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新文學奠基人的啟示意義

鄉土、大地、農民，永恒的文學主題。

農民的喜怒哀樂，鄉村世界的興衰福禍，既是百年中國新文學系之念之的對象，也是許多作家難以釋懷的牽掛與擔當。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間，魯迅發表了他最有世界影響的經典之作《阿Q正傳》。這位新文學的奠基人恰恰把自己小說創作中最長的作品奉獻給了中國農村和農民。

在這位被民間社會自發地尊為“民族魂”的新文學開創者的影響和感召下，蘊涵著無限創造力而又風云激蕩的中國鄉村，以及生存于其間且蓄積著無數光榮與夢想的中國農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始終是百年中國文學的熱點和焦點之一。

正如魯迅在《學界的三魂》中所說：“惟有民魂是最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華蓋集續編》）學術研究是這樣，文學創作何嘗不是如此？自新文學誕生以來的一百多年里，惟有那些切切實實關注廣大城鄉百姓生存現狀、民生福祉的作家及其作品，經受住了時間老人的嚴酷檢驗，至今還巍然屹立在百年新文學發展史上，吸引著不同時代的讀者一遍遍重溫、一次次品嘗與揣摩，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從中獲得新的啟示和領悟。

《阿Q正傳》就是這樣高聳入云的不朽杰作，并且早在它誕生不久的1920年代，就贏得了世界性聲譽。魯迅反復強調過他以此診斷“國民魂靈”的意圖，不同時代的讀者對其在揭示“精神勝利法”上的犀利、深刻、獨到，都有較大的共識。與此同時，我們也切不可輕易放過作品中的那一節“生計問題”，切不可輕易忽略阿Q的生存軌跡：在未莊一直“真能做”——無事可做后不得不進城——城里“打工”失敗而返鄉——誤打誤撞被誣陷為革命黨而抓進城里槍斃。沒有這樣的肉身存在線索，阿Q的整個靈魂世界便空無所依，種種令人嘆為觀止的“精神勝利”奇觀也就無所憑據、無從立足。所以他的愚和窮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作品創造了中國新文學描寫中國鄉鎮和國民性的標高。

魯迅在同時期的《傷逝》里議論過，“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同樣，對于一個普通鄉村百姓來說，也是首先必須生活著，在此基礎之上的種種人生義務才有可能逐項去加以完成。這些義務既有官家所規定的“納糧”和“服役”，也有作為一介小民所必須履行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送往迎來等等基本人生責任。恰恰是這些基本人生責任或義務的具體實現空間和完成方式，決定了一個時代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倘若鄉村社會足夠廣大、鄉村居民占據了一個國家人口的大多數，那么，這個群體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與此相輔相成的觀念形態或精神狀態，也就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甚至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基本底色。

除了阿Q，魯迅還給新文學畫廊提供了閏土、航船七斤、祥林嫂、愛姑等“舊中國”鄉村兒女的形象。在他的感召和影響下，中國新文學投向鄉村的眼光和創造的畫卷，說得上是弦歌不斷、蔚為壯觀。三十年代有沈從文構筑的湘西鄉村牧歌，四十年代有趙樹理、孫犁描繪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下奮起抗戰的北方鄉村大眾，五十年代則有“人民文學”的嶄新追求和實踐，更不用說進入新時期以后，高曉聲、周克芹、古華、路遙等作家都以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刻畫了帶有鮮明地域色彩和時代特色的鄉村圖景和畫像，都先后引發不小的文學震動和社會反響……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們都可視為魯迅所開啟的新文學這一重要源流里的一個個余波。

那么，今天的中國作家又該如何面對處在巨大歷史變革中的廣袤、深厚、灼熱而又躁動不安的鄉村大地呢？

二、日趨固化的城鄉暌隔

說到底，要寫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歷史的鄉土領域的作品，寫作者與農民命運的感同身受、休戚與共，還是第一位的。無論時代發展到什么階段，無論來自發達國家的文學理論如何新奇、如何五花八門，沒有對于中國農民生存處境與命運的發自內心深處的關切，種種相關創作活動都只能淪為形式或技巧的演繹，都只能是書齋文人或職業寫手顧影自憐的文字表演。這樣的寫作，即使有時被媒體熱捧，要想真正深入人心，或是在文學史上立足，都只能說是難乎其難。

