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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醫·破曉篇》橫空出世，再一次證明：馬伯庸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作家，他無疑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的作家。《長安十二時辰》是其文學創作上的最大的、最重要的轉折，而《大醫·破曉篇》，則是以光芒四射的壯觀與新鮮，照亮了當下的文壇，照亮了當下的小說創作生態。

馬伯庸是第四屆茅盾新人獎的十位獲獎者之一。參加頒獎的嘉賓、“茅盾文學獎得主徐貴祥在聊天時提及年輕一代對馬伯庸的接受度很高，并開玩笑說，他兒子就覺得馬伯庸寫得比他更好。”（羅昕：《專訪丨馬伯庸：分享是我的本能》，《澎湃有戲》公眾號2022年9月23日）徐貴祥的話，可能是“開玩笑”的，但是，他兒子的話，卻說的是很實在的。李偉長說得極其沮喪，但是你不能不認可這樣的事實：“以至于人們在注意他的時候，也清晰地看到了周圍無可奈何的暗淡”。（《收獲·長篇小說》2022年秋卷，第212頁）

復旦大學教授嚴鋒說：“文學是歷史的橫切片，切開讓你看到里面的血肉和筋脈。當我們這么說的時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馬伯庸則是真的用手術刀，把真正的血管切開了。”“他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工作，這個工作其實很困難。能夠適應各種題材，嘗試各種寫法，這些都是優質作家的素質。”本來，醫學與文學就是天生的血脈關系，“馬伯庸把醫學與文學又結合在一起，形成讀者與作品之間一種天然的紐帶和認同、共鳴感。”可貴的是，在《大醫·破曉篇》中，有一種我們“長久以來在文學上的期待”，這就是“文學作品中一種理想主義激情”，但是，一直以來，符合讀者要求的其實很少，“因為理想主義很難寫，容易高調和空洞，從而進入某種模式、乃至口號化的寫作，馬伯庸勇敢地接受了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在這一方面，他的確是完成了“在寫作上的突破”：其中的理想主義，是實實在在的理想主義，而不是空中樓閣，“在《大醫》中，我們看到理想是如何誕生的，它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底層邏輯，還有我們長遠的，也許從孫思邈開始的傳統，令人非常信服。”

讀過《大醫·破曉篇》后，你會覺得，嚴鋒教授說這些話時，不僅是“特別動容”的，而且是發自內心的。因為他說十分認真而準確。

《收獲》主編程永新認為：馬伯庸通過文學敘事實現了對人的精神領域博大而精準的書寫。他“擁有這種博物的能力，并且他能夠將文藝的細節把握得很好，同時不違背人物規定，不違背故事的邏輯，最終完成了這樣一部作品，這是很了不起的。”他抓住中國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這“一百多年前”的那個“關鍵時刻”，抓住“醫學是關愛、慈悲，關乎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這樣“一個重要的‘扶手’”去書寫，寫出了今天廣大讀者十分喜歡的這樣的“既是一部歷史小說，也是現實小說”的大作品。“《大醫》有可能改變當代文學的生態環境，也有可能改變當代文學史的走向。”（張瀅瀅：《馬伯庸新作〈大醫·破曉篇〉首發：再現百年前的醫者風范》，《文學報》公眾號2022年9月3日）我覺得，他的這些看法，尤其是最后的這個結論，也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說的，肯定不是一時之即興之言。于我而言，讀完《大醫·破曉篇》之后，對上述看法與觀點，我是非常認可的。

馬伯庸以其《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的創作實踐，已經給我們方法論上的啟發，諸如對敘事時間、敘事速度、細節密度精準運用的“故事術” “敘事法”等等。《大醫·破曉篇》更是以其故事生發地、精準切入虛構現場、建構令人信服的歷史生活模擬過程，光大了其方法論上的啟發。但是，我覺得，《大醫·破曉篇》以其對宏大歷史的敘寫，真實而精準的細節把握，還有這一切都是通過作為個體生命的主體性介入與擔當，這三者的精妙結合與從容書寫，才是對當下的小說文學創作方法論上的極其重要的啟發。

