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11月11日，以當代著名作家高曉聲命名的首屆高曉聲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其故鄉常州舉行。高曉聲是已故常州籍著名作家，是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鄉土小說領域杰出的書寫者，也是常州、江蘇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文學標識。2022年7月，在江蘇省作家協會和常州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由常州市文聯主辦的首屆高曉聲文學獎在常州揭曉：胡學文的《有生》、羅偉章的《誰在敲門》獲長篇小說獎，沈念的《空山》、張楚的《過香河》、余一鳴的《湖與元氣連》獲中篇小說獎，遲子建的《喝湯的聲音》、范小青的《無情物》、王祥夫的《天堂嗩吶》、鐘求是的《父親的長河》、朱輝的《天水》獲短篇小說獎。

高曉聲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系列等，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名著。他開啟了80年代鄉土文學的新篇章。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說：高曉聲的這些小說，“引人矚目的是有關當代農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描寫。從當代歷史發生的挫折與傳統文化積習相關的理解出發，作者揭示了作為一個‘文化群體’的農民的行為、心理和思維方式的特征：他們的勤勞、堅韌中同時存在的逆來順受的隱忍和惰性”，“在探索農民根源問題上，提出了農民自身責任的問題，因此，這些小說被批評家看做是繼續了魯迅有關‘國民性’問題的思考……高曉聲小說的語言平時質樸而有韻味，敘述從容、清晰。善于在敘述中提煉有表現力的細節，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他的有節制的幽默，也常以不經意的方式傳達出來，在對人物失獨的嘲諷中蘊含著濃郁的溫情，表現了一種將心比心的體諒”。高曉聲在他的時代對鄉土中國的書寫獨樹一幟，是繼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之后有巨大影響的鄉土文學作家。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當下中國文學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個結構性的變化與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是同構的。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改變了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城市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書寫。但是，百年中國文學成就最大的還是鄉土文學。這與中國鄉土社會的性質有關，與我們被前現代文明浸染的時間太久有關，我們身上流淌的還是鄉土文明血液，這是我們揮之難去的文化記憶。我們先從“高曉聲文學獎”獲獎作品談起。

胡學文的《有生》是近年來難得的作品。如何書寫百年鄉村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有生》大有水窮處看云起時的氣魄。小說中的祖奶喬大梅一天一夜的回憶講述，我們進入了宋莊，也看到了中國塞外鄉村百年的歷史與現實。“她是宋莊的祖奶，她是塞外的祖奶”，于是，她也成了百年歷史的見證者。喬大梅在百歲生命中親歷了幾乎所有親人的死亡。祖奶有傳奇性，她被鄉鄰逐漸神話和膜拜，成了一個超然力量。從晚清到當下，百年宋莊的歷史變遷，也可以看做是北方鄉土中國的歷史變遷。這是一個普通的接生婆，一個普通人講述的歷史，是“正史之余”，是民間的歷史。這也是小說不同于正史的最大區別。祖奶一共接生了近一萬兩千人，小說中其他五個人物都是祖奶接生的。小說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日常生活的細節和大膽的想象。小說最要緊的是細節，細節不能虛構，它一定要來自于生活。比如如花與錢玉的新婚之夜和最后的生死離別以及錢玉死后如花的夢境；比如父親的撒尿沖螞蟻，六指的李伯富吃飯后要舔碗，白鳳娥烙糖餅不摻面以及鄉村生活中各種飯食和氣味的描寫等。特別是塞外的“吃”，比如三下魚、拌葫蘆瓜條等。但小說不是旅游指南，通過三下魚的做法，引出了如花對錢玉的懷念。這是對愛和人心的理解。這一點可能比才華還要重要。小說對鄉村各種人物、器物、植物等等的熟悉，在當下作家中應該說是不多的。當然，小說最重要的還是對祖奶這個人物的塑造。我驚異胡學文強大的敘事能力，小說流暢無礙。祖奶一天一夜的講述，呈現了塞外宋莊的百年歷史，沒有強大的敘事能力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有生》是一部有難度的寫作。

