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拋開對于青年的意識形態化理解，僅僅將其界定為年齡與代際的劃分，那么與如今的日益面目模糊所不同的是，直至21世紀初年的青年寫作至少都有跡可循，比如1990年代末的“70后”和“80后”寫作，前者夾雜著“搖滾青年”的影響，如石康的“青春三部曲”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物化現實（如“美女寫作”）；后者在某個階段約等于聚焦校園、家庭、情感和青春期體驗的“青春文學”，同媒體和市場的營銷密切相關，隱隱然勾連著逐漸興起的消費主義浪潮。

此處“青春文學”中“青春”的內涵與文學史上一系列的青春書寫大相徑庭。因為“青春”本身就是一種興起不過二百年的話語，源于現代社會尤其是工業革命和科學理性對古典時代農牧積累型經驗的揚棄與顛覆。中國現代文學的青年形象從 20 世紀初以來發生了數次嬗變。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籠的革命少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的紅色青年從“小我”走向了“大我”，社會主義“新人”中也著力強調一種個體與集體相結合的青年革新者與創業者形象。八十年代初的“潘曉來信”掀起了有關青年“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討論，那些“進取的青年”以張承志《北方的河》中的研究生為代表，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康飽滿，擁有上下求索的勇氣，而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盡管面臨著挫折甚至失敗，依然有著“東山再起，卷土重來”[1]的可能。他們行走在廣袤的時空之中，是歷史的主體，有著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和先鋒特質。

“青春文學”后的晚近十余年間，青年寫作則失去了其清晰的形象，青年作家們對于現實和切己體驗的興味似乎變得寡淡起來。至少在我的目力所及，同齡人有關現實題材和遭遇的作品數量和質量都堪稱稀薄，大約只有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這樣少數聚焦于“失敗者”的作品?！瓣惤鸱肌眰兺絼跓o益的奮斗與掙扎，似乎暗喻著青年進入了一個缺乏“未來”的黯淡歷史場域。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將這個歷史場域命名為“后青春”時代：“啟蒙運動以來文化與社會意義上的 ‘青年’已經死去，只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青春殘留，青春亞文化再無法充當觀念的先鋒、美學的前衛和思想的先行者與變革者”，此前關于“‘青春’的書寫一直被形形色色的外在的話語如人道主義、啟蒙與理性、革命與民族、共產主義所主導，但它始終沒有脫離總體性的世界。這個‘青春’是在被歷史書寫的同時，也在參與歷史的書寫。但如今的‘青春’在擺脫了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等諸種意識形態之后，變成了一種被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所主宰的碎片化存在。多元化的結果是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技術化與科層制讓自由成為一種權力玻璃罩內的封閉游戲，青年分享著相似的痛苦，卻無法共享某個共同的信念與價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體，只能再次分散為冷漠的消費型個人。青年不再對歷史負責，也無法籌劃未來，只能沉潛在當下實利主義的渾水之中。當面對歷史的撕裂時，彌漫在其中的感性結構已經不再是現代主義式的焦慮，而是倦怠和頹廢，因為焦慮是有未來感的，而倦怠則是放棄了可能性的向往?！?[2]

所以，“青春”更多指向于一種創新、活力和革命精神，“青年”未必都擁有“青春”。在當下青年寫作中盛行一時的“自戀者、躁郁者與缺席者，折射出后青春文學的敘述模式、情感結構與歷史認知，從啟蒙、叛逆到自我關注和消費的文學形象，是我們時代主導性文化生產模式的結果”[3]。當下“青年寫作”的總體情形體現在，其中固然有著“陳金芳”以及她在孫頻、宋小詞等人作品中的兄弟姐妹們那樣的“失敗的青春”或者“無望的青春”——這幾乎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與之并行的是青年形象的單一化，但更多是回避了“青春”話語的多樣性風貌：許多青年作者逃逸到歷史與想象之中，比如林棹《潮汐圖》從地方與典籍出發，信風與島嶼，怪物與異語，土洋雜呈，水陸交錯，是氤氳著瑰麗飄逸氣息的海洋寫作；侯磊《北京煙樹》則進入到“京味”的發生、淵源與當代再塑造；周愷《苔》折返到晚清川地的袍哥江湖；葛亮《燕食記》在庖廚美食中尋覓“典雅中國”……即便是關注成長經驗與體驗的“鐵西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也只是將青春記憶轉化為懷舊與創傷的悲愴表達，掉轉頭去的回眸中絲毫沒有朝向未來瞻望的熱情。

