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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食物書寫是小說繞不開的物象，作為生存的第一要義，食物的口腹感覺往往深藏著個體、社會與時代的諸多面向，進而成為重要的敘事建構。徐則臣小說的食物書寫尤為典型，其京漂小說的川湘辣味映照著都市漂泊者的激烈跳騰意味；動物肉食則與情感欲望、理想命運等相糾纏；植物素食喻示著鄉土與城市、當下與未來的多重關系；面食咖啡等主食飲品則與時空轉換、個體命運達成對話。與前輩作家饑餓敘事不同，徐則臣等年輕一代作家，通過貼近實感的口腹欲望隱形傳導著食物表征的權力關系、社會變遷，食物書寫由此見證了小說家的審美與思想質地，顯示出特定的文化癥候。

關鍵詞：徐則臣 食物書寫 動物肉食 植物素食 敘事建構

20世紀以來，現代小說在中國興起并成為核心文體，便以無所不在的觸角打探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小說家們不由自主驅遣筆墨于衣食住行各種事物，這些看似敘事表層的物質存在，不僅強化小說人物角色、推動故事演進，也讓我們理解人與社會的特定狀態，注目思量其背后潛藏的身份體認、社會文化、經濟結構、歷史意識等諸多問題。其中，食物書寫尤為值得關注。明清《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食物以癥候性的世俗意味成為小說不斷解讀的點。英國女作家安杰拉?卡特以《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機器》《新夏娃的激情》等，其食物意象表達著身體權力等關系。①近年廣受好評的韓國“70后”作家韓江的《素食者》，以食物隱喻精神、肉體的復雜關系。顯然，作為人類存在、繁衍最基本的物質必須品，食物或隱或顯地影響著個人身心、行動行為、社會關系等，圍繞食物的生產生活是古今中西小說敘事值得關注的重要面向。

正因食物對生存細微而宏大的意義，莫言、賈平凹、劉恒、余華等不同代際小說家給予食物以深切關注與特定書寫。陸文夫《美食家》、莫言《豐乳肥臀》、劉恒《狗日的糧食》、阿城《棋王》、余華《許三觀賣血記》與《活著》等食物書寫呈示著時代的窘迫以至荒謬，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21世紀以來，年輕作家也以不同的食物書寫表征著時代、精神、審美等豐富指向。如弋舟《劉曉東》中不斷出現的酒、孫頻《松林夜宴圖》中外公的食物嗜好，食物明顯寄寓著生存困惑、精神迷茫等多重意蘊。值得注意的是，徐則臣特別有意味地聚焦于不同種類食物，小說主題、人物、情節與不同食物形成內在的文化同構，如麻辣燙、水煮魚等川湘辣味與都市漂泊者的奔騰動向，動物、植物等葷素食物與理想情懷、欲望命運、空間轉換等呼應關系，新近長篇《北上》則對主食飲品進行了時代文化、個體命運等對話式呈現。徐則臣小說的食物書寫與莫言、余華等形成了互動與映照，使食物成為解讀其小說的獨特符碼，也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癥候性呈現。

川湘辣味與都市漂泊

早期徐則臣以“京漂”敘事為文學界稱道，《啊，北京》《天上人間》《跑步穿過中關村》、《西夏》等系列小說淋漓酣暢刻畫了城市漂泊者形象，不僅為徐則臣積攢了最初的文學聲譽，也以假證制造者等京漂形象打開了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隱秘角落。彼時“農民工”正逐漸受到關注，由鄉而城的漂泊情感、異鄉靈魂如何放置，陳子午、邊紅旗、王一丁等年輕的都市漂泊者都堪稱鮮明的時代映照。值得注意的是，“京漂”敘事中，陳子午、邊紅旗、王一丁們經常游走于路邊攤，麻辣燙、水煮魚等川湘麻辣食物不斷閃現，與漂泊者們相形相隨，成為這一群體飲食的特定樣態。川湘麻辣的食物轉換與認同，不僅凸顯著年輕的都市漂泊者對沸騰生活的無奈體認，也以味蕾感官刺激潛隱著漂泊境遇的無助情感。

