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與《熱雪》
王松是一位可以為讀者不斷帶來陌生感的小說家。他以大“排氣量”的高產寫作為人稱道,而更具影響力的,還是其堅持不懈的敘事探索精神。王松從來不曾固守于一種敘事模式,領域不見重疊,手法也不會重復。上世紀末《紅汞》《紅風箏》《紅莓花兒開》等“紅”字系列中篇是如此,本世紀初《雙驢記》等后知青系列小說是如此,獲魯獎的《紅駱駝》等亦如此,近幾年連續面世的4部長篇小說《爺的榮譽》《煙火》《暖夏》《熱雪》更是令人加深了這種印象。而且,王松的種種“變化多端”,還不是那種“打一槍換個地方”,刻意制造亮點,而總是用一個不短的時段,潛心于某個題材領域,有系列作品隨之跟進,精耕細作,寫深寫透。因此,只有把他的這些不同側面組合起來,才能拼出一個完整的王松寫作“圖像”。
表面看來,《熱雪》小說的題目似乎有某種悖論性質。雪與熱互不相容,本是常識,卻被王松賦予了某種隱喻。北方鄉村的季節經驗告訴人們,雪越大,“被子”越暖和,麥子長得越青綠,越飽滿,越是好兆頭。可見,把大雪形容為熱乎乎的“被子”,不是一般的修辭手法,而是隱喻,更是富于深意的轉喻。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圍繞土地流轉和承包所展開的北方鄉村故事。土地的重要性,對于從農耕社會走出來的一代代人,怎么強調都不過分。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認為,中國農民活在一個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會,由此產生“差序格局”,這也是舊中國的鄉土特色。隨著人口增加,土地供不應求,便發生了人口的遷徙流動,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紀初期人口大量遷移的“闖關東”現象,這類史實隨著年代遞進不斷積累,原有的熟人社會逐漸褪色,而演化為陌生人組成的現代社會。對于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故土難離是常情,流落他鄉是無奈。由于本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提速,無數中國人加快了離鄉的腳步,進入了“他鄉時代”。家鄉是一直沒有離開的地方,即使你暫時離開,家人還在那里切終歸還要回來,家鄉就仍是家鄉。而家鄉一旦離開,不再歸回,就成為日益遙遠的故鄉。故鄉屬于模糊的過去時,令人懷念、憂傷,甚至愛恨交加,家鄉則是當下的,鮮活的,單純的,親近的,如果家鄉有發展,收入有提高,生活有保障,一般人還是愿意在家鄉生活。
鄉村振興總是發生在家鄉的故事,所以只有留住人,特別是留住“能人”,才談得上鄉村振興。趙家坳出能人,比如十三幺、趙老柱、幺蛾子、肖天行以及肖圓圓、程弓等中青年一輩,腦筋活,“眼珠一轉一個主意”,把趙家坳整得“風生水起”。鄉村振興靠自身動力,也要吸引外鄉人一起參與,比如曹廣林、宋佳等人,都是活躍趙家坳經濟發展的骨干分子。《熱雪》與《暖夏》一樣,沒有正面或反派人物,不以政治傾向、價值觀為界限,人物不具太多的破壞力和傷害性,甚至連大的刑事犯罪案件都很少見。區別只是新舊之分,偏向于大膽或懦弱,進取或保守。他們個個是人精,“心眼透亮”,卻又非心機歹毒,深不可測,有些小小的狡猾,但不是狡詐,而帶有中國農民和小農經濟的鄉土特色,總體可稱之為善良,耿直,性情,可愛。
無論如何,鄉村能否留住能人,還要取決于其經濟發展前景如何,這是一個互為因果,彼此關聯的問題。如此種種構成了許多不確定性,也正是不確定性才帶來鄉村振興的無限可能性。事實上,當今農民對土地的態度很復雜,這也給《熱雪》提供了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的豐富內容。時下,土地在他們手里,有點兒像雞肋的感覺,閑置著是廢物,甚至是負擔,一旦成為商機,有可能收獲巨大利益,又會變成無價之寶。王松早年有過知青插隊的經歷,多年后又在曾經插隊的地方政府掛職,對鄉村歷史經緯的今昔演變非常熟悉。《熱雪》精妙地把握住中國小農經濟傳統下的農民的種種矛盾心態,通過多種人物關系糾葛與鮮活的細節描寫,表達了對時代變遷中農民的經濟觀、利益觀的尊重和理解。他深知土地的命運與農村走向現代化息息相關,在小說中通過這些能人圍繞土地流轉的各種計算、運作和博弈的展示,打開了錯綜復雜的鄉村背景和豐富多彩的人性世界,這一切相互映照,彼此勾連,將讀者置身于引人入勝的敘述現場。讀者也由此感受到,鄉村中的新型人際關系,如何激活了傳統農業模式的“熟人社會”,也給我們一種啟示,小說的歷史感未必只有用重大歷史事件來表達,把社會生活的當代性和自然態寫出來,就具有見證歷史的價值。
駕馭長篇小說,有些作家潛意識里總有欲罷不能的史詩情結,熱衷于大制作,大氣象,王松在《熱雪》的寫作中,顯然沒有這類考慮。小說沒有刻意凸顯深重的歷史憂患,痛苦的人性掙扎,不做歷史定位和政治標簽,而是深入宏大敘事邊緣的潛流狀生活形態,記錄鄉村振興,展示民間煙火,發掘小說美學的愉悅性,盡可能多地提供彌漫在生活故事中的趣味性。孫犁晚年書寫過“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條幅贈給好友,很有寓意,這句話出自《漢書·楊雄傳》,強調的是一種去掉妝容、境界天成的修為。以往讀者所熟悉的王松小說,常常表現為一種“重口味”敘事,也可稱“強敘述”,屬于頗具刺激感和震撼性的傳奇書寫,下筆狠,著墨濃,且時有“命案”發生,我曾在一篇評論中將其命名為“刀鋒敘事”。這兩年,自《暖夏》到《熱血》這種“重口味”敘事已是面目全非,小說被注入了許多中國戲曲或曲藝的民俗元素,從麻辣刺激到云淡風輕,真正進入了返璞歸真、大味必淡的境界。王松的小說文本不見任何雕琢痕跡,似乎都是些尋常的“規定動作”,語言近乎白描,卻無不顯示其深厚的敘事內功,這需要強大的自信、厚重的經驗和嫻熟的技巧做支撐。化濃重為平淡,化復雜為單純,化技巧為無痕,顯而易見,那些現實主義文學寫作的“規定動作”,永遠比刻意“炫技”更有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