“青春”的退卻，暗合于“時代精神”的側面。將青年理解為必然的革新性，無疑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象，用臧克家式的句式來表達就是：有的人還年輕，他（她）已經老了；有的人老了，卻依然年輕。在一個寬容的社會中，無論何種寫作都有其合法性，任何一種人生態度與取向也都應盡予接納，但如果完全采取這種相對主義的視角，那么“青年寫作”就會被消解掉其意義。因為，人們多少都會對青年有所期待，不可能純然以日歷時間的劃分來討論“青年”，“青年”這個概念自其誕生起就攜帶著文化和社會變革的要素——它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因而“青年”總是內含著對于“青年性”的想象與向往。

置諸文學領域，尤其是代際交疊的文學史的視野之中，用何同彬的話來說：“‘青年性’的核心價值是基于共同體責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誘惑、反抗權力的濫用和公器的私權化，反抗沒有責任感和理想情懷的庸碌，反抗基于謀求名利和安全性的過度‘和善’，反抗那‘溫柔’又‘殘酷’的世故習氣……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發生或剛剛發生，青年就被壓垮了，或‘招安’了?！边@里面當然包含著他對于因循的不滿、現狀的不滿和創新的焦慮，并且試圖進行召喚：“先要打破目前這個通過‘純文學’‘文學自主性’‘學術化’‘學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構的話語封閉性，青年批評者應該擺脫一種過度職業化的話語慣性，把抽象、空洞而惡性重復的文學問題放置在一個更具共同體關懷和責任意識的 ‘公共性’的層面上來?！盵4]正如這個世界參差多樣的形態，青年顯然不會天然形成一個共同體，但是公共性卻可以成為一個聯結形形色色差異性的紐帶，形成“和而不同”的生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贊成這種說法的。

涉及公共性，那么僅從文學內部來就事論事，就如同只在日光燈下尋找丟失的鑰匙，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在準備著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逢OpenAI ChatGPT引發熱烈的討論，我偶爾看到一位網友發布的ChatGPT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倒是頗為吃驚。如果事先不知道那是人工智能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是某個研究生甚至學者論文的一部分，無論是行文的風格，還是論述的邏輯，乃至最后的結論都很符合學術論文的規范，以至于取得了以假亂真的效果。這只有兩種可能：一就是我們數量眾多的寫作其實是無效的廢話，不過是陳詞濫調的疊加；另一種可能是人工智能已發展出能取代掉某些類型寫作的能力。無論哪一種，對于從事文學及相關寫作的人而言都并非幸事。我并沒有特別的耐心去深究人工智能寫作，這個話題早先幾年就由于微軟小冰寫詩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谷歌公司也在2023年2月6日透露，計劃推出一款聊天機器人Bard，與ChatGPT競爭，不知道人工智能經過深度學習技術的提升，在未來其表述上的似真性會不會躍遷為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意識。

這個話題當然是某個時髦的、階段性、即時性的技術發展新聞，就像“區塊鏈”“元宇宙”之類，但從事古老的寫作技術的人也不得不直面這種現實——就目前的技術成熟度而言，已經有很大部分的規范式寫作可以被機器替代了。關于時髦的事物或詞語，是否可以進入到“嚴肅”的文學寫作之中，我曾經聽李敬澤在好幾個場合說過，他以前在報紙開設寫《春秋》的隨筆專欄，為了親近想象中的讀者，有時候會在行文中采用一些俏皮的流行語匯，時過境遷，它們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再回頭看可能就有些尷尬。不過，在涉及人工智能機器寫作的時候，這個時髦蘊藏著深淵般的潛能，它構成了同我們時代（姑且稱之為）人工寫作并駕齊驅的形態和背景，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樣式，更是一種人們身處其中的科技總體性生活語境、認知框架和情感結構綜合體。對于青年而言，情形尤為如此。

