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裘山山，祖籍浙江，現居成都，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軍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已出版長篇小說《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長篇散文《遙遠的天堂》《家書》，兒童文學《雪山上的達娃》，以及中篇小說《琴聲何來》等作品約五百萬字。先后獲得過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文津圖書獎等多種獎項，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譯出版。

二〇二二年底，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被病毒攻擊，之后遲遲不能復原，最大的癥狀就是心慌氣短，走幾步就喘，感覺上不來氣，有時候不得不做深呼吸。這讓我不斷地想起西藏，想起在西藏的夜里一次次被憋醒的時候。我猜想，是老天爺在提醒我不要忘記西藏吧？或者，西藏已經在我的心臟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時常有人問我，你去西藏沒有高原反應吧？我連連搖頭。怎么可能沒反應呢？準確地說，年輕時沒反應，去了還敢借輛自行車去逛八廓街，還敢爬樓梯去朋友家玩兒，還敢去拉薩河玩兒。跟在成都一樣。后來就不行了，年齡越大反應越大，也曾光顧過軍區總醫院，還狼狽地一路狂吐，倒在連隊沙發上吸氧。

即使如此，我依然非常懷念那些在西藏的日子；懷念氣喘吁吁走在高海拔哨所的日子；懷念同甘苦共患難的伙伴；懷念遼闊透徹的天空，亙古沉默的山脈，還有比山更高的樹，比陽光更炙熱的笑臉，以及放飛的心情。所以每年規劃下部隊時，我總是會想，我再去一次西藏吧。

留在記憶里的西藏時光，幾乎都在路上。西藏太遼闊，高山大河，無邊無際。從一處到另一處，經常需要一整天。有時候翻一座山就需要好幾個小時。尤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路況差，車也差，僅僅從拉薩到林芝，都得十二個小時，天不亮出發，天黑透了才到。

頭幾次，我們坐的還是老舊的北京吉普，其中還有方屁股那種，橫著坐。路大多是搓板路，很顛，車子四面透風，所以即使坐在車里，也需要用紗巾把臉蒙住（那時除了醫院沒人戴口罩），不然鼻子嘴巴頭發里全是沙土。后來，車越來越好了，但路依然是問題。不是不修，而是修得不如壞得快。風雪時時刻刻肆虐，一座座沒有植被的大山說塌就塌。沒有哪條路可以一勞永逸，泥石流、水漫、地陷，你得不斷維修，不斷疏通，不斷重新開筑。似乎那里的山水都在告訴你，走西藏的路，必須付出代價。

如此，遇到危險就是常事了。曾經歷過水箱漏水，拿水杯在路邊舀水灌注的事；經歷過輪胎爆胎，用自行車氣筒打氣的事；經歷過開夜路時車前大燈壞了，用手電筒代替的事。也遇到過人家翻車幫忙救助，自己翻車請人救助，以及差點兒翻車等各種奇葩的事情。不過，我這個人似乎一直被老天眷顧著，數次遇到危險，數次都化險為夷。僅此我就很知足。

第一次去西藏就遇到了危險。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們五個人（海波，花小萍，曾有情，我，加上司機），坐一輛北京吉普去某邊防連。越往邊境開路越險峻，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澗。西藏的邊境公路大都這樣，在峭壁上開鑿。走著走著就遇到了塌方，塌下來的泥土埋了半條路。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塌方，有些緊張。但給我們開車的張老兵笑瞇瞇地說，沒事兒。他貼著山崖，慢慢將車移了過去。

不想剛移過去就發現，路中間還臥著一塊巨大的石頭，肯定也是從上山滾下來的，將路斷成兩半。我們五個人下車一起去推石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石頭紋絲不動，倒是我們的心臟動得一塌糊涂。

眼看天色已暗，雖然距離邊防連就二十多公里了，也沒辦法通知他們。等下去毫無結果，打道回府誰也不愿意。張老兵又笑瞇瞇地說，沒事兒，你們下車到前邊去等我，我開過去。萬一要掉也掉我一個。