羅偉章的《誰在敲門》寫出了當下時代的眾生相，寫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靈魂，他將批判的利劍毫不猶豫地揮向了人性的縱深處。小說主要寫出了時代變局中四代人不同的人生方式和命運遭際。父親一代靜默地扎根于土地，遵守著人與大地之間的生存契約，于困頓中尋找著活下去的出路；許春明與兄弟姊妹遭逢新的歷史境遇，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艱難地猶疑和抉擇；以麗麗、四喜、李志和秋月等為代表的子輩面對著新文明顯得無所適從；天天、豆豆和方敏等成長中的新生力量，他們對于時事尚且懵懂，文明的“風暴”將如何深度地影響他們的人生歷程還無法預知。羅偉章善于在普通人凡俗瑣屑的日常市井生活中表達了他對時代和文明的省思，于鄉風民俗、陳年舊事和倫理糾葛中映現了“新鄉土中國”的“《紅樓夢》傳統”。授獎詞說：“小說以‘父親’的‘退場’，他的病危和死亡都意味著他曾經的鄉村文化無可奈何花落去，在這‘落去’的過程中，人性的密碼被逐一展現，歷史的陰影被深深地揭示。這是一部極具痛感的小說，親人之痛，鄉土之痛，失鄉之痛，無鄉之痛，痛苦的鄉土在奔跑，奔跑的鄉土在痛。羅偉章的敘事綿延而有風骨，細膩而有氣韻，熟練地轉換人物視角，透視人物心理，寫到深處，靜默如土。”這一評價非常準確。

獲獎的中篇小說，沈念《空山》的“消逝的鄉村”是近些年文學的熱點。沈念《空山》的特別之處，在于從鄉村工作的具體細節、從知行合一的層面，以易地扶貧搬遷釘子戶為敘事藍本，寫出“空山”的必然之途的復雜性，但新的可能性正從云開霧散處生長；張楚的小說大多寫北方小城，《過香河》則寫了北京的北漂生活。但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書寫眾生，在不同的背景下書寫人的心靈和世道人心。張楚為不確定的人生圖景的書寫提供了新的經驗。余一鳴的《湖與元氣連》塑造了劉四龍、陳玉田、陳大先三位英雄形象。小說對鄉村政治復雜性的書寫，使其超越了簡單的樂觀主義。獲獎的短篇小說，遲子建的《喝湯的聲音》通過歷史學家與講述者的互動，敘述了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龍江邊生活的經歷，他們用各自的守望平復著戰爭的傷痛和命運的殘酷。范小青的《無情物》寫鄉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意外”事件，表達了當前農村社會多重矛盾的復雜性，行文張弛有致，人物活色生香，表達了對生活的透徹理解。王祥夫的《天堂嗩吶》寫一個人從小被人販子拐賣，待他年邁歸來，50年已經過去，滄海桑田無邊苦難，偌大的空白讀后讓人感懷不已。鐘求是《父親的長河》是表達對邊緣群體的關愛，雖然是常見的題材，但小說對生命意識和父親精神變化過程的表達，令人格外震撼，河流的意象使小說有了陡然飛翔的文學性。朱輝的《天水》寫闖蕩過江湖的阿貴在青龍山的作為，也描摹了廟宇之風和鄉村圖景，朱輝復活了傳統的寫作理念和美學追求。

這些獲獎小說，從不同的方面體現和發展了高曉聲的文學思想和美學追求，實現了高曉聲文學獎評獎的主旨和期許，對弘揚高曉聲的小說傳統，將會起到積極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鄉村變革和“行動的文學”

近年來，“主題寫作”和反映鄉土中國“新山鄉巨變”的小說，得到了各級作協的積極扶持，也產生了一大批作品。這類作品的創作是“行動的文學”一部分。這一文學特征具有中國的特殊性，也是中國文學經驗獨有的。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中國文學的主流就是“行動的文學”。這是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是中國特有的經驗。當然，它也有一些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如何讓這種文學更有文學性，讓廣大讀者更喜聞樂見。

