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今年4月13日是同濟大學老校長李國豪誕辰110周年紀念日，追憶老校長以身許國、為國育才、為師生鑄魂的高尚品格，不禁感慨萬千。

李國豪系廣東梅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任同濟大學校長、名譽校長，榮獲首屆“上海市教育功臣”稱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是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第四屆、第五屆理事長，中國工程學會聯合會首屆主席，1981年被國際橋梁與結構工程協會推選為世界十大著名結構工程專家之一，曾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科技進步獎、陳家庚技術科學獎、國際結構工程功績獎等，是杰出的科學家和土木工程領域當之無愧的泰山北斗、一代宗師。他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后同濟大學與德國的交流，使同濟成為國家在科教領域對德對歐合作的重要窗口；他還曾擔任政協上海市第六屆委員會主席，上海市科協第二屆委員會主席，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的決策咨詢建立了不朽功勛，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16歲那年，他考入國立同濟大學，從此與這所學校心手相牽，在同濟的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他的精神和品格深深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同濟人，同濟后學親切地尊他為老校長。

歷經磨難

為救國留學 為育才而歸

李國豪老校長在同濟大學求學成長的階段，正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時期，也是那一代熱血青年尋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歷史時期。1937年，震驚中外的“八一三”事變爆發，同濟大學吳淞校區在日寇連續兩天的轟炸中僅剩殘垣斷壁。面對滿目瘡痍的校園，滿腔悲憤的同濟師生被迫走上前路茫茫的流亡搬遷之路。從上海輾轉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廣西八步，部分師生甚至繞道越南前往昆明，在昆明辦學兩年后，四川宜賓李莊以“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十六字電文，讓幾乎陷入絕境的同濟師生終于在長江邊上的小鎮安放了幾張平靜的書桌。

遷校前兩年，李國豪老校長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同濟大學土木系并留校任教，在隨校從江西贛州遷往廣西八步途中，他收到洪堡基金支持赴德深造的通知。其時的李國豪十分糾結，但“國破需勇士，興國需英才”，在導師的勸說下，他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惜別患難與共的同濟師生，遠赴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深造。在德國，李國豪迅速在學術界嶄露頭角，27歲發表博士論文《懸索橋按二階理論的實用計算》，德國橋梁工程界為之轟動，由此一舉成名，被譽為“懸索橋李”。1942年，他以論文《用幾何方法求鋼構影響線》獲得德國特許任教博士學位。留德期間，他參與漢堡易北河上主跨800米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基輔橋的初步設計計算和部分構造設計任務，找出了德國弗蘭肯谷河上在建懸索橋垮塌的原因，參加了德國鋼結構穩定規范修訂工作，深入研究了彈性穩定的基本問題……大量的理論探索和工程實踐，讓李國豪成為當時橋梁建設領域最頂級的專家。

潛心學術研究和工程實踐的同時，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國內抗戰動態和母校師生安危。1940年，在慕尼黑的一次中國留學生聚會上，李國豪慷慨陳詞：“國家要強大！只有強大，外敵才不敢加害，國家強大需要我們挑起擔子！”從他內心迸發出來的強烈的家國情懷，感染了在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醫院工作的葉景恩博士，也從此開始了他們40余年相濡以沫的風雨人生。

二戰結束之后，歐洲各國重建亟需大量工程技術人才，但李國豪歸心似箭，毅然決然地選擇回歸飽經戰火蹂躪的祖國。他說，那里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愿用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培養國家急需的建設人才，修復戰亂帶給祖國山河的創傷，架起振興中華民族的橋梁。他揮手告別恩師和學界同仁，帶著臨產的妻子葉景恩，輾轉法國、越南，終于在1946年回到魂牽夢繞的祖國，擔任同濟大學土木系主任，他為回國途中在難民營出生的女兒取名“歸華”……