只見他上車，發動，小心地從大石頭的左邊，即靠深澗的那邊，將車一點點開過去，左邊車輪幾乎是懸空的。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一直到車過去了才呼出那口氣。后來那塊大石頭，是我們到達連隊后，連里派了一個排的兵才將其推開的。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都忘不了張老兵，四川人，瘦瘦小小的。貌不驚人。卻是膽大心細，很了不起。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和我們創作室的作家施放，去采訪蘭西拉（蘭州－西寧－拉薩）光纜工程的施工部隊。在貢嘎機場遇到了一位副旅長，我們就搭他的車前往米林。他們旅剛完成施工返回駐地。

翻越加查山時，路很爛。那段時間雨雪多，路被泡成了泥漿，又被往來的車輪蹚出兩條深溝，太陽一曬成了型，深溝中間有一道小山梁。我這么費力形容，是想讓大家明白我們的車在什么樣的路上走。幸好副旅長的車是一輛很好的越野車，我們比較順利地翻過了加查山。

下山后，我們繼續在兩條深溝里前行，山下背陰，路更爛，這時前面來了輛大貨車，駕駛員朝左避讓，右輪開到了“小山梁”上，大貨車慢悠悠地，開到與我們差一米的時候，突然熄火了，司機下來修車，看那個架勢，一時半會兒修不好。

我們的駕駛員不想等，就從大貨車側面移過去，哪知移到與大貨車平行時，車子已經歪斜到無法再開了，再開肯定翻。必須等大貨車走了，往右回正才能安全。忽然之間，我們就置身危險中了，越野車顫顫巍巍地斜著，用個不恰當的比喻，危如累卵。

當時副旅長坐副駕，施放坐副旅長后面，我坐司機后面，一車人都不說話。我從車窗往外看，下面是雅魯藏布江，但路與江之間不是懸崖，而是坡，擠擠挨挨的全是嶙峋怪石，大概四十五度。我目測了一下，若我們的車側翻下去，應該不至于掉到江里送命，但可能會撞個鼻青臉腫。我稍稍安心一些。

這時候副旅長說話了，他說，幸好今天我和施老師坐在右邊，我們兩個加起來三百斤好歹能平衡一下。我一下樂了，可不是，若他們兩個大漢坐左邊，說不定就成了車子側翻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幾分鐘后，大貨車終于修好了，慢騰騰地從我們身邊移了過去，而我們的車也終于回正，兩個輪子重新進到溝里，如同我的心重新回到肚子里。

這種在危險邊緣試探的行車，也算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就我的體驗，拉薩到日喀則的路相對好走些。那段路的大部分是中尼公路，柏油路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修建的。當然，后來不斷地壞，很多路段被垮下來的山石埋掉一半，剩下的一半也經常被更多的泥石流堵塞。必須說一句，在西藏負責維修公路的武警官兵，還有道班工人，都非常辛苦。

一九九八年，我們編輯部搞了一次“喜馬拉雅筆會”，邀請了全國十幾個作家。軍區給我們安排了一輛大客車加一輛越野車。快要結束時，我們從日喀則回拉薩。途中停下來在路邊吃飯，也就是一人一碗面吧，用高壓鍋下的面條，有雞蛋。飯后，小車先走了，我因為結賬耽誤了大概五分鐘。然后上了大車，大車努力去追前面的小車。

就在尼木縣路段，左邊是山，右邊是雅魯藏布江。車正開著，司機小何忽然看見我們前面一輛車正在快速后退；他反應迅速，趕緊剎車，那車繼續后退，他也隨之后退，大約退了兩百米才停住。定睛一看，前方路上正騰起黃色的煙塵，是大塌方！半匹山垮下來，泥石流埋掉了整個路面。幸好我們那個小車已經過去了，而我們這輛車若不是因為結賬耽誤，很可能就被埋進泥石流，或者被泥石流推下去，葬身雅魯藏布江了。

