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在：駕駛我的車
2019年回國前，我不得不把我的第一輛車賣掉。那是一個夏天，方向盤和儀表臺被曬得發燙。去往郊區的車行要經過一段高速公路，為了和其他車輛保持相同的速度，我把速度提到了90碼。在車行填完表，工作人員帶著工具把車身前后保險杠上掛著的車牌卸掉，讓我拿在手里，坐在沙發上等待叫號辦理最后的交接手續。這種安靜又空曠的感覺很熟悉，像是在醫院或是機場。
在真正擁有第一輛車以前，我一直駕駛著大學同學的一輛1980年左右的綠色雙排座車。車的座套沿用了棉和聚酯纖維合成的布料，縫合的間隙里有很多樹枝木屑以及灰土的碎片。后排左邊的車窗沒有辦法關緊，有時雨雪會飄灑進來。好在我常年使用四季胎，也不會在冬季時換成雪胎，所以在漫天大雪里開車的時候并不多。有幾次下雪，車行駛到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入口時，透過深藍色的遮光膜，旁邊樹上的積雪和來往的行人，像是浸泡在了幽深的藍色之中。
我一直駕駛著這輛綠色的車往返于學校、超市和海灘之間。它成為我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座駕。在鄉村開車是一件愜意的事情，這里沒有過多的車輛和行人，但即便是在沒有行人的時候，我也會在每一個“停止”指示牌前停頓至少三秒。溫哥華午后或清晨的空中會飄浮著一條綿長的薄霧，車行其間天寬地闊。我常一個人帶著面包和小說，驅車到海邊看海鳥飛行，海浪拍打岸邊的聲音總是會被殘缺不全的雨刮器打斷。車內空調機箱的轟鳴，也會蓋過外面世界的風浪聲，寒冷的空氣透過破碎的車窗玻璃，彌漫著石頭底下海洋生物腐尸的腥味。
再發動這輛車的時候，它的儀表盤顯示這輛車已駕駛了1 710 000千米。
現在已經很難想象那時候的狀態。那些年暑假我很少回國，有一次去同學家借住，三層樓的房子，在他們一家人外出旅行時，只有我住在他們家的地下室里。近兩個月的時間，我沒有見過任何人，也沒有和人說過話。臨近傍晚時，我會獨自坐在院子里，在一張綠色的戶外露營的折疊椅上聽遠處的蟬鳴。一個人的時候會對周圍的聲音特別敏感，我經常聽到蜂鳥靠近飲水瓶時羽翼的振動聲，或者是樹林掉落什么果實的聲響，有的時候樹枝也能在沒有大的外力下忽地斷落下來。那時候，時間成了偽概念，反而聲音才是一種對流逝的推進。
這本集子里的小說《飛往溫哥華》《再來一次》《遺產》《小茉莉》，都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完成的。然而這種近乎靜止的狀態似乎讓這四篇小說里的主人公，或多或少地都在渴望某種逃離。這是在核對中信出版社發給我書的校樣時發現的，故事里的這四位主人公似乎總在開著車，無休無止地駛向一個漫無目的的遠方。無論他們是在自己的車上或是在別人的車里，他們都在渴望移動和速度，甚至是隱藏。這一主題無論是之前出版的小說集《街區那頭》，或是詩集《又一個春天》里，都沒有出現過。
有細微差別的是，《飛往溫哥華》和《再來一次》中的“逃離”，主人公面臨的更像是一段自我流放的過程。《飛往溫哥華》里的母親，她選擇了界外，在那個異國他鄉的場域里，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她在無論是公共空間如租房、超市等場合中或是私人空間，如車里、出租屋里，總是處于一個失語、驚慌的狀態。這是國外“陪讀媽媽”的一個常態：犧牲自我，失去社會認同，她們在界外的夾縫中生存或枯萎。
《再來一次》探討的更多的是人類對于痛苦的迷戀。再來一次，什么可以再來一次？時間永遠變幻莫測，永遠如潮如涌，沒有事物準許重復。“再來一次”的呼吁只是人類自我欺騙的幻覺罷了。赫拉克利特的名句或許應景：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殊不知即使是赫拉克利特也對某種光影變幻的重疊著迷過。在他的殘篇里，這句著名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上下連接的兩句是：“Upon those wh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 , different and ever different waters flow down.” “We step into and we do 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 ”它們都在復述人類正踏入那條相同的河流。