我們無法脫離這種綜合語境來討論“青年寫作”，就像不可能脫離代際觀念去討論“青年”，不可能脫離使用的工具去談論“寫作”，但恰恰這些最根本的問題往往被忽略。當我們沿襲思維的慣性，會自然而然地陷入對“青年”的刻板想象當中，它可能被界定為充滿變動與創新的活力，又或者幼稚而不乏青澀；同時，我們還會用陳舊的意象去表述“寫作”，比如筆耕、殺青、付梓。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時代的青年可能是標新立異的，但更大可能是墨守成規，他們也基本上不再用筆寫作而是用PC或者手機鍵盤，出版與發表不再是付梓而是激光照排。我說這些話并不意味著自己是一個詞語上的刻舟求劍者——我當然知道詞語的內涵和隱喻會不斷演變，同樣的能指完全不妨礙指涉不同的所指，我要強調的是語境問題以及與語境同時互動變化的寫作，它們的變異性和重要性很容易被修辭所淡化和遮蔽。

關于青年寫作的已有討論，大多數在文學生產、流通和消費體系內部，頂多補充有限的思想史的維度，不怎么涉及社會學意義上的現實青年議題。這些議題主要包括青年的教育、就業、婚戀和犯罪等問題。根據一項十幾年前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公共利益是尋求青年問題解決途徑的最大目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公民的幾個最大的關注點是：1.公共安全；2.幸福的家庭生活；3.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這些關注是和前面4個青年問題緊密相連的。中國政府、公眾和專家已經達成共識，即中國必須為現代化進程提供穩定安全的環境。因此，青年問題應該被視為需要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5]這項在21世紀初“全球化”話語甚囂塵上背景下的研究，準確地指出了青年問題的核心在于“發展和穩定”：一方面同作為不容置疑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進程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在這個進程中會優先考慮對社會穩定的維護。即便今日來看，這個論斷依然沒有過時，它構成了當下青年寫作的結構性背景。

因而，可以說青年寫作既是代際議題，也是政治議題，它們糾纏在一起。但是我們時代的政治議題在文學的主流話語中往往被窄化。這種窄化表現為兩種向度：一種是以審美和自由為托詞回避宏觀政治，為了避免工具化，進而全然摒棄關于政治的討論，或者將文學與被窄化的政治視為對立的兩極。這可以視為一種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自“新時期”以來到東歐劇變后達到極致，盡管已經逐漸失去其現實應對物，對抗的對象發生轉變，新的問題已經出現，但因為文學教育的緩慢影響，依然盤旋在許多人的腦海里，成為另一種政治無意識。另一種則是在后革命氛圍中，將宏大政治轉化為文化政治，從而轉向于諸如身份、族群、性別等議題，這些議題并非不重要，但它們只是更宏闊政治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最為根本的問題依然是人群在財富、權力、資源等方面的分化所造成的階級問題——當然，這個概念在21世紀以來已經被相對柔和的“階層”一語所替代，其實是一種焦點的轉移和含糊化。

明了這一點，并不是說要回到階級話語，而是需要對既有的文學話語有清醒的認知，青年寫作不能落入到上述窠臼之中。青年寫作的精神應該是開放、包容與自由，窄化政治與回避的寫作自有其合法性，只是不能陷入心理上的偏執狂，一旦封閉了自我的心靈，過早地執守于某個單一價值觀中，就容易阻塞成長的可能和創造的潛能。

讓我們先擱置社會學或者純理念上的去人性化的分析，進入到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觀察和描述之中。從類型與媒體呈現來說，我們時代的青年文化體現為如下三種形象：

