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里的中國（節選）
在這部以回望脫貧攻堅、助力鄉村振興為旨歸的非虛構作品中，作者歷經多年觀察、走訪，從八百里涼山到汶川、蘆山、瀘定地震災區，從大渡河畔到南海之濱，以大地為紙、情懷為墨，以文字的力量為奔跑的身形賦能。
1
母親被癌癥山洪一樣卷走。隔了不到一年，沿著一條尼龍繩，父親逃到了母親那邊。12歲的阿芝成了一家之長，剛過十歲的妹妹望著她哇哇直哭。兩個弟弟更可憐，他們并不知道這是人生至暗時刻，甚至連哭上一場，他們都不知道。
八年光陰過得不快不慢。2017年高考發榜，一個冷門引爆全縣——文科狀元居然是阿芝。初夏的四川農業大學梧桐大道濃蔭匝地。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間探出頭來，在阿芝的眉心、鼻梁和閃著紅光的臉盤上，唱起青春之歌。阿芝聲音澄凈明亮，像太陽雨：“我是一個假的‘狀元’，要說分數，他的那才叫高。”
父親走后，政府把彝家四姐弟送進福利院。他就是那個時候出現在他們世界里的。準確說，他之前就是福利院的常客，是他們像一群受驚的山羊闖進了他的視線。
年來沒來，節到沒到，差不多以他出沒出現為標志。福利院嬢嬢伯伯們也勸過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今的“五保戶”日子滋潤著呢，犯不著他再費心費肝。他理和嗓門一樣大：“這些人要么沒兒沒女，要么沒爹沒媽，外邊有人來看一眼，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他不光給阿芝零花錢，給弟弟妹妹買衣服，還會問她成績，問她作為大姐，怎樣才能不怒自威。
甚至她咧嘴一笑他也會皺眉頭——“你是齙牙？”妹妹幸災樂禍地笑，他眉頭的海拔更高了：“你也是齙牙！”阿芝被拔掉四顆牙。打這時起，每月都要來他的牙科報到。
他從老家鹽亭單槍匹馬來石棉縣是1986年。懸在街面上的店招并不醒目，掛在患者嘴邊的“新興牙科”卻如同鑲了一道金邊。“醫生有水平，指甲還不深。”有個患者這么說。又有個患者這么說。越來越多的患者這么說。
一天，從草八牌來了個看牙的大媽，背篼還沒落地，先有一口氣嘆了出來：“王家那個女子，死得也太慘了。”問起緣由，大媽說，“不是要開學了嗎，媽老漢說女娃娃嘛，書有啥子讀頭。女子曉得爹媽心疼錢，一狠心，把齊腰長發絞下賣了。當媽的這樣的話也罵得出來：‘你現在賣頭發，二天（以后）不是要賣勾子（方言，意為從事賣淫）？’她媽出完氣下地去了，等回來時，女子手上一瓶敵敵畏差不多已見了底……”
就是那天，他對在場的人說：“二天遇到讀不起書的娃娃，你們帶過來找我。”
他的名字從此長出了翅膀，但這只是一只。另一只是他說的另一句話：“殘疾人在我這兒鑲牙拔牙一律半價，勞動能力喪失的，全免。”
阿芝沒少遇見找他“化緣”的家長，以及半分錢不出就把牙痛除掉的人。這當中，有個帶兒子看牙的男人，眼淚汪汪，捶胸頓足：“早曉得要兩百多，八抬大轎也把我請不過來！”
他再明白不過了，男人的每一滴眼淚，都是一片生活的苦海。于是展顏問道：“別著急，是不是錢沒帶夠？”
“我只有三十多元，還是從垃圾堆里扒出來的。”孩子爹邊說邊從褲包里小心翼翼掏出個臟兮兮的塑料袋。一層層展開，是個起了毛邊的信封。信封里包著一沓錢，除了塊票就是角票。
他把手放在孩子頭上：“二年級了吧？”
“讀啥子書喲，我得了脂肪瘤還沒錢醫。他媽跟人跑了，我還有個拖斗——一個瞎子哥哥……”
他從兜里掏出兩百塊錢，放到孩子手上。父子倆還沒回過神來，又聽他說道：“無論如何，不能讓娃娃成了睜眼瞎。以后，他的學雜費，包在我身上。”
也許是自己躺在治療椅上的原因，阿芝發現，那一刻，他的身高，一直逼近屋頂。