二

古希臘的辯證法大師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世界是一團永恒的火”。他很早就告訴我們，那個處于永遠運動中的“邏各斯”才真正是世界的本質。這個“邏各斯”不是一般的作為部分之和的集體，而是一個具有有機功能的總體。它既是本體，又處于辯證的運動中。黑格爾的總體性思想，則認為：那個作為世界真實存在的絕對理念就是至高無上的總體。相對于它，現實世界中一切具體的存在都不過是這個絕對理念有限的定在。盧卡奇說：“這是因為作為總體的歷史（一般的歷史）既不只是個別歷史事件的機械總和，也不是一個對立于別的歷史事件的先驗的觀察原則，這樣一個原則因此只能借助于特殊的學科，即歷史哲學，才能發揮作用。”歷史哲學作用下的“真正的歷史的力量”，告訴我們，“正是歷史過程的整體才是真正的歷史現實”。（［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1，232頁）

盧卡奇這種具有歷史辯證法的總體觀告訴我們，經驗的歷史是由無數個歷史事件構成的，但是，歷史研究必須從這些“表面的泡沫”去挖掘隱伏在它們之下的社會歷史關系的真實本質。沒有對歷史本質的揭示，也就不可能對歷史事件有正確的理解。而辯證法就是把整個歷史過程理解為一個總體，把歷史事件看作歷史總體的一部分，它能夠透過歷史現象而達到對歷史本質的把握。（段方樂：《總體性的終結：從盧卡奇到阿多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頁）

盧卡奇的總體觀還特別強調：“把握歷史總體的第一步就應當是把握人的總體或總體的人，正是人與人的關系的總體才構成了歷史運動和發展的根源，使歷史表現為一個總的、流動著的過程。”（張康之：《總體性與烏托邦：人本主義馬克思的總體性范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頁）

馬伯庸通過對上海華山醫院院史、上海《申報》、清末民初中國紅十字總會歷史資料和近代醫療史等大量專業文獻，進行了“掃蕩”般的閱讀與考古般的論證后，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這些先哲們的世界觀，去面對這半個世紀的中國近代史以及這期間的一系列有關醫療與各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歷史本質性的思考與總體性的思考。進入小說文學創作與藝術性工程構建的時候，馬伯庸不由地會對歷史過程中的人與歷史進程和歷史事件中人的能動性、主體性進行總體性的把握與構思，計劃運用宏大歷史、真實細節與個體擔當三者高度融入一體的創作方法，來書寫這段“大歷史”。

《大醫·破曉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關東、皖北和英國倫敦。而待將出版的《大醫·日出篇》，會將故事從北洋軍閥時代一直延展到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通過一群卷入20世紀上半葉動亂時局的醫生，通過這些醫務工作者的視角和主體性介入，去充滿時代熱情與理想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國最苦難、最艱辛、最恥辱、最血性的“大歷史”與“大時代”，書寫中國人民那段波瀾壯闊又而震撼人心的抗爭史和救亡史。

在歷史的縫隙中尋找人的各種可能性，在歷史事件中發現人的主體性，在歷史過程及其進程中探索歷史的本質性。作家將小說的三個主人公，設定為這樣的三種不同出身與經歷：方三響，是日俄戰爭造成的關東某山村全村幾近覆滅后的孤兒，接受紅十字會的資助，成為“定向培養生”；孫希是一個被外交官收養的孩子，在歐美游歷長大后，回國來到紅十字會醫院工作；姚英子則是上海一個巨富之家的獨生女。三種不同的身份高度濃縮了紅十字會醫院第一代醫生的三種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與人生經歷，造就了不同的世界觀與生活習性，但是，他們都是“少年中國”之形象代表。隨著宏大歷史的徐徐展開，他們都以強烈的主體性意識，介入到歷史過程與歷史事件之中，擔當起自己應當承擔起的責任與使命，彰顯出其“潛龍騰淵，鄰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的時代之子形象。