一種是早衰的青年，類似老舍在《二馬》里面說的那種“出窩兒老”[6]，暮氣沉沉、觀念腐朽、思想因循、思想馴化，不自知甚或沾沾自喜。當然，老舍的“出窩兒老”是在比較民族文化時隱喻陳舊的中華帝國傳統，在我們時代則體現為“三和大神”式的躺平與喪文化。這種情形如果單方面指責青年的精神頹靡是不厚道的，也缺乏洞察——精神能量從來無法脫離實際的肉身存在。事實的情形是，當一個社會過于內卷，并且在種種權力架構中阻塞了流動的希望和未來的愿景，那么這種情形就自然而然地產生，甚至可以視為消極的反抗。消極的反抗自然會導致虛無主義和犬儒化，它們并不能由精神自身得到解決。

第二種是早熟的青年，也就是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以超乎生理年齡的精明與勢利，體現出過于世故的面目，致力于資源與權力的爭奪。在文學場域中就是投合各種前在的勢力，無論是權力、資本還是具有象征價值的圈層，比如同市場和傳媒密切結合的“美女寫作”和“青春寫作”。這本是文學生態構成中的常態，但它們如果成為主流，將會窒息革命性的生機。

第三種是拒絕成熟的青年，即所謂巨嬰。他們不是晚熟，而是拒絕成長，始終生活在嬰兒式的動物本能之中，將人性與生活都自然化，自我中心的結果是矮化了書寫的超拔向度，而滯留在生物性層面，放逐了歷史、社會和精神。晚熟有一種是先天的，如同韓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身體和智力上的缺陷；另一種則是后天缺乏教育和艱苦的自我提升，而流于“平庸之惡”，即思維缺乏深度思考和自我反思，容易走向狹隘與極化，這實際是道德上的缺陷。

這些情形表明，我們時代的青年文化出現了深刻變革。青年文化是20世紀中國的主流文化，這得益于全球范圍內的青年意識轉型。阿利埃斯在梳理歐洲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對于生命年齡的理解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到18世紀，“青少年”的概念在文學中初現雛形，代表人物是謝呂賓（Chérubin）和瓦格納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年輕人被認為蘊藏著新的價值，可以使老化和走向衰朽的社會煥發青春，這種從浪漫主義時代就出現的青年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成為普遍和尋?，F象。[7]1900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可以視為一個標志性文本，到《新青年》的出現，意味著中國文化的自我革新。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年齡的劃分有幼、弱、壯、強、艾、耆、老、耄、期等不同階段，在世界各個地方許多后發部落中也都有成人禮的習俗，但這種人生階段中關于“弱冠”或者“青年”的認識，同現代社會中的“青年”并不一樣，它們關乎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識論和價值觀。

如同我在文章開頭簡略臚列的20世紀中國文學青年形象譜系所顯示出的，整個文化內在語法是青年崇拜——它關聯著斷裂、革命和破舊立新，青年文化是主流文化。但如今它則從主流文化蛻變為了亞文化，在20世紀初那種富于勇氣和進攻性的青年意氣——從一戰戰場上的士兵到“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從西班牙內戰里的國際主義志愿軍到第三世界共產主義反殖與獨立運動中的革命者，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后一轉為退縮性和內傾性的亞文化，青年改造世界的愿望與行動“向內轉”為改造自我和文化的身份政治。與此同時，青年文化的政治學色彩逐漸淡化，而同社會學、生理學和教育學關聯起來，如人類學家米德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代人之間關系的《代溝》，帕森斯對于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分析，美國芝加哥學派和英國伯明翰學派對移民階層、有色人種和工人階級子弟中的“越軌人群”的行為以及文化的研究。它們界定青年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生理年齡為手段，關注的往往是犯罪、叛逆、小眾性與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創造。[8]這從側面折射出，在象征意義上，青年文化在20世紀下半葉逐漸從主流文化轉變成為次屬的反抗性亞文化，那種原先蘊藏著的革命性能量殘余流轉到文化生產領域。