陳應松《天露灣》以改革開放40年為時代背景，書寫了江漢平原的農民通過奮斗實現脫貧致富的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在廣闊的背景上再現了當代鄉村的巨變。荊州天露湖邊天露灣村，在共產黨員、村支書洪家勝父子和鄉村能人金滿倉父女兩家人兩輩人共同努力下，突破了長江以南不能種葡萄的說法。天露灣村創造了江南地區大面積種植葡萄的奇跡，并多種經營地發展葡萄產業，帶領鄉親們實現了脫貧致富。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特別是新時代的中國農民形象，歌頌了中國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的艱難路途上所展現出的偉大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小說有濃郁的地方色彩，荊江流域人民古樸的道德風尚、生活習俗、地域文化被真實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部有歷史感、有現實感、把握時代主旋律的現實主義小說。《天露灣》是陳應松將創作視角重新調整回故鄉后的小說，這種調整，使他筆下的故鄉有了一個“再陌生化”的過程。或者說，他有了武漢、神農架等生活經歷之后，再回到故鄉，已經不是他曾經的故鄉。《天露灣》更結實的是對天露灣百姓日常生活的描摹，寫他們的喜怒哀樂人情冷暖，寫天露灣的“人世間”，而不是寫改稻谷種葡萄的“突變”。“突變”不是日子，突變是瞬間完成的，日常生活是久遠的。天露灣的生活是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是時代性的，是漸變的。陳應松也寫出了天露灣沒有變化的一面，這就是人心向善。我們看到小說中的人物大部分是好人，金滿倉、余翠娥、洪家勝、黃秋蓮、吳紅英、袁世道、潘忠銀、趙向明、喬漢橋、肖炳子等，雖然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奉了金錢拜物教。走致富路，也不是讓所有人都為了一個錢字。在是非、原則問題上，更多的人還是堅持了應該堅持的價值觀。這是《天露灣》為主題創作提供的新經驗。

李明春的《川鄉傳》接續了周克芹對鄉村中國變革的書寫。不同的是周克芹塑造了窮苦的農民形象老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明春則略去了改革開放的前史，生動地書寫和塑造了歐陽生帶領廣大農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艱難過程。小說以下鄉知青歐陽生在鄉村基層四十多年的經歷以及曾氏家族的命運，講述了川地山村賨人谷的當代故事，從包產到戶一直到脫貧攻堅為基本線索，通過一個人和一個家族反映了一個村、一個鄉乃至整個中國鄉村的發展變化。小說以歐陽生為本隊曾楊氏辦喪事切入故事，這個開頭極具匠心。紅白喜事在中國鄉村是重要的大事，通過這樣的事件，一個家族、家庭的人脈、地位、威望等一覽無余。鄉土中國是人情社會，來的什么人，什么人沒來，誰在撐門面，誰要砸場子等等，都會在這樣的場面不做宣告地得以傳達。果然，曾楊氏的喪事各色人等紛紛登場了。大地主、大軍閥、起義將領曾慶彪的遺孀曾楊氏、大先生、賈支書、老干部縣委王書記、統戰部張部長、公社胡公安、小老婆戴維婭，以及曾繁全、祥斌、曾繁軒、曾繁琴、賈二狗、憨憨、曾老幺、廚師魏大勺等五行八作，先后走進了喪事現場。這個開頭，一方面抓住了鄉村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場景，顯示了作者對鄉村生活的熟悉；一方面，小說人物就這樣自然地登場了，人物關系也大體得以呈現。顯示了作者對結構小說獨到的體會。

王松的《暖夏》是一部完成度比較高的小說，這當然得益于王松的文學積累和寫作經驗。小說寫了一條河和兩個坑，河是梅姑河，坑是南北金家坑。這一河兩坑是小說展開的具體環境，這個環境是有歷史感的環境。這個設置顯示了王松結構小說的過人之處。更重要的是，小說寫了生活在這個環境中人物。以北金家坑的張少山、南金家坑的金永年為核心，寫了兩個鄉村的恩恩怨怨到最后的握手言和。特別是對兩個鄉村脫貧致富的書寫，擺脫了當下流行的寫作模式，超越了運動式的新聞體，沒有外來的工作組長或“第一書記”，而是依托本地資源，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一家一戶量身定做，將蘊含在民間的資源，經過再發現，使其煥發出新的活力，創造出新的價值。特別是北金家坑的村長張少山，促成了二泉的養豬場、茂根的飼料廠，張二迷糊的“梅姑彩畫”獲“非遺”資助。這些取資于本鄉本土的項目，與鄉村的現實密切相連，不生硬，不突兀。當然，小說不是脫貧致富指南，它不負責現實中的得失，而是要在這些合理事件生成的過程中書寫人物。張少山、金永年、二泉、金桐、茂根、張二迷糊、金長勝、胡天雷等人物形象被塑造出來了。還有一點可圈可點的是，小說不只是寫物質層面的脫貧，更寫了人與人情感的變化。南北兩個金家坑，最后集資建橋，握手言歡，它的象征性很有新意。寫仇怨、寫有缺點的人容易，寫好人，寫和解難，就像張二迷糊容易有性格，張少山就不容易寫出性格。