“時間魔法”得心應手的運用，已經成為“馬親王”小說的高度辨識。《大醫·破曉篇》更是把年代時月列為每個章節的標題，按照時間的有序進程，大開大闔地去対宏大歷史的具體進程進行細密度、高強度的敘寫。尤其第一章“一九〇四年七月”，七月三日，關東日俄戰爭炮火下的鄉村少年方三響與全村人即將要被全部擊斃，命懸一線的希望，就是大清是否加入萬國紅十字會；也是這一天，旅居英國倫敦的中國少年孫希，正在以大清國駐英國公使張德彝的助手的身份，執行一項重要的外交使命，往國內電拍《日來弗紅十字會公約》；還是這一天，富家少女姚英子在上海虹口北外灘飆車闖禍，撞到了電報總桿。同一個時間節點，三個不同空間的少年遭遇，都在一個全知視角下進行了總體的觀照，不僅渲染了人類“天涯共此時”的命運維系感，而且顯示出歷史進入20世紀后，包括醫學在內的種種技術進步，正在改變著人對時間、空間的感知，改變著人的生命與時空的關系，改變著人與人的聯結方式。這不在僅僅是一種電影平行剪輯的多線并行敘事手法的運用，而且也是在更高更快更強的敘事速度刺激快感下的一種對宏大歷史空間的立體形象呈現。

時間作為十個章節的題目，已經開始了有序推進。作家選取歷史進程中的日俄戰爭、上海鼠疫、皖北水災、武昌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詳細的敘寫。各種人物紛紛登場。大清高官馮煦，外交官張德彝，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院長何登，董會沈敦和、施則敬，院務主任曹渡，醫生王培元，外籍醫生峨利生、柯師太福、亨司德，上海女子中西醫學院校長張竹君，《申報》大記者農躍鱗，上海青幫的劉福彪、劉福山、杜阿毛，法租界官員克萊格、巡捕史蒂文森等人物，都在這些歷史事件中大顯身手，矛盾沖突，性格突現，主體性和介入性依然十分強勁。

他們在歷史現場中的角色彰顯，在不同事件之間草蛇灰線的牽連，都讓我們看到了宏大歷史的肌質紋理，看到了全球視野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

三

宏大的歷史要讓人感到真實生動，必須要對當時的日常生活與生活細節的進行描繪，必須要對當時的社會形態與社會觀念進行呈現。只有通過對歷史縫隙深處的具體細節進行細致的描摹，才能讓讀者感到歷史的溫度、時代的真實感和事件的現場感。

馬伯庸深諳其道。他說：“我寫歷史小說有一個原則，就是要求這個歷史小說的故事情節，如果換到不同時代，就是不成立的。換句話說，我要寫出每個時代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要素就是對生活細節的描摹和對當時社會觀念的呈現。如果在這兩方面能營造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那么讀者對小說中的‘時代’就會有強烈的沉浸感和體驗感。”（《歷史小說應兼容真實性與藝術性》，《人民日報》2022年4月15日）《大醫·破曉篇》的大獲成功，正在于此。

對歷史史料的嚴謹考據，挖掘歷史事實中值得考究的內容，還原歷史事件的具體場景與細節，可以說是其重要的創作特點。

第二章劉福山被兩個農夫漢子砍傷脖子后，在紅十字會總醫院割癥室的緊張場面描寫中，作家始終不放過對其場景種種細節的描摹。把厄蘭格血壓計裏在傷者的手臂上；啟動德爾格麻醉機，活塞“啪嘰啪嘰”地運轉起來；姚英子“熟練地依次擰開氯仿灌的通路閥門、節流閥和計量閥，然后連通麻醉機的負壓腔”，“孫希計算了一下用量，讓姚英子有節奏地把氯仿泵入傷者鼻孔。過了一分鐘后，孫希用鈍頭竹簽子劃了一下大腿內側，摸了摸，傷者的提睪肌沒有反應，說明麻醉已經見效。”（《收獲·長篇小說》2022年秋卷，第32頁）

孫希用卡雷爾血管吻合術的三定點連續縫合法進行手術，忽發血管痙攣，方三響急中生智，把煙槍木桿煙嘴里的熟膏用酒精熏烤成稀泥糊糊進行濕敷，竟是罌栗堿在起到有效的作用。

第三章中祥園煙館劉福彪宴請方三響時，對青幫中每道菜吃前都得輪流拿筷子敲一下飯盆的“勸鐘”規矩，竟是后來上海鼠疫的罪魁禍首。

第四章中姚英子和孫希、方三響到新開的虹口活動影戲園看“鎳幣西片”，法國魔幻片《驚馬》《魔磚》《阿拉丁神燈》之后的時事片子中,拍的是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俄國掀起的一股反對沙皇熱潮，而且是法國導演呂西恩·農居埃從波將金號里得了靈感拍的片子。

