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叫一聲母親
九十年前，河北冀縣伏家莊村北有棵大槐樹。由于樹齡年代久遠，大槐樹的根部形成了一個洞。每當夜深人靜，便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腳步輕盈地來到槐樹下。兵荒馬亂，吃過晚飯，莊稼人便早早地上炕歇息了，河北平原的夜色漆黑而又靜謐。她警覺地觀察許久，然后彎腰在大槐樹根部的洞里放一塊土坷垃或一塊磚頭。
她就是共產黨員劉玉芳。冀縣位于冀南平原腹地，劉玉芳的家是冀南地區黨組織的聯絡地點之一。如果她在樹洞里放一塊坷垃，代表平安無事，同志們可以放心去她家。如果放的是一塊磚頭，則代表有情況，不能進家接頭。放好暗號，她還要再觀察一番才悄悄離去。無論是警覺的神情、有條不紊的動作，還是悄無聲息的腳步，你絕對看不出這是一個沒有上過學、纏過小腳的普通農村婦女。
劉玉芳是土生土長的冀縣人。1903年出生于縣城北關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嫁到伏家莊。丈夫名叫胡燦章，小學畢業，在當時的農村算是文化人。胡家祖上是富戶，到胡燦章這一代雖然家道中落，但一家人勤懇務農，日子還算寬松。劉玉芳原以為和大多數的農村姐妹一樣，生兒育女，平平淡淡一輩子也就過去了。命運的改變，是因為村里來了一位叫李力的教書先生。1931年，18歲的李力在天津加入中國共產黨，秘密活動在津浦鐵路線上。第二年年初，受黨組織派遣，李力回到家鄉冀縣，以教書為掩護開展黨的活動。因為學校距離劉玉芳家很近，彼此經常來往。這個年輕的教書先生樸實熱情，在和劉玉芳夫妻聊天時，他講的一些道理這對農民夫妻聞所未聞，但事后回味又覺得確實對頭。時間長了，胡燦章也去學校串門，并在李力的住處看到一本小冊子。在如饑似渴地讀過之后，他明白了李力是什么人，共產黨是什么黨，并把一切都告訴了妻子。夫妻倆鄭重地向李力提出：我們也愿意加入共產黨。在報經中共直南特委批準后，1932年劉玉芳成為冀縣歷史上第一個女共產黨員。接著，他們三個人組成了冀縣的第一個中共黨支部，李力任支部書記。1932年年底，已擔任中共冀縣縣委書記的李力，不再兼任伏家莊黨支部書記，由劉玉芳接任。這樣，劉玉芳又成了冀縣的第一個女支部書記。
這個時候的劉玉芳雖然還講不出很多道理，也知道自己不能像李力那樣，如一盞燈照亮別人，但她有信心做一滴燈油，讓共產黨這盞燈更亮。
1933年開始，組織上把聯絡地點設在她的家里，同志們一到，全家都忙活起來。劉玉芳燒水做飯，孩子們出去放哨。她還給那些終日為革命奔波的同志們買布做衣服，那些經常到她家聯系工作的同志，幾乎都穿過她做的衣服。為籌集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她先后賣掉家中的八畝土地。后來中共冀（冀縣）棗（棗強縣）工委在她家設立了地下印刷所，劉玉芳負責裝訂。雖然她不識字，但是耳濡目染，對革命的道理懂得越來越多，胸襟越來越開闊。1937年8月，國民黨軍隊向南撤退時，在鄰縣棗強的一個農民家中留下了三支步槍。那時候抗日武裝正在壯大，人多槍少，太需要這三支槍了。組織上摸清情況之后，來同劉玉芳夫妻商量，告訴他們，要想拿到這三支槍，需要三百塊錢。用不著講什么道理，劉玉芳夫婦明白這件事的意義，當即表示：“多少錢也要買，賣了房子也要買！”他們賣掉祖傳的十二間房，賣得500塊現洋，用其中的300塊買下了三支槍。在劉玉芳的支持下，丈夫胡燦章帶上三支槍去太行山，參加了八路軍。望著丈夫的背影，望著過去屬于自家的房屋，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為了黨的事業，家產算什么。
