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河從這里流出寧夏

下了濱河路，拐向一條南北向土岔路，我們的車子順著黃河流向向北駛去。渾黃的河水閃著晨間的光芒，河岸上一抱粗的槐樹，枝杈分割著天空和河水。河水近在身旁，仿佛手伸出窗外，就可以摸到似的，雖說土路還隔著河灘，河灘上還有或稀或密的柳樹槐樹沙棗樹，可是感覺上黃河水就在眼皮底下。

3月10日一早，我們前往位于石嘴山最北端的北農場。

石嘴山位于寧夏北部，整個石嘴山市面積5310平方公里，其中境內賀蘭山面積1605平方公里，有近三分之一在賀蘭山里，剩下的三分之二便是夾在賀蘭山和黃河之間的灘地。這樣的地理特征跟銀川有些相似，但又不盡相同。不同之處在于，石嘴山跟黃河要更親近，親近到這條河就從城中流過，親近到沒有這條河就沒有北部賀蘭山里的個個煤井，就沒有這個城市，就沒有發生在黃河和北部賀蘭山之間的那么多的故事。

從前石嘴山市所轄兩大礦務局——石嘴山礦務局石炭井礦務局，所屬的每個煤礦都有礦農場。北農場是原石嘴山礦務局一礦農場。今天它仍屬于寧煤集團，和南農場、林場同屬于寧煤集團亙元房地產公司農業開發中心惠農農場。我第一次知道北農場，還是前年從一條新聞里得知：這里叫北極村，石嘴山最北邊，位于寧夏與內蒙古交界的地方，黃河從這里拐了個彎流出了寧夏。

我從小在賀蘭山深處的礦區長大，略知當年石炭井各礦農場。昔日石炭井各礦農場均在大武口區，多位于賀蘭山山前沖積扇上，雖說離黃河較遠，但那時已算比較發達的引黃灌渠就成了農場的主要水源。而石嘴山礦務局各廠礦的農場大多分布在黃河邊。這里依山傍河，生產和生活用水都很便利。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當年國家選擇在這里建礦，也是后來在這里建立石嘴山市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石嘴山市中心才從這里遷到了大武口區。到2004年，石嘴山區與惠農縣合并改為惠農區，“石嘴山”這個地名這才僅僅保留在城市名中，也才有了今天許多外地人總是搞不清楚，石嘴山市中心怎么在大武口這一疑問。

初春時節，樹木和大地渾然呈現在眼前，伸展至黃河流向的前方。河邊的柳枝還未抽芽，卻已經泛出了柔軟和隱約的綠意，晨光中，粗壯的大柳樹老槐樹面河而立，成為黃河邊上幾十年未變的風景。

土路的兩邊，樹木稠密了起來，眼前出現了一塊木牌子，牌子上寫著：四合木人工繁殖區。四合木是賀蘭山地區獨有的化石級別的古老灌木，我沒想到在黃河邊竟然有這樣一個四合木繁殖基地。一路走過，讓我感覺到，迎面而來的這片土地，一定藏著諸多出人意料的故事。

雖然天氣預報第二天才是大風降溫天氣，但此時的黃河邊，風還是大得令人不得不裹緊了外套，拉嚴實了領口。黃河邊一米多高的渠壩下面，深褐色的河灘凸凹不平，像是一堆一堆凍硬的爛泥，然而，這卻是還未化盡的黃河冰凌。每到三九，黃河整個河面都有冰凌，北農場這一段最為壯觀，最冷的時候，冰凌的堆積能達到一米多高，一層層尖利的冰凌堆積成冰山，與河壩齊平。遠遠望去，河中間仿佛河洲小島一樣突起，也是堆積未化的冰凌。冬末春初的狂風，讓冰凌由最初的潔白變成了土褐色，風刮塵落，掩蓋了冰凌本來的晶瑩透明。就像歲月風塵中，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一樣，一切都還在，一切卻都變了樣子，等待著人們的重新發現。

來自五湖四海

山石為嘴，黃河拐彎的河岸因此成為大風口。我常聽當地人這樣說：這點風算什么，過去只要一刮風就到處昏天暗地，風里裹著米粒大小的沙粒，打得人臉生疼，那才是真正的沙塵暴。

六十多年前，黃河岸邊突然熱鬧了起來。伴隨著黃河嘩啦啦的冰凌碰撞，不斷地有人來到這里，不斷地有機器、設備、木頭、鋼材運到了這里。在包蘭鐵路還沒有通車之前，在包蘭公路還不能承載幾十噸的大型機械運輸時，黃河是最可靠的運輸通道。從蘭州把進口的大型礦山機械運到石嘴山的，就是黃河上運行的牛皮筏子。當年黃河運輸，羊皮筏子司空見慣，牛皮筏子卻很少。然而，只有三十米長的牛皮筏子才能承載起十幾噸的設備零件。寒冷的初冬，負重的牛皮筏子順著黃河冰凌流動的方向，一點點向石嘴子碼頭擁來。