《天上人間》中，表弟陳子午原不吃辣，來北京只想吃有名的東來順火鍋（這一向往隱含著對北京城市的認同，是彼時陳子午食物鏈的最高端），卻未能吃成。打架后的困頓里，陳子午把“我”買回的“香辣豆腐條、香辣雞胗、麻辣鳳爪、久久鴨脖子”“轟轟烈烈”地吃了，轉而認為“麻辣的最好吃”。口味是很難轉換的，但漂泊的酸甜苦辣卻讓陳子午的味覺適時轉換，借由麻辣食物，陳子午的新味覺與漂泊生活達成一致，壓力與苦痛都在此消解。此后，陳子午就與川味麻辣形影不離（也開始與人斗強使狠），無論是照顧“我”而買來胡同口小飯店的“麻辣一鍋香”，還是和朋友頻繁聚于麻辣燙小攤，川味麻辣始終是陳子午等漂泊者的最佳食物。隨后，北京姑娘聞敬和陳子午相識于麻辣燙攤。姑娘被陳子午打動，同居后，姑娘能燒“紅燒鯽魚和麻辣雞胗”，給予漂泊者陳子午以生命歸宿。做飯成為聞敬情感轉化與確認的飲食行動，而且所做的并非火鍋、炸醬面等京味食物，而是適宜于漂泊者陳子午口味的麻辣雞胗。

從食物原料來看，“辣椒在明清之際傳入中國，沿嶺南、貴州流布入四川和湖南地區而形成了長江中上游辛辣重區”②。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辣椒本就是外來物種，具有適應漂泊流徙的特性。21世紀以來，中國交通跨越發展，人員急速流動，物品交流加快，辣椒以其攜帶的漂泊基因，從南到北，由鄉而城，成為遍布中國大小餐桌的重要食料。于漂泊者而言，濃烈麻辣的重口味食物既是疲憊累乏肌體重煥精神的資源，也是緩解壓力的重要食材。辣的刺激喚起疲憊漂泊無定的心，勾起在城市繼續奮斗的信心，所以，城市漂泊者陳子午不僅改變了不能吃辣（近乎本能）的飲食習慣，而且愛上麻辣，這無疑是川湘麻辣與漂泊者的內在契合。

徐則臣著意強化漂泊者與辣椒的內在契合。《耶路撒冷》中，源于弟弟死亡之痛，秦福小常年漂泊，學會自制泡椒后不斷流徙，泡椒始終是其拿手菜，并成為秦福小孤獨漂泊中最好的食物慰藉。三個發小初平陽、易長安、楊杰都喜愛辣椒，因為在北京，“吃不了辣的跟沒錢一樣，混不下去”。可以說，不是漂泊者選擇了川湘辣味，而是川湘辣味適應漂泊者。于漂泊者而言，首先必須管飽；迫于漂泊狀態，食物又應便宜；如果前面很難滿足，那么加上辣椒重口、刺激感官，一切都可以了。因此，川湘麻辣幾乎是漂泊者的唯一食物選項。辣椒以特殊的味覺刺激成為漂泊群體食物結構的中心。

麻辣之外，酸辣的水煮魚是徐則臣京漂系列另一典型食物。《西夏》中西夏和王一丁有高興事就去吃水煮魚，《啊，北京》里一明、沙袖、邊紅旗們常以水煮魚為奢侈而聚會。當酸辣魚片進入身體，勞累奔波的心靈和身體同時得到慰藉。邊紅旗是徐則臣塑造的典型形象，這一形象與水煮魚形成了別有意味的互動。北京女人沈丹的拿手菜是水煮魚，水煮魚是魚和水的煎熬，是男人、女人關系的隱喻，也是食物與人的關系。邊紅旗認為自己“離不開水煮魚，離不開北京了，三天見不著心里就空蕩蕩的，水煮魚可是丹丹的拿手絕活，離不開呀”。錯綜復雜的文化與現實隱喻匯集在酸辣的水煮魚中，水煮魚顯示出別有意味的審美象征性。因為北京女人沈丹，漂泊者邊紅旗最愛水煮魚，沈丹的水煮魚更是天下一絕。所以非典期間邊紅旗歸鄉，總是夢見“一盆盆總也吃不盡的水煮魚”。婚外情人（北京女人）、食物和人由此形成同構。按照孔子“食色性也”的論斷，魚水之喻、酸辣滋味，以及沈丹與水煮魚，顯示出漂泊男人邊紅旗的尷尬、無奈與不堪。