2000年仲夏夜的萊茵河畔，李國豪一生中最后一次前往德國，約見了同樣從同濟大學赴德留學，時任德國奧迪汽車公司生產部、總體規劃部技術經理萬鋼。他向萬鋼講述了自己當初在德國留學的經歷和歸國的心路歷程，語重心長地說：“我已經是接近90歲的老人了，今后也可能來不了德國了，我這次來這里的心愿之一，是希望你回國工作。雖然你在奧迪工作得很不錯，達到了你人生的一個高峰，現在國內發展形勢很好，國家亟需像你這樣又懂科技管理又有國際視野的人才，為什么不回到祖國，走向你人生的另一個高峰呢？”老校長推心置腹的長談，深深地打動了一直密切關注國家發展的萬鋼。那年西方圣誕節的前夜，在奧迪公司打拼了10年的萬鋼毅然放棄優渥的待遇，背負簡單的行囊回到同濟大學，從一名普通的教授做起，開啟了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乃至推動國家科技發展的新征程！多年以后，已擔任科技部部長的萬鋼回憶起萊茵河畔的那個夜晚，感慨地說：“是李國豪老校長讓我最后下定了回國的決心，他的一片赤誠之心，深深地打動了我。”

忍辱負重

為江河架橋 為民族立心

在“文化大革命”風雨如晦的日子里，李國豪老校長也受到了沖擊。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曾在上世紀90年代采訪過李國豪。在談到“文革”的經歷時，李校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淚下。“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這樣淚流滿面。”龍平平說。關于“文革”期間的心路歷程，李國豪老校長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當時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和屈辱，他也曾想過一走了之，告別這個苦難的人世。長夜難眠的時候，翻看枕邊的《史記》，讀到《報任安書》時，忽然有所感悟：司馬遷當時居廟堂之高，受萬人尊崇，卻因李陵事件遭受宮刑之禍。這樣的奇恥大辱，一般人都可能會一頭撞死在大殿的石柱之上，何況像司馬遷這樣的士大夫？但司馬遷選擇了忍辱負重，用畢生精力完成皇皇巨著《史記》，影響后世幾千年。他說：“如果自己一走了之，祖國廣袤的大地上，有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有那么多的高山深谷，如果有一天國家要搞建設了，掰起手指頭數一數，國家還有幾個人會修路造橋，培養建設人才啊？”于是，他把那瓶保存多日的安眠藥，悄悄倒入駐地附近的小池塘，哼起了最喜歡的那首德國民謠：

Alles geht vor(FC00)ber（一切都會過去），

alles geht vorbei(一切都將逝去)；

Nach dem Dezember（寒冬臘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又是明媚春光）。

李國豪老校長果然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也迎來了他夢寐以求的修路架橋的春天。1986年底，李國豪的學生項海帆在日本東京大學訪問時，偶然得知象征著浦東開發開放的上海南浦大橋可能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免費設計、低息貸款幫助建造的消息。回國后，項海帆立即向時任上海市政協主席的老師報告了這一情況，師徒二人決定為中國人爭取這次歷史性機遇，實現我國大跨度橋梁的自主設計建造。李國豪找準時機向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同志講述了由中國人自己建造南浦大橋的理由，并建議江澤民市長抽空到同濟大學看看已開展的工作和科學實驗。1987年7月，江澤民同志如約來到同濟大學，聽取專家匯報。其后項海帆又向市領導寫信：“中國橋梁工程界完全有能力自己設計和建造像黃浦江大橋這樣規模和技術難度的大跨度橋梁。由外國人在國際橋梁會議上的講臺上演講有關中國大橋的論文是難以想象的，中國工程界需要用實踐來提高自己的水平。”李國豪老校長略加修改后送出。1988年初江澤民市長在這封信上批示：“我看主意應該定了，就以中國人為主設計，集思廣益，至多請個把美籍華人當當顧問。”1991年南浦大橋建成通車，日本橋梁界權威參觀后感慨地說：“我們本來以為中國工程師不敢自主建設這一工程，但是你們完成了，而且做得很好。你們會了，我們就很難競爭了，按照你們的造價我們做不下來。”事實上，南浦大橋的造價不足日本概算的一半。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虎門珠江大橋經國家計委立項后，傳來由一家英國公司承擔大橋設計任務的消息。李國豪老校長心急如焚：虎門是什么地方？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讓英國人設計大橋，這讓中國人情何以堪？他連夜致信時任廣東省省長葉選平：“虎門是中國的南大門，又是當年林則徐焚煙之處。虎門大橋的建設不但有著經濟意義，同時也含著特殊的政治意義。我國橋梁工程界，尤其是廣東省的有關工程技術人員都十分關心此事，盼望能為大橋建設出力，并為國爭光。”1992年10月，由中國人自己設計的虎門大橋終于破土動工，李國豪親自擔任大橋的顧問組組長。1997年虎門大橋飛架珠江口，全長15.76公里，建成時被譽為“世界第一跨”。