一車人都傻了，站在那兒發呆。我清醒過來后，想到剛剛路過的尼木兵站，于是跟大家說，我們回去找解放軍吧。另一個作家也緩過勁兒來了，跟我開玩笑說，你不就是解放軍嗎？我一想也是，真的嚇傻了，忘了自己正是解放軍的一員。

我們全體回到尼木兵站，兵站的官兵和正在兵站住宿的西藏軍區某汽車團官兵，熱情地幫助我們，留我們住，給我們做飯吃，把僅有的蔬菜都給我們吃了。

但我們住了兩天路也沒修通，兵站也沒有力量長期接待我們。這時我得知旁邊有個機務站，便跑去打電話（通信兵發揮了作用），向領導報告了情況，領導很快就派車來了。車在塌方的另一頭接我們，我們把行李丟在大客車上，十幾個人互相攙扶著，徒步涉過泥石流，坐上軍區的車回到拉薩。又一天后，駕駛員小何開著大客車回來了。

事后我最恨自己的，是竟忘了拍照片，尼木兵站沒有拍，泥石流沒有拍，幫助我們的汽車團官兵也沒有拍。真是后悔不迭！無圖無真相，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似的。

好在每個人都留下了清晰的記憶。

還有一次遇險倒是留了照片，卻不是危險的照片，而是美景。

二〇〇〇年五月，我們編輯部的另一次筆會，從昌都出發。成都飛到昌都，然后坐車從昌都到米林，又從米林到山南。十幾個作家和畫家，坐一輛大客車。那車車況不太好，翻越加查山時，只能慢吞吞地爬。二十幾個回頭彎就用了近兩個小時，還大喘氣。眼看要到山頂了，大客車忽然堅持不住了，水箱干裂起火，一時間黑煙滾滾在車里彌漫。我們迅速跳下車。火倒是很快滅了，但一個個都驚魂不定。

就在這時，天邊忽然出現了彩虹，好像要安慰我們似的，彩虹橫跨天空，無比壯觀，燦爛，動人心魄。所有的人都忘了剛才的危險，忘記了我們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上，一個個歡呼雀躍，大喊大叫，又是拍照又是合影，駕駛員把車修好后，還不想上車。

我跑了那么多次西藏，那是唯一一次看到彩虹。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真是很正確。

不過，我們也只是留下了彩虹的照片，車子冒煙遇險的那一刻，仍沒有拍照。

回頭看自己的幾次遇險，沒有一次留下了照片的。顯然我很缺乏記者素質，包括我自己真正遭遇車禍那次，也沒有拍照——我從栽進溝里的車里爬出來時，完全傻掉了。當然，也因為是天黑，下大雨，無法拍照。盡管整個車栽進防洪溝，但車上的人都沒有大礙。我除了軟組織受傷也完好無損，這種遭遇屬于可遇而不可求的。作家體驗生活，總想什么都體驗，又不想付出代價。必須說，西藏很眷顧我。

走在西藏的路上，遇到的不只是危險，更多的是讓我感動的人和事，還有意外的邂逅，意外到如同小說。

記得是一九九七年，我獨自進藏采訪，那時已經有了寫長篇的打算，想去補充素材。西藏軍區創作室的冉啟培就陪著我跑，一個部隊一個部隊地跑。有一天我們來到日喀則八醫院。為了體驗生活，我提出當天夜里和護士一起值班。

就在夜深人靜我困得不行的時候，下面部隊送來一名受傷的戰士，很嚴重，醫護人員便連夜搶救，還連夜找血源給他輸血。

我幫不上忙，坐在值班室，一眼看到登記簿上寫著送戰士過來的那位軍醫的名字，心里不由得一驚。離開成都前，成都一位女性朋友曾委托我幫她找一位大學時代心儀的男生，她只知道那個男生軍醫大畢業后進藏了，具體在哪個部隊不清楚。我當時想，西藏那么大，部隊那么多，上哪兒去找啊，所以并沒有放在心上。哪知就在那個夜晚，他的名字出現在我的眼前，堪稱奇跡。