還有，不斷擁向這片荒涼土地的人們，順著黃河的流向從南到北，逆著黃河的流向從東到西，來到了這片山河之間的荒地。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寧夏第一代工業移民到來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寧夏移民的方向，一直由外向內，由東向西，由南向北。直至1999年，石嘴山大武口隆湖吊莊建立以后，石嘴山的移民才不再由外省輸入，而是由南部山區移向本地，大規模的外省移民才算告終。

五十多年來，幾近三代人的歲月，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礦工人、技術人員、復員軍人，成為當年寧夏北部礦區的開拓者。這些來自于五湖四海的人們，在這片天當房地當床的荒山野地，開鑿煤井，建設生產。

從那天起，他們喝起了黃河的水，挖遍了賀蘭山里的煤，他們由天南海北的異鄉客變成了當地人，成為這片黃河灘地上的新土著。

當年，緊隨著全國各地的工業移民一起到來的，是他們的家屬。礦井是煤礦工人們創造國家財富的場域，而為了吃飽肚子，家屬們來到了賀蘭山下黃河邊的荒灘上，建起了一個又一個礦農場。就這樣，煤礦不只有礦井，還有了家屬區，有了礦農場，成了礦鎮，成了煤城。

家屬工

五十三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春寒料峭的三月初，黃河冰凌剛剛開始融化，李桂芳牽著三歲的大女兒，抱著半歲多的二女兒，和一礦所有家屬一起，從四十里之外的南農場，趕著架子車，拖家帶口沿著黃河西岸一路到了北農場。李桂芳和眾多家屬們安頓好孩子，安頓好鍋碗瓢盆這些簡單的家什，就趕緊開荒種玉米了。因為季節不等人，全場的老老少少都指著這片荒灘吃飯呢。那年秋收之前，北農場幾百口人的口糧，是礦領導和場領導想辦法從內蒙古烏海借來的。

現年八十歲的李桂芳仍然一口山東話：“家屬們都來了，可是沒糧吃，只能買高價糧，可那時候不讓買賣糧食。礦上開始興辦農場，一礦就組織家屬們報名。把家屬組織起來自食其力。”1969年底，李桂芳和一礦眾多家屬就是這樣來到礦農場的。

從1970年到1982年，石嘴山一礦家屬們用了十二年時間，硬是把這片荒灘變成了良田、林場、養殖場。這可以說是北農場發展的最初階段，也是北農場第一個黃金時代。當時，北農場人口最多時有三千多人，除了五個生產隊還有畜牧隊、農技隊、綠化隊等，除了四千多畝農田，還有羊圈、養雞場、養豬場。

對于這段歷史，當年石嘴山一礦的家屬們最有發言權。李桂芳就是北農場家屬工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李桂芳當過多年北農場生產四隊的隊長，是當年北農場家喻戶曉的全國勞模。她至今還保留著當年煤炭系統全國勞模獎章、全國三八紅旗手獎章、石嘴山市人大代表證、自治區人大代表證等。一封感謝信，是2016年惠農區政府寫給為當地做出貢獻的老人們的，旁邊有自治區六十大慶紀念品——一個刻有紀念款識的保溫杯，還有建黨百年紀念章。在這間位于石嘴山惠農區城北的廉租房里，除了幾樣簡單的家具，這些代表著昔日榮譽成就的物品成了室內最醒目最突出的裝飾。

1965年夏天，李桂芳跟著男人從山東泰安來到寧夏。那時男人已經在礦上工作了六年。“沒出過遠門，心野，光聽說過北京天安門可沒見過，就以為出了門就能看到北京天安門。我娘就我一個孩子，我自己愿意，我娘也不管我。” 1965年夏天，李桂芳到石嘴山時，他住在一礦一號井旁的窯洞，這片磚窯洞就是當年一礦礦工們的單身宿舍。“哪見過？這是啥房子，就后面有個小窗子，不透氣。我在他姐家住了幾天。后來，找了個窯洞，我們就結婚住了進去。剛開始那些年，我娘老接濟我，我生孩子時，都是家里給郵吃的，大包大包地郵掛面、花生和紅棗。”

1969年，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熱潮，國家提倡企業辦農場，這時候南農場和北農場正式成為礦農場。1969年年底李桂芳去了南農場。1970年初，來到南農場沒幾個月，李桂芳就當了隊長，整個南農場家屬工里數她文化程度最高——她是農場唯一一個初中畢業生。