正是在這一點上，當今中國作家遇到很大的障礙，或者說遭遇到一些瓶頸性的問題。倘若得不到高度重視以及相應的切切實實的應對和解決，讀者對優秀鄉土題材作品的期待只能是一次次落空。如果失望累積得太多，或許一份希望都會變得越來越稀薄。

這些障礙最簡括的表述可以稱之為：因為受城鄉二元體制及相應的城鄉不同生活方式的制約，寫作者與現實行進中的鄉村之間已經日益暌隔與遠離，作家與自己筆下鄉村人物之間的共情能力及相應的審美概括力創造力，已顯得相當的疲軟和衰竭，其最顯著的外在標志便是，鄉土題材作品的發表與出版不僅在量上相對不足，而且還極少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很難受到職業讀書界或年輕讀者群的青睞。一個百年來時時刺激讀者神經、經常引發社會熱點的、一直活力無限的創作領域，如今總體上卻呈現出偃旗息鼓、“平安無事”、難以吹皺一池春水的狀態。

可以羅列出許許多多的內外原因來解釋這種不太能令人滿意的現象。但任何作品畢竟都是經由作家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任何人物、故事、場景畢竟都要經由作家長期孕育、呵氣成形、賦予生命，所以首先還是需要到作家身上找原因，從寫作者的情感和靈魂質地上找源頭。

然而，恰恰是經過六七十年的城鄉分隔，又經過四十多年來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歷程，今天的作家和寫手已經普遍地蟄居城市一隅，日常生活和靈魂牽系上都與鄉村漸行漸遠。或者干脆說，由于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即使是出生在鄉村的作者和寫手們也都已普遍“棄村而去”，遠走高飛。鄉村日趨退居為一個只是偶爾在節假日里探訪的所在，或是記憶和想象里的一種背景，而不再是與寫手們的生存方式與精神生長休戚與共的現實空間。越是年輕的作家，這一跡象和趨勢似乎越是分明。僅以當代作家而論，1950年代在這一領域震動文壇的作品，其作者們往往不僅具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歷（鄉村出生，又長期追隨革命隊伍在農村根據地生活和斗爭），而且有不少人還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把自己遷居到鄉村（盡管仍保留國家干部身份），長期在鄉村兼職和勞動，親身參與五十年代在中國鄉村大地上發生的前無古人的巨大歷史變革。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推出這一領域產生巨大反響作品的一批作家們，則往往此前有二三十年的務農及農村基層干部經歷，有的甚至背負著特殊政治身份（如“右派”），從而決定了他們在長時期里必須跟普通農民一樣從土里刨食（即使擔任農村基層干部也還是長期隸屬“農村戶口”），因此才能創作出一大批跟廣大農民真正意義上同呼吸共命運的、足以振聾發聵的作品。

而當下呢？在目前全國各地的文學出版中，鄉土題材作品具體占多少比例，需要進一步的統計數據。不能不承認，個人的閱讀非常有限，也只能根據這些有限的接觸來描述有限的觀感。倘若對這一領域里的創作有長期關注，對當今的鄉土題材作品確實無法滿意。不少作品對于今天真實的鄉村世界而言，隔岸觀火、隔靴搔癢、向壁虛構，甚至胡編亂造。即使是成名作家的創作，很多也不再是通過長期的貼近觀察和體驗一步步地凝聚提煉而成，而是運用成熟的技巧熱衷于編織離奇故事，把各種來自道聽途說、報刊新聞、媒體八卦等的消息和事件進行“典型化”加工而成的小說。成名作家都有一支生花妙筆，情節虛構和敘述語言上都能各擅勝場、左右騰挪，從而可以把故事寫得曲折離奇，語言弄得活色生香，但每遇到事關鄉村主人公命運及鄉村社會的實質性問題，往往就機智而巧妙地閃轉騰挪、繞道而行，不由自主地滑入“不及物”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表達慣性，滿足于在虛構世界里高視闊步、恣意暢游……對鄉村主人公豐富而復雜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王國，更少見曲盡其詳、體察入微的感應與描繪。像在新時期之初那樣，能夠真正意義上沖擊城鄉讀者心弦、讓廣大讀者同歌共哭回腸蕩氣的鄉土題材作品實在難覓。

