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少一，本名劉少一，男，土家族，湖南省石門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簽約作家，常德市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結業，湖南省文藝人才扶持“三百工程”文藝家。2013年開始文學創作，在《民族文學》《當代》等刊物發表作品200多萬字，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看得見的聲音》《絕招》等，部分作品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轉載，獲2016年《民族文學》年度獎、首屆“中國土家族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入選首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

 

就在今天凌晨，一位身著軍裝的耄耋老人突然闖進書房，用手槍頂著我說：“還記得你答應我的事情嗎？”

我一時腦霧——再好的記憶也受不住這般驚嚇。我做出毫無意義的擋子彈的手勢說：“請您先把槍收起來好不好，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言而無信，我先崩了你。”他不由分說扣動了扳機。我最后看到的是槍管里噴出的那團淡藍色的火焰……

我被嚇得魂飛魄散，醒來虛汗淋漓，臥看窗外，天光隱隱發白。

近日來，我集中精力讀完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短篇小說獲獎作品。我發現，軍旅題材的作品占了很大優勢，而且大都與西北邊陲相關，沒南方什么事兒。中篇小說有王松的《紅駱駝》和王凱的《荒野步槍手》，短篇則有張者的《山前該有一棵樹》和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大致說來，劉建東的《無法完成的畫像》也可歸于“軍旅文學”一族，只是故事發生的時間稍有不同而已。嘖嘖，占比一半，夠牛的了！

或許，白天的“沉醉”便是我夜有所夢的源起。循著這樣的思路，我恍然想起那個朝我開槍的人。我確定，就是他。是啊，我們曾經有約，可后來，他做出的那件事情不可理喻，也傷害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我不想和他繼續交往下去，也就無所謂兌現承諾。

想不到，他竟追到夢里來了。這老頭！

一

剛調進縣城那年，常聽人說起“老革命”。開始并未上心，以為就是個公眾人物，年齡稍長點，既然扯上“革命”，無非是經歷過戰火洗禮，北上過？南下過？抑或是跨過鴨綠江吧。后來聽別人嘮叨多了，未免產生疑問，“老革命”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干啥樣工作、年紀多大，可問誰都是只鱗片爪，諸多不詳令我產生好奇。

老紅軍！而且是當時全縣唯一健在的老紅軍——從縣人武部獲知，算官方消息。世間物因稀貴，人以獨尊。老人家既“唯一”健在，人們尊以“老革命”當屬實至名歸，其他皆不重要。

關于“老革命”，社會上傳聞多多。我簡單歸納一下，由遠及近，擇其要者大抵有這么幾個橋段：

傳聞一，關于他當年參加革命的緣起。

“老革命”的父親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鄉農協主席。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為部隊秘密籌集糧款時，不幸落入敵手慘遭殺害，且禍及家人。時年十三歲的他不得不改名換姓，走上革命道路。

傳聞二，關于“蔣瘸子”的來歷。早前，人們不稱他“老革命”，而取其敗相直呼“蔣瘸子”。“老革命”戎馬一生，先后五次負傷。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山西恒曲縣的一次戰斗中，他帶領一個排阻擊敵人，掩護部隊突圍，右腿股骨被日軍炮彈炸傷。當時醫療條件不好，腿里留下八十三塊彈片沒取出來，由此落下殘疾，走路一直瘸著。后來，他被評定為二等甲級傷殘軍人。平反之前，人們叫他“蔣瘸子”似也合理。那么，“老革命”姓蔣，我由是知之。

傳聞三，有關“老革命”繳槍的故事。某天，有一幫“紅袖標”闖進“老革命”家里，要求他把私藏的手槍交出來。“老革命”領著他們進了臥室，然后不慌不忙從褲帶上解下鑰匙，將書案左邊最上面的屜子打開，抓出一把手槍，子彈利索上膛，槍口直接頂住領頭小將的腦袋，一字一頓，說出的話像子彈直突突：“小東西，你聽清楚，老子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手里的槍打死過日本鬼子，也打死過國民黨反動派，但還從沒殺過胡鬧瞎搞的孩子。你們誰敢動老子半根汗毛，我也就不在乎多殺一個小王八蛋，有種你試試。”領頭小將就是個慫包，見“老革命”要動真格，嚇得渾身哆嗦，小便失禁，尿直接撒褲襠里了。“老革命”見狀，喝令一聲：滾！從此，“紅袖標”們再也不敢上門招惹他。