這是社會秩序建立和穩固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它會帶來保守和對于變動的厭惡，趨向于對充滿不確定和革命因子的青年文化進行規訓。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逐漸在歐美主流化，并且通過全球化擴散到世界各地的過程中，這種青年文化的規訓力量得到了蔓延，體現為觀念中的保守主義回歸和青年文化形態的分異。

回到當下的中國文學，一個直觀的現象是，常?？梢钥吹綄τ凇爸心曜兎ā钡耐瞥纾瑢τ凇巴碛麸L格”的致禮，卻很少見到“青年寫作”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現。我曾經很喜歡路內作品中的“少年氣”——語言和思維上的清新表現，但是青春經驗性寫作往往難以為繼，他在“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就難以突破自身的窠臼，而到2022年《關于告別的一切》則已經成為一種“中年寫作”了。文學出版和傳播對于“青年寫作”揠苗助長式發掘和推廣，似乎只是體現出一種將其納入到自身內部體系流轉的渴望。這個內部又有著幽微的矛盾：一方面希望青年寫作能夠為文學提供新鮮的血液，另一方面卻又不可能接受真正意義上對于既有文學秩序的離經叛道。因為整體性語境是保守的，它對于青年正面道德狀況的鼓勵和描述，諸如主動精神、競爭性、進取性以及自尊等等，是要鞏固秩序而非破壞和諧和穩定。這個意義上的文學共同體，實際上成為抱團取暖的狹小圈層，自覺游離在宏大社會與政治結構之外，“異質性”的存在很難被主流文學話語所接受[9]，而另一些人則循規蹈矩甚至轉而成為既定秩序的鼓吹者和頌歌營造者。

基于對語境的考察，我們很容易理解注重秩序與穩定的保守文化會傾向于鼓勵青年的幼齒化，并為它們提供生長空間。而對于青年寫作而言，泛娛樂化是最為安全的選擇，而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整個文化泛娛樂和渠道下沉的表征。無論是真的晚熟，還是裝嫩，磨平深度，拉低高度，脫離艱苦奮斗的逃遁和不乏危險的革新，總會獲得最廣范圍的受眾。

于是，吊詭的局面出現了。就像哈里森所觀察到的普遍現象：一方面是生物文化的“年輕化”轉向，人們在營養、醫療、科技、教育和工作環境變化的綜合作用下，不僅在外觀和生活方式上，同時在行為、心智和欲望上都變得年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這個對年輕癡迷的社會事實上是在對它自以為崇拜的年輕發起戰爭。乍看之下，這個世界現在主要屬于年青一代（有著自行其是心態和沉迷科技小玩意兒的一代），但實質上，我們時代正自覺或不自覺地奪去年輕人賴以茁壯成長所最需要的東西。它奪去他們的閑散、遮蔽、孤獨和創造性想象力（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奪去他們的自發性、驚奇（wonder）和失敗的自由。它奪去他們閉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讓他們無法在電影、電視和計算機熒屏的框架外思考。它奪去他們與大自然的廣博和具體的關系——沒有這種關系，人就不可能與宇宙有連通感，而人生也會始終 保持在本質上無意義的狀態。它奪去年輕人與‘過去’的連續性，而這個‘過去’的未來，他們很快便有責任去打造”[10]。他強調了語境至關重要的影響，但忽略了青年作為能動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任何一代青年都是生于某種語境，而后執掌這一語境，并且可以通過自身的主動性去改造和創造新的語境和文化。

因此，我們可以說，除了那些早衰與拒絕成熟的青年，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晚熟的青年。一種是由于天賦的遲鈍而成長緩慢，一種則是有意保留和維持青年的純粹、開放與進取，后者是改造和創造新語境的希望所在。我從未對青年喪失信心，只是對既有語境中的中老年懷抱期望，那種期望就如同米德所期待的為了促進共同體而對多樣性的倡議：“讓每一個人都聽，同時也要聽每一個人在說什么，這就是我們這個充滿危險的，但有潛在自愈力的世界的希望。”[11]青年固然需要從中老年那里汲取經驗，而中老年人則更要像毛姆所說的那樣，要克制住批評青年的沖動。