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可以找出很多。但空間上的長期分隔與感情上的漸趨漠然應該說是最根本的制約因素。一些作家蜷縮于日趨安逸和精致的城市生活圈，被城市生活與體制所收編，忙碌并滿足于與權力、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種種合作或勾兌，鄉村百姓與鄉村社會都日益退居為一種遙遠、渺茫甚至虛幻的背影。他們的日常生活漸漸變得與鄉村社會之間幾乎毫無直接瓜葛，時間稍久，其日常感覺、情感、感受、思緒、思考、想象等等，與鄉村大地和百姓之間也日益缺乏自覺的勾連和關系。在這種宏觀社會背景及日常生活體制的管控與束縛之下，一個長期安居于城市的作家，又如何可能與經歷著種種生存掙扎和轉型陣痛的農民之間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痛癢相關、同呼吸共命運，進而建立起一種深層的情感認同呢？從總體趨勢上看，需要有更多的作家在總體心態、情感認同或文化-心理結構等方面進行修正，擺脫鄉村旅游觀光客心態。

三、出版、批評與閱讀的城市化偏向

文學是個系統工程。作家生活方式的變化其實也是某種社會變遷的晴雨表，作家的創作，跟文學出版、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傳播與閱讀之間，都密切相關，相輔相成。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深，鄉土文學創作所受制約和影響，尤其顯著。

當今時代，出版部門普遍實現了企業化，出版物的市場盈利情形成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考慮因素。也就是說，一部作品是否出版、是否有資格與讀者見面，出版社首先考慮的是它的潛在銷量（通過征訂數量及投放市場后的讀者購買行為來體現）。故而，文學刊物和出版部門的編輯與決策人物成為一部作品能否獲得合法出生權利的第一道門檻。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從事文學編輯和文學出版的人群中，城市出生背景的占比在不斷加大，受其知識結構與閱讀興趣、文化選擇等因素的影響，總體說來，他們對鄉土題材作品的親和力不會很大，而都市言情、商場角力、宮廷內斗、玄幻穿越、科幻玄想等等時尚題材，都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青睞。再加上編輯出版決策方面的某些導向，直面現實矛盾沖突的題材易于受到限制，鄉土文學作品在總體上受到冷遇，已成不可避免的現實以及仍在延續的發展趨勢。鄉土、鄉村和農民，也在逐步淪為文學期刊和出版部門眼里日趨遙遠、甚至日趨淡漠的遠山或幻影。

而當今文學批評格局對這種趨勢也起著火借風勢、推波助瀾的作用。因出版事業的空前繁榮、紙質出版物的迅猛增長、讀者閱讀興趣和形式的巨大改變（電子閱讀所占比例的大幅度提高），目前流行的出版部門的促銷宣傳和文學批評的推介評議，對讀者的購買和閱讀行為都不免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因為面對琳瑯滿目的海量出版物，哪怕是專業讀者都面臨無從選擇的困難。又受前述城市生活體制的制約，有影響的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們也都是棲居大小城市漸長漸久的城市居民，其趣味、愛好與眼光也日益變得以城市為中心。于是，形形色色的新書發布會、推介會、小型研討會，“小圈子”現象日趨顯著。出于銷售業績方面的考慮，出版方已經較少對某部鄉土作品進行鄭重其事地推薦了。或許也偶有此類作品被出版部門看中而做了推介運作，但在媒體熱點層出不窮、再大的熱點也只能“各領風騷三兩天”的今天，能否引起讀書界應有的關注，也仍然是令人信心不足的。