關仁山的《白洋淀上》是一部全景式表現新時代華北社會生活變革的鴻篇巨制。全書三卷百余萬字，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區成立和鄉村振興為大背景，以白洋淀打魚人王永泰和他三個兒子為核心，描繪了王決心從一個打魚人成長為企業著名工匠，妻子蕎麥從備受家暴的養鴨女成長為具有家國情懷的鄉村新人。小說在白洋淀充滿煙火氣息的日常生活和新時代社會矛盾和沖突中展開，深刻揭示了人民群眾艱苦卓絕的奮斗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異的華北農民形象和普通勞動者群像，特別是干部趙國棟形象的塑造有新的突破。小說揭示了社會轉型期，普通人創造新生活的堅定意志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實踐與探索。作品氣勢恢宏，人物眾多，情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有濃郁的華北鄉村特別是白洋淀水鄉的生活氣息。可以說，小說是自孫犁的《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鄉氣息和風采的文學作品，同時，小說也在一定高度上藝術地再現了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宏大主題。

文學的力量最終是藝術的力量

有批評家發現，當下的“主題”創作，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主題突出，缺少文學，這樣的作品是沒有力量的。文學最終的力量還是來自藝術的力量。在我的印象中，寫鄉土題材的小說，有藝術感染力的還是產生在那些有自覺藝術追求作家的筆下。

阿來的《蘑菇圈》是一部反映鄉村變化的中篇，內容充沛又豐富。小說講述了主人公機村的阿媽斯炯的一生：她是個不知道自己父親的單親女兒，被阿媽艱辛養大，她曾被招進工作組“工作”，被劉組長誘騙未婚生子，她同樣艱辛地養育了自己的兒子膽巴，熬過自然災害以及“四清”運動和文革。接著是商品經濟時代對機村的沖擊，世道人心的改變。阿媽斯炯經歷了五十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足以讓阿媽斯炯閱盡滄海桑田。阿媽斯炯重復的是她阿媽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現代”。但“現代”給她帶來的是不適甚至是苦難。如果沒有工作組，她就不會見到劉元萱組長，就不會失身成為單身母親；如果沒有工作組，她也不會見到那個女工作組組長，整天喊她“不覺悟的姐妹”。這里“覺悟”這個詞由女工作組組長說出來真是巨大的諷刺。她和阿媽斯炯在同一個時空里，但她們面對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對覺悟的理解更是南轅北轍。這個女組長后來咯血再也回不到機村了。膽巴的親生父親劉元萱臨死終于承認了是膽巴父親的事實。兒子膽巴進入了父親生活的權力序列，他前程無量，只是離他母親越來越遠了。機村變了，孩子變了，曾經幫助阿媽斯炯度過饑荒、為她積攢了財富的蘑菇圈，也被膽巴的妹妹、劉元萱的女兒拍成蘑菇養殖基地的廣告。那是阿媽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現代社會沒有秘密，一切都在商業利益謀劃之中。只是世風代變，阿媽斯炯沒有變。阿媽斯炯對現代之變顯然是有異議的，面對丹雅例舉的種種新事物，她說，我只想問你，變魔法一樣變出這么多新東西，誰能把人變好了？阿媽斯炯說，能把人變好，那才是時代真的變了。阿媽斯炯有自己的價值觀，人變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時代變好了。阿媽斯炯的生活雖然有不快、有挫折，但她有蘑菇圈，她和萬事萬物沒有爭執沒有怨恨；但是，下半部商業行為如兇神惡煞地進入了機村，一切凝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是什么改變了人性，是什么讓人變得如此貪得無厭和冷硬荒寒，是什么讓人如魔鬼恣意橫行。前現代的鄉村不是文化流通的場所，它的個人性卻產生了無邊的大美。通過阿來的小說我們發現，美在前現代，美學在現代；美學重構了前現代的美。美學與現代是一個悖謬的關系。如何理解現代，如何保有前現代的人性之美，是現代難以回答的。因此，阿媽斯炯遇到的難題顯然不是她個人的。