在生死關頭，她寧可咬碎牙也決不屈服。丈夫走后的第二年2月，劉玉芳生下了第三個孩子。產后僅十天，她也離開家，到南宮擔任了八路軍冀南區婦救會宣傳委員，走上抗日第一線。1939年2月，日寇占領了南宮縣城，劉玉芳隨冀南區黨政機關一起，撤退至威縣農村，堅持游擊戰爭。1940年深秋，劉玉芳住在宏曲村，因為漢奸告密，她被日寇逮捕關押到威縣城里。棍棒打、皮鞭抽、灌辣椒水、踩肚子，敵人對這位柔弱的女子用盡酷刑，輪番審訊十多天，劉玉芳始終堅不吐實。八路軍在哪里，共產黨在哪里，半個字也沒有說。最后，經過組織上努力，由宏曲村村長出面擔保，說劉玉芳是自己的妻妹，是由冀縣來威縣探親的，并給漢奸送了錢，劉玉芳才被釋放出來。這個面容清秀，在許多人眼里似乎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共產黨員，面對生死考驗，從來沒有眨過眼睛。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一些敵視共產黨的人蠢蠢欲動，當面威脅劉玉芳：“摸摸你頭上的腦袋吧。”劉玉芳輕蔑地一笑：“看看誰先丟了腦袋！”
只要是黨分配的工作，不論做什么事，她都用心做好。今天的人們聽到“鋤奸反特”，一定覺得非常神秘。沒錯，這項工作不僅神秘，而且驚險。1942年秋天，經歷過“五一大掃蕩”之后，我們迫切需要打擊那些認賊作父的頑固漢奸，凈化抗日環境，振奮群眾精神。組織上把劉玉芳派回冀縣一區擔任組織委員兼婦救會主任，負責幾個村的鋤奸反特工作。那是抗戰最艱難的時刻，碉堡林立，敵偽猖獗。別說鋤奸反特，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不容易。劉玉芳膽大心細，她以串親戚的名義，走村入戶，搜集線索，核實情況。確認無誤后，將情報轉告敵工隊，由敵工隊實施鋤奸行動。其中伏家莊漢奸胡大盛出賣過兩名八路軍戰士，并向敵人密報我抗日村長胡廣民，導致胡廣民遭敵人圍捕，投井犧牲。我敵工隊召開了附近六個村莊群眾參加的公審大會，處決了胡大盛等罪大惡極的漢奸分子，大快人心，極大震懾了敵偽人員。“打敗日本強盜”怒吼聲再次響徹平原。
她任勞任怨，一切聽從組織安排。1947年冀縣一帶的土改工作已經完成，局勢穩定下來。區委經過研究，覺得劉玉芳沒有文化，又是小腳，對于開展新時期的工作有些困難，便動員她回了家。劉玉芳沒有絲毫怨言。雖然重新成為農民，但她始終牢記自己和其他農民不一樣的地方在于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名經過戰爭考驗的共產黨員。只要是黨號召的事，她依舊走在最前列。從1947年回村，到1987年去世，她和所有的農民一樣，靠勞動吃飯。40年間，她沒有向組織上提過任何要求，沒有要過任何待遇，沒有享受過一分錢的補助。當年那些和她編在同一個支部，或者經常到她家聯系工作的同志，新中國成立后有省委書記，有開國將軍，但她沒有給任何人添過麻煩。生活困難的年代，也曾有人問她為何不去找找那些老戰友，要一點待遇。她說：說到老戰友，我第一個想起我的入黨介紹人李力。那么有水平，那么能干，那么年輕就擔任冀南區的黨委委員、武裝部長，犧牲的時候才29歲，他向誰去要待遇？
我第一次知道劉玉芳，是1982年，那時候她還健在。40年來我心中常常浮現出她的形象。然而，當我真的想要寫寫她的時候，卻查不到她有過什么豪言壯語，干過什么驚天動地的業績。但是，靜下心來溫習我們黨的歷史，不就是許許多多諸如劉玉芳這樣的共產黨員，像母親一樣用乳汁滋潤了我們的事業嗎？
許多村民已經不記得村北有棵大槐樹。劉玉芳生前的院子因為沒有人住，顯得荒涼，但院子里的棗樹、核桃樹依舊生機勃勃。老人的墳墓就在村子東南角的集體墓地里。穿過一條季節性的小河，一上河沿就可以看到孫輩為她樹立的墓碑。墳墓旁邊有高大的白楊樹，樹下遍地芳草。在向老人彎腰鞠躬的一剎那間，我心中涌起一陣莫名的激動，好想叫一聲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