傳聞四，說“老革命”八十歲那年毛遂自薦申請回老家村里當黨支部書記，為鄉親們脫貧致富干過不少好事，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這個書記的特殊性：年紀一大把，享受副廳級待遇，應該是當時全國年齡最大、行政級別最高的村支書。軍人本色加桑梓情懷，含金量夠高的了，宣傳出去定能一炮打響。

當然，關于“老革命”的傳聞遠不止這些。他少年參加革命，長征到達陜北，后來受到過不公正待遇，恢復名譽后投身家鄉建設。在小小縣城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傳奇。然而，經驗告訴我，傳聞大多有待考證。流傳中，事情經過傳播者二度創作難免變形走樣，甚至面目全非。比如為躲過追殺，他曾改名換姓，那么，他真的姓蔣？名字呢？另外，一條右腿里留下八十三塊彈片，誰給數的？搞準沒有？是不是稍微夸張了點兒？再就是他憑一把手槍真能唬住那幫“紅袖標”保全自己？還有，他給H首長當警衛員的經歷更是被傳得神乎其神，眾說紛紜，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我是個喜歡探究生活真相的人，疑點多多，心里便萌生出一個想法，一定要登門和這位“老革命”好好聊聊。我想，緣分會有的，小小縣城就是個熟人圈子，要不，怎會有個“六人定律”？

二

紅磚、青瓦、白墻、綠色葡萄架……

“老革命”的私宅坐落在縣城西郊一片橘園里，三間兩層的房子被院墻圍起來，屋后是一面緩坡，前面有馬路穿過，交通便利，環境幽雅。

鐵門上把著銅將軍。剛一碰響，便聞院內狗吠，定是讓鏈子拴著，有金屬的“哐啷”聲入耳。接著，聽到有人吆狗，嚯嚯，嚯嚯，一顆白腦袋跟著聲音從門洞里晃悠出來。他走路趔趄，想必就是“老革命”了。

葡萄架下，日影斑駁。一方小桌，近在咫尺，卻實打實的把我倆隔開了半個世紀。相向而坐，我得以仔細打量這位“老革命”：他的膚色白里透紅，臉上肌肉飽滿，幾道淺淺的抬頭紋，不笑不顯眼。疏朗的發絲理成寸頭，根根豎立，經綠色軍裝映襯更顯精神。他一半在說話，一半打哈哈，聲若洪鐘，笑聲在小院內激蕩，全然不像朝杖之年的老人。桌面上擺兩只同樣的搪瓷缸子，正面烤著“為人民服務”的毛體，白底紅字醒目而遒勁。缸子并無主客之分，足顯平等待人之禮，上面氤氳著薄薄的熱氣，逸散出沁人心脾的茶香。這樣的氛圍溫馨、熨帖，與講述者和傾聽者皆契合而應景。

“需要我講什么？你說。”

我知道，對這位渾身每個毛孔都浸透著硝煙味的“老革命”來說，故事不在話下，而我恰恰需要。我打開記錄本，擇最關緊的話題問：“聽說您給H首長當過警衛員？”

“老革命”反應夠快：“那我就先給你說個保衛首長的故事。”

我趕忙記錄，生怕漏掉一個細節——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在抗日軍政大學警衛連當戰士。后來，我被挑選出來，給H首長當警衛員。那之前，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捉住（我注意到，他不說“抓住”。或許，在他自帶情感的語境里，“捉住”更貶義一些）。為保命，老蔣同意跟我們合作，一起打日本鬼子。當時，國民黨軍隊像烏龜縮在瓦窯堡縣城里不敢出來，城外全是解放區。國民黨派的縣長陽奉陰違，故意找岔子扣押了我們的干部。首長去交涉，到了縣黨部，我被攔在外面，他們只準首長進去談。