徐則臣特別賦予川湘麻辣食物以文化意味。《王城如海》的小戲劇《城市啟示錄》中，海歸教授稱呼夫人、孩子為兩位外國人，要讓他們嘗嘗川菜館的水煮魚。國內、國際的身份裂隙與食物認同形成反差，水煮魚沉淀為教授的味蕾記憶，也是這個國家的記憶，所以他感慨：“我拿不出國籍、護照，我也在其中。我從未離開過。”雖著墨不多，但水煮魚恰是海外漂泊的味蕾記憶原點。而對小說主人公余松坡而言，水煮魚能夠給予他的不是刺激而是冷靜，在霧霾充斥的城市里，焦慮成為主導情緒，水煮魚的味道反能讓他獲得片刻安寧與歸屬感，同時對自己的過往進行反思。

從麻辣燙到水煮魚，川湘辣味食物與都市漂泊達成了文化審美的內在同構。徐則臣并非簡單書寫食物，而以世俗食物營造了特定的現實主義意味，寄寓著由飲食生發的審美意識與思想內涵。就現實而言，目前“在年輕一輩人中間，食辛辣的比重開始加大。同時，由于地方菜系內部的發展，川菜辛辣度有增加的趨勢” ③。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麻辣、越來越沸騰，21世紀沸騰的中國給予你不斷的刺激與思索。漂泊者的飲食不再為饑餓束縛，不再像余華、莫言、劉恒等小說中的困頓不擇食，也不像花街系列安定居住者恬淡安閑的飲食，而具有特殊的年輕人遠離故鄉、走向世界的激烈跳騰意味。在這個意義上，徐則臣的川湘辣味食物書寫，顯示出在世俗、寫日常的現實超越，呼應著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巨大現實，生發出別有意味的文化象征性。

動物肉食的理想欲望

從飲食結構來說，動物肉食與植物素食是食物的兩個大類。中國傳統文化中，肉類主要是權力享用食物，故有“肉食者鄙”說，肉食者由此與底層人群對立。就飲食文化來看，“肉食，以高質量和高集中度的蛋白質，較小體積就可以代替大量植物性食物，在所有的食物中鶴立雞群，備受青睞”④。現代觀念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肉食逐漸成為當代中國飲食結構中的支柱。但從權力視角來說，哪些人食肉，食哪一類肉，食多少肉，也是社會與時代變化的重要癥候，肉食因此與經濟狀況、等級地位密切相關。如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空口說燒肉，引得孩子們垂涎欲滴，毋寧就是食物匱乏、肉食誘惑的時代征兆。徐則臣也從不同視角書寫了動物肉食，但與余華不同，21世紀中國經濟飛躍發展，豬牛羊等動物肉食已進入尋常百姓家，年輕一代作家不再關注能不能吃肉，而是聚焦于吃哪一類肉，如何吃這些肉，關注肉食與人類情感欲望、理想命運的內在糾纏，揭示動物肉食對人類特殊的文化意涵，讓我們看到肉食塑造出的味覺實踐在文化、群體、年齡、性格等方面的映照，以及肉食寄寓的欲望、理想等特定意味。