羅偉章除了獲獎的《誰在敲門》，他還寫過《聲音史》《隱秘史》等表達鄉村變革的小說。他的《聲音史》確實與眾不同。他發現了這場變革的巨變性和不可阻擋。但是，他不是站在情感立場或民粹主義的立場，而是冷靜、客觀地講述這場變革是怎樣發生的。他通過傻子楊浪對聲音敏感變化的描述發現了千河口和鞍子寺小學的變化。這里有合乎常情的感傷，特別是房校長。但作家更堅定地站在支持變革的立場上，通過具體場景和細節表達了他對變革的態度。他并沒有用情感要求替代歷史發展的合理性。我們發現，“食色”在《聲音史》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便是教師，在物質短缺時代也會因吃造成矛盾、甚至是很激烈的矛盾；過去的年代，村里很多光棍兒娶不上女人，九弟、貴生就是這樣的光棍兒。他們只能接受“跑跑女”，過著不那么真實的生活，很快“跑跑女”被追回，光棍兒還是光棍兒。前現代的千河口，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保證，是鄉村變革的合理性前提。千河口村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當然不是沒有缺欠的，任何社會變革都需要付出代價。鄉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孩子的“留守化”，是當下鄉村的問題之一，也是鄉村文明崩潰的原因之一。這些問題的處理需要時間，或許多年之后它很可能不再是問題。現代性未必是最好的，它可能不止有“五幅面孔”，它更多的面孔還沒有被揭示，起碼它的不確定性就未曾被批判。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沒有別的選擇，而且它是一條不歸路。現代性再有問題，我們依然不能回到過去。羅偉章認真審慎地對待現代性帶來的一切，認真考察鄉村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特別是在人的情感、精神層面的變化。這是一個作家觀念的現代。如果是這樣，羅偉章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

范穩的《太陽轉身》并沒有正面書寫脫貧攻堅的艱難進程，而是選擇獨辟蹊徑地寫出了脫貧攻堅的 “前史”，以其敏銳的歷史和現實的感知發覺到時代的瞬息變幻，城市與鄉村、人性的澄明與幽暗、個人的生存與死亡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著變化。脫貧攻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這種神圣的目標是屬于每個人的光榮與夢想。小說潛隱著一股英勇無畏的氣息，正是這種無聲的力量帶給我們一種力量。小說中的卓世民在戰爭時期是功勛赫赫和壯懷激烈的英雄，和平年月里又成為家喻戶曉的刑偵戰線上的豪杰，在卓世民的生命哲學中，“波瀾壯闊的人生是顯英雄本色，可風平浪靜的日子才是生活”。然而，卓世民毅然果斷地選擇了人生而放棄了生活，退休后的他本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著云淡風輕的凡俗日子，可是那種在槍林彈雨和刀光劍影中磨礪熔鑄的精神品格使其仍然要為國家和人民殫精竭慮，正所謂“位卑未敢忘憂國”。農村留守兒童儂陽陽的離奇失蹤打破了卓世民原本寧靜的生活，他與志同道合的戰友蘭高榮告別了舒適安逸的城市，來到了他們曾經共同戰斗過的楊家寨和南山村，在這里，他們重溫了隨時間而逝去的萬丈豪情，他們要開辟新的“戰場”，進行新的“戰斗”，攜手南山村的貧苦民眾開創新的生活詩篇。卓世民不畏強權和惡勢力，他以頑強的毅力經歷了艱難的尋找，最后終于懲惡揚善將儂陽陽解救，在與歹徒的奮勇拼殺中走完了他輝煌榮耀的生命歷程。作為一個永不言敗的孤膽英雄，卓世民無私地奉獻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熱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我們行進的方向和道路。卓世民代表著一種鐵骨錚錚的硬漢精神，范穩將這種精神氣質鑲嵌到脫貧攻堅的歷史征程中，借以凝聚、喚醒和感召創造新時代的中國力量。

“高曉聲文學獎”的設立，使我們有機會進一步反省、檢討和總結當下小說創作的經驗與問題。當下鄉土文學的總體趨勢，是既有繼承也有新變，相信新鄉土文學會有新的發展和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