吃飯時，他們不起好心，把我和首長分開，一個勁兒地給我灌酒，指望把我灌醉后渾水摸魚。我心里有譜，我們是去救戰友，又不是做客，哪來的心情跟他們拼酒？真要比酒，他們肯定不是老子的對手。我悄悄揣了條毛巾，每喝完一口酒，我就假裝擦嘴巴，把酒吐在毛巾里。這樣一來，他們都喝得暈噠噠的，我卻清醒得很。

“您喝酒挺厲害吧？”見“老革命”吹得起勁，我對他的酒量突發興趣，“能干多少？”

他把右手食指筆直伸給我：“我能喝這么多。”

“一斤？”

“老革命”好玩地搖搖頭：“你再猜。”

我心里估摸著：一杯？太少了吧；一壺？概念有點模糊。“莫非是一公斤？我的天啦！”

“我就曉得你想破腦殼也猜不到。”“老革命”可愛地笑笑，晃動著他那根骨節變形的食指說，“我這叫一直（指）喝。”他說，他打小能喝酒，從沒醉過，到底能喝多少，連他自己心里都沒個準數。

我知道，他小時候家里窮，肯定沒酒喝。“您那天喝得不少吧？”他的腦筋急轉彎游戲引起我更大的好奇。

“老革命”悶了一下：“差不多喝了八兩酒，吐掉三兩，肚子里還剩小半斤。真要喝，我有把握把他們都喝趴下去，你信不信？”

我稍微遲疑了一下，他馬上追問：“你信不信？我現在還能搞半斤下去。你要是不信，俺倆約時間比量一下，我請客。”說到這里，他摸了一下鼻子，“哈，跑題了，剛才說哪兒了？”

回想片刻，他繼續說——

我假裝上廁所出去找動靜。哦呀，滿院子都是槍兵，刺刀閃著寒光——啥時候調來這么多人？我聽到屋子里有人對首長吼叫：“是你們在破壞統一戰線，問題不搞清楚，今天誰也別想走！”我一聽情況不妙，首長處境危險，我必須沖進去保護他。

我膽子大，天不怕地不怕。你想啊，如果首長的安全出了差錯，我這當警衛員的還哪有臉面活著？對我們軍人來說，怕死是沒用的。我借口給首長送通知，扒開門崗直接闖了進去。我看見那縣長站著，樣子蠻神氣，他一手叉腰，一手指著首長大罵大叫。我們首長在延安可是千人敬萬人仰，哪受過這種窩囊氣？我一下火躥八丈高，沖上去將縣長按坐在椅子上，同時拔出盒子槍抵住他的腦袋警告說：“你對我們首長說話客氣點好不好？誰要是敢動他，我先送你見閻王佬兒。”首長見我鬧場子，一拍桌子命令道：“天才，你敢！趕快把槍收起來！”

天才？我心里一個咯噔，“老革命”有名字了，他叫天才。如果姓蔣，全名就叫蔣天才。采訪本上頂格還空著呢，我趕緊補上去。

——平時不敢違令，但這會兒我不會聽首長的把槍收起來。我朝外面努努嘴，火沖沖地說：“首長，他們不是真心談判，外面都圍緊了。”首長見機行事說：“既然這樣，我們先回去，日久見人心，誰是真抗日誰在搞摩擦，歷史自有公論。”回去的路上，我噘著嘴巴覺得滿肚子委屈。首長知道我為啥不高興，安慰我說：“天才，還生氣呀？你當時那么做是對的，我訓你也沒錯，那就是做樣子給人家看。這叫策略，你明白嗎？”

聽到這里，我疑問道：“人家就這么放你們走？”

“城外全是我們的隊伍，他們敢怎樣？再說了，那是國共合作時期，誰破壞抗日誰就是歷史的罪人。”

起了一陣風，翻得橘樹林嘩嘩響。有幾片葡萄葉從頭頂的架子上被吹落下來，讓風追著在院子里亂跑。一只健碩的花貓不知從哪兒躥出來，攆著翻滾的枯葉撒歡。“老革命”打住講述，目光停在不遠處的花貓身上，不知看出什么玄奧，臉上綴滿慈祥的微笑。