《遺產》這個故事是在從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到約旦的佩特拉古城的公路旅行中完成的。即使故事里沿用的場景是另一次公路旅行。2017年7月3日我確切停留的位置是：7001 Savaona Access Road, Savaona。它是從溫哥華開往坎普魯斯的一條必經公路，最后也變成了黃杰明和女友居住的公寓的想象之地。如果將來有人有興趣去尋找的話，沿著這個地址走進那條右側的小路，會看到一棟藍色的排屋，排屋的最左邊就是故事里的房間了，白色的門用金色的字體寫上了房間號：1001。或許再仔細尋找，仍然能在房間的紗門上找到故事里“用細小的鐵絲綁著的紫色蝴蝶”。 房間朝北，若打開手機里的羅盤，上面的刻度會顯示3°N。也是在這個房間里，像故事里發生的那樣，“燈和窗不能同時打開，燈源會吸引體積更小的蟲子穿過紗窗”。
《小茉莉》和《午后，我們說了什么》的完成還算順利。它們分別是在冬天最冷的時候和夏天最熱的時候寫完的。《午后，我們說了什么》的小說時間很短，只有一個下午，小說里“一只麻雀摘走樹上的櫻桃”，裝飾了小說的時間。但《小茉莉》中的凜冽之感卻持續了好幾個月，我想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在寫這兩個故事時所耗費的時間。
《等風來》是整個小說集里一個最難以言說的故事。院子里的紫藤花剛剛開過，濃密的藤蔓擋住陽光，我跟小伙伴在紫藤架下玩得高興，就在那樣一瞬間，我看見媽媽從家里走出來，她與迎面而來的一個婆婆說著話，正在裝修的五樓飛下一把鐵錘，猶如太陽光一閃。媽媽倒在血泊之中，我抱著她血淋淋的頭試圖托起她，可是人在無意識的時候，頭顱會下沉。我只聽到自己的哭聲，還聽到她那平時溫和又略帶命令的聲音：“別動媽媽的頭。”
當天我被寄放在鄰居家里，很晚小姨父才來把我接走。第二天，三姨帶著我去參加了貴州電視臺舉辦的“故事大王”的決賽，他們在電視臺大門口給我照了一張照片，我穿著粉色的燈芯絨背心裙（我們幼兒園的校服），紅色的腿襪配著蕾絲荷葉邊的白襪子，外加一雙紅皮鞋，臉頰上留著紅妝，扎著蝴蝶結。那時以一個四歲小人兒的想象力，是無法知道鐵錘的重量以及人的生死的。接著三姨又帶我去參加了電影《小蘿卜頭》的試鏡，然后才把我帶到醫院。在醫院門口，她拉著我的手說：“寶寶你差點就沒有媽媽了。”
定下《飛往溫哥華》這本書書名的過程好像很自然，也沒考慮過其他的書名。飛往溫哥華，看上去是開始，其實是一種結束。這個書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時間標識——它意味著某段異域性寫作生涯的終結。我的寫作在這之后注定會發生變化，因為視野和生活經驗的轉向，所以《飛往溫哥華》注定是我寫作生涯中一部轉折性的作品。
《飛往溫哥華》是我出版的第三本書，在三十歲之前有三本書，我很知足。第一本書《街區那頭》入選了2018年中國作協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而第二本書《又一個春天》入選了第36屆青春詩會，得以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入選21世紀叢書和青春詩會詩叢，我想都是年輕寫作者的夢想，舒婷、顧城他們都是從這里走出來的。
作為一名寫作者來說，我無疑是幸運的。可我還是無法回答自己寫作是為了什么，或許像葉芝那樣，將天鵝和少女的起舞當作宇宙循環的伊始才能記錄某種瞬間的永恒。即便在《說吧，記憶》中，那遠去的雪橇的鈴聲如今已變成耳邊的嗡嗡聲，六十年的歲月也不過在納博科夫的指尖碎成了閃光的霜塵。
在這本書的最后，感謝格非、畢飛宇、張莉和劉亮程等老師們的推薦。感謝為這本書付出辛勞的中信出版社。同時也感謝我的父母，還有汪潤澤，他們在我創作時，給予了我無限的耐心和支持。
蔣在
2023年3月29日于北京西城
《飛往溫哥華》，蔣在 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
（本文系蔣在《飛往溫哥華》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