1970年3月，在南農場種下麥子后，李桂芳和所有一礦家屬一起去了北農場。那一年原屬礦務局管轄的礦農場分解到了各礦，南農場成了二礦農場，北農場成了一礦農場。作為一礦家屬的李桂芳自然歸到了北農場。

問及農場什么活兒最苦，李桂芳想都沒想就說：“農場哪個活都苦，沒有不苦的。”過去北農場全是沙丘，李桂芳和所有一礦家屬去了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平沙丘，用土埂子硬是把沙地圍起來，像梯田似的，以便于澆水。修渠也是個重體力活兒。在李桂芳到北農場之前，北農場的西邊已經有了礦務局的坑木林場，已經修建了一級提水。當年井下支護用的是木頭，為了保證礦井生產用材跟得上，石嘴山一二礦建礦的同時，就在河灘地上開出了一片坑木林。雖說離黃河水這么近，但在北農場修渠并不容易，每年都要清淤，因為黃河水里的泥沙每年都會沉淀，渠就墊高起來，還有就是冬春刮大風，沙塵把渠都填上了，所以，年年得挖渠才能通水。到了北農場后，家屬們就開始修建二級渠三級渠。

李桂芳說：“最累的活兒就是挖大渠、開荒。可是，只有荒開得多，地種得多，打的糧才多，生產隊的收入才高。我們四隊當年就開了五百多畝地。全是從沙丘開出來的，當時周邊只有些沙棗樹。就這樣，我們這些家屬和孩子到了農場就能吃飽了，雖說吃的都是粗糧。”

當時農場的家屬們被稱為家屬工，她們每天在田間地頭的勞作，是按上工的時間算工分的。按照規定，農場的家屬工一個月要上夠二十六天，定的工分是六分、八分、十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干得不好的就六分。規定是這樣，可是，農場的家屬們月月都是滿工，一天也不休息，因為活兒在那里等著，就是不休息，出工不出力生產任務完不成還得扣糧。李桂芳說：“想少干也不行，不管是修渠、平地，還是拉糞，一天干多少都是規定好的。在北農場，家屬們頭一年主要是種玉米，后來因為沒油吃還種過胡麻。種上胡麻后，一家一個月才能分一斤油。北農場的地里種過玉米種過高粱，當年啥產量高種啥，玉米一畝最少能收五百斤，麥子最多能收二百斤。”李桂芳記得，到了1975年以后，農場才種了麥子，農場的家屬孩子這才有了白面吃，每個月每個人分八斤十斤，雖說不多，但相比前幾年，農場的日子已經算是好過多了。農場也種菜，各隊都有菜地，也就十畝八畝，白菜南瓜啥都種，夠社員吃的。李桂芳回憶說：“當年農場還種過西瓜香瓜，種下后白天黑夜得有人看，收了要到市里賣。四隊當時有三輛毛驢車，早上趕上車到市里到石嘴山鋼廠賣，三車西瓜賣一天，到晚上才回來。”

李桂芳帶領四隊開的地在當時是整個北農場最多的，產量也是最高的，雖然苦是苦了點，但到年底四隊分的糧食最多。因為能干、敢管、會管，1978年李桂芳被評為煤炭系統全國勞模，1979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兩年內她去了北京三回，看天安門的愿望終于實現了，還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在當時，這是無上的榮光。直到今天，這仍是北農場的驕傲，時常為農場的老人和后代們提及。就在李桂芳當選勞模的那一年，北農場被選為全國煤炭系統農場的“十面紅旗”之一，獎勵了一臺東方紅牌拖拉機，之后，全國煤炭系統農場紛紛來這里參觀學習。

那是北農場最紅火的時代，也是李桂芳至今最難忘最閃光的日子。

農場一年四季都閑不下來。春天修渠播種，夏天灌水除草，秋天收割揚場，到冬天，各生產隊都得到市里拉糞積肥。從北農場到市里三十來里地，冬天下著雪，刮著白毛風，李桂芳帶著四隊的家屬們拉著隊里的膠輪架子車去拉糞。1971年大年初一她帶著四隊八個人，從農場去市里拉糞，一天要拉四十車。是大汽車拉，八輛車，一天拉五趟，總共四十車。得一揪揪往車上裝，還得一揪揪往地里卸。農場那時候沒有化肥，全用的是農家肥。李桂芳邊說邊搖頭，“累死人了。我從小在泰安城里長大，從來沒有干過農活，誰想到跑到這兒，干這么累的活兒。”

因為戶口難遷，她在老家的城鎮戶已經被注銷了，她只能在農場上了農業戶，上了農業戶她就是農場的人了。此時，她在這里有了孩子有了家，有了土地有了糧食，最重要的是有了榮譽。“當時我們四隊糧食打得多，分紅多，到年底分糧我那個隊是最多的。到年終每個職工都能分到千兒八百塊錢，在當時，真算不少了。后來，我一到礦上開會或者匯報工作，領導就都找我，要把他們家親戚朋友塞到我隊里。礦上都知道，除了我們隊分紅多，還老有招工機會。我也公正，要招工，你必須在我隊里表現好，勞動好工作好，來了指標，我就能讓你走；要是又懶又調皮不好好干的，來了指標我也不讓你走，等下一批。來到隊上的待業青年后來陸續都給招工了。”李桂芳說。