“聽說您曾經受到過不公正待遇？”我把開小差的“老革命”拽了回來。

他的目光在我的記錄本上溜了一眼，然后抬頭，漸漸朝北方望去。風識相地停了，眼前是豐收在望的橘園，綠色的枝葉間掛著密集的果實，從屋門口一直鋪陳到遠方。橘園盡頭是縣城的制高點，名叫方頂山。當年，日軍想攻占縣城打開通往湘西的門戶，遭到方頂山守軍的頑強抵抗，最后不得不放棄。“老革命”的目光越過山頂，眺望遠處層層疊高的群峰，群峰之上的天空停泊著幾朵潔白的云。他輕輕嘆息一聲：“哎，往事不提了，和首長比起來，我受的那點委屈算不上什么。”

我想，只有經歷過生死的人才有如此博大的胸懷，不計小我，包容一切，看淡時勢風云。我不想讓“老革命”的情緒停留在不愉快的往事中，引出另一個話題：“聽說，您后來去北京看望過首長……”

那是一九八七年冬天，首長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我第一次去北京看望他。工作人員把我帶進辦公室時，首長已經在等我了。一進門，他馬上起身相迎，緊緊握住我的手：“天才啊，我們快五十年沒見面了吧？”

“是的，我很想念您，這次是專門來看望您的。”

“這些年，你都在干些什么？”

“我當書記呢。”我報喜不報憂，很自豪地報告首長，“只不過，我是中國最小的村支書。”

首長聽了呵呵笑：“哦，那你說說，你這村支書當得怎樣？”

我就扳著指頭，給首長匯報自己的成績：“過去十年，我帶領村民修通了五公里村道，汽車能開到村部；兩百多戶人家全都通了電；從七公里遠的鳳凰山引來山泉水，送到各家各戶灶臺上；開辟了三百八十畝茶園和一百七十畝臍橙園，栽了杜仲樹五千棵、雜交板栗樹兩千棵……”

聽到這里，首長豎起大拇指，嘖嘖夸獎我：“看來，你這個書記干得不錯嘛。天才啊，論參加革命的時間，你恐怕是全國資格最老的村支書了。革命戰爭年代你經受住了考驗，和平建設時期你同樣是好樣兒的。”

那天臨走時，首長說：“天才呀，送你點什么呢？我很清貧，錢是沒有。”說著，他走進臥室，從枕頭下抽出一件毛衣塞給我，“拿著，這是我身上穿過的，留作紀念吧。到這把年紀，我們是見一面少一面了。”

說到這里，他朝自己身上看看。換季了，他沒穿那件毛衣，但他神態若定，滿足地沉默下來。

我拎起水瓶，給他杯子里添水。

——一九八九年四月，聽說首長患病的消息，我又去北京看他。首長知道我住在一家小旅社，千里迢迢不容易，囑咐工作人員給我退了房，讓我住進就近的招待所。工作人員告訴我，首長交代過，我是他的客人，費用由他付。我清楚記得，四月二日是星期天。首長請我到他家吃飯，他老伴、兒子和女兒都在。首長親手把一只雞腿夾到我碗里，對子女們說：“這是位老戰士，曾救過我，你們不要忘記他。”

記得辭別時，我問他：“首長，我下次再來看望您，帶點什么禮物合適？”首長說：“能見見面、說說話比什么都好。你也老了，出遠門帶東西不方便，我們之間不要講那些客套。”我說：“也沒什么好東西可帶，我們山里只有土特產，不值錢的。”他見推不過，就想了想說：“那就紅豆吧。”我感到奇怪：“您怎么想吃那東西？”他看著我說：“還記得在延安時你給我弄過，蠻好吃的，以后一直就沒吃過。”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三八年瓦窯堡戰役期間，首長斷了三天糧。我找到一位老鄉，用自己的一件襯衣換了兩斤小紅豆，讓首長渡過了難關。