兩座大橋的設計建造，迎來了中國大跨度橋梁自主創新的嶄新時代，標志著我國大跨度橋梁建設的理論和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后，李國豪又擔任了武漢長江二橋，南京長江二橋，上海楊浦大橋、盧浦大橋，江蘇潤揚長江大橋、江陰長江大橋，廣東汕頭海灣大橋、伶仃洋大橋以及長江口交通通道、杭州灣交通通道、瓊州海峽交通通道等重大工程的顧問或專家組組長，很多橋梁在跨徑、橋塔高度、技術難度等方面都開創了當時的世界第一。他把論文與情懷寫在了祖國大地上，在大江大海、高山深谷之上架起了一座座氣勢恢宏的橋梁，更在民族的心靈深處奠定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基石！

殫精竭慮

為同濟指向 為師生鑄魂

幾乎在李國豪回到祖國的同時，同濟大學也從李莊回遷上海。彼時同濟大學已經發展成為一所擁有醫、工、理、法、文五大學科門類、蜚聲海內外的綜合性大學。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教育科技事業百廢待興，為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同濟的醫學、理學、文、法、測繪、造船等優勢學科或支援其它高校，或整體搬遷內地，為新中國優化高教布局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輪高教布局調整結束后，同濟成為僅有鐵路公路、上下水道、結構、建筑、測量五個系的單科性大學。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50年代高校布局調整中，同濟大學調到兄弟高校的一級教授多達16人，調整結束后同濟大學一級教授僅剩李國豪1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華大地迎來科學和教育的春天，李國豪也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校長，引領同濟發展的責任歷史地落在了李國豪肩上。他帶領全校師生，意氣風發，開風氣之先，倡導并組織實施“兩個轉變”，即“恢復對德聯系和德語教學傳統，由土木為主的單科性大學向以理工為主的多科性大學轉變”。

1979年1月，鄧小平、方毅等八位副總理批示同意《關于同濟大學與西德建立聯系并恢復使用德語教學的報告》后，李國豪校長旋即帶隊赴德進行了為期近1個半月的考察，并與波鴻魯爾大學、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建立了校際合作關系。其后廣泛開展與聯邦德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工業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并在德國成立了“同濟之友協會”。聯邦德國總統卡斯滕斯、總理科爾相繼訪問同濟大學，李國豪校長被聯邦德國授予“歌德獎章”，這標志著同濟大學對德合作發展達到新的高度,當之無愧成為我國對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李國豪老校長對向多科性和綜合性大學發展念茲在茲，把它當作重振同濟先賢開創基業的責任和培養高水平綜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他常常向師生們講述他在同濟求學時期與醫學院學生同住一個寢室相互交流學習的往事，他說不同學科背景的師生在校園中交流激蕩，有利于創新型、復合型人才培養，這也是綜合性大學的魅力所在。他提出把同濟建設成為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社會主義大學，大力推進學科建設向理科、文科和管理學科拓展，并力求恢復重建同濟醫科。他任內最大的遺憾是雖經苦心孤詣的努力，但因種種原因重建醫科這一富有遠見卓識的辦學追求沒有得到批準。1984年，李國豪退居二線，擔任同濟大學名譽校長。他對繼任的江景波校長語重心長地囑托：“恢復同濟醫科，在我手上沒有實現，希望你能完成這個使命。”這句話幾乎成為其后歷任校長交班時一個沉重的話題，也成為歷屆校領導班子肩上沉甸甸的責任，不遺余力地加以推進，直至吳啟迪校長任上同濟醫科才得以恢復重建。李國豪老校長倡導并實施的“兩個轉變”發展戰略，為同濟大學今天發展成為綜合性、研究型、國際化的一流大學起到了奠基性和引領性作用。

