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孫宗慰
“心影馨香——孫宗慰繪畫主題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了，我和妻子張平良是一定要來參觀的，因為孫宗慰先生是我們倆的恩師。
1948年，我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系；我的妻子比我晚一年入學，詹建俊、靳尚誼、郭紹綱和她同班，她是班長。我們倆先后跟隨孫宗慰先生學畫。
徐悲鴻校長特別重視一年級的教學，他認為這入學的“第一口奶”一定要吃好，所以把最得力的師資安排在一年級。當時，我們的專業課教師是董希文、艾中信、孫宗慰三位先生，韋啟美、戴澤是助教。
孫先生為人內向，平日里少言寡語，他說話的聲音很低，給人的感覺很溫和。那會兒他尚未結婚，住在東城區五老胡同的教工宿舍，我和同學蹇人斌（丁午）、周光玠、程國英去過好幾次，他總是笑瞇瞇地接待我們。記得他為我交過一次伙食費，后來我去還錢，惹他不高興了——孫先生覺得我見外，生我的氣。
孫先生也不光是溫和，他教學時會很嚴厲，無論是布置作業還是評分評獎，他始終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有一次，恐怕也是我記憶中的唯一一次，他發火了——我們班的一位男同學與音樂系的一位女同學熱戀，為此經常曠課，該修改的畫稿一筆沒動，人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能孫先生早就發現這個情況，一天，他拿起那位同學的畫板，打開教室門，將畫板扔到走廊里。那畫板叮當作響，可怕極了……
很可惜，我們只聽孫先生的課，對他的藝術成就一無所知。畢竟沒有畫冊，連展覽也不多，偶爾舉辦一次教師畫展，孫先生便拿出一幅作品參展。我們并不了解他是“熱血青年”——抗戰初期，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習的他便參加了戰地寫生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我們更不了解后來他跟著張大千跑到大西北，在甘肅、青海進行藝術考察，用畫筆描繪當地人的生活。總之，我們多看到他溫文爾雅、沉默寡言的一面，沒有感受到他內心涌動的火熱激情。
1952年，我畢業了，大概在那段時間，伴隨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孫先生調到中央戲劇學院任教。他繼續埋頭工作，由于不善交際，參加社會活動的次數就更少了，何況那時的運動一個接一個，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我也沒有再和孫先生見面。
直到“文革”結束，在中山公園的一個畫展上，我和孫先生終于見面了。見到我，他不再看畫展，拉著我的手往外走，到唐花塢西甬路尋一個長椅坐下。我們坐了很久，并沒說幾句話，他一直拉著我的手不放，我只覺溫馨。事后我想，孫先生可能在回憶當年十八歲的“小楊先讓”在他班上學習的情景，而今，楊先讓已經與他教過的女學生張平良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還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他在感慨世事的變化，又不愿言說，就默默地待著。
1979年5月，孫先生病故了。此后，我參觀過幾次他的展覽，他的油畫功力深厚，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水墨線描也技藝精湛，特別是臨摹敦煌壁畫的那批線描。孫先生真是深藏不露的人。
談起徐悲鴻院長和他組成的教學團隊，那真稱得上中國美術界的“脊梁”，我們是在他們的悉心培育下逐漸成長起來的。想一想吧，吳作人、蕭淑芳、王臨乙、滑田友、宋步云、李苦禪、王青芳、蔣兆和、李瑞年、馮法祀、艾中信、孫宗慰、宗其香、李斛、韋啟美、戴澤，這些都是徐院長的學生；還有徐院長特邀的、與他一同前來的葉淺予、李樺、李可染、董希文、常任俠、王遜、周令釗；更有大名鼎鼎的齊白石以及從解放區來的王式廓、胡一川、羅工柳、張仃、王朝聞、蔡儀、艾青、江豐、古元、彥涵等。對我們來說，有他們和沒有他們大不一樣，他們是前輩、是師長、是“牧羊人”。能夠得到他們的指導，我們感恩，我們幸運，我們自豪。
這次，孫宗慰先生“重返”中央美術學院，意義重大。很多作品我是初次見到，尤其是他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時下鄉、下廠畫的巨幅寫生，我看后感動不已；還有1946年他跟隨徐悲鴻院長到北平后，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創作的一批油畫，有不少從未公開展出過，真是深受震撼。他不愧是徐院長的優秀門生，不愧是徐院長教學團隊中的重要一員。只可惜侯一民、詹建俊剛剛走了，否則他們也會來向孫先生致敬的。
我已經九十三周歲了，深感人一生經歷的事、遇到的人，皆是一個“緣”字在起作用。能夠與孫宗慰先生相遇，真的是三生有幸。由衷感謝孫宗慰先生，是他給了我藝術道路上的“第一口奶”。