回家后，我到處打聽，鄉親們都不種紅豆了，那東西產量低，搞不好還失收。后來，好不容易在離縣城一百多公里的大山里買到十斤紅豆，就趕緊動身給首長送去。那天，火車到站時天黑了，我剛在旅社住下來，就聽到電視里播出首長逝世的消息。我看著裝滿紅豆的袋子，趴在床上吼吼地哭起來。第二天，我趕到首長家里，把紅豆放在靈前，給首長磕頭。我說：“首長，天才來遲了，沒讓您吃上紅豆。您這一走，我們就只能在夢里相見了。如果有下輩子，我還當您的警衛員。”

說到這里，“老革命”已是淚流滿面。我聽人武部的同志說過，“老革命”是在H首長的親自過問下才恢復名譽平反昭雪的，不然，他還是那個“蔣瘸子”，可他從始至終只字不提這個。此刻，半個世紀的風雨都化作他蒼老的淚水流了出來。

這是我聽到的最本色的革命故事。我表示，一定要把“老革命”的故事寫成文章，在報刊上發表，讓他的英雄事跡得以傳揚。“老革命”聽了十分高興，露出頑童般的欣喜。他說：“要得，都說你好文采，寫出來的東西肯定帶勁。不能吹我的泡泡啊。”

我承諾：“到時候一定把報紙送到府上，請您指正。”

“指正個屁，我一個文盲。”他說，“你要親自讀給我聽。”

“作數！”

“那我先欠你一份人情，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幫忙盡管找我。”

我嘴上應著，心里卻不想承他的人情，不是他幫不了我，而是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出面幫助。我非超人，但不到萬不得已，不愿有求于人。“老革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啊，在小縣城，他只要出面，壓在任何人頭上都是一座山，誰也承受不起；所以，這樣的“資源”切切不敢亂用。

三

我有點貿然了。自己立足未穩，卻把妻小接進縣城。沒房子，先租住。東找西找，相中了房管局一套公租房，七十多平方米，租金不貴，而且月交，對我這種低收入的工薪族來說很人性。可我經驗不足，沒想到先去房管局“走程序”，而是稀里糊涂從租住戶手里直接當了“接盤俠”，而且付了人家一筆在當時看來不算少的“轉讓費”——那時候，房地產開發尚未興起，房源比較緊張，我犯了病急亂投醫的錯誤。等到房管局的大姐上門收取租金時，發現房屋已經易主，而她毫不知情，這還了得！按規定，公租房不得私相授受。大姐很生氣，令我們必須馬上搬出去，沒商量。果真如此，我就虧大了，“轉讓費”收不回來，房子還沒得住。我好說歹說，大姐最后讓步，不“馬上”了，寬限到二十四小時，讓我們暫時緩沖一下。可是，這點時間遠不夠用，如果租不到房子，除了露宿街頭，我們一家只能“緩沖”到橋洞下去了。我一宿未眠，不得已想到自己手里還攥著的一張牌。

中午下班后，我去求助“老革命”。正是三伏天，日頭很毒辣，“老革命”抓一頂半新的草帽戴頭上，拄著拐杖就踅出院門。陽光將他的影子揉成一團投在路面，我見他腿腳不好使，準備攔一輛車過去，卻遲遲不見有車過往。他反對打車，堅持走路，邊走邊嘀咕：“你錢多嗎？一泡尿遠的路，你租車你坐，我不坐。”我知道老人家是說一不二的人，拗不過他，除了緊跟其后默默行走，一點辦法也沒有。“老革命”身有殘疾，走路比常人困難。他在前面一高一低地邁動著兩條腿，很費力。我看見汗水浸出他的發根，漸漸匯聚成水滴，像蚯蚓一樣在他的脖頸上爬行，白色的襯衫被汗水濕透，一塊一塊貼在后背上，像女人敷在臉上的面膜。我一面怪他多事，一個電話就能解決的問題，非要整這么一出，不是自討苦吃嗎？害得我也跟著遭罪。一面又覺得很過意不去，便沒話找話，以表達內心的歉意。我說：“吳局長讓您在電話里說事，您何必跑來跑去？”

他說：“求人辦事，不能讓他認為我拿架子。”

我就想，您隨便往哪一坐，哪就矗立著一座山啊。您這一上門，帶著興師問罪的殺氣，“架子”不是端得更大了嗎？

“老革命”見我沒應他，繼續說道：“這種事情只能商量著辦，不能拿權勢壓人家。”