大學生是國家的棟梁和民族的希望，早在1947年國統區“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擔任同濟大學工學院院長的李國豪就大力保護請愿學生，為民族營救希望的種子。他常說：“培養人才要不遺余力，也要不怕擔風險。”他把為國家民族造就棟梁之材當作畢生使命，敢于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壓擔子、讓青年人才挑大梁。著名的結構力學專家俞載道教授曾說：“如果說我這一輩子還做出了一點科研成績，那也歸功于李校長在我起步之初的攙扶和指引。”在他的引領下，同濟大學形成了“嚴謹、求實、團結、創新”的校風；他的學生中，有多人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行業的精英骨干更是桃李滿天下。如何讓大學生成長成才、報效國家，是李國豪晚年最深切的牽掛。改任名譽校長后，無論工作多么繁忙，他幾乎每年都會參加新生開學典禮，直到90歲高齡。許許多多世紀之交畢業的同濟校友都依然記得，老校長在開學典禮上勉勵師生為振興中華而奮斗的場景。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這樣評價李國豪老校長：“大師的涌現需要‘大愛’托舉。他以人格力量、學術功底，跨越人生無數障礙，為后人留下精神財富。”

嚴謹求實

為國家獻策 為發展擔當

寶鋼建設工程是改革開放后上馬的第一個重大工程項目，第一根樁基打下那天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之日。然而，寶鋼工程建設之路卻一波三折，李國豪老校長以其精湛過硬的專業水平和義無反顧的擔當精神，為推進寶鋼工程順利建成投產立下了汗馬功勞。

面對投資巨大的“國字號”項目，為了確保寶鋼建設不走彎路，李國豪力主成立顧問委員會并被任命為首席顧問。顧問委員會成立不久，一期工程的高爐區、焦爐區、初軋區和煉鋼區建設工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現樁基位移，最大位移達到50厘米，各種議論指責紛至沓來，認為選址出了問題，寶鋼面臨停建的風險。時年67歲的李國豪校長趕到現場認真踏勘，連夜尋找樁基位移的成因，進行理論分析和論證，并委托指揮部開展實驗驗證，在此基礎上冒著高溫酷暑，寫出1.3萬字的報告《關于樁的水平位移、內力和承載力的分析》，提出了解決方案，樁基位移問題迎刃而解。

1979年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寶鋼的投資規模居當時大型引進項目之首，被列入調整選項，再次面臨下馬風險。面對寶鋼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李國豪校長決定實事求是，坦率直言，為國家民族的未來放手一搏！面對有關部門決定先停建一期工程再論證的要求，李國豪直言這是程序顛倒，不恰當，應該先論證再決策。他詳細分析了下馬可能帶來的資源浪費、經濟損失、違約責任和未來國家的鋼鐵需求和經濟效益，力主繼續推進寶鋼建設。《寶鋼志》記載了李國豪當時的發言：“對寶鋼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不要孤立地看寶鋼，要從上海、從全國來看，全國一盤棋”。在李國豪發言的基礎上，顧問委員會逐漸形成了共識，對寶鋼工程采取“緩中求活”的方案，提供中央決策。