除了幾乎滿負荷的田間勞動，家屬們都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男的在礦上住單身宿舍，一周休息一天才能回農場，有自行車騎著來回算是條件好的。李桂芳家有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都是她丈夫騎。李桂芳要進市區，就得抱著孩子走到石嘴山鋼廠，坐班車到市里。直到80年代初，從北農場到市里才通了公交車。

通公交車不久，國家出臺了新政策，要求企業與農業分家，不允許企業辦農業。當年，礦區建設是先生產后生活，為了吃飽肚子，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讓企業辦農場，自力更生解決吃飯問題。現在，隨著國家發展進入正軌，政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所有的礦（廠）辦農場要跟企業徹底脫鉤。對于礦務局及各礦來說，這就意味著，煤礦可以再也不用管農場了。李桂芳說，那一年開始實行農轉非政策，礦農場所有的農業戶陸續轉成了城鎮戶，農場的家屬工們從此有了國家定量的糧油補助，能吃上商品糧，再也不用在農場的土地上給自己種口糧了。

1982年，農轉非政策執行之后，礦農場一下子空了下來。李桂芳作為農場的副場長，又在場里待了兩年。李桂芳說：“當時還有個政策，礦農場可以按照國家相關政策，將農場徹底交出去，身份就像農墾系統各農場一樣，變成國營農場，農場的家屬工們就有可能成為國營農場的工人。但是當時礦務局領導不同意，這事兒也就擱下了。不讓企業辦農業了，但實際上，礦農場依然存在，只是沒人了。”兩年后，李桂芳從北農場到了一礦服務公司，領著待業青年辦了鋼管廠。辦廠四五年之后，當時礦務局領導考慮到北農場還需要懂生產搞過管理的人去管理，就又讓李桂芳回到了北農場。就這樣，90年代初，李桂芳又回到了北農場。可這時的北農場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農場還延續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模式，但是生產隊里參與勞動的，不再是跟礦區有關的家屬和子弟，絕大多數都是從社會上招來的閑散人員，和從南部山區招的年輕小伙子。對于當時的北農場來說，他們是外來戶，同是在這塊土地上勞作，但是他們的身份歸屬和認同感，已經和過去截然不同。

1996年，北農場打算推行土地承包制，換了一批新的場領導。這一年，李桂芳徹底離開了北農場。

“農轉非之前，是農場礦家屬子弟最多的時候，也是開墾荒地最多的時候。”李桂芳回憶說，“當時在農場，只有場長和每個隊上的一個礦職工，其他全是家屬，全都不是正式工。1982年農轉非之后，家屬和子弟們回到市區礦上，家屬們干什么的都有，有的進了街道辦，有的進了礦上的三產、服務公司、礦辦廠等。過去礦農場子弟，男的多數招到一礦當了礦工，女的跟家屬們一起進了礦三產。”

李桂芳回了家，又成了啥也不是的礦家屬。直到2009年，自治區十號文件出臺，李桂芳和絕大多數礦家屬一樣，花了一萬多元錢辦了社保，從那以后才領到了退休金。

李桂芳說，剛到南農場時她才二十多歲，從沒見過這么多地，更沒種過地，剛去就挖渠，兩米深的渠，泥是黏泥，非得蘸著水挖，不然黏在鍬頭上甩也甩不出去。初到南農場的那些天，累得李桂芳天天晚上哭鼻子。“俺的娘啊，跑到這兒活受罪來了，從來沒干過這樣的活兒。再年輕，也是人啊，兩個膀子累得生疼，回到家還沒燒的，還得出去拾柴火。那時候剛去，農場那兒有煤，黃河灘上隨處能撿到枯草枯樹枝，撿來燒爐子燒炕，到了70年代末，一家才算分到了幾噸煤。”李桂芳說。

離開北農場多年，李桂芳只回去過一次，她記不清是哪一年了，還是二女兒開著車帶她去的。李桂芳說：“那時候有些地都撂荒了。80年代我當石嘴山市人大代表時就提議過，北農場特別適合建生態園區。北農場原來那些地多好啊，再刮風刮不走這些地。我到現在還想，惠農區沒有好的旅游景點，現在去北農場的路也修好了，要發展生態旅游有很好的基礎，這樣，過去的黃河碼頭也可以利用起來。多好的地方啊。”提及北農場，李桂芳一連說了好幾個“多好的地方”。