《如果大雪封門》中，期待大雪封門而在北京放鴿子的南方人林慧聰，沒想到結識的伙伴竟是偷吃他鴿子的人。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在文化意義上，鴿子象征著和平；于南方人林慧聰來說，鴿子是居留北京、看到大雪封門的工具，也是理想的升騰與飛翔。而在漂泊北京的行健、米蘿眼中，鴿子不存在絲毫的附加意義，只是傳統飲食所稱的大補食物，是異鄉寒冬的物質慰藉，于是鴿子肉的口腹之欲、美味誘惑超越一切。敘述者“我”初吃鴿子，“從吃到的細細的鴿子脖還有喝到的鴿子湯里得出結論，勝過雞湯起碼兩倍。天冷了，鴿子身上聚滿了脂肪和肉”。口腹中的鴿子肉突破了日常習見的豬牛羊肉，在食物鏈條上，稀有、少見的鴿子肉馴化了“我”的味覺認知，鴿子肉食由此在敘事邏輯上與林慧聰理想的形成內在悖反。此后林慧聰來同住后，行健、米籮依舊投殺鴿子，林慧聰則哀嘆鴿子失去后理想的渺淡。而行健、米籮為了縹緲的欲望情感，還偷偷將鴿子送給女人，鴿子肉食形成耐人尋味的欲望鏈條。小說中，友好的林慧聰初見行健、米籮就帶來一只雞，雞和鴿子形成悖反的兩種食物。日常化的雞肉食物或許難再溫暖漂泊者行健、米籮的異化內心，他們并不珍惜同住友情，反而以友人的鴿子為女人獻祭。鴿子意象摻混著復雜的理想、欲望，從輕盈飛翔、盤中珍饈，再到女人口腹，小小鴿子承載著豐沛的審美與道德意涵。

徐則臣還將非同一般的動物納入小說食物譜系中，使敘事意涵走向特定的審美意境。比如老鼠，是人類食物結構中異類，少有人吃，吃老鼠的人也難免令人心生恐懼以至厭惡，但為表現特定人物，徐則臣書寫了愛吃老鼠肉的人物形象。《紫米》中，為藍家看守米庫的沉禾愛吃老鼠，并欺騙誘導孤苦伶仃的木頭吃了老鼠肉。二人看守米庫，為能經常吃到老鼠，就“用晶瑩的紫米喂飽它們”。陰險的沉禾最終奪回管家位置。隨后，沉禾與木頭吃到了三太太帶的鴨脖子，及至高級的紫米熨。沉禾在與三太太發生曖昧關系后又娶了藍家小姐。從開篇吃老鼠肉開始，陰險狠毒而又忍辱負重的沉禾即呈現眼簾。守著米庫而喜吃老鼠，徐則臣特意設置悖反性的食物習慣，讓食物系統不受待見的老鼠為沉禾所愛，并在其后的敘事架構中凸顯沉禾的暴虐與殘忍，與愛吃老鼠肉的飲食習慣形成內在一致，人物性格與故事核心主題由此水到渠成。

一般而言，豬牛羊、魚蝦蟹是生活常見肉食，但小說家為了故事主題、情節提煉等需要，常會設定特殊的動物肉食類型，讓人物性格在食物鏈條上印證自己。如前述鴿子、老鼠等動物類型，當這些動物進入食物鏈條時，往往暗示著小說敘事與人物行動的特定趨向。《蒼聲》中，為營救被批斗而困頓的何校長，父親殺死自家的狗，端上狗肉偷偷送給何老頭，狗肉成為動亂年代的情感寄托與良心見證。《成人禮》中，行健一廂情愿的愛情發生在驢肉火燒店，為追求女人，行健每天吃兩次驢肉火燒。驢子這樣帶著執拗性格的動物成為行健們的食物，也成為他追逐情感的見證，都市漂泊與曖昧情感混雜在驢肉火燒中。與之相反，《耶路撒冷》中，開頭初平陽一早跳下火車，遇到運河漁人老何，老何慷慨為初平陽做魚湯，還說做過白大雁湯給初平陽父親喝。老何強調這些都是“綠色”的，原生態的魚和大雁映照著動物與人類居住的關系，凸顯初平陽回到家鄉的特殊情感，與京漂小說的都市漂泊形成對比。不同動物肉食與人物行動、故事主題等，形成鮮明映照。

