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進程中，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把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到新的歷史高度。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總體特征、以“兩個結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了提綱挈領的闡述。其中，提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概念，作出“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的重要論斷，因為精警凝練，精辟獨到，特別豁人耳目，發人深省。這些重要論述，系統和深入地闡述了有關中華文化傳承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對于我們深化有關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在文化建設的大格局、現代文明建設的總進程中，推動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都有思想指引和精神激勵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意義。

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文學藝術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表達和傳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一定時代的文化與文學，不僅密切相關，而且相輔相成。因此，無論是文化建設，抑或是鞏固文化主體性，文學都必然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文學藝術工作者更是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擔負著不可替代的歷史責任與時代使命。

文化主體性與精神的獨立自主

文化主體性，既體現于以“我”為主的文化創新、文化傳承、文明建設，還體現于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提升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使文化自信成為整體民族的精神覺悟和個體的文化自覺

“文化主體性”的概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全新概念，但與之相近的提法與說法，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講話中都有提及與論說。把這些提法與說法聯系起來，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一問題上的持續思考與深入探究，從而更為準確地理解其精神蘊含，把握其思想精髓。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強調“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時，特別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談到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時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堅守中華文化立場”。

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

2022年10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談到“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時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幾次重要的報告與講話中，都反復提到一個重要概念：中華文化立場。從這些論述的前后文來看，中華文化立場強調的是文化的自我姿態、身份認同、價值立場，旨在凸顯文化本體，彰顯精神主體。可以說，從“中華文化立場”到“文化主體性”，既是一個遞進式的表述，也是一次理論上的升華。

文化主體性的提出，充分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的意義，也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體現了黨在領導文化建設方面的經驗提取與理論總結。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來源與根基，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了這樣的文化自信，文化的創新有依憑，文明的建設有根基。文化主體性，既體現于以“我”為主的文化創新、文化傳承、文明建設，還體現于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提升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使文化自信成為整體民族的精神覺悟和個體的文化自覺。只有這樣，才能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自立自強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文化、文明之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進而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精神的自主性、獨立性，在此前的一些重要講話中已經有所體現。他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談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時指出：“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從這次講話中的“精神獨立”到近期講話中的“精神的獨立自主”，思想一脈相承，論述逐步深化。這一新提法與新論斷，生動詮釋了文化主體性的深刻意涵，深入闡明了“文化主體性”與“精神的獨立自主”的內在關聯與因果關系，充分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應該具有的文化向度與精神高度。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文化主體性的精深意涵，并在文學藝術的實踐活動中自覺地秉持、堅定地持守。

文化主體性與人民性導向

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樹一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都是我國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成果與精神結晶的總匯與凝聚。因此，人民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歷史的主人，人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樹一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都是我國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成果與精神結晶的總匯與凝聚。因此，人民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歷史的主人，人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這是與生俱來的，也是天然自在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1944年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一文中指出：“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

文學藝術工作者對于文化主體性的持守與維護，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人民性的文學立場與價值導向。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重要講話和系列論述，我們能更為清晰地認識到兩者的內在關系，把握其基本的要義。

從2014年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到2016年的《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再到2021年的《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都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中心話題，而且每次的論述都有新提法、新表述。《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他還進而論述道：“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這種秉要執本又簡明扼要的闡釋，以“為人民”為旨歸，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旨與要義，也使“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在內在精神上合而為一，統歸于“為人民”的終極目標。《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

《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在論述“以人民為中心”時，鄭重提出“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這些重要講話里的“人民”，不僅是文藝創作的中心，而且是文藝生活的軸心。對于文藝家而言，人民情懷、人民立場、人民生活、人民史詩，構成了自己的文化站位與主要的表現對象，在主體與客體兩個方面都有基本的依托與根本的依循。

《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在概括文藝發展道路時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這里的“人民性”是對社會主義文藝本質屬性的又一個新的概括、又一次新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進而明確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放。”這次講話中，他在指出“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后，繼而又明確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告誡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才能把握時代脈動，才能領悟人民心聲”。要求他們“不僅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時代的脈搏、生命的光彩，為時代和人民放歌”。這既要求文藝工作者在創作的準備與實踐中，始終要“以人民為中心”，也要求文藝工作者以此為鑒鏡，時時檢視自己所書寫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生活”，不斷地從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文學坐標。這些重要的講話精神，以對人民性立場與導向的高度強調和系統闡述，既給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給文藝工作者指出了著力的途徑。

文化主體性與民族性追求

整體來看，文學意義上的民族性，不只是由語言文字、敘述方式所體現出來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還是由行為方式、生活習性所體現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情感樣式、思想意識與精神氣質

文化與文明的產生與形成，具有強烈的客觀性、突出的地域性、鮮明的族群性。這種獨特性，造成了文化文明的多樣性。因此，文化是滋養民族存續與繁衍的精神血脈，民族性是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特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主體性自然包含了文化民族性，二者不可分割，相輔而行。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的中國革命現實與社會實際，就新民主主義文化、新的人民文藝等全新課題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發表重要講話，撰寫重要文章，其中的很多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刻銘記。比如，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定義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并在具體論述中談到：“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談到文化的形式時，他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正因文化主體性包孕了文化民族性，民族性成為文化主體性在文學藝術領域的重要體現與鮮明標記。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旗幟鮮明地指出：“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明確告訴我們：“文藝的民族特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要重視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和形式，繼承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在這些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高度強調藝術養分的博采眾長，藝術形式的“為我所用”，從而彰顯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指出了民族特性在文學藝術的創作與創新中的重要性，而且就“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與形式”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與殷切的期望。

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文化的民族特性與文學的民族形式。這些有關民族性的重要論述及其基本精神，實際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的“中國特色”的突出強調與堅定持守。“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反對黨八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文化建設，也是不得要領甚至是數典忘祖的民族虛無主義。

整體來看，文學意義上的民族性，不只是由語言文字、敘述方式所體現出來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還是由行為方式、生活習性所體現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情感樣式、思想意識與精神氣質。以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多年，民族精神與民族特性一直是貫穿于文學創作領域的一條顯豁的主線，民族風格始終是許多作家持續追求的目標。趙樹理、周立波、柳青、馬烽等作家作為他們中的杰出代表，既以充沛的人民情懷、堅定的人民立場，抒寫人民生活、塑造人民主角，更在作品的藝術形式上力求為人們喜聞樂見，在追求藝術風格的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中國當代文學，既有著深厚而豐贍的文化資源，又有著新異而激變的生活現實，還擁有在藝術形式上追求民族風格的作家典范，在這樣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堅持文學自覺，必然會鑄就新時代文學的新輝煌，并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中國文學以與眾不同的靚麗風景和卓爾不群的獨特風采，自立于世界文學藝術之林。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