李桂芳說：“我這個人性格太要強，不愿意落到人后頭。種上麥子，人家拿鐮你就得拿鐮，必須得干。一開始，我一天能割二畝地，割完腰都直不起來了，就這樣，我割麥子不落小伙子。既然來了，既然當了領導，我就得干出個樣兒。你不干在頭里，怎么管人？人家當隊長的光安頓干活，走走看看，我得動手干，一天挖多少田，一天鋤多少地，我得心里清楚了，才能給人下指標分派活兒，這樣才能管住人。不吃這個苦，地里的莊稼怎么長？”

直到今天，提起當年的李桂芳，趙秀蘭直點頭。她說：“李桂芳認真，一認真可不就得罪人么。為了平地修渠，為了這些活兒的分配，為了記工分，李桂芳得罪了不知多少人，農場好些老婆子小媳婦罵李桂芳，貼她的大字報，為啥？誰愿意干啊，多累啊，都不想干活又想拿工分。罵她的、貼她大字報的都是隊里不愿干活的懶女人。可是你是家屬我們也是家屬，你吃糧我們也吃糧，都像你這樣地上長啥去？下地盡偷懶還想多分糧，哪有這么美的事兒？”今年八十一歲的趙秀蘭，曾經是四隊副隊長，李桂芳的老搭檔。“李桂芳當上勞模后，調到場部當副場長以后，隊里生產就由我負責。當時我家三個孩子都還小，你想想那日子怎么過的？農場里干活的家屬，男的都是井下工，孩子在這頭就沒爹，在那頭就沒娘，要不，我們農場的孩子幾乎沒出過大學生，哪有人管孩子，都顧不上。每天早上五六點就下地了，中午十二點回來現做飯，孩子在農場就這么吊吊搭搭上的學。”

趙秀蘭是河北滄州人，1963年她從老家來到石嘴山。1969年底，趙秀蘭跟李桂芳一起到了南農場。1970年她們又一起到了北農場。“一開始都住土房，一下雨就漏。有一天晚上我睡著了，一醒來嚇了一大跳，我腦袋上站著這么大一個大老鼠。”趙秀蘭連說帶比畫。當時的北農場到處都是沙子，四隊五隊全是沙子地，走不了幾步，鞋里全是沙子，“一到夏天，蚊子多得沒把人吃了。李桂芳領著我們開的地也多，別的隊還有意見，說我們隊里的地不對數，不是不對數——就是開得多，邊上開的地還種的黃豆。”趙秀蘭清楚地記得，當時在農場老刮風，一刮風，她就喊快蹲下。等風過去，一身的沙子快把人壓倒了。后來，四隊就在田四周種樹，樹不好種，一鍬挖下去，沙子下面全是石頭，挖個坑都費勁。

“現在能看到的樹，四隊田邊還有河灘上都是我們當年種的。”趙秀蘭高聲大嗓地說著。從她說話的利落清晰聲音高亢，我能想象得到，年輕時，她一定是一個潑辣利索敢說敢干的女人。“別提了，李桂芳從北京回來沒多長時間就去了場部當了副場長，隊里的事兒就全成我的活兒，天天起五更睡半夜。”說到這兒，趙秀蘭停了一會兒，說，“我們農場，也不說誰不好，可是我們這些人干了那么多年，到最后誰也沒有轉正。后來有個機會，所有的礦農場都有可能轉成國營農場，可當時礦務局領導不同意轉，還說我們北農場只要收入二百萬斤糧食就可以轉，實際上，我們麥子玉米長得可好了，產量早就超標了，可到最后就是沒能轉成國營農場。”1982年，趙秀蘭離開北農場回了家。1986年，到了市制箱廠，一直干到2000年廠子倒閉。“到廠子倒閉，我還是臨時工。”說到這兒，趙秀蘭想起什么，突然提高嗓門，“對，是礦務局領導不同意。當時我們使勁種糧食，最后，就是他不同意，一句話，我們這些人就算是白干了。”和李桂芳一樣，趙秀蘭和楊翠英，都是后來依照自治區十號文件交了養老保險，拿到了退休金。

和趙秀蘭同住一個小區的楊翠英也是當年北農場四隊的家屬工，她是1976年來到石嘴山的。她到北農場時，沙地已經變成了熟地。1980年，楊翠英的丈夫在礦上上滿十年班，楊翠英作為家屬優先轉了城市戶，因此比別人早兩年離開了農場。楊翠英說，在農場，上工就吹哨子，一吹哨子就得趕緊集合到地里干活。有的家里孩子多，做飯吃飯都來不及，一聽哨子響了，端著飯碗去集合。李桂芳是隊長，是吹上工哨子的人。”離開農場后，楊翠英到了一礦服務中心衛生隊，打掃了十幾年衛生，直到1995年。