在動物肉食書寫上，徐則臣能注意人物理想情感的獨特呈現。前述鴿子、老鼠、驢肉等肉食，寄寓著小說主人公情感或理想境遇，以動物肉食來處理人物內在心理動向，看似敘事表層的食物書寫，往往可以品味體察到情感欲望理想等更深意蘊。反向來看，對動物肉食的拒絕，則表明人物性格心理的內斂與欲望的克制。如《耶路撒冷》中成功人士楊杰，深知“窮人一天到晚把肉掛在嘴上”，進而習慣吃素，“腸胃和其他器官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后來但凡吃肉“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撓他的胃，直犯惡心”，顯示著時代語境與商業成功人士對動物肉食的反向認知，揭示了成功人士楊杰的欲望克制，所以他對秦福小能止于泡椒。

植物素食與民間溫情

正如《耶路撒冷》中楊杰身上所呈現的，植物素食與動物肉食是迥然不同的飲食習慣，肉食、素食飲食背后，既有生活習俗影響，也是現代意識推動下的文化行為。成功人士楊杰，在經濟自由、吃所能吃、吃所想吃之后，卻退而求素，不僅與前述京漂們區別開來，也與《耶路撒冷》中愛吃紅燒肉的外鄉人景侉子明顯不同。楊杰由此達成飲食習慣的轉向，在吃素后“身心靜下來”。徐則臣特意書寫了小說人物的素食轉向，隱含著社會文化或生活時尚的新癥候，即21世紀以來，中國人的食物結構、飲食習慣發生了巨大變化，素食不僅成為富裕中產的時尚，還隱約改變了一些人的精神生活。楊杰素食后開始趨近佛教，水晶生意也轉向佛教小掛件等，昭示著植物素食與人的本性、生命本源的深度關聯。中國傳統文化中，素食多與佛教相關。佛教以慈悲為懷，慈悲對象及于所有生命，包括大小動物，所以倡導素食，以生慈悲之心。是故，《耶路撒冷》中楊杰習慣素食，不斷幫助朋友，其飲食與信仰因果關系昭然。

一般而言，素食要么是宗教因素，要么是貧困買不起肉。21世紀起，隨著中西文化交流加速，肥胖等健康問題凸顯，一部分人因身體健康、保護生態環境等原因而食素。但根本上，在傳統小農經濟、鄉土社會沉淀影響下，植物素食多隱含著田園牧歌式的溫暖情愫，這在《詩經》《楚辭》中麥黍、香草植物序列上十分明顯，折射出農耕文明的傳統意味。早年小說中，徐則臣特別鐘愛以植物命名主人公。如《石碼頭》中的茴香、花椒、白皮、木魚，《紫米》中的沉禾，《午夜之門》的水竹、鐵豆子、五谷，《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米籮、小花，《逆時針》中的小米，《花街》的紫米，《奔馬》的黃豆芽，《古代的黃昏》的紫英，《蒼聲》中的韭菜、大米、木魚，《失聲》中的青禾等。植物意象往往與被命名的人物性別、命運、性格息息相關，如《午夜之門》中，花椒就是潑辣率性的女性，《蒼聲》中的韭菜則是被幾個男生戲弄的傻姑娘，這既接續了中國傳統花草植物隱喻傳統，也為敘事營造出別樣意味。