我連忙去病房找他，當時小戰士已脫離危險入睡了，床邊守護的戰士告訴我，那位軍醫一直顧不上吃飯，餓得不行出去找吃的了。我就寫了個紙條，簡單說了事由，寫下了朋友的電話，希望他回來后能來找我。我回到值班室，熬不住困睡著了。等我醒來，軍醫已經走了，他也留下紙條，說部隊沒有其他醫生，他必須馬上返回，來不及見我了，但他會和女同學聯系的。

我覺得好遺憾。不過，雖然我和他錯過了，雖然他和我那位友人最終沒能在一起，但那個夜晚如同一顆星，每次想起來就閃閃發光。我很想知道他今天怎樣了，離開西藏了嗎？一切都還好嗎？

二〇〇四年六月，我走川藏線。返回時，在康定到雅安的途中遭遇了翻車。整個車栽進了山下的防洪溝。這個就不細說了，我想說的是翻車后的事。

當我們從車里爬出來后，大雨滂沱，四周漆黑一片，幾個人不知所措在雨中發傻。這時，一輛紅色小轎車路過，主動停在了我們身邊，一個男人從車里探頭說，需要幫助嗎？

我們車上的人像遇到救星一般，上前請求他把我帶回到康定去，他們留下來處理事故。我上車，發現車后已經坐著兩位老人了，我全身都是濕的，有些不好意思。老人一再說沒關系，朝里移，給我騰地方。坐在副駕駛的男人，就是問我們是否需要幫助的那個男人告訴我，那是他的父母。

我依然驚魂未定，便在車上給甘孜軍分區的朋友打電話，當我在電話里說出名字時，坐在前面那個男人笑道，原來你是裘山山，我讀過你的書。

我吃了一驚，一問，原來他是甘孜州宣傳部的王部長，難怪主動停車幫助我們。他讀的是《我在天堂等你》。我也真是好運氣，竟然在車禍之后遇見了他。雖然正狼狽，也是不幸中的幸運。

見我嚇得不輕，他半開玩笑地說，既然走不成了，就在我們康定多住兩天吧，和我們的文學愛好者開個座談會。他這么說，我真的放松了很多，我回復說我采訪任務還沒完成，還要去雅安。以后再來。當他得知我要投宿兵站時，便提出幫我安排條件好一點的賓館。我自然婉拒了。當晚我住在康定兵站，醫生檢查后無大礙，第二天便離開了。

非常遺憾的是，我回成都后竟然沒再和他聯系（他給了我名片的），感覺有點兒沒良心。再后來，也沒再遇見他。衷心希望他一切都好。

我在機關，屬于不善與人打交道的人，時常鬧笑話。人家當處長了，我還叫干事，人家當部長了，我還叫處長。但是，只要我和他們在西藏遇見了，就能很快成為朋友。和那些采訪過的官兵，我也能很快建立起戰友情。再次相遇時，一說起西藏往事，就覺得特別親切。也許在西藏那個地方，人與人相處更誠懇，更真摯。

也是一九九七年，我和冉啟培來到一個炮團，在那里偶遇了我們軍區政治部工作組，帶隊的是當時的副主任鄧永良將軍。我在機關和他并不熟，可在那里遇見了，一下覺得很親切。

鄧副主任是老西藏，后來調到成都任職，又從成都帶工作組進藏。我們遇見時，他們已經進藏十多天了。別看他是老西藏，依然不會照顧自己。我和他站在招待所門口說話時，見他老用手去摸后脖子，臉上有痛苦的表情。我就問他怎么了，落枕了嗎？他說不是，脖子那一塊兒很疼。