這就是三位家屬工在北農場的經歷，也是當年絕大多數礦家屬們的經歷。

當問及北農場當年有多少知青時，趙秀蘭想都沒想，說：“那會兒哪兒有知青啊？當時在農場干活出苦力的，都是像俺們這樣從老家來的家屬，有老婆兒，也有媳婦兒。”楊翠英說：“有，咋沒有？我在的時候，記得四隊就有四個，都是礦上子弟，中學畢業了沒工作，到農場先干活，等著機會招工到礦上，當時這些小青年就是農場知青。”楊翠英這樣一說，趙秀蘭才想起來，“是有這么四個人，都是一礦的，都是城市戶口。他們也沒待多長時間啊，也沒干啥，雖說分到四隊了，但是這四個人歸場部管，我們生產隊也管不了啊。各生產隊都有這么幾個人，都沒待多長時間。這些年輕人，父母都是一礦職工，到了該工作的時候，沒招工機會就先到北農場，他們到農場待了一兩年，很快招工就走了。農場的活兒主要還是我們這些家屬工干的，這些知青才多少人啊，才待了多長時間？”

說起當年北農場的知青，李桂芳記得還清楚些，她說：“當時四隊前前后后總共來過十幾名知青，這些知青到農場的時間主要是70年代中期那三四年時間。這些知青生產勞動由各生產隊管，北農場專門有個知青隊，負責管理所有的知青。”有一點，李桂芳和趙秀蘭、楊翠英記憶一致，那就是這些知青全部都是當時一礦子弟，因為一時沒辦法解決工作，先到農場勞動，等待招工和征兵的機會。李桂芳記得，當年整個北農場，只有一名知青被保送到北京某大學當了工農兵大學生。1978年，她當選勞模去北京開會時，還代表北農場，專門去看望了這名北農場的知青。

不該忘卻的過去

北農場的老場部，是一個四合院式的老院子，院門是對開的鐵柵欄門。今天，老場部門口西側的磚墻上還掛著兩塊牌子：惠農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石嘴山市歷史建筑。牌子上具體寫著：“石嘴山惠農區北農場為70年代的一個知青生活點，前身為石嘴山礦務局林場，始建于1960年，由礦務局屬各單位經營。場內布局及設施基本保留了當時的生活場景。”老場部門頭上寫著“知青紀念館”五個大字。位于大門兩側，當年場部會議室兩間紅磚平房成為兩個展示館，分別陳列著當年的舊物。院西南是紀念館一館，陳列著彼時北農場人捐贈的日記本、書籍、農具和一些農場宣傳隊的樂器、旗子等物品。東側這間是二館，里面陳列著一些當年場里的用具，電影放映機、收音機、電話機和鍋灶之類的生活物件。兩個展館陳設簡單，陳列品也不多。展館里散發出陳味，夾雜著灰塵味兒，不由令人感慨，歲月風塵中，過去活生生的生活已經漸行漸遠。

老場部改建成了知青紀念館，加上牌子上的簡介，似乎在傳遞和強化著這樣一個信息：當年建設這片土地的主要力量是廣大知識青年。然而，在采訪中，我們聽到看到的，令我腦子里一直揮之不去的，卻是這樣一個事實：這塊土地最初的拓荒者最廣大的耕作者，是礦工家屬——那些當年的農業戶們，沒有留下名和姓的女人們，她們才是這片土地最不畏艱難最有力量的創造者。她們，還有曾經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正在消隱于時間深處，日漸模糊。令我感慨的是，不管是今天還是以后，漠視她們淡忘她們，只會讓北農場的歷史變得不真切不完整。

知青紀念館平時并不對外開放，但有專人看管，看管這里的人叫王彪。王彪說，2007年，北農場老場部作為歷史建筑就被保護起來，他在這兒有二十年了，展館沒開就在這兒。建成知青紀念館展館有十五六年了，那時一起建設的還有高空拓展設施，當時，寧煤集團金能公司還沒有分流停產，當年金能公司的職工年年來這里搞團建。

王彪是北農場子弟，他是在這里長大的。王彪父親是一礦職工，母親是1965年來礦上的，到這來里沒戶口，就報了農業戶。當時只有城鎮戶有供應糧，農業戶必須得到農場勞動掙口糧。當年王彪的母親就在北農場干活兒，他們兄弟幾個年齡小，就被托放在北農場托兒所。王彪說，1982年，農轉非后，原來有著幾千人口的北農場，一下子走空了。那時候北農場歸到了一礦服務公司，當時又組織了幾個生產隊，生產隊的人都是從外面招來的。現在還在農場的，有幾戶是當年礦子弟招了工不愿意干又回來的，比如唐家哥五個，現在是農場的老住戶，沒有比他家更早的。剩下的都是后來自己來的。那時候農場沒人，需要人，這些外來戶給北農場生產隊干活，就此扎了下來。