正是對植物與大地具體而微的關注，書寫植物素食時，徐則臣特別嵌入了質樸素淡而深刻的民間情感。《花街》中，修鞋的老默，擺好攤子后即到藍麻子豆腐店吃一碗豆腐腦，不說話的麻婆知道老默喜愛在豆腐腦里多放香菜。老默死后，麻婆與老默的情感糾葛凸顯，老默在花街默默守望麻婆生活。見證麻婆流落經歷的祖母透露，麻婆也愛吃豆腐腦。素樸的豆腐腦既是老默和麻婆過往生活的見證，也是老默始終難忘的味覺記憶，簡單的男女情感融入豆腐腦。小說有意無意書寫了豆腐，卻塑造了麻婆和老默牽掛彼此的情感認同，豆腐腦不只是食物，還是過往共同的味覺經歷，在此意義上，豆腐腦已化身為鄉土質樸堅貞的情感符號。《水邊書》中，陳小多媽媽聽信偏方，說豆腐腦放花椒能治偏頭疼，也隱約傳導植物素食對人倫日常的潛在影響，與《花街》的豆腐腦有類似的文化意味，引導著讀者體味世俗生活的特有韻味。

徐則臣還注意書寫槐樹花等花草素食，從而有機關聯著人物性格行動。早期花街系列中，徐則臣總要在沿河岸邊別有意味地設置一些槐樹，讓主人公將槐樹花作為一種食物。如《午夜之門》《鏡子與刀》《水邊書》等小說，主人公總愛爬到槐樹上，以俯視視角觀看隱秘的行動，而槐樹花總會出現在手掌中、嘴巴里。《午夜之門》第一部《石碼頭》中，木魚爬上院子里老槐樹上“順手捋了一串槐樹花塞進嘴里”，時常“滿口花香”。與叔叔繼女茴香相識生活后，茴香總說想吃槐花，并認為槐花是石碼頭最好的兩樣東西之一，還讓木魚聞她吃過槐花后的嘴。民間文化中，槐樹代表著婚姻等深層意蘊，即“作為社樹的文化意蘊”⑤，槐樹巨大樹蔭即“懷”音的相通，喻示著特定情感導向。木魚與茴香都喜愛槐樹花，槐樹花的味覺沉淀為共同的情感，既是食物也是植物的槐樹花，確認了隱秘的男女情感，所以到第四部《水邊書》，茴香和木魚經歷磨難最終重逢，情感終得圓滿。作為文學敘事元素，食物槐花以符號化方式投射出豐富的情感意味。

與游牧民族養殖、狩獵等日常飲食明顯不同，中國以農耕文明、悠遠的鄉土文化為本。植物素食頗為常見，并寄托相應的審美情感。如李漁《閑情偶寄?飲饌部》便說：“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包含著對植物切近自然本源的農耕文化認同。因此，徐則臣書寫了不同類型與狀態下的植物素食，前述豆腐、槐樹花都以敘事元素潛在導引著故事發展，呼應著民間情感。此外，還以植物素食與城市語境反差來強化故事氛圍。《六耳獼猴》中，在電子城西裝革履上班的馮年不敢吃“我”買的烤山芋，“我”轉手送給馮年女同事。結尾馮年辭職回家，女同事再次提及烤地瓜好吃。鄉土食物烤山芋，城市上班族馮年卻不敢也不能吃，烤山芋承擔了故鄉鄉土的象征意義，隱含著飲食語境的內在對沖。面對隱含社會結構體系的不同植物素食，城鄉不同人群作出了自覺回應，植物素食由此以敘事動態方式傳導出人與物、鄉土與城市、當下與未來的多重關系。

主食飲品的時空對話

所謂主食，即可以即時滿足肌體功能的米面制品等，飲品則指茶水咖啡酒水等。在時空區隔下，主食與飲品具有相對穩定性，“有條件的情景之中是可以作為族群認同的一種符號”⑥。例如，中國南方愛吃米，北方喜食面，都愛喝茶葉、白酒，歐美則習慣面包、咖啡、葡萄酒等，主食飲品的文化差異昭然。不過，隨著中國匯入世界體系，不同主食飲品交流往來頻繁，主食飲品的選擇食用便顯示特殊的時空對話與交流意義。徐則臣特別注意米面主食、酒水飲品的這一特殊面向，注意以主食飲品書寫推動人物性格發展與故事情節演進。