第六章皖北大水災中，姚英子到三樹村里找邢大丫頭的姆媽，卻在觀音廟里遇到大腹懷孕鄉紳媳婦翠香和鄉紳給她雇的穩婆，逢洪水襲來，又生腫腳癥，根本動彈不得，“一邊避水一邊準備生產。‘她還沒生呢，你把手伸進產道去做什么？’姚英子突然質問。穩婆搓了搓手，賠笑道：‘這位小姐怕是還未經人事，翠香這胎兒忒大，所以每天得多掏掏，開開路，到時候好生。’姚英子急得大叫：‘你有沒有常識啊！沒到臨盆，怎么可以強行擴張產道？而且你手上那么長的指甲，伸進去造成感染怎么辦？’”（同上，第110頁）。

好多只有那個時代中所具有的歷史現場與歷史細節的描寫，足見作家對歷史基本事實的尊重。作家不是不顧歷史事實，而去進行所謂自由的藝術想象，而是在充分尊重歷史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文學想象，進行合理推演，進行現場還原。其文學想象力，是在充分了解歷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邏輯，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細致入微的文學描摹，并富于情節的張力、故事的意義與人物的形象以嶄新的內涵。

這種堅持尊重歷史真實的“守正”文學創作觀，這種戴著歷史史實的鐐銬進行創作的文學想象力，這種在宏大歷史敘事的歷史空隙中填充時代特征要素的創新，的確值得當代好多作家認真學習和借鑒。

四

馬克思說：“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地他也是總體、觀念的總體、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主體的自為存在，正如他在現實中既作為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馬克思的這段話，啟示我們：文學創作不是某種觀念、某種想法、某種思想的寫作操作；小說中的人物不只是符號、意念的代表和思想意義的傀儡。因為這些觀念、想法和思想，被你讀后知道或識破，這種文學創作就可能會變得毫無吸引力，甚至成為笑柄。

小說中的人物，要想讓讀者忘不掉，就必須像現實生活中的人一樣，作家要竭盡全力賦予他們生命力。而這生命力，就是給予人物主體性的總體性,讓他們在小說中的歷史進程、時代變革、重大事件和日常生活場景中，主動介入，熱情承擔各自的任務、工作和使命。

小說的核心在人物。優秀小說的魅力，是在于它們給我們奉獻了有主體性、總體性和說服力的人物。那些優秀的小說，其突出的貢獻，就在于那些已經過去很久的人物，不僅走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時地陪伴在我們的左右，而且還以其主體性與總體性介入并構建我們的生活。而現在好多作家放棄了對人物的精心塑造，只是滿足才觀念性的文學創作，只能讓讀者讀時像坐過山車一樣發出不斷尖叫，但讀完之后也像過山車一樣給過人刺激以后，平穩著陸，毫發無損地回到了習慣的生活，仿佛什么也沒有一樣。只有鮮活的、有生命力的人物，才能讓我們從心里放不下，與我們同喜同悲，生命相聯。當然，也只有鮮活的、有生命力的人物，才能引領我們走進歷史與時代的精神內部，真實生動地感知歷史時代與現實世界的豐饒和遼闊。

馬伯庸給他小說中的人物注入了強烈的主動性和總體性，讓他們主動介入歷史過程，擔當起了各自的任務和使命，從而讓《大醫·破曉篇》中的那些人物顯現出強烈的動作性，迸發出了人物與人物之間碰撞的思想交鋒與火花，凸顯出了這些人物各自鮮明的性格特征。方三響的粗獷、勇猛、熱情與膽識，孫希的雅致、細心、猶疑與誠懇，姚英子的潑辣、大方、細膩與敏感，大記者農躍鱗的大膽而又充滿激情、自由而又充滿獨立意識的性格，青幫老大劉福彪的自命不凡與包容大度，法租界巡捕史蒂文森的精明、敏銳、利索與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的機敏、周詳、絮叨和不被姚英子了解的“輕身功夫”，都合情合理地在歷史的進程與種種大事件中得到展現，都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微觀沖突中得到細致的呈現。尤其是大清高官馮煦與董會沈敦和、施則敬、曹渡，與赤十字會張竹君的一系列斗爭，從開始的布局到暗地運作，再到雙方辯駁，公開陳述，白熱化聲討與聲援，暗度陳倉而井然有序，浪潮涌動卻爆而不發，都不動聲色地精雕細刻出這些人物各自的性格特點和形象特征。