他既然這么說，我就該“懂味兒”了。我在一家小商店門口打住腳步，目光在琳瑯滿目的煙酒柜里逡巡。“老革命”問：“你干啥？”

我說：“我想給吳局長帶點見面禮。”

他拿手里的拐杖戳著地面“咚咚”響：“你年紀輕輕，哪里學來的這些歪風邪氣？！”

我嘀咕道：“求人辦事嘛，怎么好意思？再說，也是一份尊重。”

“我們共產黨人不興搞這套。”

我說：“你不興，如果吳局長興呢？”

“那他就不要當這個局長了，我去跟組織部說。”

我被噎得沒話說，只得拔腳離開。

見“老革命”親自上門，吳局長應接不暇，嘴里賠著小心：“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讓您老人家跑這一趟？您隨便發個話，小吳照辦就是。”

“老革命”喘勻了氣，指指我說：“小劉遇到點麻煩，和你單位有關。他不認識你，我給帶路來見個面，你看能不能給辦了。”

繼而，“老革命”就要我把事情簡明扼要地跟吳局長匯報一下。

吳局長聽完，恭恭敬敬地請示“老革命”：“首長，小吳想先聽聽您的意見。”

“老革命”呷了一口茶：“我是這么想，房子是公家的，人家搬走了，就得有人住，總不能空著。小劉一家幾口從山里搬下來，沒地方落腳，同樣交房租，又不少公家的錢，就讓他住吧，誰住不是住？”

“老革命”的話聽似委婉，實則給事情定了調。吳局長不敢怠慢，諾諾連聲：“您的指示一定照辦。這件事就交給小吳了，您不必再操心。”說完，吳局長轉向我，“這樣吧，你下午到房管局去一趟，直接找我。”最后，他又給“老革命”解釋說，“按規定，公租房不能私下轉讓，應該先到房管局辦理登記手續。這不是我們的房管員要給小劉出難題，制度是這么規定的。”

“辦啊，當然辦，我又沒要你破壞制度。”“老革命”說，“不過，我聽小劉說，你手下那位女房管員有點不像話，作風粗暴，不講方法，不體貼老百姓的難處，她限定人家一天之內必須搬出去，不然的話要把東西甩下樓，這可不像我們共產黨人的作風。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嘛。她這態度有點問題。”

“您批評得很對。”吳局長見“老革命”動了氣，嘴唇直哆嗦，就一個勁地檢討說，“回到單位，我好好調查，一定嚴肅批評她、教育她，保證以后……”

“老革命”擺擺手：“事情過去就算了，往后注意點，改進就好，不搞秋后算賬那一套。”

四

幾番交往，我和“老革命”成了忘年交。

按那時流行的說法，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見到“老革命”之前，我對英雄人物的認知來自書本里，或人們的傳說中，抽象、淺表、單薄，局限于感性層面，僅僅是個具體的概念。可打從面對面采訪“老革命”，親耳聆聽他的傳奇人生之后，一座英雄的豐碑在我心里巍然矗立，變得具象而清晰。尤其是他頂著日頭，帶我去吳局長家解決租房難題后，我對他更是充滿感恩之情。我們的友情潔白無瑕，沒有摻雜任何世俗的東西。我想，這種友情一定會歷久彌新，就像窖藏的老酒，隨著時間的浸染會醞釀出歲月的沉香。

哪想到，租房問題解決后的某一天，“老革命”找到我單位來了。他是直接奔領導來反映問題的，可那天我們局長不在家，就電話安排了辦公室主任接待他。以“老革命”的資歷和性子，他有事情不會藏著掖著，而是直來直去。他不知從哪里翻出我的“老底”，要求單位將我辭退，理由是像我這種“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能留在公安機關這樣重要的崗位工作。我們時刻都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我只差驚掉下巴，都什么年代了，他還在拿出身論說事？！對，我祖上是地主，可到我父親那輩早就“摘帽”了。我壓根就不知道“剝削”是咋回事，反倒是從小吃苦，靠自己的勤奮努力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主任不知道我和“老革命”之間究竟發生過什么，他認為“老革命”是囿于他的階級情感才提出這種不合時宜的要求，可“老革命”身份特殊，主任只能做些不痛不癢的解釋，還口口聲聲“保證”一定尊重他的意見，給領導匯報后“研究處理”。“老革命”可能看出主任不太走心，離開時還一再叮囑，不準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起初，我還蒙在鼓里，并不知道這回事。有次閑聊，主任突然問我：“你認識‘老革命’？”