1982年，農轉非那年，王彪十六歲。那一年他們全家回到一礦，他就是那年參加工作的。在一礦下了五年井，王彪調到一礦服務公司開車，算是跟北農場一個單位。1995年，車隊解散后，礦上分流職工，王彪被分到北農場。王彪說，當時他沒有回來上班，出去跑了五年車，2000年他又回到北農場，管理農場的機電泵房，一直到現在。

王彪簡短的敘述，似乎在印證補充著北農場的歷史。國能集團寧煤公司北農場地處石嘴山市惠農區寧蒙交界處，占地面積六千八百畝，耕地面積三千六百畝。1960年11月，礦務局在河濱區跑馬崖墾荒三千余畝，成立北農場，將地按片劃分給局屬各單位經營。1970年，北農場劃歸一礦經營。當時農場設有生產組、財務組、政工組、后勤組、保衛組，有兩個職工連、四個生產隊。1978年全場發展到兩千多人，糧食產量最多時達到一百七十萬斤。1973年到1976年，原石嘴山礦務局應屆初高中畢業生紛紛來到北農場上山下鄉，農場的開墾和建設，安置了大批知識青年，安排了農業戶家屬的勞動，解決了職工的后顧之憂和職工家屬的吃飯問題，穩定了職工隊伍，維護了社會安定。1982年按照國家政策，職工家屬分期分批轉為城鎮戶口，到1986年農轉非基本完成。此后，農場勞動力銳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僅一百六十七人。

這就是北農場簡單卻又起伏的歷史。

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轉非政策的實施，礦農場固若金湯般的小世界被徹底打破。之后，有關北農場農田畝數的變化，有關耕種人口的多少，出現了諸多不確定，和一時難以考證的變數和說法。

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國家統配到自謀生路，從大力發展三產到煤礦破產，20個世紀90年代至今，煤炭企業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轉型變化，寧夏煤業經歷數次變革改制重組。在這期間，作為煤礦大后方的礦農場，在經濟變革的洗刷下，不得不應時而變。

雖說國家政策早就要求農業要和工業徹底分離，但是礦農場依然跟煤業黏連著。隨著寧夏煤業的快速發展變化，礦農場像是被遺忘卻又無法徹底割舍的累贅和包袱，甩沒能甩出去，但是企業沒有精力去用，沒有用心去用，礦農場不得不處于一種尷尬境地。作為最早的礦農場之一的北農場，像所有的礦農場一樣，地仍是那塊地，莊稼果樹林木長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人來了走了，一撥又一撥，人與土地的關系再也沒有像當年礦家屬們跟這片土地那樣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采訪中，我們就像是尋找散落于各處的零碎拼圖一樣，在老農場戶的只言片語中，在新老承包戶的訴求中，在新來的開發商口中，我們試圖將近年來這塊土地的經歷一塊一塊費勁地拼接起來。

沉寂之后的期待

整個惠農農場現有六名寧煤職工，負責北農場的有兩個人。除了王彪還有一個朱姓師傅，他們倆工作內容一樣，負責北農場的公屬建筑的看護和管理，包括北京公司承包的近三千畝北農場的土地，雖然外包了，但是管理權還屬于寧煤。

王彪說：“北農場現有土地總共三千多畝，除了大渠周邊還有些常住戶，土地使用權還歸這些常住戶外，北農場絕大部分地從去年起都由北京公司承包使用。礦上跟北農場的常住戶（也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的外來戶）簽訂用地合同是在本世紀初，當時承包合同土地使用權三十年，到2029年才終止。這些人所經營的這幾百畝土地，只給農場交水費。這二十來戶常住戶，是我們服務的主要對象。”

北農場現有的常住戶雖說才二十來戶，但是身份并不相同，有七戶仍是農業戶，戶口屬于惠農；還有七戶是長期戶，屬于當年農轉非的農場家屬；剩下的就是戶口屬地不在石嘴山，既不是農場的原住戶，也不是礦上的職工家屬，卻在這里種地十幾二十幾年了。他們在北農場耕種有主糧地，多的有三十來畝，少的十來畝，這些地主要種玉米和菜，基本上能達到自給自足。

王彪說：“國家有規定，對于像北農場這樣的耕地不能撂荒。寧煤把北農場這塊地包給北京公司，也相當于在現有的條件下，把這片土地最大化地利用起來。北京公司要搞開發建設，專門有一些建設用地，以前北農場和礦上的三產用地，養豬場啊，活性炭廠啊，這些場（廠）房都爛了，這些建設用地可以用作開發，別的地方，比如占用農田是不行的。現在整個北農場，仍然由黃河取水，規定的供水總量是五百多萬方，這些水主要用于我們現在管理的這二十多戶農戶，因為他們的田地全在渠周圍，能澆上。說實在的，真正面臨用水難題的是北京公司。所以，他們以后陸續要上滴灌，他們將來要在這里做的也是節水綠色循環農業。”