父子倆走后，阿芝禁不住問他，為什么要對這些人這么好？他說，因為，他也是過過苦日子的人。
別說那個時候的阿芝理解不了一個人的過往跟別人的當下有什么撇不開的關系，就是今天，她仍然感到自己的認知遠遠夠不著他的內心。不過她相信，“他是一個人活著的最完美姿態”。
他叫楊仕成，在阿芝的老家四川省石棉縣，要論“身價”，修路的，造樓，開礦的，隨便一個老板站出來都要高他一頭；但要說到口碑，無論如何低調，他總占著上風。
阿芝用眼睛告訴我，她的述說是瀝膽披肝的。我的祝福因此交疏吐誠：“你這個學霸，一定會青出于藍勝于藍。”
阿芝赧然一笑：“建華哥哥那樣的才算學霸。”
2
二十五年前的那個夏季，開學那天，石棉縣民族中學校門外，羅建華和母親的拉拉扯扯引起了黃春蘭老師的注意。一問才知道，母親說讀書也不能當飯吃，生拉活扯要他回去。老師語重心長：“不讀書，以后只能吃苦，吃更多苦。”
“他學習不好，上課像坐土飛機。”母親撂下一句話，心急火燎要帶人走。知道這一去意味著什么，羅建華嘶啞著嗓子哭喊：“我媽騙人，這次統考，我是全縣第三！”
當媽的也顧不得面子掉到地上：“報名費要一百多，我搜干打盡也只有十塊錢。你要他讀書，你管他嘛！”“管就管！”黃春蘭真找攏來幾個老師，你三十我五十，除了學雜費，還湊出來一個月生活費。
沒想到孩子靠這錢撐了三個多月。那可是饅頭、咸菜、白米飯外加大師傅不要錢的一勺湯汁拉扯出來的長度哪，黃春蘭心疼得睡不好覺。找個周末，她“押”著羅建華回了趟家。丟給學校就不管，到底是不是親生的？黃老師想，是與不是，她都要好好給家長上一課。
離羅建華家一箭之遙，黃春蘭感到有一粒子彈擊中了自己。家徒四壁是她詞庫中最深的貧困，可眼前一幕，映照出詞庫的空虛——箭竹連成的四壁以七十五度角向西傾斜。
生活震出的破綻不是強作歡顏所能遮擋，紙糊的熱情也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孩子媽站在條石鑿成的雞槽前，頭也不抬：“他老漢幾年前害病走了，只給我留下四個娃，老大還是殘疾。他是讀書的料，但沒得讀書的命。”
但黃春蘭還是有話要說：“要是娃娃肯讀書，考上大學，這個家也就有了頂梁柱。”
“道理我也曉得，但是錢呢？除了幾個娃娃，我家就剩幾只雞了。雞屁股再用勁，也屙不出一個大學生來呀。”
“校長說了，建華的學雜費以后都不再收。”
“生活費呢？總不能脹死眼睛，餓死肚子！”“我——找人給他出！”
家訪歸來，黃春蘭徑直去了新興牙科。也是心急，她單刀直入：“以前說過的話，還作不作數？”
楊仕成隨黃春蘭找上門去，羅建華卻不干了！好說歹說，這個書，娃都鐵了心不想再讀。
不光黃春蘭尷尬，就連孩子媽也上了火：“不曉得這是打起燈籠火把找不到的好事？你這瓜娃子，簡直就是吆不上市的豬！”
羅建華悶聲靠近屋后柴垛，一屁股坐到地上，把頭深深埋到胸前。一只老鴰從頭頂飛過。氣流打在頸上，濕漉漉的，不知是不是老鴰在哭。
也不知道當時的陌生人、后來的楊叔叔是啥時候挨著自己坐下來的。在一只手搭上肩膀的同時，楊仕成問：“咋想的，跟我說實話。”
回答楊仕成的是長時間的抽泣。稚嫩肩膀在沉默的手掌下山一樣起伏，就像一個少年，和另一個曾經的少年，在理想與現實的對抗中劇烈晃動的心事。
小時候，楊仕成經常被母親趕出門去——枯澀的生活，需要靠野生半夏、柴胡、桑椹一類潤滑。父親呢？父親一年有十個月被胃病摁在床上，成了一尊泥菩薩。關于那時冬天的全部記憶，是一家人圍坐在堂屋里剝棉花——熬不完的夜，剝不完的棉花。他高考時差了一分，復讀一年，考試時一緊張，還是差一分。拿到成績，他想回去對母親說，明年我一定不緊張了，那一分也就無處可逃了。可晚上那一頓飯吃下去，他的話再也沒說出來。厚皮菜煮老玉米，一粒玉米卡在喉嚨，眼淚都咳了出來。其實也不確定是咳出來的，誰說生活的底部沒有一個淚的泉眼呢？他決定不再讀書，他不能容忍自己容忍母親一個人吃下全部的苦。