我把和“老革命”的交往說與他聽。主任聽完后頗感疑惑：“那就是說，你們的關系不錯嘍？”

我嘚瑟道：“算忘年交吧。”

主任不信：“就沒發生過什么誤會？”

我肯定：“沒有。”

主任說：“那就奇了怪了，不至于嘛。”

我聽出哪兒不對勁，便套他的實話……主任叭叭叭一通，最后說：“老同志難免犯迷糊，你就別往心里去了，只當是他開了個玩笑，反正誰也不會當真。”

“老革命”這樣的“神操作”令我對他刮目。我不恨他，但想法還是有的。我迷惑，他是真老糊涂了，還是我們之間有了什么誤會？我最擔心的事情是社會上總有小人見不得別人好，會不會有人在我們之間搬弄是非，離間我們的關系。“老革命”老了，耳根子不清凈，容易偏聽偏信，可以理解。但以他的智慧和秉性，就算聽到什么謠言也完全可以和我直接溝通，不必從背后來。如果由此產生罅隙，讓我們純潔的友誼付諸東流，多可惜啊。我想，我得抽時間去見見“老革命”，我期待他給我一個說法，如果真是我錯了，我有勇氣承擔一切。

蹊蹺的是，自從那次到公安局告狀之后，“老革命”沒有后續跟進，對他的“息訪”我們都感到詫異。我太了解“老革命”了，他是個性格倔強、執著無悔的人，盯上的事情是不會輕言放棄的，這是他在血與火的年代里建立起來的堅韌。后來打聽到“老革命”生病住院了，這是個不祥的信號——對他這樣高齡的老人來說，一旦病倒就很不容易爬起來，我真為他捏著一把汗。“老革命”的病情引起了社會各界關心，我們單位也決定派人去看望他。鑒于我和“老革命”之間的緣分，主任邀我一同前往。怕我心里有疙瘩，他特別向我“劇透”：“人武部的同志說，‘老革命’專門點你將，希望你能去說說話。”主任還特意提醒我，“那事就別提了。”主任的擔心有點多余，我還不至于那么小心眼兒，“老革命”身體欠安，我就算有再多的憋屈，也只能暫時隱忍，見面后只字不提，就當什么都不知道一樣。

“老革命”住在高干病房，狀態真的不太好。見了我們，他使勁欠起身子打招呼。護理人員讓他躺著說話，他不干，堅持把床搖起來，坐正身子和我們握手、說話。許是剛剛拔了吊瓶，我感覺他的手有些涼，甚至有些輕微抖動，臉色也明顯蒼白、憔悴。進來之前，醫生告知，“老革命”體力不支，需要休息靜養，我們待的時間不宜太久，最好控制在十分鐘之內。主任遵醫囑禮節性地問候幾句，就拉上我起身告辭。

“慢著。”剛走到門邊時，“老革命”招呼我，“小劉，你不忙吧？留下來坐會兒，我們單獨說說話。”說完，他費力地咳嗽起來。

我轉過身，馬上去扶他，輕拍他的后背，然后在床邊坐下來。“老革命”招招手：“坐攏來點。”同時吩咐護理員給我倒開水。見我們有話私聊，冰雪聰明的護理員退出病房，在門外候著，讓我們有事隨時叫她。我把杌子挪近“老革命”身邊，握住他的手，一時意緒萬千，不知從何說起。

“還好吧？”他注視著我，目光比話先到。

我不知道他這話啥意思，是在試探我，還是要繼續“關注”我。我怕他心里添堵，于康復不利，隨口敷衍一個字：“好。”

“恨我，是吧？”許是病體虛弱的緣故，他說話盡量用短句，“看得出，你在撒謊。”