開發北農場的“北京公司”名為北京首食王得農業經濟開發公司。這家公司的項目負責人呂志福告訴我們，去年四月公司進駐北農場，按照規劃，未來要把這里建成綠色低碳產業園區。從去年開始，這片被重新規劃的土地種上了油沙豆，這是一種提煉植物油的經濟作物。去年種了三百五十畝。試種了一年，收成很好，當年收獲的油沙豆都由中糧收購，用于調和油的配制。今年他們計劃擴大面積，場部后面這一千三百多畝地全部種上油沙豆。

呂志福說：“這里最有優勢的地方，在于整體保存比較好，再就是它的紅色文化傳承。這些特殊的歷史歷程，就是這塊土地上最有特色和價值的。而最難做的也是這一塊。”他說，“能花錢辦的事都好辦，有些事情是花錢辦不來的。公司對北農場未來規劃中，有一塊是修舊如舊，把這里打造成一個知青過去勞動的地方，要跟過去差不多，還可能拿出一塊地來，讓人們體驗一下，當時知青們在這里干的什么活兒。”緊接著他又說，“目前這也只是計劃，時間長，投資大，不是一下兩下能弄完的，可能隨著一些政策的變化會有變化。”

不是尾聲的尾聲

得知了北農場的未來規劃設想，我再一次想起李桂芳所說的她對北農場的希望，希望未來這里是一片生態園。也許這是所有曾付出過勞動過，流過汗水和眼淚的北農場前輩和后代們，對于這片土地未來的期許。

在北農場采訪的這兩天，我時不時會想起賀蘭山下的賀東莊園。我總覺得，它就像是賀蘭山下另一個北農場。賀東莊園曾經也像北農場一樣，始建于60年代末的西北煤機廠的廠辦農場。進入改革開放后，西北煤機廠經歷了數次改制重組，變身為今天的寧夏天地奔牛公司，成為全國很有影響力的煤業機械生產廠家，被譽為“新時期石嘴山工業的一面旗幟”。西北煤機廠農場上世紀末改制為賀東莊園，在經歷了經濟變革的種種洗刷和沉浮之后，2009年被個體老板收購。今天，賀東莊園成為寧夏賀蘭山東麓最北端的葡萄酒莊園。2019年，賀東莊園靠近賀蘭山的古藤種植區域被列為市級保護基地，2022年2月被公布為石嘴山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賀東莊園中最老的葡萄藤有二百二十五株，這些葡萄藤是園中也是賀蘭山東麓最古老的葡萄樹種之一。這些老藤成了今天賀東莊園最有特色的招牌。而在我看來，這些老藤代表著昔日這片戈壁灘最早的開發歷史，記錄著當初，記錄著幾十年來農場成百上千的家屬們開荒墾地、鋪路栽樹、種果種田的艱苦歷程，記錄著這片土地上開拓者們的汗水和腳印，記錄著那些被歲月流沙漸漸掩埋的歷史細節。

對于石嘴山，對于賀蘭山和黃河灘之間的這片土地，人們歷來熟知它的煤，熟知昔日的煤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煤田之上，曾經是大片戈壁，是連綿荒地。人們更不知道，就在這天無飛鳥地無青草的荒灘上，就是她們，當年這些為生活所迫，同時對礦區生活充滿期待的礦工家屬們，開出片片農田果園，播種下層層色彩和風景，給荒涼枯燥的煤礦帶來了希望。更多的人們并不知道，在這片依山傍河的灘地上，曾經有過那么多吃苦耐勞的女人，曾經有過那么多勤勞能干的礦工家屬，她們和每天在井下挖煤不止的煤礦工人一起，讓這片曾經一無所有的荒蕪之地，有了糧食，有了生活，有了街巷，有了車水馬龍，進而有了一切。過去，條件那么艱苦，可是她們，這些普普通通的家屬們，讓這片土地有了綠色，有了生機，在這里印下了令人驚異的足跡。

離開北農場的那天是3月12日，植樹節，正是大地播綠的時候。看著大地上忙碌的人們，不管他們有著怎么樣的身份，是老農場戶，是外來戶，還是新來的開發者，我都愿意相信，總有一天，北農場，這片背靠賀蘭山面向黃河水的天賜之地，這片近水樓臺的黃河灘地，會譜寫出“賀蘭山下果園成”的新篇目，唱出新的山水謠。

【作者簡介：曹海英，女，70后，寧夏石嘴山人，祖籍河北泊頭。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圖》。獲寧夏第九屆、第十屆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