故事講到這里，楊仕成用比羅建華埋到胸前的頭更低的聲音說：“我曉得你咋個想的。不過不讀書，早晚你會后悔。”
“你，難道也后悔了？”羅建華肩頭不再聳動。
“我那時是沒有辦法。你不一樣。”“你沒讀大學，不是也有今天？”
“一個方程往往有幾種解法，最管用的通常卻只有一種。”
3
13年后，羅建華把碩士學位攬入懷中，又經過幾年奮斗，成長為一家市級單位中層骨干。羅建華感念自己的執著，更感動于楊仕成的支持。他無償提供的六萬余元（這個數字是我從楊仕成口中撬出來的，而羅建華認為13年間他的資助累計應該不下十萬元）是攻城略地的彈藥，而讓自己瞄準靶心的，則是同他的一次次促膝長談，或者魚傳尺素。
羅建華這輩子都忘不了1993年夏天，那是命運的轉折點，夢想復活的時間。我驚訝于一條射線的原點竟然如此遙遠，羅建華卻說，在此之前的兩年，或者更早，楊叔叔的手就已經很“散”了。
時針撥到羅建華所說的兩年前，阿紅坐在自家門前石包上默默垂淚。腳下的大渡河奔流不息，她的悲傷，像洶涌的河水一望無際。每一粒種子都渴望破土而出，但沒人知道，有多少芽頭和夢想一起永遠深埋地底。自己就是一粒被陽光拒絕的種子啊，又像一滴水，被激流拋到岸上，一粒石子都沒打濕，就又快要蒸發干凈。
中考失利，父親想讓她復讀，母親卻說遲早都要嫁人，何必花這冤枉錢。在母親面前，父親的舌頭從來都欠著一點文化的火候，他能借助的武器，只有百草枯了。
時隔不久，阿紅被母親送到縣城一家餐館打工。苦水里泡大的孩子習慣了忍氣吞聲，然而一天晚上，當兩個喝醉酒的男人沖她發起酒瘋，對他們，對生活，也對一度從內心出逃的自己，阿紅發出了醒獅一般的怒吼。不等天亮她就起身回家了，她對母親說：“再要攆我出門，你就白生我了。爸爸可以不活，我也可以。”
姨娘在新興牙科鑲牙，那天，講過孩子經歷，她半是玩笑半是認真問楊仕成，能不能幫阿紅找個工作。仗著和縣林業局鐘書記熟，他下班就找了過去。可鐘書記說，先不說我們只招伐木工，就是坐辦公室，也要16歲以后。
下次見面，楊仕成問孩子姨娘，娃娃出來漂了這么久，現在還想讀書不。對方長嘆一口氣，想到命頭去了。只可惜，家頭窮得叮當響，兩分錢也拿不出來。
楊仕成不光一手一腳幫阿紅交清了報名費、住宿費，還表態每個月贊助她五十元生活費。哪知開學不過三天，阿紅母親就從教室里把姑娘揪了出來：“你這個偷天換日的，說是出來打工，結果跑來混陽壽！”
楊仕成聞訊趕到學校，才剛張嘴，阿紅媽劈頭蓋臉批了他一頓：“牛圈頭硬是伸出馬嘴了呢！清官難斷家務事，你算哪把夜壺？”
耐著性子，他好言相勸：“阿紅基礎好，好好讀書，肯定能出人頭地……”
阿紅媽打斷了他的話：“劉家祖墳里就沒埋彎彎木。種一季地有一季的收成，要是考不起，再多的書還不是白讀？”
他的回答既是百煉鋼亦如繞指柔：“你就讓她讀吧！考上學校我接著管，要是考不上，你家地頭的損失，算到我的頭上。”
第二年，阿紅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被雅安師范學校錄取。
得“地利”之便，阿紅在心底建了一本臺賬。從1989年夏到現在，從最初的每年一兩千到如今每年掏出二十萬元在石棉中學設立助學基金，這個直到2013年才給家人買下一套住房的人先后拿出兩百多萬元，無償資助品學兼優的學生不下三四百名。
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還沒回過神來，阿紅又說，他的另一半，同樣了不起。
這個我知道。他的大管家雷淑蘭，典型的夫唱婦隨。
阿紅抿嘴一笑：“我說的還不是雷大姐。捐資助學只是楊醫生愛心世界的半壁河山，他的另一半，是扶貧助困。”
（《鄉村里的中國》陳果/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