一遍遍向各方面解釋莫高窟的巨大價值與唯一性，堅定地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舉世無雙的寶藏。對這些，樊錦詩總是一語帶過。極少有人知道，2014年的巨大壓力曾讓她焦慮到徹夜失眠，至今每天都靠吃安眠藥入睡……
樊錦詩說，莫高窟的保護不能零敲碎打，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必須有全局的觀念、長遠的規劃。為了莫高窟的長治久安，她持續推動法治化、制度化。
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標志著莫高窟的保護走向法治化軌道，這也是我國文物保護的第一個地方性法規。條例規定，敦煌莫高窟的保護，應當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
《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則科學評估了莫高窟的價值和現狀，確定了原則、目標、措施、程序，對工作形成很強的指導。經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甘肅省政府發文公布的《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內容。
“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項實踐工作。樊錦詩在對莫高窟長期的保護管理實踐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寶貴看法，形成了依據法律法規進行遺產保護管理的思路。強調保護工作的長遠規劃和可持續性、引進國際合作機制、運用先進的科技成果等思路，都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提供了重要參考。”趙聲良說。
傳承與燭照
“千做萬做，學做真人。樊錦詩很純粹，純粹就是美。她賦予他人一種精神的光照。”
——北京大學教授顧春芳
身居大漠，樊錦詩何以有這樣的獨到眼光和強大氣魄？這也許與她的經歷有關。
她生于北平（現北京），父親是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工程師。她在上海愚園路的公寓里成長，喜歡逛博物館，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
在北大，她浸潤在濃郁的學術氛圍中，受教于一流學者。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深深感染著她。“我做事受到這個影響，不是腦袋發熱就做，要求實嚴謹、好好論證。”
到了敦煌，一批批兼具情懷、擔當與學識的前輩為她引路。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歐陽琳、霍熙亮、孫儒僩、李其瓊……樊錦詩逐一羅列了20余位前輩的名字。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畢業于高等學府的他們，舍棄大城市的生活來到戈壁大漠，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沒有老先生們的開創，沒有他們的長期堅持，就沒有敦煌文物事業的不斷發展。苦都讓老先生們吃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走了，我們不該忘記這些人。”樊錦詩說。
敦煌，也讓她結交了一大批對文化遺產懷有赤誠熱愛的國內外友人。2016年，在與敦煌研究院合作逾25年時，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在洛杉磯舉辦了一場敦煌特展，同期舉辦了超過300人的大會。“很多人都沖著樊錦詩來。她到場后，是持續、熱烈的掌聲，十分轟動。”榮新江回憶。
丈夫彭金章給了樊錦詩傾力支持。兩人是北大同學，畢業后樊錦詩遠赴敦煌，彭金章則來到武漢大學，參與創辦了考古學專業。原定3年后樊錦詩回去，未曾想兩人分隔兩地達23年之久。期間，彭金章承擔了育兒等大部分家庭責任。
1986年，彭金章調往敦煌，“按傳統，女的跟男的走，但我選擇跟她，又怕什么呢？”樊錦詩則說，像老彭這樣的丈夫“打著燈籠也難找”。
從武漢大學到敦煌研究院那年，彭金章49歲。對一個學者來說，那正是學術成果涌現的黃金期。彭金章放下了主業商周考古，從零開始了莫高窟北區考古，這成為樊錦詩一個很大的心結。直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研究》等成果出來，樊錦詩心里的石頭才算落了地，“沒有讓他在事業上留下空白”。
也許，正是這些，長久地滋養著樊錦詩。而樊錦詩其人其行，也不斷地滋養著他人。
——她既節儉，又大方。
樊錦詩住的是莫高窟旁60平方米的房間，喝酸奶一定要用水涮喝干凈，去酒店會把已開封沒用完的香皂打包帶走。
“她出差時不讓人陪同，哪怕一人拿兩大箱子書。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后街一個半地下室的賓館，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熱水壺接，電視也不知道是哪里淘來的。但房間很干凈，也安靜。每次吃飯也一定是樊院長買單，她要來發票，再當著大家的面撕掉。”程亮說。
“樊院長至今睡的還是剛工作時單位分的木床板。剛開始是單人床，后來拼成了雙人床。家里都是書，幾乎沒有多余的家具。”敦煌研究院團委書記許強說。
20多年來，她每年都向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捐款。2020年，她通過婦聯匿名向武漢捐資8萬元，為抗擊疫情的女性醫務工作者購買衛生用品。
2023年，她將獲得的兩筆獎金“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2000萬港元、“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100萬港元，以及自己的一些積蓄，全部捐給了北京大學和敦煌研究院。
起初，樊錦詩計劃捐款時，周圍人讓她征求下家人意見，把獎金一分為三，北大、研究院、家人各一份。樊錦詩與家人商量后，決定不自留，將獎金分兩份全部捐出。
——她既嚴厲，又溫情。
樊錦詩對待工作標準高、要求嚴，很多具體的小事都要親自抓，寫材料細盯字句，還會去窟區撿煙頭、刷廁所。
起初，她嚴厲的作風讓很多年輕人見她就緊張，還有人因挨罵流淚。但他們又說，樊院長對事不對人，對大家一視同仁。接觸多了，收獲的全是進步與成長。
在生活上，樊錦詩很關心他人。誰家里有了困難，樊錦詩都會偷偷送些錢，給予幫助。暑期是莫高窟旅游的旺季。樊錦詩知道在酷暑下奔忙的講解員很辛苦，拿出一兩萬元給他們買點好吃的。“很多事兒她都是悄悄干的，不讓大家知道。”許強說。
顧春芳說，在校對《我心歸處是敦煌》的過程中，樊錦詩幾乎一個字一個字看，特別是對知識性的表述，要求做到“零問題”。兩人一起出差去法國，得知她錢包被偷后，需要先行回國開會的樊錦詩很不放心，臨行前悄悄在她看的書里留下了一摞錢，“300歐元，她可能把身上的錢都給我了”。
——她既樸素，又講究。
她穿衣簡樸，衣服一穿就是十幾二十年，甚至結婚時的衣服都在。大多數時候都是黑白灰的中性服裝，背的包全是會議發的布袋子。八十有余，她不請保姆，貼身的衣物都要自己手洗。
樊錦詩也愛美。買衣服很挑，彭金章的衣服也要她親自選。“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那天，她精心挑選了一件暗紅色對襟盤扣的絲絨外套。2000年前后的老照片里，在重要場合，她常穿一身很合體、面料很好的格子套裙，微笑著。
今天的樊錦詩，無疑是人盡皆知的公眾人物。但她始終覺得，自己只是莫高窟的陪伴者，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重視、時代的機遇、前人的努力、同志的支持。
60年來，她初心不悔，靜靜守望在莫高窟旁。而今，在距地球4億多千米的地方，一顆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錦詩星”，也在浩瀚天宇中靜靜運轉、靜靜閃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