長篇小說《北上》中有許多食物書寫，以不同食物折射地域與時代風情，喻示著歷史風云，如無錫小籠包、揚州千層油糕和翡翠燒賣、高郵米酒和小炒肉等，最有意味的是淮安長魚面。1901年，謝平遙在淮安遞交辭呈前特地吃了兩碗長魚面，就此告別觥籌交錯的官場，告別舊王朝，步入運河漂泊新生活。2014年，謝望和在淮安小飯館也吃了碗長魚面，回憶有關祖先謝平遙的描述，之后就投入電視節目《大河譚》。長魚面并非主人公隨便吃的主食，而是敘事發展與思想呈現的內在動力。長魚面建構了跨越歷史、見證運河的祖孫對話，暗示了幾代人對于運河文化的傳承，起到了潛伏鋪墊作用。時空流動中，徐則臣以相對恒定的主食隱喻運河的不變。“食物是一個有機系統，有機地融入它所屬的某種類型的文明之中”⑦，無論時代如何變幻、運河如何奔騰，作為飲食核心的主食始終難變。歷史風云盡皆在一碗面中，時空對話意味畢現。

系列長篇《午夜之門》第二部《紫米》凸顯了紫米主食，并設定紫米原料養生方式“紫米熨”，可謂別出機樞。小說中，幼年木魚最初的紫米記憶，是端午節婆婆買紫米包粽子，覺得晶瑩透亮的紫米真好吃。到藍家米庫后，木魚聽聞中藥湯與紫米熬制給貴客燙腳的紫米熨，便向往著嘗嘗。結果苦不堪言，香醇的紫米味完全被藥味淹沒。作為主食的紫米本系果腹之物，幼年貧困的木魚才覺得香味誘人。豪奢的紫米熨則是地位權力的象征，紫米喪失了食物功能，而具有反諷意味。在習慣老鼠肉食的木魚飲食習慣里，紫米已喪失了食用本源。結尾紅歌要給木魚做一頓紫米飯，與開頭木魚回憶紫米粽子形成呼應，溫暖、香醇的食糧才回歸。

源于植物的地域生態影響，茶葉與咖啡有著鮮明的國家邊界，地緣差異形成飲品認同的區隔。由古至今，東西方茶葉交易形成了茶馬古道、海上絲綢之路等，其背后的國家族群邊界尤為明顯，茶葉與咖啡飲用中蘊含特殊的文化認同。作為表現運河與中國百年風云的長篇小說，《北上》特別書寫了茶葉與咖啡，以飲品之輕微穿越文化認同之重大。意大利人小波羅喜愛茶葉，寄托著對中國文化的好奇與喜愛。行船運河，“小波羅坐在船頭甲板上，一張方桌，一把竹椅，迎風喝茶”。碧螺春、普洱茶各種茶葉盡皆品用，一邊喝還一邊學中國人模樣說“通了（透了），通了（透了）”，愜意之情狀與其對運河之好感好奇相互映照。

與茶葉相映照的是咖啡。小波羅讓邵常來煮咖啡，邵常來覺得這好像是一門多么艱深的技藝，其背后正是飲品的國族文化認同，咖啡這樣的外國飲品與清末中國社會反差畢現。邵常來初次偷嘗，苦澀滋味讓其咽不下又舍不得吐出來，還對孫過程說：“不就是個中藥湯嘛，叫什么咖啡！”味覺口感是族群認同、文化身份建構的起點，老舊中國的邵常來以味蕾感官體察著新異的西方文化。在其想象里，咖啡變成中藥湯，緩慢地流淌到胃里，苦一寸一寸地變成了香。中西文化不斷通過邵常來的味蕾進行著對話，他追問，“為什么非得在開始的苦和最后的香之間建立聯系呢”。作為文化差異最典型的地域性食物，茶葉、咖啡超越了國家民族邊界，匯聚到運河小船上，東方與西方借由食物飲品進行了恰切對話。