原來他天天和工作組在日頭下走，天天被高原的太陽暴曬，身上有衣服遮著，臉上有大檐帽遮著，唯有后脖子一直亮在外面，幾天下來就曬傷了，醫學名稱叫“紫外線灼傷”。

我說，你怎么不擦防曬霜啊？他說我一個大老爺們兒擦什么防曬霜嘛。我就給他講道理，防曬霜不是防曬黑的，是防曬傷的。這下他信了，可憐地說，我應該去哪里買那個東西？我馬上把我的防曬霜給了他。你想我這種人，肯定是預備兩瓶的，一天擦好幾回呢。

晚上，我和他們一起打雙扣。

這里必須說一下雙扣。那個時候跑西藏，打雙扣是常事。實在是太無聊了，不要說網絡，電視都很少，有電視也就看個新聞聯播。四周都是大山，別說霓虹燈，路燈都沒有。打雙扣是工作之余唯一的娛樂。有一回我們十幾個作家坐大客車從日喀則到亞東，路途漫漫，幾個人就在車上用箱子當桌子，開始打雙扣。我和軍報的李鑫一家，鄧一光和劉醒龍一家，我們稱之為軍民魚水情。中途停車方便時剛拿了一手牌，大家就揣在口袋里下車了。我在轉角遇到了李鑫，他壓低聲音快速地說，換牌換牌，你有沒有J？我缺一張就成炸彈了！我愣了一下，笑得蹲在地上，眼淚都出來了，牌也沒換成。

至今想起來依然開心不已。

可以這樣說，我只在西藏打雙扣，在成都我不跟人打牌，去北京之類的地方出差，更不會跟人打牌。唯有在西藏。要么和同行的作家打，要么和遇見的熟人打，甚至和采訪對象打。每每和他們打雙扣，看他們輸了鉆桌子，一個個樂不可支的樣子，我就開心不已。我知道他們心里有很多苦，但我希望看到他們笑。至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希望他們是快樂的。

那天晚上，我們在招待所找了張桌子就坐下來打。當時工作組里還有一位是我師弟。我們是大學中文系前后級的同學，他一直叫我師姐，直到今天。我自然和師弟一家，鄧副主任就和工作組某部長一家。

我的雙扣技術很臭，曾經有一次跑西藏，和朱蘇進（南京軍區創作室）、張波（廣州軍區創作室）、于斯（西藏軍區創作室）一起打雙扣，我屢屢出錯，把朱蘇進氣得不行。他是個極聰明的人，實在無法忍受我這個蠢隊友。記得我們當時住的招待所非常簡陋，要端一盆水在臺階上刷牙洗臉，在我刷牙的時候，朱蘇進站在旁邊不停地批評我某張牌不該那樣出。我很不耐煩（很不謙虛）地嘟囔說，下次不和你一家了；之后我真的換了隊友，和張波一家。輸是很自然的，但不再挨批了，因為張波也是個糊涂蟲。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手氣特別好，尤其邪門兒的是，總跟鄧副主任作對：他如果有一對10，我必有一對K，他若有一對K，我必有一對A，還來過兩次王炸。等我們贏到第三盤時，鄧副主任終于臉紅筋脹地叫起來了，他說，山山你怎么回事啊？我一想不對，我就是不把他當領導，也得把他當長者啊。怎么能把長者氣成那樣呢？這時師弟也在暗暗給我使眼色，我們倆便十分默契，也十分認真的，輸掉了第四盤。鄧副主任終于樂了，我們也樂。

那份兒快樂，至今想起來依然鮮活。

非常遺憾的是，四年前鄧副主任離開了人世。當我得知消息時，腦海里馬上浮現出了那個夜晚，他那張曬得黝黑的臉，還有和孩子一樣輸不起的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懷念。

在遠離西藏九年后的今天，在疫情之后心慌氣短的今天，我是多么懷念那里的山山水水，懷念在那里遇見的純真笑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