我該怎么說呢？我的心情無比復雜，這種復雜不能簡單地歸納為一個“恨”字，甚至和愛與恨沒半毛錢關系。我只想知道是否有人在我們之間摻和了什么，而他的話語焉不詳，所透露出來的信息讓我捉摸不透。“哪能啊，我還欠著您的人情呢！”

頓了頓，他幽幽地說：“再給你講個故事吧，也許，這是最后一個故事。”

接下來，我聽到了“老革命”投奔隊伍的另一個版本。

父親死后，我成了放牛娃。有一天，我把地主家的牛放在山上后去下河洗澡，沒想到牛踩進天坑摔死了。我當時嚇得半死，東家肯定會要我賠償損失，不然，我的小命難保。我可嘗到過東家的厲害，平時只要稍不如意，他就會用皮鞭往死里抽我。我常常吃不上飯，還被打得渾身是傷，通夜睡不著覺。可是，不給地主放牛，誰能收留我呢？現在闖下大禍，我肯定回不去了。我在樹林里躲了一會兒，生怕被人發現。后來，肚子餓得咕咕叫，我又轉到河邊，捧了幾口水喝，然后躺在沙灘上，饑餓加勞累，很快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我迷迷糊糊聽到河磡大路上有急急趕路的腳步聲，而且還伴著什么鐵器撞擊出的叮當聲。我爬上去一看，是一支破衣爛衫的隊伍。他們扛著槍或梭鏢，帽檐上縫著紅五星，我知道那是我們窮人的隊伍，我爹和我二叔曾經參加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跟在隊伍最后頭，成了他們的尾巴。

跟了一段路，最后那個人扭頭問我：“你干啥子？”

聽出湘西口音，我問：“你們是紅軍吧？”

那人對我嘿嘿笑，露出一口黃牙：“你怎么知道的？”

我說：“我爹也在你們隊伍里干過。”

“你爹？”那人來了興趣，“他叫什么名字？我興許認得。”

“他死了，我現在沒爹了。”我怕他丟下我，攆著說，“我要參加紅軍，替我爹報仇。”

那人問：“你今年多大？”

我說：“十三歲。”

“太小了。”那人說，“你跟不上隊伍的，回家去吧，等你長大了再來。”

我沒理他，心想，我哪來的家？你也別小看我。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紅小鬼”，一直走到延安，后來的故事你都聽說了。

我聯想起他參加革命的傳聞，不禁一頭霧水：“不是說您在親人遭殺害后就直接投奔革命了嗎？”

“父親死后，我改名唐天才，先逃到一戶地主家當放牛娃，才保住了性命。”

怪不得H首長叫他“天才”。我自作聰明地說：“哦，您叫蔣天才。”

他搖搖頭：“不，我叫蔣文模。”

什么劇情啊？！

見我蒙圈，他抓過我的手，摩挲著說：“我本來就叫蔣文模，唐天才是我在隊伍上的名字。平反時，我要求組織上恢復了我的原名。”

是這樣啊。我仍不明白，他把我叫回來叨咕這么多，僅僅就是要給自己正名？

“我去過公安局，你應該聽說了。”

我裝糊涂。

“我痛恨地主。”他對自己的階級立場毫不掩飾，“所以，聽說你出身不好，我感到擔憂。我沒有錯。”

“老革命”襟懷坦白，我卻啼笑皆非，不知說什么好，最后說：“我理解。”

“后來，我也想明白了，一碼歸一碼，出身的事怪不得你。嗯，好好干，不要有包袱。”

接連說了這么多話，他咳嗽得更厲害了。咳嗽聲也是召喚，護理員聞聲進來。

道完珍重，我徐徐離開病室。

“你還答應過我一件事呢。”輕飄飄的聲音從背后傳來。

并非不記得，只是因為那點別扭，我沒做，也不想做。我忽然想起來似的：“哦，一直忙，把大事給忘了。放心，我回去就干。”

沒多久，“老革命”去世，我由此欠下一筆文債。

五

人世間，所有欠的債都是要還的。

對執著者來說，尤其不能輕許諾言。“老革命”都追到夢里來了，我還有什么好說的？

于是，你讀到了這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