以帶有地域性的長魚面、茶葉、咖啡等食物書寫，來傳導敘事主題的文化對話，不僅拓展了小說主題意蘊，而且借由表層化的日常生活呈現，強化了敘事場域的多元內涵，跨文化食物因此顯示豐富能指。《耶路撒冷》中，假證團伙頭目易長安逃亡途中，與女友分別前，狂歡地度過五星級酒店最后之夜。狂歡起點就是飲食，他們在房間吃晚餐，“有上好的法國普羅旺斯的葡萄酒，有林惠惠喜歡的芥末三文魚、烤秋刀魚、松仁玉米、枇杷蝦、酸辣藕帶，有小林愛吃的東坡肉、雙層肚絲、荷包青椒、清蒸鯇魚”。中西薈萃，中日混雜，葷素全有，假證的暴利豪財支撐著亡命之徒的口腹享受，饕餮食物所掩飾的正是對未來的極大恐懼。這樣的食物書寫具有相當的心理溯源性，中外豪奢美食給予他們的并非安定的享受，反而加深了精神恐懼，主食飲品等書寫由此承擔了特定的敘事功能。

結 語

羅蘭?巴特曾以結構主義視角將飲食視為一個文化系統，若從文學視角審視食物及相關系統，則其“隱含的意義明確顯現出來”，可以“發現存在于表層交流之下的深層結構”。⑧徐則臣不同主題、類型的小說均對食物進行了貼合故事、人物、情節的書寫呈現，川湘辣味、葷素食物、主食飲品既承擔不同敘事功能，也表征時代文化的內在結構，喻示著人物性格、個體群體狀態的不同幻變。徐則臣小說的食物書寫，既與莫言《豐乳肥臀》、劉恒《狗日的糧食》以及余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前輩作家的饑餓敘事區別開來，也與韓國作家韓江《素食者》、孫頻《松林夜宴圖》等年輕作家不同隱喻的食物書寫相互映照，進而與之共同搭建起食物表征的權力關系、社會變遷、精神意識等宏觀文化結構，成為小說主題與敘事建構不可忽視的物件。

由于整個人類生活都“圍繞著追求營養這個目標在社會中發展而成”⑨，食物以隱形的文化密碼表征著社會與個體群體等不同意識。小說的食物書寫背后由此隱藏著諸多文化潛文本，它們既承擔著敘事交流功能，以習焉不察的方式導引指示著敘事發展，隱形塑造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與精神認知，傳達著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因此，小說的食物書寫看似閑筆，但類似徐則臣等諸多有心有為的小說家，總會在其間暗暗鑲嵌審美與文化意味的珍珠，食物從而以物的方式見證小說家的審美層次與思想質地，顯示其特定的敘事語法。是故，對小說食物書寫挖掘探究，不僅可以揭示社會、時代的內在變化，而且在文學審美、敘事結構等方面也極富深意。或可以說，小說的食物書寫是一個新的文學社會學課題，本文就此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學者能關注不同敘事文本的食物書寫，關注我們生存的物質基點。

[本文為江蘇高校“青藍工程”人才項目資助成果]

注釋：

①武田田：《食物、食人、性與權力關系——安杰拉?卡特20世紀70年代小說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

②③藍勇：《中國飲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

④楊明華：《飲食人類學視野下的肉食消費與文化生產》，《美食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吳昌林：《從“槐”字語源探析看〈南柯記〉“槐樹”文化意蘊》，《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⑥徐新建、王明珂等：《飲食文化與族群邊界——關于飲食人類學的對話》，《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⑦Barthes R. Toward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Counihan C, Esterik P V. Food and Culture: AReader.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29，轉引自祁和平、袁洪庚《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裸體吃中餐〉中華裔美國人的文化焦慮》，《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⑧祁和平、袁洪庚：《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裸體吃中餐〉中華裔美國人的文化焦慮》，《蘭州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

⑨Carton A. Food//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William McNeill, ed. Great Barrington: Berkshire Publishing,2005: 757—763. 轉引自祁和平、袁洪庚：《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裸體吃中餐〉中華裔美國人的文化焦慮》，《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作者單位：李徽昭 揚州大學文學院 鄭妍 江蘇理工學院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