與此同時，當今讀者閱讀口味的轉換與變遷也是一個重要制約因素。隨著消費主義時代的來臨，隨著影視和自媒體在內的文化工業的日趨發達，隨著物質生活內容和形式的漸趨豐富多樣，普通城鄉讀者對于文學閱讀及紙質閱讀的需求都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中華民族流傳數千年的“唯有讀書高”“萬事從書出”一類的傳統信念不斷受到沖擊與碾壓。人們在忙碌艱辛的城鄉謀生活動之余，選擇讀書的行為不是在增多而是在減少，普通公眾更樂于從美食、旅游、微信、觀影、非虛構閱讀中，以及短視頻制作、電子游戲等五花八門不斷翻新的消費方式中得到娛樂、消遣或徹底的放松，文學閱讀尤其是紙質閱讀，漸漸成為一種“小眾化”的甚至近乎“高雅”的文化消費行為了。加之延續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影響，鄉村年輕人普遍不再有務農的興趣，而是紛紛流入城市，變身為各式各樣的打工群體中的一員，在城市經歷著種種生存的艱難，甚至還有日常相伴的身份壓抑。作為“在而不屬于城市”的過客，他們在打工之余，也很不容易擁有一份時間的余裕和心情去從事文學作品閱讀（無論是紙質還是非紙質）。即使偶或有文學愛好的，其他時尚類題材往往更容易吸引他們的眼球。

需求與供給是一對互為因果、水漲船高的歡喜冤家，沒有讀者的呼喚、需求以至強烈的閱讀期待，作品的創作或供給方面也免不了鍋清灶冷、缺乏創作的熱情和動力，更何況還有前面說過的出版社的銷售壓力？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一部鄉土長篇小說問世，動輒發行數十萬上百萬冊并且一再加印重印，城鄉讀者爭相閱讀并熱議的場景，恐怕是隨風而逝，一去不復返了。

四、敢問路在何方

鄉土題材文學創作的總體疲軟乏力，是一種客觀事實，不承認不等于它不存在。作家、期刊與出版部門、批評家及文學研究者，還有崇尚娛樂的讀者，都與這一現狀有關。故而都需要正視目前這種現實，承擔一份自己所能承擔的責任，努力謀求破解和提振之道。

任何時候，現實再骨感，理想還是需要的。由百年中國新文學的曲折發展歷程所昭示，就鄉土領域創作而言，以鄉村人為本位的鄉土文學創作應該更多涌現，并且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作者參與。在此過程中，寫作者、出版人、批評家，甚至讀者公眾，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盡一份力量。

毫無疑問，作者還是第一因素，是前提條件。文學的王國當然應該姹紫嫣紅、百花齊放。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數千年農業文明、且至今仍具有龐大農村人口的國家，理所當然地應該有一大批作家是真正關注中國鄉村，心心念念地關懷著中國鄉村人的生存現狀、生活水平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和內心期盼的。這也是真正實現文藝為人民服務的一個重要試金石。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很多職業作家或寫手基本上都被約束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但作家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當，“三不朽”之一的古老召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現代箴言不應該被摒棄。也就是說，有出息的作家有義務有使命在創作過程中超越自己的世俗身份，從而在現實體驗與文學想象中，與處在百年巨變及世紀轉型中的中國鄉村百姓達成內在情感上的休戚與共和真正的血肉相連。僅僅根據一時的政策條文、有限的道聽途說或各式媒體平臺上的八卦逸聞，編織一些或浪漫或悲情或離奇或荒誕或纏綿悱惻或兇險慘烈的故事，對一個成名作家來說，其實并沒有什么難度。但那至多不過再給琳瑯滿目的文壇再增添一個一次性消費品而已。大道多歧，有追求的作家應該走窄門。那當然有更大的難度。那需要深入到鄉村人生活與靈魂的深處，去全身心地感受、感應、捕捉各式鄉村人在自然環境、家族背景、村落風習、地域文化及宏觀歷史變遷等多重因素糾纏下的心理、性格、生存搏斗、命運沉浮、人生啟悟，還需要充分借鑒中外文學經驗，在此基礎上凝神聚意、呵氣成形，創造出轉型時期中國鄉村人的種種形象，為現實存照，為歷史留影。西諺曰，藝術就是對困難的克服。身為中國作家，如果放棄了對幾億鄉村人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的真心關注，對各個年齡層的鄉村居民的物質生存和精神狀態缺乏真切的共情，那樣的“中國”認知和想象必定是嚴重殘缺的。僅靠一點語言技能編織一點離奇虛幻而又無關痛癢的鄉村故事，缺少“民胞物與”的基本關懷，所作既不可能真正打動國內城鄉讀者，也不可能贏得世界同行的尊敬。