1982年9月寶鋼一期工程在爭論中有驚無險地建成，對于是否再上第二期工程各方意見再次出現分歧，一時難有定論。李國豪認為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寶鋼的兩條腿，原來設計的兩條腿是一個套，不能只搞半套。他說：“一條腿不能走路，技術經濟上不合理，是錯誤的。”1983年寶鋼二期工程成套設備列入國家“七五”“八五”期間的研制任務，1984年寶鋼二期工程順利上馬，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大型鋼鐵企業從此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使中國鋼鐵工業前追了20年。在其后寶鋼給水工程建設中，李國豪也以一貫的科學態度，從技術、經濟和發展考慮，建議在江邊筑庫從長江取水的方案得到了采納。時任上海市分管寶鋼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副市長陳錦華感概地說：“國豪同志的意見給了我很大的底氣呀！”他在后來回憶寶鋼建設歷程時提到：“在最后決策時，我主要聽了李國豪教授的意見。我從工作中感到他深厚的理論知識，豐富的經驗，認真負責的精神，嚴肅的科學態度，使我在決策時感到心里踏實。后來實踐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

上世紀90年代，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還處于論證階段，李國豪就擔任了專家組組長。當時釜山、神戶、高雄等港口城市都在競爭東北亞地區的國際集裝箱樞紐港地位，形勢逼人。1999年底國家計委在上海召開專家論證會，李國豪說：“目前國際上第五代、第六代集裝箱貨輪要求水深15米，大小洋山完全具備此條件。大小洋山的地理位置是一個極好的避風港，那里建港條件也很好。從上海南匯蘆潮港往東，在海面上架設一座長橋，往來上海就更方便快捷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原本就是長江流域經濟中心的上海，更成了這個深水港壯闊而又便捷的腹地，這是中國未來的戰略選擇。”這次論證會之后，李國豪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寫了一封信，坦陳自己對于在上海設立國際航運中心的看法和在大小洋山建設深水港的可行性，期望這項關乎中國未來的工程盡快上馬。2000年10月在參加潤揚長江公路大橋開工典禮時，李國豪再次向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建議：“上海一直都是以港興市的，深水港是上海發展的生命線，現在更是迫在眉睫的事，釜山和高雄都因為有了深水港發展很快，我們得抓緊上馬啊。”2002年2月22日，國務院最終批準洋山深水港建設方案，已近九十高齡的李國豪老校長被確定為東海大橋專家組組長，他在一次專家論證會上云淡風輕地說：“我們中國的建設隊伍已經有了多年的大江大河造橋的經驗，在東海建造一座跨海大橋，技術上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問題。”

2005年2月23日17時37分，李國豪老校長在上海華東醫院與世長辭。辭世前三個月，他把在同濟最后的足跡留在了同濟大學醫學院；辭世前10天，他還在病床上詢問東海大橋的建設進度；他最后的牽掛是同濟的發展和鐘愛的橋梁事業，他把對國家民族的赤子之情和鑄就的校魂橋韻，鐫刻在后輩同濟人心中。

2008年11月，李國豪老校長的紀念雕像在同濟大學四平路校區最中心的位置落成，老校長魂歸同濟。清明時節，面對李國豪老校長的塑像，凝視老校長慈祥的笑容，不禁心潮澎湃。他的一生經歷過青少年時代國家的貧弱，感受過西方的發達，接受了同濟先輩救亡圖存、濟世興邦的心靈洗禮，在炮火硝煙中負笈海外，在百廢待興中學成歸國，在“文革”歲月里忍辱前行，在改革開放后踐行“同舟共濟、振興中華”的價值追求，耄耋之年情系國家重大工程建設，心牽為黨為國培養棟梁之材……李國豪老校長是同濟大學杰出的代表，他身上折射出的“同舟共濟、自強不息”的艱苦創業精神，“與祖國同行、以科教濟世”的強烈使命擔當，“同心同德同舟楫、濟人濟事濟天下”的深厚家國情懷，激蕩在一代又一代同濟人血脈中，激勵我們踔厲奮發，勇毅前行！

李國豪老校長，同濟之魂，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