特別是第五章醫生王培元、峨利生帶領青年醫生們奔赴蚌埠集的皖北水災現場，面對滿目絕望的螞蟻般的廣大災民，王培元領引大家回顧希波克拉底誓言，背誦中國古代藥王孫思邈在其《備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中的話，“凡大醫治病，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如此可為蒼生大醫。”“‘見彼苦惱，若己有之。見彼苦惚，若己有之。’峨利生念叨了兩遍，到底還是改換回了英文：‘看到別人的苦痛，如同自己有同樣的感受。這種共情，是救疫所必備的精神。所以你們一定要記住，我們接下來要去的不是地獄，而是戰場。我們要去戰勝的不是病患，而是疾病。’”真的，在讓方三響、姚英子、孫希們感動得熱血沸騰的時候，也把此時此刻讀書的我們感動得激情澎湃。

還有第十章在租界工部局大樓的那場公開爭辯，沈敦和與張竹君的步步為營與據理力爭，還有農躍鱗的熱情分析，還有李提摩太的熱情擁抱，把沈敦和和張竹君對大清腐敗政府無能衰弱進行無情批駁的“共演的雙簧”，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中各色人等的內心世界與形象性格展露無疑。就是在這人山人海的激烈爭論中，一大批大清紅十字會和赤十字會的醫生與醫護人員已經登上了那艘洋灰色大船,汽笛轟鳴，瑞和號客輪己經離開上海，向漢口租界的二碼頭挺進。這讓最狡猾的巡捕史蒂文森氣急敗壞，使他冒險搜捕運送武昌起義的物資與重要人物的計劃以失敗而告終。果然在遙不可及的數百公里之外，姚英子和陶管家走下舷梯，“忽然注意到一件怪事，那些一等艙的醫生們第一批下了船”，“先登上另外一條泊在碼頭的竹篷小船”，“小船輕輕滑入航道，朝著江對面的武昌而去。”姚英子問張竹君：“張校長，那些醫生怎么先走了？”張竹君淡淡道：“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們到底是誰呢？”數秒之后，張竹君“忽而展顔道：‘事到如今，倒也不必收收埋埋。’”他們就是黃興、徐宗漢、宋教仁、田桐和日本人萱野長知。（《收獲·長篇小說》2022年秋卷，第211頁）

小說通過這些最激動人心的歷史場景，終于充分展現了這些小說人物們的潛在主動性與總體性，讓我們從場面沖突的縫隙里發現并展示出歷史進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讓我們自然要重新審視這些重大歷史現象與普通個體命運的內在關系。正如小說中那個充滿歷史睿智的大記者農躍鱗所說：“如今這個時局，最大的慈善，無過于拯救吾國之命運；最高明的醫術，無過于拯救吾民之靈魂。沈敦和與張竹君，一個慈善家和一個醫生，他們在這片黑暗中拼命尋找著出路，求索變化，這才是大節所在。”（同上，第210頁）盡管歷史的過程是幽深而曲折的，但是，它在不同的個體生命的生存際遇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刻錄重要的歷史印痕。由于個體生命鮮活地主動介入，各種歷史場景與歷史細節的迅速激活，各種浮游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民族、國家、社會等大的概念，就會充滿生命溫度地以各種曲折隱蔽的方式進入到了歷史宏大敘事之中，成為生動形象的、充滿激情與理想的文學形象，吸引和感染著無數的人們。《大醫·破曉篇》，還有我們熱切期待的《大醫·日出篇》，正是馬伯庸孜孜致力于創作的這樣的文學作品，其意義就在于，不僅在民族、國家和社會等層面上煥發出文學新的的意義，而且也在日常生活與個體生命共存的層面上，重新考察了文學與歷史現實、民族、國家和社會之間種種隱秘的聯系與互動。這樣的文學，不僅向民族、國家和社會敞開了自己，而且也向歷史世界與現實社會敞開了自己，由此讓我們反觀現在所遇到的疫情抗擊防治與世界局勢之大變局，去思考個體命運史、個體生命史與國家民族命運史和歷史風云變幻的那種真切的、貼膚的內在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