好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編輯更是文學佳作的發現者和催生婆，是作品走向讀者的第一道門檻，哪怕是發表門檻較低的網絡作品，也需要有編輯的發現、把關與推送。說簡單點，倘若缺乏一大批具有過硬精神素質和專業素質的編輯人和出版人，無論潛藏著多少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包括鄉土領域的），都只能胎死腹中、難見天日。這就遭遇了期刊和出版部門如何平衡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老問題。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但文學編輯和出版人畢竟從事的是屬于知識、文化、精神層面的工作，所提供的并非都是一次性消費品，與純粹的逐利行業之間還是存在許多不同的。因此，編輯人和出版人還是需要擁有一種物質利益以外的精神和文化關注，具備一定超越性的胸襟與眼光，這樣才有可能對處于萌芽狀態中的優秀鄉土文學作品及時發現、促成并催生。

在這一領域，文學批評的職責也同樣義不容辭。以城市為謀生與棲息地的文學批評工作者，一方面被海量文學信息所困擾，另一方面也被自己所寄身的高校或科研機構的管理和評價體制所束縛，較少有人能夠或是愿意以關注、鑒別、分析、評價陸陸續續發表出版著的鄉土文學作品為己任，更不用說充分發揮前沿觀察哨以及分析師、鑒定師的重要職能。這其中，“不能”與“不為”的因素都兼而有之。說“不能”，以個人之力，一個再勤勉的研究者，都難以盡讀每年出版的海量作品（尤其是加上網絡作品）。說“不為”，則是跟當今科研體制的“課題化”“量化”評價方式密切相關。于是，隨機性的圈子批評應運而生。只要寫作者、出版人或某些機構善于運作，一個隨機性的評價圈子很快形成，電子的和紙質的媒介上會因此熱鬧上一陣，作者贏得一定的媒體曝光率，出版部門或許借此增加大小不等的銷量，一次小型的推介性評價活動就此完成。這其間究竟有多少議論是基于中外藝術發展經驗與標準的負責任的鑒定和評價，確實是不無疑問的。在這種流行風氣之下，真正優秀的鄉土文學創作不易破土而出；或是偶爾出現了，也易于頃刻淹沒在無邊無際的發表和出版洪流中。而個別長袖善舞的寫作者或出版人，亦可借助此類促銷宣傳手段，誘惑某些評論者對平庸之作大唱贊歌，從而誤導讀者的購買行為。批評即選擇。鄉土文學創作領域已漸趨冷清和寂寞，批評家的熱情鼓吹，且秉持職業良知對已發表和出版的作品進行及時而公正的鑒定與選擇，在當今出版物蜂擁且難以選擇的狀態下，顯然不是可有可無的。

至于讀者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對高品位文學作品的期待，自然也起著呼喚和催生的作用。這是自不待言的。

毋庸贅言，在目前狀態下，要出現一流的鄉土文學作品，或是迎來這一領域作品一度出現過的往日的繁盛與輝煌，作家、期刊和出版部門，還有文學批評甚至讀者層面，都存在種種牽制力量。但無疑，也都存在著改善和提高的空間。早在上世紀初，尚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就滿懷深情地作過展望，“人立而后凡事舉，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由此開啟了他終身堅持不渝的以文學和文化“立人”的事業，并且身先士卒，在鄉土小說創作中開辟了先河。百年后的今天，跨世紀的召喚仍然余音不絕。作家通過對中國鄉村人身內身外世界的多層次開掘與描繪，創造出獨具藝術魅力的文學力作，為中外文學畫廊提供獨具中國特色的鄉村文學圖景和人物，自然會重新吸引和打動被轉型時期的種種身外身內問題所困擾的城鄉讀者，并給世界文學提供獨特的中國景觀。這也恰恰是中國文學界的職責和使命所在。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當代鄉土小說中主人公的變遷（1949-2019）”（20BZW16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