語境自身在發生變化，除了我前文更多申述的政治、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上的權威主義的回歸，同時更具直接效力的在于新興科技所形成的整體性文學生態的融合語境?！皟扰c外、道與器、本質與現象之間如果說曾經一度被人為割裂，如今也融化在一起難分難解，主體性與審美自律的‘純文學’重回蕪雜斑駁的‘大文學’狀態，或者說‘泛文學’也即融合的文藝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進而反饋并投射到整體生態上……革命話語、啟蒙話語、市場話語與科技話語的并存……尤其是新世紀之后科技話語的興起，顯出一種改寫文學史的可能——不僅是當下的科幻、科普和科技理念的創作拓展了題材與文類的空間，更具有由科技話語回溯重新發明出一種路徑與‘傳統’的潛能?！盵12]科技與人文、政治與資本、信息與生活、生命與精神、表象與本質之間的融合態勢，只是擠壓了原有關于青年寫作的刻板想象，如今到了全面刷新“青年寫作”內涵與外延的時候了，“傳統”的文字書面文學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以其他符號形式進行的表述，如口頭現場、圖文結合、視覺音影、動漫游戲、虛擬現實等，同樣也是一種新媒介中的“寫作”。

“寫作”的形式可以敞開可能，也不必擔心會消弭“文學”的邊界，但是回到“青年”，則需要再次強調公共性的激情、關懷他人的倫理和自我成長的意識。我想引用俄羅斯詩人勃洛克寫于1914年這個被阿利埃斯視作青年意識成為主流的時間點的詩歌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啊，我愿狂熱地度過一生

讓世上真理——萬古常青，

讓被欺凌者——受人尊敬，

讓未竟事業——最終完成！

哪怕生活的惡夢肆意摧殘，

我情愿窒息在夢境。

將來，快活的青年們，

也許會對我這樣評論：

我們會原諒這憂郁傷感，

莫非這正是他隱秘動力的源泉?

整個他是善良和光明的驕子，

整個他是自由的凱旋！[13]

注 釋

[1] 孟繁華：《從高加林到涂自強——新時期文學“青春”形象的變遷》，《光明日報 》2013年9月3日，第7版。

[2] 劉大先：《后青春時代的“青春文學”》，《山花》2016年第9期。

[3] 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頁。

[4] 何同彬：《重建青年性》，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頁。

[5] 邵渦陽：《代際視角下的中國青年問題理解：通向美好未來的源泉》，見[法]讓-查爾斯·拉葛雷主編《青年與全球化：現代性及其挑戰》，陳玉生、馮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頁。

[6] 老舍：《老舍全集·小說》（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頁。

[7] [法]菲力浦·阿利埃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沈堅、朱曉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頁。

[8] 參見孟登迎為“國外青年文化研究譯叢”所作的總序《民間惡魔、身份認同還是儀式抵抗？——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歷史和多重視野》，[英]霍爾、杰斐遜編：《通過儀式抵抗：戰后英國的青年亞文化》，孟登迎、胡疆峰、王蕙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頁。

[9] 青年批評家和作家試圖引入遺傳學和哲學的“異質性”概念，來對青年寫作的可能性進行討論、提出期許，比如田耳、趙松、李宏偉、劉大先、黃德海、方巖的對談《何為“異質性”？》，《文藝報》2020年6月15日；《異質性與技藝之間》，《文藝報》2020年6月21日?！而喚G江》自2019年第4期開設的“異質性導讀”欄目，所討論的霍香結、姚偉、賈勤等人，始終沒有進入到主流文學批評的視野。

[10] [美]羅伯特·波格·哈里森：《我們為何膜拜青春：年齡的文化史》，梁永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4頁。

[11] [美]瑪格麗特·米德：《代溝》，曾胡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頁。

[12] 劉大先：《擁抱變化——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的實踐途徑》，《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13] [蘇]亞·勃洛克：《青春·愛情·暢想》，王意強、李四海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